中国的价值观

黄景昉是“崇祯五十相”之一，其仕宦经历自编修以至宰辅，与晚明政局的演进近乎相始终，是天启、崇祯朝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本书在充分利用黄景昉存世著作的基础上，考证还原了他的人生经历，并从黄景昉个人的视角呈现晚明纷繁丛脞的时局及其为挽救王朝危局所作的努力。同时，由于黄景昉长期任职于明廷中枢，并深受晚明经世史学、实证史学思潮的影响，其存世著作的记载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明清之际的政治史、制度史、

本书对3600件（套）未曾刊布的契约文书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将区域性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通过田宅交易相关数据和案例的梳理与分析，初步揭示了江西地区地权结构的特点，透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丰富对江西地区独具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交易习惯、民间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目前所见唯一以江西地区田宅契约文书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系统研究成果。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

少数民族乡村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面临“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等现代乡村文明建设重任。对此，少数民族积淀深厚、丰富灿烂的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是乡村振兴植根的文化沃土与内生资源。而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则在于“创造性转化”。本书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探索性地建立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体系。其中，着重运用民族国家理论与国族理论，同

该书试图系统讨论蒙古镶蓝旗人督抚锡良，在四川、云贵、东三省的新政改革思想与具体实践。作为清末一名旗人督抚，锡良对国家前途命运注入何种运思，其新政改革作为与成效究竟如何？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是本书的基本思路。本书即以锡良履历为经，以新政举措为纬，旨在从实证角度全面系统地还原锡良新政改革的思路与实施情况，展示督抚作为与省域新政改革成效的关系，凸显清末新政改革的困境所在，进一步彰显清末政情特色，从而裨益于

本书充分利用解密档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中国革命的外部环境即国际大背景切入，全面考察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所给予的影响和作用。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及作用由于受联共（布）内外政策的左右而呈现出双重性，本书尝试探究了共产国际有此双重性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客观地展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影响的程度，特别是对毛泽东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本书通过对湖南、四川多地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入调研，搜集、整理了大量一手资料，对“党政统合”“一核多元”的基层治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在厘清基层治理制度变迁的基础上，着重从“纵”“横”两向分析了基层治理的体系建构、运行机制和能力建设；通过辨析目前基层治理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基于系统化的视角提出实现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对于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理

本书主要勾勒了唐代户籍编造的概貌。武德、贞观时期是唐代户籍法令颁布、各类户籍文书出现并依法编造的初期。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是唐代户籍编造的顶峰，户籍法令得到有效的调整与维护，户籍编造十分频繁。尽管存在地域与时代差别，唐前期一直致力于户籍编造。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局，其对户籍编造周期、户等审定及编造政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本书作了两项个案研究：一是编户民年龄——“籍年”的概念与其具体统计、功用；

本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路径、动员机制、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等，展示了巾帼群英的丰功伟绩，对后续研究进行了思考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