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上）

本书从君主支配、道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两个议题入手，探析宋王朝形态的特点。上篇先从史料中提炼了“枢机”与“委托”两种中国古代君主支配的基本模式，进而用“双重委托”概念为南宋晚期政治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下篇将道学政治理论分为“明明德”“新民”两截，分别探讨其对南宋政治实践的影响。

本书从列卿、宗室、民间信仰和地方社会管理四个方面对汉代国家统治方式进行了探讨。首先，从汉代列卿的内涵、渊源、选任以及对廷尉等卿职的个案考察来分析中央职官的设置特点；其次，从两汉国家对诸侯王和普通宗室群体优抚与控制措施及宗正的职能来观察汉代宗室管理问题；再次，通过民间信仰的特征、与地方行政机构的互动，以及东汉皇权与谶纬的联系来探究汉代信仰与政治间的关系；最后，汉代国家对居住区形态、民间秩序、社会事务

言语传播在清末的勃兴究竟具有怎样的媒介文化意义？透露了什么社会讯息？这些一直是传播史学界极少触碰的领域。本书聚焦清末的宣讲与演说活动，以清末社会变局为背景，探究言语传播兴盛之原因和这种媒介现象本身所蕴含的时代特征。在系统梳理清代宣讲与演说传播的内容、面貌、特点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透过这两种言语传播形式在清末剧烈变革的表象，揭示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及人际交往关系之变，进而探索传播媒介进化与社会结构、社会

本书运用文献学与经学史相结合的方法，对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考辨了杜预的生平与著述，编撰出详尽的《杜预年谱》；对《春秋经传集解》的书名、成书时间及编撰方式等问题作出了新解答；归纳了杜预注解《春秋》《左传》的基本方法与特点；深入解析了杜预以“《左传》解《春秋》”这一理论的产生原因、基本构造及实际施用等问题，再现了《左传》杜氏学的义例体系。作者以扎实的文献考析为基础，以解决《

从心态入手，立足文集与史料，将个体、时代、社会、文化相结合，来探讨士人的交游、活动、思想与创作实绩，是作者研究的重心与理路。书稿上编是关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结社研究，下编是古代士人心态与思想文化的论题研究。

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晚清如何一步步走向失败？内部变革、外部战争、思想碰撞、外交压力……一部全球视角的晚清史。19世纪末的清帝国尝试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应对危机，却连续失败，并在世纪末导致一场国家参与动员的义和团运动。与此同时，东亚格局彻底转换，中国遭遇日、俄直接压迫，西方各国在清廷的不断失败和排外浪潮下重新审视对华关系。改革派或流亡海外，或图谋下一场新政，革命者则彻底来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李礼以全球

正始，是曹魏第3位皇帝曹芳使用过的年号，起于240年，止于249年。正始十年即249年，这一年四月曹芳下诏改年号为嘉平，正始十年只存续了3个多月。不过，就在这约100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影响到之后几年、几十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本书聚焦于正始十年（249）前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探察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政变的前因与后果，在不放过历史细节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本书无意为司马懿父子翻案或“洗白”，而

1906年2月22日，江西南昌知县江召棠应法国教士王安之之邀，到天主堂赴宴，其间咽喉为利刃所伤，从而引发了二月初三日民众焚教堂杀教士之事。该案是晚清最后一个重大教案，亦是清末受人瞩目的涉外公共事件之一。案件涉嫌“教士戗官”，真相扑朔迷离，在排外思潮与媚外论说两种力量的历史交会点，激发了中外舆论的轩然大波。本书考察和分析了各种相关叙述文本，从事实、认知与言说三个层面完成对这一历史事件深度和立体的诠释

回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社会史兴起于前十年，概念史凸显于后十年。社会史探究文本背后的情境，概念史聚焦于文本的语言与结构。本书四编十二章，第一编考察清统治下的满汉关系，第二编爬梳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第三编以宗教为视角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四编涉及历史认识的方法问题。作为诠释中国“近代”轮廓的实证研究专著，本书认为，社会史方法与概念史方法的交互使用，不失为摆脱形而上学纠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