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视域下的五四小说流派

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主要以区别开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又利用了两个学派的资源而著称。本书认为其核心在于以福柯的权力思想来阐明文学活动，以此作为不着边际的历史主义真正走入现实的标志，也是形式主义走出语言牢笼的关键。在对“莎剧以及“英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具体枇评中，肯定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三个艺术生成维度相通的权力博弈关系，并在这些节点所形成的诗学“振摆”空间中表达其文学批评的整体理念。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诗歌史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诗歌大量以声音、表演、跨媒介合作等形式呈现，突破了以印刷文本为核心的传统诗歌体制。这既是当代多媒体技术条件下诗歌沿先锋、实验路径的变革，又是诗歌古已有之的“活动基因”的释放。纽约派诗人正是这场诗歌转型中的先锋代表。本书以其诗歌朗读、诗歌—剧场、诗—画、诗歌—电影、诗歌—音乐合作等为考察对象，在研究过程中提出“活动诗歌”概念，并对纽约派活动诗歌的复杂谱

本书以中国的俄苏文学学人作为研究对象，力图梳理呈现俄苏文学学人群体的地域分布、研究方法以及时代特色等特点，同时采用群体考察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戈宝权、高莽、吴元迈、刘文飞、周启超五位学者进行个案分析，这五位学者分别侧重不同的研究方向，体现不同的研究个性，展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之间的学术传承。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为俄苏文学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并为以后的学人研究提供一种参照。

扎伊采夫（1881—1972）是俄罗斯白银时代侨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也是20世纪初俄罗斯新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家。扎伊采夫的创作体裁广泛，题材多样，为透视俄罗斯域外侨民生活与文化、反思俄本土的文艺走向、追忆俄罗斯文学经典等提供了珍贵的艺术材料。本书选取扎伊采夫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艺术特色和主题意蕴，考察这些小说里具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特色的成分，以及精神现实主义的特征，

文学关注“人”，特别要表现人的“三性”，即：“兽性”“人性”与“神性”。设置“神性”的标准，不是为了达到“神性”，而是为了获得“人性”，不至于处身“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表现“人性”，总是不能离开“神性”的立场；文学是“人学”，总是要有“神学”的参照。这是文学的魅力。本书认为，相对于“启蒙”“革命”“批判”“生存”等现实主义要义，当代中国文学的力量也源自神学精神层面的“博爱”，“博爱现实主义

当代中国诗歌70年的历史进程，如果以价值建构和史实面貌特征为标准，应划分为“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6）、“社会主义调整期”（1977—1991）和“后社会主义时期”（1992—2019）三个阶段。它们有前后传承的历史关联，也表现出文学自身的独特性。传统的诗歌批评史通常采用“以史带论”的史学观和分析模式，这种模式当然有历史感和说服力，但也容易抑制小说批评史的独特性，尤其容易忽视批评的主体性

本书以原型意象为逻辑起点，建构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性理论体系，并以此阐释满都麦、南永前、张泽忠和阿库乌雾四位作家和诗人的文本，不仅概括了多民族作家创作的经验，而且衍入地域文化阐释和文化人格建构的义域，指涉中国古典文论与文艺学、叙述学及文艺心理学的融通和互渗，从本土化的意义上尝试中西文化的结合。本书的理论价值：（一）描述了从本体到主体、到客体对象乃至文化文本的哲学进程；（二）解构了张扬矛盾冲突、

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在朝鲜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它是韩国和中国文学史上一笔珍贵的遗产。本书按“离乡和思乡、扎根和融合、对峙和斗争、妥协和逃避”四类主题对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进行分类研究，并深入剖析各部分的文学主题、结构模式和艺术手法，力图推进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本书在梳理晚明诗歌演进的基础上，从诗人心态的角度探究晚明诗歌的发展轨迹，论析晚明诗风由“复古”走向“性灵”的原因及晚明诗人对“师心”与“师古”的反思，并论述了明末爱国主义诗歌的创作情况。本书重点研究晚明主流诗人心态对诗歌走向的影响，以便准确把握晚明诗风的传承与新变。此外，本书还从晚明女性意识觉醒角度出发，对闺阁女性、青楼女性及“女山人”等创作群体进行深入剖析，总结了晚明女性诗歌发展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