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少年忆同窗

我与韩涌忠，是安庆同乡。但我们幼年时，一个在安庆，一个在上海，是本不相识的，是抗日战争的洪流把我们卷到了一起。在皖南屯溪，我们同窗数载，谈诗论文，颇为融洽。以后又有着一段不生常的革命友谊，长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忘却。因他英年早逝，少年时代的这段情谊，只有在梦中才能重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就读于屯溪的江苏镇江中学。有一年，班上来了个新同学，中等身材，四方脸，白净的皮肤，乌黑的头发，眼睛不大，但两撇眉毛却分得很开。我虽不懂麻衣相术，但听人谈起，双眉离得很远的人，心胸比较开阔，为人比较豁达，较好相处。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他产生了信任，并由此而接近，以至成了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他从小就有叛逆性格，对家庭要他就读于教会学校很为不满，尤其对洋牧师向小学生灌输教义和强迫他们做祈祷更为反感。他常在做祷告时和同学们口中念念有词：“上帝爱我小白脸，我爱上帝大洋钱。”以示嘲讽和反抗。

一九三七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沦陷。洋牧师悄悄逃跑了，韩涌忠着实高兴了一阵，以为从此可以摆脱被强制信教的烦闹。没想到日本帝国主义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还进行着文化侵略，在学校里推行奴化教育，这使他重又陷入悲愤之中。从学校回来，他不是沉默不语，就是无端发火，他的父母也因此感到十分不安。

知子莫如母。当他的母亲了解儿子不愿在敌人铁蹄下做亡国奴后，老两口于是作出痛苦的抉择，留下他们自己在敌占区，把孩子们送到后方去。韩氏三兄弟冲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来到皖南山城屯溪，长兄经商担负起赡养兄弟的担子，韩涌忠和弟弟继续升学，三兄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韩涌忠天资聪颖，记忆过人，看过的诗文，均默记于心，随便引用，尤其对古典文学造诣较深，喜作旧体诗词。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都喜欢骈文，可惜他的这些作品随写随弃，未能留下，是一件憾事。在我们相知相相的那段时间里，共同的文学爱好把我们的友谊推进了一步。在我和一些文友创办《星之海》文艺半月刊时，他虽未给刊物写稿，但他对这个刊物的宣传是不遗余力的，他家的商店就是《星之海》的一个代销点。有时，要付印刷费，不等刊物卖掉，他就把钱送来了。

这位同学看似落拓不羁，但从不随波逐流，对国统区的黑暗腐败，他内心是深为不满的。他经常痛斥时弊，语言讽刺，令人印象深刻。早在屯溪上学期间，这个貌似散淡的人，就已接受了进步思想，在政治上有所追求：他和班上的另一位同学程能荣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党在白区还处于秘密状态，这件事是我后来才逐渐了解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我们在屯溪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天，我们买了酒菜，邀请了几位要好的同学，大家一方面为庆祝，另一方面也借此话别。因为高中已经毕业，不久，大家都要离开屯溪各回原籍。到底都是青年人，好像抗战一胜利，慷慨激昂的劲儿就上来了，仿佛什么都好了，脑子里想的尽是升学、理想，仿佛前途一片光明。此时只有韩涌忠在人们酒酣耳热之时，发出了不容乐观的警语，有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

人生何处不相逢。不久，我们又在上海见面了，大家都进了大夏大学，而且住在同一个寝室，我念经济，他学土木工程，遗憾的是，我们谁也没有去学文学。在大夏，他与程能荣等接触频繁，社会活动很多。有一天，他把我带到校园里栗坦丽娃河对岸的僻静处商量办一个刊物，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向同学们宣传进步思想，只有程能荣、他和我等少数几个人参加，我们把这个刊物取名《新垦地》。

从此以后，我被他们吸引，参加一些进步学生的集会。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我们在傍晚赶往徐家汇上海交通大学，那里已集合了全市各大学的学生代表，举行“五四”营火晚会，主题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民主、要和生”，揭露国民党撕毁和生协议，悍然发动内战以及镇压进步学生的真相。交大同学控诉了反动军警在该校以抓共产党为名残杀进步学生史霄雯、穆汉祥（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罪行。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些女同学失声痛哭，会议在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结束。在返校路上，韩涌忠告诉我，这个晚会是民青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组织召开的。

这一年，发生了英帝国主义不顾香港九龙民众的反对，强行拆毁并焚烧我九龙同胞房屋，造成重大伤亡，震惊中外的事件。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市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声援港九同胞、抗议英军暴行的游行示威。我们西区的几个大学（圣约翰、大夏、大同、交大）的同学，早上就出发，浩浩荡荡向外滩进发，和全市学生一起在英国驻沪领事馆对面的黄浦公园门口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派出代表向英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面对愤怒的中国人民，英国领事闻风丧胆，紧闭大门，不敢露面。

上海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支持了解放战争，在国统区开辟了对敌斗争的第二战场，对敌人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国民党对此十分恐惧。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上海全部大学，强迫学生离校返乡。在解放大军节节节利的形势鼓舞下，一部分同学留校坚持斗争，一部分同学暂时疏散到上海亲友或同学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护厂护校。就这样，同寝室的土木系的韩涌忠和江景波都住在我家。江景波是新加坡归国华侨，家里再三来信、来电催他回去，出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地下党考虑他是无党派人士，没有政治色彩，又是土木系的高材生，理工学院的状元，准备让他出面担任大夏大学应变自治会主席。党派韩涌忠做好了他的工作，所以他才没有走。白天，我们各自看书学习。吃过晚饭，就聚集在我家假三层的小阁楼上，紧闭窗户，放下窗帘，我们几个人聚精会神地收听解放区新华广播电的（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中央人民广播电的）的广播。从无线电波中一次次地传来了辽沈、淮海、生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胜利渡江南下、三面包围上海的捷报。这些消息使我们无比兴奋，也使我们确信人民的力量是所向无敌的。尽管反动派还在作垂死挣扎，马路上还呼啸着抓人的囚车，但是我们无穷畏惧，已经准备着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为了防止敌人破坏，组织工人、学生护厂护校，斗争非常激烈。韩涌忠有时很多天不来我家。但有时候，他又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疲惫不堪，倒下便睡，睡够了就又爬起来饱吃一顿，然后精神抖擞地出门。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的前一天，上海街头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国民党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班狗男女，地着卡车，吹吹打打，庆祝上海前线“大捷”。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已突破长江天堑，在上海市区人们已能听到隆隆的炮声，铁路已被控制，敌人纷纷从江湾逃窜到吴淞，然后从海上逃跑。我们因收听了新华社的广播，又在虹口地区耳闻目睹国民党仓皇逃走的狼狈相，觉得他们还想欺骗老百姓，真是愚蠢之极。我和韩涌忠看到国民党这种拙劣的表演，相对会心地笑了。

上海解放了，大学复课了，我们又都回到学校。这时党组织公开了，韩涌忠工作更忙了，他以党员身份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动员江景波和我参加一些社会工作。后来，江景波担任土木系学生会主席，我也担任了经济系学生会主席，在以后的全校选举学生会执委会中，我被选为大夏大学学生会执委兼宣传部长。

一九五○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治好淮河”的号召，韩涌忠和江景波等土木系的同学都去淮北参加了这个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他们下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的验，特别像江景波这样的华侨子弟，我真替他担心。没想到他们既过了生活关，又在思想上、业务上得到了锻炼，江景波回校后还入了团。高校院系调整时，大夏大学土木系被并入同济大学，江景波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曾经参加过包钢等大型钢铁企业工程建设，还参与火箭发射基座的设计，出版了不少专著，有的还被列为高等院校教材。他在“文革”中历经磨难，新加坡家中七次来人，为他办好了出国定居的手续，但他热爱祖国之心不变，仍坚持留在国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他被人们誉为同济大学的“牧马人”，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评为上海市模范党员，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后又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韩涌忠从同济大学毕业后，调到铁道部工程局任工程师。此前，我因工作需要，提前从大夏大学毕业，分配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委任秘书，留在上海。他临行前曾来我家，向我们辞别，我的母亲特地做了几样家乡菜为他饯行，并劝他找个对象早日成家。他却摇头，说此去主要任务是到祖国边疆修铁路，那里是人迹罕至之地，娶了老婆岂不连累别人随之颠沛流离。其言大有“轻装简从任漂泊，西出阳关不复归”的味道。我们有点黯然。

第二天，我到车站去送他，土木系的许多同学早在那里，我忽然发现送行的同学中有一位女士好像不是他们系的，这引起了我的怀疑。后来在通信中我提起此事，他承认那是在地下斗争中结识的朋友，还没有论嫁娶。我很高兴，这只漂泊的船，终于有了可以停靠的港湾。

不久，收到韩涌忠从新疆寄来的信，说铁道部派他去修兰新铁路（兰州至乌鲁木齐）。在吐鲁番，他亲眼看到了《西游记》中写到的火焰山。新疆的民族风情和风味食品，使他大饱眼福也大饱口福。夏天那里的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最好的办法是找一块木板搭在水渠上，躺在葡萄架下休息，那里的葡萄令人垂涎。他给我寄来了一大包葡萄干，粒大、肉厚、味甜，是外地所见不到的。

五十年代末，我们二人先后离开上海，奔赴大西北。应该说，我们都是建设西北、开发大西北的先行者。他在信中说：他时时梦到屯溪，很想和我相约回去，重作少年游。他说，人到寂寞时更会激起乡愁，“离恨恰如春草，渐行渐远还生”。他还说此生唯一的心愿就是再去皖南小住，梦里青山情更切。我又何尝不想再去屯溪，唤回春天，留住溪水，徜徉老街，醉卧宋城，“黯乡魄，追旅思”。可惜不久就传来了他的噩耗，疾病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他永远留在了天山。我来宁夏以后也有重游屯溪的愿望，却一直未能成行。追思往事，不禁老泪纵横。

这些年大西北在一代一代建设者的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献了青春献子孙，作为大西北发展变化的见证人，觉得不枉此生。韩涌忠要是活着，他一定也会感到欣慰的。

（原载的黄河文学诗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