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此课题的重视、关注和兴趣，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但真正诉诸文字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两个时期，生态环境学在我国方兴未艾，是我国乃至全世界对生态环境最为关注和重视的时期，许多探讨文章和介绍生态环境现状的资料不断见于报端。从接触这些大量的、惊心动魄的关于沙漠化漫延、沙尘暴狂獗以及水危机、森林锐减、物种灭绝等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资料中，和对天气变暖、气候反常、持续高温干旱感同身受的体察中，“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清·李渔），一种忧患和危机意识油然而生。身处极贫之地，知物力之最艰；面对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亦知人与自然和谐之最重要。“事危而志远，情迫则思深”，这种感受会使人产生一种使命感，促使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思考，甚至为此荥绕于心，焦虑不安，如同鱼鲠在喉，总想一吐为快。在一种有意无意的“自然状态”下，“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随收集资料、随思考、随补充修改，如此反复断断续续十余年才连缀成篇。1985年写了一篇《绿叶》时，对生态环境的重大意义及其观念意识似乎还处于懵懂状态，但通过在《绿叶》中的自由联想和对“绿叶”内蕴奥妙的解读，不自觉地萌发了生态危机意识，成为产生生态观念以及对其意义认识和近十年来常常难于安寝而思考思索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滥觞。

通过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关系的思考，也对中国古代“有生于无”的哲学思想有了深刻理解。中国先贤早就有“气”是物质世界本原的卓越见解，《黄帝内经·道原》认为“道”无名无形混同太虚，虽然“人皆用之，又莫见其形”，但却能使“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淮南子·原道》认为“虚无者，道之舍也”，天地阴阳二气交感而万物生焉。老子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又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个“道”和“物”实际指的就是充盈于天地宇宙间的气态物质元素。其虽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在无处不在的流行中，赋物化形于万有，正如《北溪字义》所云：“老氏说无，要从无而生有”, “自无而入于有”。现代科学证明，天之气候、地之生态变化，将影响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生存和发展。可以说整个生态环境，像水、空气、草木、森林、沙漠、江河湖泊、气候气象等，这些好像是人类“身外之物”与人类无涉的东西，以及更有看不见的磁场、引力场和“暗物质”等，均可以看做是“无”。可是自然万象、人类生存发展本生入这个“无”中，一刻也离不开这个“无”，正是这个“大无”孕育产生了“万有”。自然万象包括人类都生存于这个“无”中，都存在并发展于这个“无”的环境中。诚所谓“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

现在沙尘暴频繁、持续高温干旱、沙化扩展、江河断流、湖泊干涸、北方冬无雪、春无雨以及南北气候颠倒等反常现象，在近二十多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形成如此反差、发生如此“剧变”，足可说明生态环境恶化之速，从而使在过去本不起眼的小草、绿叶成为现在全世界渴求的东西而身价百倍。绿叶的功能远非仅起光合作用，还有调节人类精神、抚慰人类心灵的作用。当人类到了刻意追寻绿色寄托情思，当现代科技、现代物质文明为解决人类生存发展而不得不求助于绿叶时，也就足以证明在当今地球上绿色是多么弥足珍贵。从人类寄情于绿叶背后的心理深处，人们感悟到，绿叶才是生命之源，人类生存发展之基，万象生机之本，人类衣食父母，如同一部“大含细入”的自然生命史籍。

对绿色价值的理解莫过于非洲国家利比亚，据资料介绍，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国旗、楼房百叶窗、大门、铁丝网、报纸通栏标题和街上标语，连楼房的走廊和居住的帐篷都是绿色的，利比亚人生活在沙漠之中，植被贫乏，他们之所以酷爱绿色，是因为绿色代表生命。

西晋潘岳《西征赋》中说：“廖廓恍惚，化一气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在对绿叶、绿色和生态危机的思考中，才深深意识到人与自然不是“自然而然”的关系，好像突然从以前那种“无穷无尽”的抽象观念中一下跌落到“有限”的可具体量化概念上。从对人与自然的宏观感觉，到对人和自然的整个生态系统是相互依存发展机制的探究，不仅有一种“当时若不登楼望，谁信东流海样深”的感觉，而且产生一种强烈的忧患危机意识。

地球，人类共同之家园；生态环境，人类生存发展之空间，现在竟疲敝到如此程度，不能不说这是整个人类的“迷惘”与“迷失”，这比生态危机本身更加危险，现代人类应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真正觉醒。人类从地球上诞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生态危机”、“地球危机”、“人口危机”等这类大问题，这也迫使人类第一次对以往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上存在的“神学”或朴素的纯哲学抽象的宏观诠释进行反省，进行正本清源，“探之茫茫，索之冥冥”，重新廓清人类生存发展的大源、大本、大道。

人类在不断拓荒中撩去自然浪漫的面纱，从而不断逼近自然严酷现实中积累起来的理性思维，大大扩宽了人类的视野，甚至已洞察到离人类遥远的太空领域和能预卜人类未来命运。但现实的生态危机又迫使人类把那历史眼光和猎奇未知的天性，收回到具体的即时时空中来，甚至需要回到人类初始认识的起点，重新梳理和拾撷人类以往在历史长河中遗留下的思想珍宝，并把它们衔接起来，进行微观、内在和具体而科学的考察。

如果说过去人类关注的是形式，那么今天要揭示的是机制。在社会世俗生活中，西方有“没有免费的午餐”的格言，中国有“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俗谚，而今天已把这种人类社会微观生活经验上升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宏观层面上。这给人类一个重要启示，人类虽然依赖于自然的恩赐，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纯“寄生”的关系，而是包括“能量互换”这一普遍规律。人类对自然的关系，不是纯征服的关系，而是尊重自然生态发展规律和保护、改善自然生态的关系。现代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解剖”，表明人类对自然的田园牧歌式的童话般的理想，已被危机四伏的生态环境和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所打破。由此，历来属于圣贤哲人远虑和探讨的话题，已变为被广大普通百姓直接体察、关注和参与并加以讨论的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认识的巨大进步，从而印证了一切被当时视为与现实生活遥远而不为人们关注的“杞人之忧”，最终会变成常识而为人所接受。实际上，通过对人与自然这一关系历久弥新的认识，必然深化人类的宇宙观，使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从社会生活领域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关系层面和预见未来上，同时，也深化对西方“人类博爱”和东方深厚的生态伦理文化的认识。经一次危机，人类就提高一次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增强一次解决危机的能力，把自然伦理思想扩充一次，把人类“自由”天性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轨道上推进一步。人类生存发展史证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自然生态观是有科学内涵的。天地自然生态环境可以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和心理活动，如《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人类活动也能影响自然环境的好坏，如今地球变暖、高温干旱、沙漠化、物种灭绝、飓风增多，无不与人的活动有关。正如汉朝董仲舒所言“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说：“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

基于以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懵懂认识，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通过描述人口、生态和资源的严峻现状和揭示生态环境的优劣对人类生存发展、人类文明兴衰、民族存亡和国家贫富强弱、实力大小以及现实竞争力的重大影响，以唤醒和增强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忧患危机意识，认识人类目前生存发展的环境条件，以提高环保意识。唐朝刘禹锡曾提出的“天人交相胜”的著名观点，给予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他认为人与自然界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认为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万物”，人类社会的职能在于“治万物”。自然界的规律是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人类社会的规律是由礼法制度所规定的是非来维持社会秩序（把此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科学发展，科学规划），所以“天人不相预”，但又相互作用，天人之间能“交互胜，还相用。”将此观点进行新的诠释，那就是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利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反过来人类社会要想可持续发展得好，走得远，就要自觉地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护好生态环境。

第二，通过对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及意义的阐述，昭示出：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相协调，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因为无论人类创造力多么巨大，科技多么发达，但改变不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人类必须在“天地人”三者关系中正确定位。自然界虽然造化无穷，但有其内在机制，其再生能力和承载力是有限的，其生态功能是有条件的，人类应意识到自然界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和一切生命的共同基础，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虐待地球就是挖自己的墙脚，应树立一切都是有限的观念，爱惜、体恤、善待和涵养自然。它如同一台机器，功率是一定的；它如同一头老黄牛，也需要歇息和吃草；生活在“地球村”，就像家庭过日子一样，“细水”才能“长流”，挥霍浪费必然破家；“人定胜天”是用在改造改善自然环境上，而不能用在破坏地球这个“天”后还有天外之天的自然放任基础上；人类生存，社会发展，一切都离不开自然环境条件，一切都受自然规律支配。迄今为止，“哈勃”望远镜已能远眺宇宙，至今还没发现地球外有其他生命现象。其他星球所以没有人，没有生命，是因为没有地球这个自然生态环境条件；而地球有生命、有人类，是因为有适合生命存在的自然环境条件。没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就没有生命，更不用说人类了，这是核心问题。民以食为天，生态环境也是农业乃至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

第三，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一是控制人口。生态危机和科技发展，使人类第一次改变了人口观念。人口多寡不再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盛衰强弱、实力大小的关键因素，而人口质量、富裕程度和科技水平、生态环境优劣才是决定因素。二是退耕还林、还草，广植草木，成为人类解危济难的“救赈”之物，使人类从几千年的乱砍滥伐中认识到它的生命价值，在可上天入地如此倡明的科技时代，人类对这卑微之物投以深深的一瞥而刮目相看。三是自然生态环境状况以及诸如种树种草这样看似“原始”的劳动，被赋予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四是强化环保意识，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如务农、建设、旅游和教育等，都应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心中。五是树立生态保护和建设是重中之重的观念。要用我们已牢固形成的“凡事抓主要矛盾”的哲学观点和“抓大事”的传统工作方法来抓环保，要用我们一贯重视“凡事抓根本”的战略思维来抓生态建设，要以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来建设生态环境，要认识生态环境又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生态建设又是经济建设中的根本。在这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已制定了许多有力政策，采取了许多果断措施，建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机制，已取得明显成效。六是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防止“愈发展愈开发，愈开发愈穷，愈穷愈开发”的恶性循环。七是树立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观念。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储备后续生产力。八是树立生态经济学观念。英国经济学家沃夫德曾尖锐地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物质资本增加而环境资本减少，总体资本就可能是零甚至是负值，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不可持续就是“竭泽而渔”, “杀鸡取卵”，是破坏生产力，不是发展生产力。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先进生产力，就要保护、改善和建设生态环境。

第四，大自然并不吝啬。只要把人类之爱、社会伦理延及到自然界，作出奉献，付诸行动，大自然的回报是丰厚的，可以说“立竿见影”。这种典型事例很多很多，人类是有希望拯救自己的。

第五，随着人口、消费和经济增长，水资源的消耗也急剧增长，与此同时，水污染和干旱天气却又在不断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水的资源化利用就成为必要，即使“洪水”也有了以往不同寻常的价值。

第六，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形象思维更可说明抽象道理，《淮南子·要略》中说：“物之可以喻义形象者，乃以穿通窘滞，决渎壅塞，引人之意”, “乃以明物类之感”, “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 “足以观终始矣”, “洞造化之母也”, “言天地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

所以，本书多是对生态环境的遐思、联想、泛论，从对生态环境变化的亲身感受中抒发一些刍荛之议。多以吾见吾闻，吾学吾知，祇遹先志，广泛摭裒，不厌脞论，缀字属篇，以发刍见，以期诹议，希对纰缪不剀之处，予以剟定，修改指正。

王华雷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