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两破陈友谅

两位奠基人物

要介绍陈友谅这个元末的军阀巨头，就不能不先介绍一下徐寿辉这个草头大王，而要介绍老徐，就不能不提到职业革命家、大和尚彭莹玉。

彭莹玉又名彭翼，本是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一户农民家的孩子，不知是什么缘故，他十岁时入了当地的慈化寺为僧，也许他是跟姚广孝一样，既想求学却又无奈于家境贫寒。彭莹玉也跟姚广孝一样，并不是那种不问世事、专研佛理的学院派和尚，相反老彭的思想很“入世”，整天一副忧国忧民的面目。

彭莹玉无疑是白莲教的宗师，他虽然披着袈裟，思想却很江湖，常常一边口诵弥勒佛，一边又义字当头，再加上粗通医术，善于为人治病疗伤，所以没用多久，穷苦百姓都对他敬若神明。

其实，中国人一向没什么信仰，或者说肚子才是唯一的信仰。无论你是太平道也好，明教也好，白莲教也好，甚至拜上帝教也好，只要加入组织后能改善生活，或者组织许诺美好的未来，大伙都乐意进入，否则，即使教主说破天，也无人搭理。

彭莹玉一贯宣扬革命思想，为了践行“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教义，顺帝至元四年（1338）的六月，老彭与弟子周子旺等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时”为号召，开始率众起事。

当时，革命军的背心上都写着一个大大的“佛”字，老彭对大家煽惑道：“有了弥勒佛的保佑，咱们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彭和尚一心只想做众人的精神领袖，世俗名位对他有如浮云。他的弟子周子旺则自称“周王”，并立了年号，兵力最盛时有众五千余人。

不久，江西行省便发大兵予以镇压，由于寡不敌众，结果周子旺、老彭之妻“佛母”以及两子天生、地生等均遇害，余众也顿作鸟兽散。无奈的老彭只好远走大别山脚下的湖北麻城一带，到那里去继续撒播革命的火种。

前面说过，朱重八流浪两淮期间，彭莹玉正在淮西一带传道，而且朱重八当时很可能还见到过他，或者至少听说过彭和尚的大名。而像巢湖附近的赵普胜、左君弼、廖永安、俞通海等一干人，则都是老彭的女弟子“金花小姐”的再传弟子。

由此可言，彭莹玉的活动范围其实并不局限于一两个地方，他分明就是一台革命的播种机，且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大元的丧钟，正是由彭莹玉等人敲响的。

这里开始叙及徐寿辉，此人本是湖北罗田一个贩卖土布的小商贩，也算是走南闯北见过些世面的，自然结交过几个意气相投的江湖朋友。

老徐这人身量魁伟、相貌堂堂，为人又正直，喜欢见义勇为、打抱不平，因此，在当地百姓中很有点名声。至正十一年八月，就在刘福通等人起事的消息传来不久，十三年前被迫远走他乡的彭和尚辗转来到了湖北，他联合麻城人邹普胜等，加入了徐寿辉等人的行列，在“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的革命号召下，大伙开始聚众起事。

这支革命军的总指挥是徐寿辉，彭莹玉在名义上只是老徐的部将，但众人却奉老彭为祖师，他则自称“彭祖家”，核心徒众皆以“普”字排辈命名（如邹普胜、丁普郎、赵普胜、欧普祥等）。十月，革命军攻占了蕲水（属今湖北黄冈）。虽然这帮起事领导人都是出身社会下层的泥腿子，如徐氏是布贩子，邹普胜是铁匠，倪文俊是渔夫，但他们一开始便建国称号，想来这平时没少受彭和尚的鼓动。

老徐等以蕲水为都城，也建国号为“宋”，或作“天完”。“天”比“大”多一横，“完”比“元”多一个宝盖头，据说这样取名正是为了压“大元”一头。因为老徐长得帅，有“帝王之相”，人缘也很好，所以大家便推举他做了皇帝，推举邹普胜为太师。他们又改元“治平”，建莲台省，分置官署。

由于元廷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加之当初彭和尚播种的广泛，所以这支革命军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快，可谓所向披靡。次年正月，便一举攻占重镇汉阳、兴国、武昌；二月，又占了江州、岳州、袁州、饶州、徽州、信州等地。革命军所到之处，老百姓都跟疯了一样群起响应，七月他们经皖南竟一路打到了浙江，结果连杭州也一口气给攻克了。不过元军在地方民团武装的帮助下，很快就收复了杭州。

到此时，元廷的镇压机制才算正式运转起来，面对汹涌而来的革命狂潮，他们也不得不霸王硬上弓了；再加上各地倾向元廷的民团武装的全力配合，“结集民兵，誓死血战”，到这年年底，元军就已先后收复了常州、湖州、信州等地，革命军因此遭到了重大损失。不久，革命军的精神领袖老彭及金花小姐都相继牺牲。

尤其，北方的元军在镇压了芝麻李、刘福通等人的起事之后，也得以腾出力量来专门对付“天完”政权。至正十三年底，江浙、湖广、四川、河南、江西诸路官军会师，一举攻下了“天完”政权的都城蕲水。无奈之下，老徐等人只得率余部逃到黄梅山区及沔阳湖区，以打游击的方式继续与元军周旋。

这革命军来如疾风，去似流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其自身斗争经验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发展速度太快，组织性也还不强。然而，革命的火种毕竟尚未熄灭，一旦时机再次来临，它定然会再次燃成燎原之势。

元廷按下葫芦瓢又起，此刻东系红巾军及张士诚等人又起来了，闹腾得也挺凶，把元廷吓出了一身冷汗，所以元军大部暂时都压向了高邮，西系红巾军因此捡回一条小命。自高邮战败后，拉稀便成了元朝正规军的家常便饭，不过一些由民团武装发展起来、打着元廷旗号的军阀势力还是很厉害的。

至正十五年正月，老徐部将倪文俊乘势复起，攻破了沔阳。三月，老徐率军攻破重镇襄阳，但不久即又被官军收复。五月，倪文俊克中兴路（今荆州一带）；七月，又下武昌、汉阳。至此，“天完”政权成功复活。

至正十六年正月，倪文俊建都于汉阳，并恭迎徐寿辉坐头把交椅，倪文俊自为丞相。他们派兵一路向南发展，遂占据湖南诸路之地。次年正月，倪文俊克峡州，破辘轳关，部将明玉珍所部进克川蜀诸郡，从此在四川地区也站稳了脚跟。

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功高震主的倪文俊开始有些得意忘形，“颇骄恣，待其下无恩”，跟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差不多。偏偏这老徐也真没本事，他只是人缘好、长得帅，才捡了这个皇帝做。因此，倪文俊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再加邹普胜等人的怂恿，到了这年八月，他竟阴谋杀老徐以自代。

事情败露以后，在老徐死党的逼迫下，倪文俊不得不出走黄州。他本想暂时蛰伏东山以图他日再起，不料却被人背后捅了刀子—此人正是他的部下陈友谅！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可一世的倪丞相就这样含恨而终，他的部众也由此被“靖难功臣”陈友谅接掌。

尽管不得人心的倪文俊死了，可是徐皇帝却未必笑得出来。前脚狼走，后脚虎来，作为猎物一般的徐皇帝，只能幻想着老陈可以待自己好一点，等自己老死了或者病死了，再上位也不迟。

“友谅”一词语出《论语》中“益者三友”一句，有“朋友宽容”之意，但老陈的刻薄寡义却愣是糟蹋了这么个好名字。

徐皇帝在祈祷，但陈友谅却等不及了！

英雄造时势

沔阳（今湖北省仙桃市）人陈友谅和倪文俊、李文忠一样，系渔家子弟出身，传统四大行“士农工商”，陈家全占不上，自然属于社会最下等了。

还不仅如此，陈友谅的祖上本姓谢，只是后来被招赘到了陈家，后代才改姓陈。论“苦大仇深”，陈友谅家和“黄金家族”的朱重八家有得一比。也许正是因为出身实在太过低贱，陈友谅想改变命运的愿望可能比任何人都要强烈。

所幸的是，这陈友谅小时候居然还有幸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使得他能够略通文义，也算是获得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基本能力。后来，小陈没再成为像父辈那样的打鱼人，而是成了县里的一员小吏。小吏由于社会接触面广，一般都比较精明强干，比如“汉兴三杰”之一的萧何原本也是县里的小吏。

当然，不入官流的小吏对于陈友谅而言，是个屁都不算的职位，他的人生理想远不在此—不能混个高官显爵一雪祖上屈辱，生不如死！所以，对他而言，人生只是一场豪赌，无所谓立场，也没有什么信仰，更不需在乎手段，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曾经有一位会看风水的老先生，在看过老陈家的祖坟后，便道：“你家法当贵！”友谅心下为之窃喜，奋斗的底气也更足了。徐寿辉等人造反之后，眼见形势一片大好，当时已经三十出头的陈友谅认为自己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前往加入了革命军。

据说陈友谅其人长得体貌丰伟，而且也像方国珍一样力大无比，有一身好武艺。其实，他自从县里辞职以后，就与弟弟友仁、友贵等聚众起事，后在元军的“围剿”下才投奔了徐寿辉。

刚加入老徐的革命队伍时，一度落魄的陈友谅被分配到倪文俊手下做了一名小小的簿掾，专门佐掌文书、钱粮之类的杂务。以陈氏的志向和才干，干这等没出息的事显然是屈才了。不久，他便获得了几次表现的机会，凭着自己的功劳一路升迁，最后甚至被提拔为了倪丞相手下的一位领兵元帅。

随着地位的上升，陈友谅的野心越发被激起，他在寻找着一个彻底出人头地的机会。至正十七年九月，一个绝佳的机会终于等来了。

也许陈友谅先前曾是倪文俊最为信任的人，并且得到过老倪的不少恩惠；也许老倪对他并没什么特别，只是按照战功予以封赏罢了—但这些都不重要，谁挡在他陈友谅前面，就注定了只有死路一条。

最终，通过一番权衡，陈友谅选择了背叛倪氏，尽管这条路非常冒险，但收益却极其诱人。有的野史上说老陈本是因为和倪丞相的小妾有私情，为防止奸情败露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但在笔者看来，这简直是小觑了陈友谅的野心，估计是把他当作吕布了（也许这个小妾是陈友谅的内线）。

当老陈在成功地袭杀了叛乱的倪丞相之后，便又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倪氏麾下的所有武装。此刻，陈友谅的腰杆终于挺直了，他开始自称“宣慰使”，不久便改称平章政事。很快，通过非激烈化的蚕食手段，陈友谅实际上已经基本掌握了“天完”的军政大权，徐皇帝则变成了一具傀儡。

陈友谅也确乎有一定的雄才大略，所以天完政权在他手里日渐成为革命队伍中最壮大的一支。

共饮一江水

自打陈友谅成了炙手可热的“陈平章”之后，他就开始四处征战，扩大地盘，同时培植亲信势力，以凭借胜利树立自己的巨大威信。对于他来说，只有通过不断的征战及胜利，才能够巩固自己那并不牢靠的地位（像后来的朱棣一样）。

至正十八年正月，陈友谅开始大举进攻长江下游的重镇安庆。当时，元行省左丞、守将余阙依安庆西南面的小孤山为屏蔽，令水军驻守此地，以抵御陈部的进攻。不过陈部既人多势众，又猛将如云，很快，小孤山告破，陈部进围安庆。

经过一番不分昼夜的猛攻，正月初七，这座在乱世中坚守了七年的城池终被攻破，余阙自刎而死，他的妻子儿女都跳了井，城中千余兵民也自焚而死。这是元末守城将士为大元殉难最为悲壮的一幕！之后，陈友谅为了向对手表示敬意，可能也有作秀成分，他于是表态道：“余元帅实为天下第一人！”随后，就将余阙隆重安葬。

得了安庆之后，陈部便与长江下游的朱元璋部开始接壤。因此，才有了常遇春第一次的主动挑衅，因为陈部对于下游的朱元璋部的威胁实在太大，就算此刻他们没有任何敌意，朱元璋也会感到沉重无比的压力。

观看一下地图，就不难理解朱元璋的顾虑：安庆上承江西重镇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下接朱元璋部前线池州，占据了安庆，便对长江下游呈高屋建瓴之势，顺流直下攻破池州，便可直捣朱部大本营应天；晚清湘军就是在夺取了安庆后，将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彻底关进了死囚笼。

这一枚楔子必须拔掉！否则，池州告急，南京危矣！这年四月，陈友谅又攻占了龙兴路，接着陈氏又派部将破瑞州，他本人则领兵破吉安，不久又克抚州。八月，克建昌路；九月，克赣州；十一月，进破汀州，势力范围已由江西扩展到了福建。次年二月，又克信州；三月，陈部占领了作为鄂西北门户的襄阳。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友谅就占据了横跨安徽、江西、两湖、福建五省的广大区域，其发展速度甚至远超过朱元璋。但陈氏也自此变得愈加骄狂起来，他挟徐皇帝以令众人，让大伙很是看不顺眼。

陈友谅自然晓得这一切，所以他对徐皇帝的那几个死党更加防范。就在这时，他杀了赵普胜，更是激起了众人对他的不满，只是暂时拿他无可奈何。为了不和老徐那堆人搅和在一起，陈友谅本人便开始在龙兴路（南昌）办公，跟当年曹操在邺城另起炉灶，把汉献帝君臣晾在许都差不多。

但徐寿辉不同于汉献帝，好歹这支队伍也是他亲自拉起来的，所以，这种冷落他受不了，于是也要迁都到南昌来。陈友谅不依，可这老徐很固执，至正十九年十二月，他不顾陈友谅的多次劝阻，亲自率兵前往南昌。徐寿辉的举动给陈友谅一个明确的信号，即皇帝本人非常信不过甚至敌视自己这位平章，为保一万，只有先下手为强。

就在徐寿辉一行人到达江州（今九江）时，陈友谅伪装出迎，而伏兵于城西门外，待老徐一行既入，遂闭门伏发，将老徐所率的部属统统杀了。从此，老徐就成了光杆司令，被陈友谅玩弄于股掌之间。

不得不说，陈友谅做事有些过于直接、霸道，虽然学到了曹操、司马懿的狠毒，却未能学到曹操、司马懿的精明（比如他们自己不直接篡位），跟朱元璋的含蓄、隐忍相比，这个层次相差有点远。

但徐皇帝毕竟是大伙的精神偶像，陈友谅暂时还不敢拿掉这块招牌。接着，老陈便自封为“汉王”，立王府于江州城西门外，并设官置属，大小权力尽归于己。

由龙兴路移驾江州，是为了就近指挥作战，接下来，踌躇满志的陈友谅便志在扫清长江下游、进而夺取全国胜利。

经过这么多年的反复争斗和火并，元末群雄割据的地图大致清晰了起来，现在可以进行一番对比了。

淮河以北，基本为元军及倾向元廷的军阀势力所有，也有部分红巾军占领的地区，如山东；长江流域，则出现了“三雄”鼎立的局面—陈友谅横跨今皖、赣、湘、鄂、闽五省，总面积相当于今天三四个省，长江中游腹地尽被他占据；朱元璋所占地盘大约有一个半省，包括浙江大半及江苏、安徽的一小部分；而作为“长江三蛟”之一的张士诚部，则占据着江苏大半及浙江的一小部分，也约有一省大小，但这里是全国最为富庶、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除开割据边远省份的小军阀们不论，元朝方面也暂且不论，“长江三蛟”之中，陈部势力范围最大，所占据的地理位置也最佳，其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军力也最强，战争潜力基本是朱部的两倍到三倍，可谓占尽了天时和地利。

史书记载，“当是时，（长）江以南惟友谅兵最强”。而且，老陈的野心也最大，他急于向下游拓展，这便与朱元璋部形成了尖锐对立。这也即是朱元璋为何急于放弃与张士诚的争斗，而转头全力对付陈友谅的首要原因。

不过，急于求成的陈友谅有他致命的弱点，对手朱元璋看得很清楚，那就是他不懂得“养威”、“伺时”的道理。陈友谅依靠政变上台，靠压服而非征服来统率军队，他急于求成，对于战机的选择、进攻的节奏把握以及粮草的储备、休战的安排等，均显不足。

因此陈家军顺利时攻势很猛，不利时也容易出现大败，再加上军心不齐，整体战斗力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强。这里就隐含了一个“重质”与“重量”的问题：重质就是首先强调军队素质、粮草保障，以及相应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巩固；而重量的结果必然是陷于盲目扩张，盲目强调军队数量，一味迷信蛮力。朱元璋并不看重军队的数量，但从陈友谅麾下动辄几十万众看，他却是偏重数量的。显然，朱部与陈部之间的较量，就分明地体现着“质”与“量”之间的博弈。

当然，事在人为，最主要、最直接的还应该是领导者、军事统帅之间的水平角逐。韩信可以带领一帮形同赶集的人夺取赵国，龙且率领楚国的虎狼之师却无法战胜韩信，天才总是可以扭转乾坤。

花云殒命太平城

是对手，总会有短兵相接的时候，这一天终于来了。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部由安庆出发，大举进犯下游的池州，结果被徐达率兵击退。

本来，杀了赵普胜后，陈友谅便有进攻池州的打算。朱元璋对于陈部的意图也了然于胸，所以他赶紧把常遇春也调到了池州，以加强那里的防守。池州的重要性，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在陈部进攻之前，朱元璋与众位高参进行了紧急磋商，然后派人快马把商定的看法送达池州，告诫徐、常等：陈友谅部朝夕之间攻打池州，你部应以五千人守城，另派精兵万人埋伏于九华山下；待敌兵临城下之际，城上守军即可扬旗鸣鼓、大造声势，而后伏兵杀出，断敌归路，必获大胜。

徐、常照此办理，不久陈部杀到，其锋甚锐，一路直奔池州城下。城上守军一面坚守，一面扬旗鸣鼓，而后朱部伏兵四起，缘山而出，顺江而下，绝敌归路。这时，城中又出兵夹击。慌乱中，陈部大败，被斩首万余，生擒三千余人。

对于这三千战俘，直性子的常遇春建议直接杀掉了事，以免后患。但徐达不敢擅自做主，立刻快马请示朱元璋。不久得到回话：“战端初开，切勿杀降以绝人望！所擒之敌可悉数放归，以图将来。”但常遇春已经先斩后奏，等使者来传话时，那些降兵已被杀得只剩下三百来人，并且还被老常送还了陈友谅。显然，这既是挑衅，也是示威，更是一种诱敌来攻的法子。

朱元璋闻听此事，相当不高兴：你常遇春是要砸我朱某的牌子！今后谁还敢来降？不过面临强敌，朱元璋斟酌再三，除给常遇春一次口头警告外，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其实，就朱元璋本人而言，对于降兵问题，也不是一开始就心存仁厚的，甚至也往往心狠手辣。如龙凤三年（1357）八月，耿炳文部生擒张士诚部一千余人，这些人都被押到应天处死；龙凤五年五月，朱元璋在浙东也曾将张部降卒五千余人分与帐下，留守婺州，但担心他们心生叛意，欲带回应天，中途又担心他们逃亡，最后“悉斩于双溪上”。

还有，如果他发现有人想利用他的优容政策进行投机，也会毫不手软斩草除根。比如江西不少山寨头目或降或叛，反复无常，他便下令将他们“尽投于水”。

其手段也不可谓不极端，更有后来一次杀掉张家军的几万降众，其手段不可谓不狠毒。只是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同时身边谋士也一再提醒，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朱元璋才尽可能优待俘虏。

对于池州之败，陈友谅感到了极大的羞辱，但他却没有意气用事，而是将仇恨暂时埋藏在了心里；对于三百战俘的被释放，他还专门派出了使者向徐、常致谢。另外，他还派使者到应天向朱元璋做出了解释：“此战非我意，乃巡边者偶战耳。”

老陈这招比较诡诈，他在积极备战，却又想麻痹对方，以图出其不意，报此一箭之仇。闰五月，不甘失败的陈友谅突然亲率水师绕过池州，直攻下游的太平。当时的太平守将是枢密院判花云及朱元璋的养子朱文逊，由于兵力太过单薄，结果朱文逊战死。

即使是这样，但有猛将花云坐镇，陈友谅部几万人马猛攻了三天也未能破城。这时，陈家军中有人献上了登城的好主意：由于他们的战船非常高大，所以当船停泊在太平城西南时，船尾就跟城头基本齐平了。陈家军就凭借着战船的独特优势由西南方登城而入，结果太平很快就陷落了。

花云固然勇猛，但好虎难搏群狼，最终力尽被擒。敌人将他捆得很紧，但他骂声不绝，骂着骂着，花云“奋跃大呼而起”，居然一使劲就把捆绑的绳子给生生挣断了。他趁机夺过一把大刀，一连砍翻了五六人，才终于被再次制伏。

陈友谅彻底怒了，他命人把花云吊在桅杆上，然后用乱箭将其射死，一代悍将就此壮烈牺牲。院判王鼎、知府许瑗等也一并被陈家军俘获，他们同样抗骂不屈而死。

这里需要专门补充一下花云的生平，因为作为忠烈的代表，其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著名京剧《战太平》，影响了好几代人。

花云是常遇春的怀远同乡，这二位很有几分相似。小花打小死了父亲，后随母亲改嫁到一户姓张的人家，他天生异禀，“体长大，面铁色，骁勇绝人”。

花云属于最早投奔朱元璋的一批人，因此立下的功劳也不少。打横涧山、攻滁州，都是他一马当先。有一回，当敌人把朱元璋团团围住时，又是花云横冲直撞地为主公解了围，仿佛当年救李世民于敌阵的尉迟恭。渡江以后，朱元璋觉得他“材勇重厚，可属以事”，是位忠实可靠的兄弟，所以才命他经常护卫左右，类似曹操帐下的典韦、许褚。

攻克金陵时，花云得兵千人，被升为总管。后来，他又随军从征镇江、丹阳、丹徒、金坛诸县，皆有战功。后来，他又率军驻防于常州附近。太平设立行枢密院后，花云则被授为院判，升安远大将军。后来，他又随军攻克常熟，收编部众上万人。

有一次，花云奉命带领三千人马赶往宁国，当时有不少匪盗啸聚山泽，所以路上并不太平。花云见此情形，乃提刀在前，遇敌即斗，遇寨就拔，一路上斩首数百级，而自己毫发未损（大有李世民当年之风范），堪称奇迹！

花云死难时，只有三十九岁，正当壮年。其夫人郜氏在城破之时，将幼子花炜托付给侍女孙氏，自己亦投河自尽。后来，朱元璋亲率大军收复太平，孙氏携花炜来见。朱元璋在感慨之余，抱花炜于膝上，叹曰：“此花云子，将种也！”

刘伯温献策救应天

在攻破太平之后，陈友谅打算集中全力，直下应天，以捣毁朱家军的老巢。这一招“猛虎掏心”且不说难度多大，但的确挺吓人。

不过在此之前，陈友谅还有一件紧要的事情顺带也想办了。在进攻太平时，徐皇帝也被一同胁迫了来。打下太平后，陈友谅开始志得意满起来，他觉得徐皇帝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当然他主要的考虑还在于以自己的“一人得道”来带动一干喽啰的“鸡犬升天”，大家一同加官晋爵后便会令士气大涨，那时攻破应天就指日可待。

于是，陈友谅终于迈出了最大胆，也最赤裸、最血腥的一步。当时，陈家军的水师停泊在采石矶附近，他便派人去把徐皇帝叫来。待到徐皇帝坐定之后，老陈一边跟徐皇帝亲切汇报，一边暗示“壮士持铁槌自后击碎其首”……

徐皇帝一死，陈友谅就借用新占的地盘，匆忙着手登基一事。采石矶上有座五通庙，陈友谅命人将庙中的神像都搬到门外，然后便在庙中举行登基大典。

老陈宣布国号为“汉”，改元“大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因为这庙太小，群下们只得跪在江滩上行礼。偏不巧，当时正值盛夏，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至，把大伙都浇得七荤八素，一时间人心惶惶，仪式只得草草结束……

在当时的不少人看来，这也许正有某种上天的警示意味。

需要说明的是：陈友谅这么急不可待地登基，手段还如此直接，这样也就很容易把自己置于一座“名不正言不顺”的火炉上。孔子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分”这玩意儿，表面上看去是很虚的，但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普通人心中，它又是高于一切的。

陈友谅没有去学习曹操、司马懿，单就他这一昏招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徐皇帝死后，割据四川的明玉珍就不再买陈氏的账，而是自立为陇蜀王，成了公孙述、刘备式的人物；相反，明玉珍还追尊老徐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既收取了人心，也昭示了自己的正统地位。

试想，如果陈友谅能够得到巴蜀这块宝地的鼎力支持，那么，他雄霸江南、甚至攻取天下的底气将会有多足？将来与朱元璋对决起来，鹿死谁手，还真的未可料知。当然，一切问题就出在陈友谅太轻敌。

登基这一年陈友谅整四十周岁，而第二年朱元璋才被小明王正式册封为吴国公。到了朱氏四十周岁的时候，他也摇身一变成了朱皇帝，但朱元璋的脚步明显稳健得多。

陈皇帝在完成了登基仪式之后，一面继续抽调后方精锐兵力到太平、采石一带集结，一面便派人到张士诚处知会，并请求老张能够在东线积极配合一下。老张在心里只是一笑了之，最后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张士诚的算盘其实打得还算精，这个后面会专门说到。

再看朱元璋这边，眼看战争的巨大阴云就要遮盖到应天上空，坐镇应天的不少人都慌了。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应该立刻把太平给夺回来，然后从侧后牵制进攻应天的汉军。可朱元璋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太平乃我们新近加固过的堡垒，堑深濠阔，敌人若只是从陆地来攻，必不能破它！偏他们有巨舰的优势，这才让他们把城给攻破了。而今敌人既占据了上流，顺势来侵袭应天，其水军十倍于我们，仓促之间实难应敌。”

朱元璋进一步告诉大家：汉军既然占领了太平，肯定就准备好了你去攻打。你如果真的出兵，他们只需半路派兵截击，就能让你首尾难顾，进退两难。然后再派水师顺江直下，攻打应天。到那时，估计太平难克，应天也不保了。

其实，还有一点估计他没敢说出来，那就是：你坐以待毙更不行，因为汉军随时可能会从水路发动对应天的攻击，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在人家那里，你无可选择。

总之，是打也不行，不打更不行！于是，大家有点慌神了。这时有人建议干脆放弃应天，退守他城，避敌锋芒，以保存实力；有人则说钟山有帝王之气，可以退据钟山之上以期自保；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开始在盘算是不是该投降了。

对于一向自信满满的朱家军，出现这些近乎荒唐的建议和想法，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当初集庆路元军的覆辙就在眼前，灭顶之灾似乎真的来临了。

可是就在朱元璋愁眉不展，而众人七嘴八舌之际，一个面容清瘦却神采奕奕的老头儿顿时站了起来。此人就是刘基，时人称其“活神仙”，今年正是他的知天命之年。

就在刚才，朱元璋无意中看到了老刘那副闭目养神的悠闲之态，仿佛周围的纷扰都跟他无关。朱元璋心里颇有几分不悦，此刻他见老刘从容出列，心里才突然一惊：我怎么忘记了他？想他这个刘伯温已是成竹在胸！

于是，朱元璋请众人暂且退下，单留下了刘基一人奏对。其实，老刘刚来归附时，就献上了著名的“时务十八策”，朱元璋便发现这刘伯温果是人中龙凤，是诸葛亮、庞统一流的人物，才识非同一般。只是老刘从此就沉默了下去，朱元璋便渐渐把他忘在了一边，看来不见沧海横流，就难显英雄本色！

“敢问先生，计将安出？”朱元璋没时间再客套了，开门见山就问。

老刘也不再客套，他立即向朱元璋力陈数策：

首先，宣示拼死抗击敌人的决心—“主降及奔者，可斩也。”

其次，“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这和孙美女的建议如出一辙。

再次，便是拒敌的具体军事策略，即“诱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

强敌犯境，若是一味固守肯定不行，不如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以逸待劳，伺机将敌人邀而歼之。举个例子：你去打太平，敌人或许会半路截击你，现在你把身份换一下，敌人来攻应天，你同样也可以半路截击他们，这样就能够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另外，关键的一点是：敌人大兵来犯，如果分散攻击，应天这边必然顾此失彼，防不胜防；所以必须将机动性的敌人引诱到一个固定的地点，集中加以歼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以主场优势击败敌人。

听完这一席话，朱元璋当即拍案而起：老先生所言有理，就这么办！

最后，老刘还不忘鼓励朱老大一番，他说：“主公尽可放宽心，今贼势骄矣，用计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一举矣。”

不过针对第一条，朱元璋心里不是那么赞同。刘基此言固然有一定道理，不过再仔细想想：这些人真的就该都杀吗？杀了就能完事吗？显然，老刘有其智慧的一面，但也有点偏激和清高。后来朱元璋就越发讨厌老刘的为人，认为他“峻隘”，度量太小，太过耿直，以致难当大位。

等到朱元璋把众人重新请进大厅，众人这才发现，他们主公的脸上已经一扫阴霾，满面春风了。朱元璋欣然告诉大家：诸位莫急，如今已经有了破敌之策了。

随后，朱元璋便把刚才商谈的内容大意告知了大家。众人虽将信将疑，但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一封熟悉男人的来信

“来信了！老康给咱来信了。”当一封老相识的来信交到陈皇帝手上时，他显得异常兴奋。

送信的人陈皇帝也很熟悉，他曾给老陈家打过杂，如今自报家门说是康大帅家的门房。陈皇帝见了他，自然倍感亲切。能让故人看到自己今日的飞黄腾达，也算是人生一大美事，不亚于衣锦还乡。

那么这写信的“老康”又是谁呢？他就是在朱元璋攻打应天时来降的水寨元帅、后来的营田使康茂才。康茂才，蕲县人，“医圣”李时珍的同乡。其人颇通经史大义，事母甚孝。元末乱兵攻陷了蕲县，他便召集民兵保卫乡里，为了有所依靠，他也像冯国用兄弟一样投靠了当地势力最大的民团武装，只不过立场是挺元，因镇压之功累迁淮西宣慰司、都元帅。

古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老康为人甚孝，元朝对他也不薄。但当朱元璋攻破应天后，他选择了投降。因为古语还有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势而为很重要，愚忠并不可取，何况元廷也不是什么正经主子。

对于康茂才的来信，陈皇帝一接到便自忖晓得了三分。等到打开一看，虽然笔法颇为婉曲，但意思还是很明白，无非是鉴于眼下形势，他老康有意要投靠故人。

陈友谅看后大悦，在大兵迫近应天时，他就料想到对方阵营一定会有人动摇，而这些人中，最有可能的，则非康茂才莫属。因为二人早年颇有些交情，甚至还生过英雄惺惺相惜之感。有人或许会疑问：陈友谅也算是个精明人了，难道他不怀疑临阵投敌者的诚意？他就不怕这其中有诈吗？

不会！不是他不会怀疑康茂才，而是他决不会怀疑已成为皇帝的自己，不会怀疑手上的强大武装。他老陈就不相信：在胡萝卜加大棒面前，道德忠义之类的观念还能坚守多久？

陈皇帝有的是自信，他也需要有人来点缀和证明他的自信。据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人在不冷静时的智商仅为平静时的百分之六十。看来，陈氏也许是有些兴奋过头了。

此前，当朱元璋跟众人说已有破敌之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也是康茂才，对于各种敌情、我情，朱元璋总是调查得比较清楚。于是，朱元璋命人把已提升为都指挥使的康茂才给唤了来，然后把想好的计策都跟康茂才说了，最后定下了让老康写封诈降信，然后派家中门房前去投信。

待陈友谅看完书信，便问送信人：“康公今在何处？”

“康帅今守于江东桥。”

“江东桥？是一座什么样的桥？”

“一座木桥而已。”

老陈听了，更是大喜，这真是老天有眼啊，这老康居然把守着应天的门户！朱重八你个臭小子，你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就在这时，陈皇帝身边起码有一个人还是清醒的，这就是他手下的第一名将张定边，老张当时正担任着汉方最高军事统帅—太尉！

张定边，也是湖北沔阳人，跟陈友谅同乡，也是出身渔家。兴许这二人是发小，总之他对陈友谅的忠诚是绝对没得说，而他也最受陈友谅的信任。

老张身材魁梧，为人急公好义，据说常留着五绺美髯，很有几分豪侠气质。虽然出身微贱，却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他不仅精通拳艺，而且还习兵法、懂医道，外带拉拉杂杂的天文、地理知识都懂点，这种人注定了不会平庸。早年，张定边就与陈友谅、张必先等义结金兰，后又一同举起革命大旗。后来他跟随陈友谅加入了西系红巾军，再以后，他率领大军四处转战，攻无不克，实为陈皇帝的肱股之臣—朱元璋也视他为标杆性人物，号召常遇春等人向张氏学习。

老张有勇有谋，是个聪明人，他对于陈氏的急于称帝，他就几次进行劝谏，但陈友谅不理。这一次，他又来劝说陈皇帝，要他小心为上，可是陈友谅信得过老康，他也下定了决心要赌上一把，大不了无功而返，能损失掉什么？

此时张定边能做的，只是当危险真的来临时，自己可以把损失降低到最小。

陈皇帝把送信人好好款待一番后，临送行时特别叮嘱：“你回去后转告康公，我大军到时，即呼其名为号，切记！”

老人答应而去。一待送信人返回，问明经过后，朱元璋、康茂才、李善长等便积极行动起来。李善长命人赶紧撤掉那座木质的江东桥，换成铁石材料的。几千人经过一个通宵奋战，这桥就修成了。

正巧，这时有一富户带着家小从陈友谅那边逃了过来，他跟朱元璋反映说：“陈友谅曾问及新河口道路的事情。”看来这陈皇帝对于新河口颇有兴趣，于是朱元璋又命人在新河口一带跨水筑了虎口城，并且还派了重兵把守，以阻截敌军通过。

此时，徐达、常遇春等都已率部分主力赶回应天。朱元璋立即下令：围绕龙湾附近一带山岭，冯国胜、常遇春率军伏于石灰山侧，徐达军于南门外集结，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则率领水师出龙江关外待命。

值得注意的是，朱家军的大部分主力既已齐集，其实这一仗邵荣也参与了，而且担当的还是主攻任务，只是正史中刻意将他屏蔽掉了。

朱元璋本人则坐镇于紧靠长江边的庐龙山（即今狮子山）上，这座山约有百米之高。朱元璋命人拿着黄旗埋伏在山的东边、红旗在山的西边，并且告诫大家说：“敌人来的时候就举红旗，见举黄旗时，伏兵就一齐杀出。”

朱家军严阵以待，就等对手的来临。很快，陈家军的水师就顺流东下来到大胜港，他们发现杨璟的军队正布防在那里。另外，大胜港的水道异常狭窄，陈家军的战船又都是特大号的，所以只能容得三艘舰只并行入港。

见大胜港水路不容易突破，无法发挥自家的战船优势，陈友谅赶紧命令船队退出长江，改为直扑江东桥，以期尽快与康茂才会合。尤其是他听说江东桥是一座木桥，船队完全可以从那里破桥而过，直逼应天城。

很快，船队就到达了江东桥，四周一片死寂，看不见什么人影。陈友谅命人连呼了几次“老康”的暗号，见没人回应，心里开始有些发虚。

“报—陛下！这江东桥不是木桥，而是新改建的铁石桥，看来咱们上当了。”这时，一位亲信来报，陈友谅闻听此言，更加惊疑了。

又喊了一会儿“老康”，见还是无人应答，陈皇帝这才不得不痛苦地相信：老子真的上当了，这个老康是诈降！

“只是这姓朱的为什么要骗自己呢？难道他嫌死得太慢，主动找我陈友谅来成全他？”陈友谅有些不解，到此时他还是非常迷信自己的强大武力，他绝不相信朱元璋有能力一口气吃掉自己。

笑向刀丛觅小诗

陈友谅在江东桥头颇为踌躇了一阵，十几万大军赶来，却找不到对手，让他横生了几分英雄寂寞之感。但既然来了，总得要做点什么才好，否则，单这一来一往的人工费、车船费都亏大了。

于是，陈皇帝便传令自己的弟弟“五王”陈友仁，让他率舟千余驶向地势较为开阔的龙湾，到那里之后，先派出万人抢占滩涂，立栅筑寨，在那一带站稳脚跟。这陈友仁虽是个“独眼龙”，但为人勇猛善战，又有心计，也是个张九六式的人物。故而，他的队伍一向蛮勇无比。

其实，从当时的形势看，朱元璋早就料定陈家军要登岸的话，只能是龙湾。而且，这也正是他设下的局：别处全部堵死，令陈家军无法通行，也只能到龙湾去。那么，这样一来，就正好实现了战前刘基向他所献之计—将敌人引诱到一个固定的地点，集中加以歼灭。

龙湾，是朱元璋扎下的一只巨大口袋。可惜，陈皇帝此时还被蒙在鼓里，康茂才的事让他只是感觉扫兴，并没能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他也许会以为是老康和自己的密谋败露了），陈友谅更没有见识过朱元璋的身手。

当时正值盛夏，骄阳如火，朱元璋身着紫茸甲，正坐在一把大伞下指挥着诸将。他眼见士兵们一个个汗流浃背，于是就命人撤去了自己的伞盖，要与大家同甘共苦。

突然，朱元璋对大家说道：“天要下雨了，大家先赶快吃饭。待雨住天凉后再行攻击不迟！”当时，天上并无明显的云彩，丝毫没有要下雨的征兆，所以大家都很怀疑主公的话。

可过了没一会儿，黑黑的云头就从东北方向涌来，很快便大雨倾盆。众人无不惊服：“咱们主公不是凡人！”其实，这正是朱元璋多年流浪所积累的经验—看云识天气！

说话间，红旗举起，朱元璋立即命令部队冲向龙湾。此刻，陈家军刚刚登岸，正在设立栅栏。双方顿时短兵相接，一时间，原本死寂的江湾顿时杀声震天。

但这只不过是朱家军试探性的进攻而已，其目的在引诱陈部的主力全部钻进这个大口袋。就在双方大战之际，陈皇帝果然亲率大军赶来助战。此时，雨也恰好停了。

敌人已全部进了埋伏圈，于是朱元璋便命人把鼓敲得震天响，山西边的人听到鼓声，便将黄旗挥舞起来。接着，冯国胜、常遇春所率伏兵迅速杀出，徐达、邵荣的部队一口气冲下山来；张德胜、朱虎的水师也呼喊着蜂拥而至，截断了陈部水师的退路。

顿时，喊杀声、奔跑声、混战声及火器的爆炸声都交织在一起。当时双方军队的数量差不多，只是由于龙湾地区狭窄，陈家军又大多在战船上，大兵无法迅速展开，所以才稍微占了下风。

可是，打了才一会儿，陈家军已经被分割开来，有被逐个吃掉的危险。陈友谅见状，不禁有些吃惊，没想到朱家军的战力如此惊人！他手下的人也慌张起来，很快陈家军的阵脚开始不稳。

已经登陆的陈家军，抵挡不住来自徐、常部精兵的一再冲锋，开始往船上退却。可等到上了船，这才发现，船已经不能动了！这时，便有人大喊道：“不好了，江水退潮了！”

原来，此刻潮水消退，很多大船都遭搁浅，一时竟动弹不得。在张皇失措中，陈家军开始大乱。陈友谅手刃了好几名退却的士兵，也压不住阵脚。其实，就算船不搁浅，陈家军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因为在他们后面，张德胜、朱虎的水师已经将他们的退路切断。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喊杀声中，陈家军慢慢变成了被屠杀的对象……

这一战下来，陈家军被杀死、淹死的不计其数，仅仅被俘的就达两万多人。而且还被缴获巨舰“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百余艘及战舸数百。此役，朱家军可谓大获全胜。

陈部的将领张志雄、梁铉、俞国兴、刘世衍等被俘，陈友谅本人则乘一条小船侥幸逃脱，他的旗舰最终也被朱家军缴获。好在张定边有所准备，他掩护着陈皇帝边打边退。

当有人把康茂才的那封书信搜出来拿给朱元璋看时，朱元璋不禁朗声大笑。

话说那张志雄本是赵普胜的部将，其人颇为善战，被人称为“长张”。老赵被杀之后，他对陈皇帝很是不满，所以龙湾之战他完全是消极应付。等到他投降之后，又赶紧向朱元璋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姓陈的这次率军东来，把安庆的主力都抽调空了。我们今天的这帮降兵，此前都是驻守安庆的。现在安庆空虚，主公尽可以派兵去取。”

于是，朱元璋即刻命令徐达、冯国胜、张德胜等率部追击败逃的陈家军，一面又派出了一位姓余的元帅就近领兵去攻打安庆。张德胜部在慈湖一带追上了陈家军残部，他们纵火烧毁了不少敌人的战船。

在到达采石矶之后，双方再次展开激战。由于张定边部元气未损，结果张德胜战死。这时冯国胜率领援军赶来，陈皇帝与张定边一起坐镇于“黑旋风”的巨舰上，振作精神指挥诸将迎战，结果冯部也遭大败。

但陈家军毕竟已如惊弓之鸟，无心恋战，更无心纠结残部做出其不意的反扑。结果，陈友谅连太平也不要了，收集完太平的残兵，便一块儿向西逃去。

徐达率水师主力一路追至池州，眼看将要进入敌人的势力范围，这才领兵而还。而另一路，余元帅则已从陆路顺利拿下了安庆。至此，整个龙湾之战才算正式拉下了帷幕。

此战不仅严重地打击了陈友谅的嚣张气焰，也使得应天的局势转危为安—这次危机，也是朱元璋在夺取应天后所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甚至于也是唯一真正的危机。由于龙湾之战消灭了陈友谅多年培植起来的精锐部队之大部，致使其元气大损，短时期内很难完全恢复战力，这便为朱元璋下一步乘胜攻略江州制造了条件。

既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捷，朱元璋自然是兴奋无比。那首著名的《不惹庵示僧》，可能就是此战后写下的：

杀尽江南百万兵，

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主，

只凭哓哓问姓名。

联系到他那首仿黄巢《不第后赋菊》所写的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看得出，朱元璋骨子里也是霸气十足，有古今雄主特有的那种英雄范儿。

用清代史学家赵翼的话说：“明祖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能够舞文弄墨，这自然都是朱元璋勤奋学习的结果，不过也不能刻意夸大其文学才能，更不能盲目进行神化和崇拜。

受封吴国公

龙湾大捷这一年，世子朱标已经五周岁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虽然此刻朱元璋正值壮年，且雄心勃勃，但对于后代的教育也并不敢马虎。

为把儿子培养成为将来合格的继承人，朱元璋便专门设置了儒学提举司，以道德文章皆不凡的宋濂为提举，教世子学习经学。

就在龙湾之战后几天，朱元璋召开了盛大的庆功会，在此战中光荣立功的将士们一律得到了重赏，而那些没有得到奖励甚至还挨了处罚的人，朱元璋也在随后进行了劝勉。不过，有一个人虽然没有参加此战，没能躬逢其盛，却也是有些功劳的，此人就是胡大海。

就在陈友谅大军集结于太平并窥伺应天时，为了在其他方向上牵制敌人，朱元璋特命老胡出兵直捣广信（位于江西东北）。本来，老胡觉得陈友谅既然已将主力集中到了太平，那么广信必然就空虚了，所以他只派出了部将葛俊率兵前往。当葛俊的军队途经衢州时，被都事王恺（就是当街责打常遇春部下的那位）给拦了下来。王恺又赶紧乘驿马来到金华面见胡大海以说明情况，他认为广信乃是陈友谅大汉国的东面门户，如今他既敢以倾国之力进攻应天，那就说明他对广信的防守是有准备的，所以他建议老胡应该亲自带兵前去为好；否则，一旦有所失利，那么不仅广信拿不下，恐怕衢州也会受到牵连。

胡大海觉得是这个理儿，当即决定亲自出马。当他领兵到达灵溪时，广信城果然有步骑兵数千人出来挑战，可是没一顿饭工夫，这帮人就被胡大海打得狼狈逃窜。胡大海随即督兵攻城，朱家军的兵力是敌人的数倍，且士气正盛，再加又是老胡这等人物亲自统领，所以广信城很快就被拿下了。

不久，朱元璋改信州路为广信府，以段伯文为知府，立龙虎翼元帅府，以葛俊为元帅、周隆为副元帅守之。随后，朱元璋又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罢除各郡县“寨粮”。起初，那些新被招抚的郡县，当军队经过时它们必须主动提供粮草，或者由军队前往专门征粮，名之曰“寨粮”，这样也就免除了军队的部分后勤压力。

可是，任何地方的粮食生产总是有限的，如果军队的人数过多，就会把一个地方狠狠地刮掉一层皮，弄得当地老百姓断了活路，不免有些反抗的举动；即使宽裕些的地方，老百姓也会怨声载道。胡大海长年身处前线，对这些基本情况很是了解。民情骚动，这是对长远统治很不利的，于是他就把这一情况向朱元璋做了汇报。最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朱元璋决定罢征“寨粮”—朱氏能够采取这种宽仁之举，除了老根据地的生产恢复之外，主要还是得益于军屯的开展。

此外，朱元璋还专门立下了一条规矩，即用粮食的生产量来决定赏罚。而且，就像他自己说的：“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阵。”减少冗余兵士，也等于变相节约粮食。

通过这一番发展生产、精兵简政，朱元璋的队伍搞得有声有色，士气很高，老百姓也比较拥护。

这年的六月，朱元璋任命安庆总管童敬先为省都镇抚兼安庆翼统兵元帅，算是担负起了守御一方的重任。不久，又派人加筑太平城。先前因为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所以才被陈友谅的水师从这里突破。如今陈家军败走，常遇春带人收复了此地，所以老常特命将城的西南方靠后缩了一些，与姑溪拉开二十余步的距离，同时，增高加厚了部分楼堞，这样一来，敌人再想依靠大船贴近城墙攀爬上来，那就完全不可能了。

另外，为了加强应天的守备，朱元璋也命人在龙湾修筑了虎口城。

九月，以亲军左副都指挥朱文忠（即李文忠）为同佥枢密院事。随后传来消息说，张士诚兵入侵诸全，朱家军统兵元帅袁实战死。坏消息之后又有好消息，原徐寿辉的部将欧普祥等人以袁州（袁州即是彭和尚的老家）来降。

当欧普祥等人投降的消息传到陈友谅那里后，他立即派出了五弟陈友仁率兵前往征讨。不料，这欧普祥也非常强悍，他不仅打败了对手，结果连一时疏忽的陈五王本人也给活捉了。被俘后的陈友仁那是相当的惨，欧普祥将多年来对陈友谅的怒火都发泄在了他身上，不仅将陈友仁用鞭子狠抽了一顿，还把他关在囚笼里示众。

如此一来，陈皇帝害怕了，他念着手足情谊，于是便派出了太师邹普胜前往袁州与欧普祥讲和，双方约定以后各守其境，不互相攻伐，欧普祥这才同意释放了陈家老弟。

朱、陈两部打得热火朝天之时，有一人眯在一边睡大觉，这人自然就是张士诚了。

陈友谅曾找他联合出兵夹击朱元璋，他不干。等陈皇帝吃了败仗，朱、陈二人斗法渐渐消停下来了，张士诚反倒积极起来了—后来也是这样。他大概有自己的算盘：如果姓陈的灭了姓朱的，那么下一个目标自然就非他老张莫属；反之，姓朱的如果灭了姓陈的，自己也会没活路。所以，不如先选择坐山观虎斗，最好能有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但张士诚也不愿意让手下们的日子过得太安逸，“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嘛，所以，时不时也需要把队伍拉出来练练兵，借机也让那姓朱的紧张一下。

就在朱元璋刚开完庆功会还没坐稳当时，老张又派出了吕珍等带领水师自太湖分三路进攻长兴。长兴的守将自然还是耿炳文，当张部又来进攻时，小耿闻讯后便派出了手下的左副元帅刘成出五里牌，总管汤泉出蒋婆桥，张珙出下新桥，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不料这回出师不利，汤泉、张珙两位将领皆战死，刘成与敌人相持一昼夜未分胜负。耿炳文不得不亲率精兵前往刘成处支援，这样才算把敌人的气焰给压了下去，还缴获了敌众大量的甲仗船舰。

十月，原来那些在采石之败中溃散的陈家军余部被成功招降。十一月，江阴守将、枢密院判官吴良被召至应天入见，朱元璋很安慰地当众宣布：“吴院判保障一方，使我部能够无东顾之忧，其功大矣！”在肯定过吴良的巨大成绩后，朱元璋还特命宋濂等为吴良写了好几首赞美诗。

十二月，朱元璋再次派出夏煜等人前往训诫方国珍：“福基于至诚，祸生于反覆，狡诈者亡，负固者必灭。隗嚣、公孙述等人可以做你的前车之鉴。你若再心口不一，反复无常，待咱大军一出，后果如何，你好好想想吧。”

老方这回是真怕了，想那陈皇帝如此牛气的人物，都被朱元璋整得那般狼狈，自己又算是哪根葱呢？所以，他对使者致歉道：“鄙人无状，致烦训谕。”

使者要返回的时候，老方还专门派人前往送别。后来，他还命人带着一匹用金玉装饰马鞍的宝马到应天进献朱元璋，可是被拒收。朱元璋回话道：“我如今有事于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

转眼间就到了至正二十一年（龙凤七年）的正月，小明王有鉴于朱元璋在南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于是加封他为“吴国公”。

同佥常遇春升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参政），佥院邓愈也被任命为中书省参政，但仍兼佥行枢密院事，总制各翼军马。后来，枢密院同知邵荣被提拔为中书省平章政事，这可是头几年朱元璋的职位，可见此时的邵荣真的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按照元朝的行省制度，一省的最高决策层通常都是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若是放在一个朝廷里，那邵荣、常遇春等几个人可都是宰相级别，不过这些武将只是霸占着主要官职而言，并不怎么实际负责，实际负责行政事务的还是留守应天的一应文官。此时，主要是考虑到这些文臣功微位卑，暂时还不宜给他们安排崇高的职位，需要一步步地慢慢提拔起来。比如汤和在洪武初年曾是御史大夫，但没几年文官陈宁就慢慢被提拔起来，真正取代了汤和。

二月，又改分枢密院为中书分省。接着，又升佥院俞通海为同知枢密院事。三月，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枢密院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以节制中外诸军事，实际上就等同于由朱文正掌握了军权，邵荣等人只是职位较高而已。

当时，枢密院虽改为了大都督府，但先行任命的一干在外的武官尚仍其旧，既不作调整也不改换名头。这回，最为风光的自然非朱文正莫属了。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战场上也没磨炼多久，即使真有些才能，也不至于突然坐上最高军事长官的宝座，所以他不骄傲自满才怪。

先前，在攻打金陵时，文正倒是表现不俗，很是被老叔夸奖了一回，说他富于勇略。高兴之余，朱元璋便开始对侄子寄予厚望，不久即授予他枢密院同佥的职衔。

这次大败陈友谅，朱元璋准备再把侄子的官位提一提，但私下里他先问文正：“你想要个什么官，说出来让我考虑考虑！”不料文正却答道：“爵赏不先赏众人而急忙授予私亲，会使众人不服。而且，叔父既成了大业，侄儿又何愁富贵！”老叔一听，这孩子挺识大体的，心里越发喜欢。最后实在忍不住，所以才把“大都督”一职授予了文正。

当然朱元璋这么做也是为了防范邵荣等众将，军队大权握在自家孩子手里，比谁都更让自己放心。但朱元璋也许忽略了一点：赏必符其功，罚必当其罪，再富也不能富孩子！

富日子要穷过

不管是打仗也好，搞公共建设、给官吏们发工资也好，哪怕是居家过日子也好，离了一样东西就都玩不转了—这就是“钱”！

为了增加税收，开辟财源，中书省向朱元璋建议征收酒、醋之类的税费，被予以采纳。到了至正二十一年的年初，在众人的建议下，朱元璋又命李善长等人专门制定了盐法、茶法和钱法等，以从根本上保证财源之活水。

这也是一个政权的长久之计，既从制度上规范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又能够促使这个政权得到稳固。

先说盐法，该法规定：“严禁贩卖私盐，并设官盐局进行专卖。”这也是历来所有政权都采纳的方法，只不过税率高低有别而已。朱氏政权以二十分之一取税，后来一度增加到十分取一。

茶法则规定：“商人到产茶区买卖茶叶，必须向政府缴钱换取贩茶的凭据—茶引（类似盐引）。”每引茶的限额为100斤，需纳钱200文，不足一引的则叫畸零，发给“由帖”。如果没有引和由帖，或者茶数与引、由不符，就叫贩卖私茶，一旦被告发或查处，直接逮送官府问罪。

当时，政府在宁国府和溧水州都设有茶局批验所，专门来批验引由、检查茶货。茶法还规定，凡私茶出境或关隘放私的，以及用过引、由不及时缴还的都将处以重罪。

为了改善整个财政状况，必须控制整个金融系统，这几乎唯一的办法就是铸钱。

元代的货币本来使用的是钞，类似于我们当今通用的纸币。起初，这种纸币用金、银、丝等硬通货作钞本，发行有限额，还可以转兑金银，信誉度还比较高。但到后来，政府财政赤字高升，由于专制政权天然缺乏信誉、跟人一样天然管不住自己，印钞量便开始盲目加大，钞票于是疯狂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飞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

后来，元廷为挽救经济又转而铸金属材质的“钱”，但这钱铸得很粗糙，质地脆薄，易于损坏，根本不被市场认可，也就无法真正流通起来。弄到最后，民间又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如此一来，既阻碍了商品流通，也影响了政府的收入，皇帝也开始缺钱了。

接下来，自然是半公开对老百姓进行抢掠，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只能揭竿而起。所以，尽管在初占江南时李善长就建议过朱元璋发行铜钱，以促进货物流通、增辟财源，但鉴于元朝的教训就在眼前，朱元璋想了好久，还是把这件事按下没做。可现在要解决财政问题，就只能这么办了。

于是，至正二十一年二月，朱元璋批准了在应天设立宝源局，正式铸钱。其所铸造的“大中通宝”铜钱，以400文为一贯，40文为一两，4文为一钱，当年共铸431万贯，并可与历代制钱通用。结果，这项重大的财政举措获得了成功，朱元璋控制下的江南一带经济平稳，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政府也从中得了利。

财源问题得到了暂时解决后，朱家军的整个军需供给就一步步转向正规化，军队的战斗力明显提高。

日子一天天似乎好起来了，但朱元璋并不敢掉以轻心。有一天，朱元璋在东阁视事，南京本是火炉之地，当时又值盛夏时节，所以他坐得久了，竟然已是汗透衣襟。服侍的人赶紧另拿了一套衣服进来，都是一些浣洗过多次的旧衣服。这时，旁边的参军宋思颜忍不住插话道：“臣见主公躬行节俭，穿的都是旧衣服，这如同当年讨厌新衣服的大禹一样，您今番的举动足可以示法于子孙后代。但是，臣仍不免有所担心，今日危难，主公可以如此，他日一旦走出困境……恕臣直言，唯愿主公能够始终如一！”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老宋这番话拍马中也带着劝谏。朱元璋是个聪明人，历史上的那些教训他不可能没听说过一些，更何况他自己就是穷苦出身，历来就痛恨骄奢淫逸。

因此，闻听老宋的这番忠言，朱元璋当即大喜，他让人拿了些赏赐，以表彰老宋的忠直。而后，他又表扬了老宋一番。老宋客套了几句后，趁着主公高兴的茬儿，他又说道：“近来听说句容有老虎为害乡里，又听闻主公已经派人将它们给捕获了，还听闻说您已经把它们给豢养起来，让老百姓拿狗肉去喂它们。这说起来能有什么好处呢？”

当时没有动物园，朱元璋可能一时图个新鲜有趣，养起来过过瘾。乍一看，这也算不得多大个事，但问题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今天能稀罕这个，明天就能稀罕那个，到头来就很可能会像宋徽宗迷恋“花石纲”那样，弄得劳民伤财！所以说，这个坏头儿绝不能开，更应该为子孙后代做出一个好榜样。

朱元璋一时大悟，他便立刻命人把那两只老虎与一只熊都给杀了，然后煮了分赐给百官品尝—这也算是向大伙表明自己改悔的决心。

至正二十一年四月，朱元璋改宁国府为宣城府，以中书省参议李善长为参知政事。五月，以枢密佥院胡大海为中书分省参知政事镇金华，总制诸郡，都事王恺为左右司郎中。同时，朱元璋又命同佥枢密院事朱文忠在严州一带修筑城防，因为那里距离张士诚部所盘踞的杭州很近，不多做点准备显然是不行的。

就在不久前，院判朱亮祖曾率兵前往攻打陈友谅的一处地盘，不利而还；但朱文辉（朱元璋的又一养子）引兵攻打池州之建德，结果得手。陈部虽然新败，但诸将也不是吃素的。不久，老陈的部将李明道进攻信州，信州守将正是胡大海的养子胡德济，他兵力单薄，危在旦夕。

老胡随即率兵由灵溪西进，当胡德济听闻援军已到，便引兵出城，与李明道展开了激战。这边胡大海援兵及时赶到，父子二人合兵夹击敌人，结果大破敌军，并生擒了李明道及其宣慰王汉二等人，缴获战马器械不少。

这王汉二本是王溥的弟弟，而王溥又是饶州的地方军政长官，饶州没有被攻下，所以文忠就命王汉二以书信招降哥哥。但王溥一时犹疑不定，于是文忠只得把李、王二人送到了应天。朱元璋见二人态度不错，于是恢复了他们的旧职，并且还决定任用他们作为将来攻取江西的向导。

六月初，由于各处的驻军不断被抽调去加强西线，镇守长兴的耿炳文有些担心了，他给朱元璋上书说自己这边地接敌境，应该把广兴翼的驻军留下以作为应援。但请求被拒绝，朱元璋只是让小耿加强长兴守军、民兵的训练，自为镇守。

八月，邓愈大军在经过一番周折后攻克了鄱阳湖附近的浮梁，敌守将弃城逃走。但与此同时，一个坏消息传来—安庆重镇失守了！

攻陷安庆的敌主将正是作为陈皇帝手下头号大将张定边，看来老张是想扳回一局。当安庆守将余某等逃回应天后，虽然有常遇春等人的求情，但朱元璋仍下令将他们全部处死。可见这次失利，既出乎他的意料，更让他感到震惊！为坚定守城将士的必死之心，他必须杀鸡儆猴！

当然，有个疑问也来了：安庆如此重要的城市，又处在对敌斗争第一线，朱元璋为什么不派徐、常之类的强将，而是派了籍籍无名的余某去镇守呢？

这点的确让人有些不解，或许是由于时间仓促，西线形势又过于复杂，朱元璋对于西线的防守还没来得及部署好，才让陈家军突然袭击而得手，也许他更没想到张定边此时还敢大举反击。更何况徐、常等大将经常被朱元璋调往各线机动作战，只是没想到这个余某如此不禁打，没等到增援就被揍趴下了。

不管怎么说，安庆一失，长江上游的防守便被撕开了很大的一个口子。朱元璋本来就担心西线的陈友谅不好对付，不愿轻易派出主力前往征讨，想本着先易后难、逐次解决的方针，等扫平东南大部、后方强固后，再跟老陈算总账。

但眼下看来，你不杀老虎，老虎便要伤人，只能先把硬骨头啃了。就在这时，刘伯温也趁机建议主公，应该及时地将总体战略调整为“先南后北、先西后东”，即先彻底解决掉陈友谅部，再掉头东向灭张士诚，等到荡平了南方，再挥师进行北伐，最终一统华夏。

朱元璋考虑良久，又和大伙做了反复的比较分析后，最终决定亲率主力伐汉，要狠狠教训一下陈友谅。可这毕竟是其生平第一次对西线主动大规模用兵，此次的准备工作自然是非常审慎和细致的。

廖永忠崭露头角

当元将察罕帖木儿（又名李察罕）攻占了大宋政权的都城汴梁时，朱元璋为慎重起见，便派出使节到他那里通好。这一远交近攻的法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但也屡试不爽。

此时察罕帖木儿正在全力攻打山东，并且成功招降了田丰等部，其势力颇大。朱元璋也是借机试探一下他的态度，结果发现：这李察罕果有军阀本性，正可利用。

北线能暂时保证相安无事，那么就可以全力以赴进攻西线了。前段时间，李明道被文忠俘获，交至应天后，朱元璋便向他了解情况。李明道把陈部的具体情况做了详细汇报，最后说道：“陈伪主自从篡弑（徐皇帝）以来，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擅权者多，骁勇之将如赵普胜者，又忌而杀之，虽有众，不足畏也！”

也就是说，陈友谅根本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强大。朱元璋听了，心里便多了几分底。现在，既然准备全力进攻陈友谅，那就必须把所有工作做足。就在出师之前，朱元璋还抓住了陈皇帝的软肋，就此告谕诸将道：“陈友谅贼杀徐寿辉，僭称大号，此乃天理人情所不容！偏他又不度德量力，恃凶一再犯我大宋疆界，前次既自取祸败，尤不知悔悟。如今他又以兵攻陷安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徐达在一边附和道：“师直为壮，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谁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谁才容易取得胜利。

刘基也从容出场，他对主公一拱手，便道：“愚昨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师胜之兆。愿主公顺天应人，早行吊伐！”

经过这一番煽风点火，众将自是群情激昂，个个摩拳擦掌，表示要跟老陈拼了。朱元璋看了非常满意，只是老刘虽被大伙看成了“半仙儿”，但他没能预料到另一件大事—他的八十老母刘老夫人突然在此时去世了！

古人重孝道，所以刘基只得向朱元璋请假归葬老母，并守孝三年。朱元璋一想，在这节骨眼上，别说离开三年，就是三个月甚至三天，都万万不可。为了显得正式，他便亲自撰写书信慰留刘老先生。

此举算是给足了刘基面子也给足了梯子，毕竟国事重于家事。刘基顺坡下驴，表示个人服从组织安排，于是留了下来。直至这次西征归来，朱元璋才特准了他一年的“丁忧”假。

各项准备工作既已妥当，于是朱元璋便率领着徐达、常遇春等各路大军由龙湾逆长江西上。朱元璋乘坐的是一艘龙骧巨舰，远远地便能瞧见一杆大旗竖立于船头，上书八个大字：“吊民伐罪，纳顺招降”—这话是专门针对陈友谅软肋的。

船队乘风逆流而上，第二天就顺利到达了采石。这里，有不少陈家军的侦察部队出没于江上，当他们见到朱家军的雄壮气势后，便望风奔逃。几天后，船队就到达了安庆附近。安庆守敌龟缩在防御工事里，坚守不出。

经朱元璋与刘军师等人研究决定，先由陆路佯攻敌人，引诱其出战，然后水军便乘势大举进攻。计议已定，当敌军主力与朱家军在陆上大战正酣之时，廖永忠、张志雄等则带领水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了敌人的水寨。

正当陈家军首尾难顾之际，两路朱家军以钳形攻势直取安庆，不久，安庆即成功告破。看来这安庆确实不如想象中的牢固，余阙可以在此地坚守七年，也许是他运气好，一直没遇上真正的强敌。

当大军一路长驱追击残敌至小孤山时，驻扎在这里的陈家军守将傅友德及丁普郎投降。需要一提的是，这二位可绝非等闲人物，都是当时响当当的猛将。“狂人”丁普郎后来不幸战死，而九死一生的傅友德则扬名立万，最后熬成了朱元璋手下的头号战将—以战功、能力、品格等综合因素而论，徐、常、李、傅，实在是大明开国真正配称“名将”的四位！

若论大器晚成，傅友德与东汉名将马援有得一比。只是他最后还是没能逃过朱皇帝的残酷清洗，让人不禁扼腕。这里不妨介绍下傅友德的经历，论怀才不遇，他的遭遇比韩信还不如。

傅友德的先祖是安徽宿州人，后迁徙到了安徽最北端的砀山。红巾军起事后，他先是跟随刘福通的部下李喜喜入蜀，李失败后，傅友德又归降了明玉珍，可是明玉珍因信不过，一时未能重用他。空怀一身才干，但不能很好地施展，于是傅友德一气之下便又改投到陈友谅麾下。

然而，陈友谅除了不信任，也没怎么看清老傅身上的杰出才干，他只能勉强跟着混日子，但他又确实心有不甘。经过一番审时度势，傅友德于是拉上跟自己同病相怜的丁普郎，改投到朱元璋帐下。

傅友德归降朱元璋之后，二人交谈了一回，朱元璋“奇之，用为将”，老丁也是这个待遇。英雄识英雄，单就这件事，就可看出陈友谅的眼光要比朱元璋低一个层次。傅友德及丁普郎两位猛将的来降，充分说明了一点：他们绝不是被朱元璋的兵威给吓服的，而是被毫无识人之明的陈皇帝给气走的！

人心一散，天下何事再能为之？如果一个政权或国家不能吸引并留住人才，那么这个政权或国家只能是二流货色。

当时，陈友谅正坐镇于江州，当朱家军水师到达鄱阳湖湖口时，恰遇陈家军的一支江上巡逻部队，朱元璋立命常遇春前往收拾他们，很快，敌舟便退走了。

朱家军一路追赶至江州，陈皇帝亲自率兵来战，朱元璋将水师分为两翼，合力夹击陈家军，结果陈家军很不经打，立刻败下阵来，并被缴获了舟船百余艘。很快，朱家军便乘胜包围了江州。江州是江西的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虽然江州城内陈家军兵力甚多，但这里也跟太平城一样，可以从水路发起强攻。

廖永忠吸取了陈家军破太平的经验，于是在船尾造桥，名曰“天桥”，令其高度与江州城池齐平。廖永忠命人将船顺风倒行，使“天桥”与城墙连接，朱家军将士借势攀缘而上，结果一下子就攻进了城去。陈友谅一看大事不妙，连夜带着老婆孩子弃城逃往武昌。

朱家军随即占领江州，朱元璋命徐达领一支水师前往追击陈皇帝。当时的陈家军正在沔阳一带赶造超大型战舰，以期卷土重来，所以，当徐达听闻敌人要以巨舰来迎战自己时，出于慎重考虑，他未敢轻举妄动，只得将部队屯集于汉阳的沌口，以做好进一步应敌的准备。

随后，朱元璋改安庆府为宁江府，改池州路为九华府。就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朱家军连破敌人两座重要的城池，其中一座还带有都城的意义，并大量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致使陈友谅放弃都城、仓皇西逃。

这场战役足以暴露出陈家军外强中干的本质，也为朱元璋最终扫灭陈氏的大汉政权树立了信心。不过，成功如此轻易取得，倒令朱元璋一时有些轻敌。

南昌不战而得

自从攻占了江州这座战略要地之后，革命形势一路看涨，朱家军席卷江西的局面已经非常明朗。

不久，朱元璋派兵攻取了南康（南昌北面），接着又有大汉的（行省）平章吴宏献出饶州（南昌东北）。这年九月，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王汉二的老哥王溥也献出了建昌（南昌东南）。龙兴路四面已经处于朱家军的势力包围之中，看来是孤掌难鸣了。

就在西线继续扩大战果的时候，东线的张士诚又坐不住了—看来他三国故事是没少听，也懂得玩平衡战略。就在这年的十月，老张派李伯升再次率兵十余万乘虚进攻长兴。耿炳文先前就向主公诉过苦，他手下只有七千之众，要对付十数倍的敌人，几乎没有胜算。

当时，朱元璋人在江州，听闻长兴告急，立马从各处抽调了军队前往支援。结果，张家军乘夜劫了援军的营，援军见势头不好，竟一下子溃散了。敌人加紧围城，耿炳文手下左副元帅刘成出西门迎击，虽有小胜，但还是眼睁睁地喂了虎口。张士诚部又建连环寨，还打造楼车俯瞰城中景况，运土石填护城河，放火船烧水关，攻城更加猛烈。

耿炳文率领大伙昼夜应敌，在内外联系完全中断的情况下，足足又坚持了一月有余。这年十一月，朱元璋见敌人攻势很猛，不得不派出了常遇春这支王牌前往救援长兴。

李伯升一向颇知老常的威名，一听说他率援军到了，立马不假思索地弃营逃遁。结果反倒是常遇春率兵一路追击敌人，俘斩对方五千余人。长兴解围后，朱元璋命投诚的吴宏等率兵取抚州（南昌东南），当时守备抚州的是陈皇帝手下右丞邓克明。吴宏先礼后兵，派人去招降邓克明。

这邓克明鬼得很，他假装同意；当听说邓愈所率领的另一路朱家军也驻兵于不远处时，便主动派人到邓愈处联络，要以其地请降。邓愈已经听闻此人的名声，心里就犯了嘀咕：吴宏那里招他，他不去，为何偏要投到自己这边来呢？这里面一定有名堂！

机警的邓愈一面承应下接洽事宜，一面则率军星夜兼程直扑抚州，待到第二天黎明时分，大军出其不意突然从东、西、北三门闯入城中。邓克明彻底蒙了，一时间方寸大乱，仓皇上马从南门出逃。但是跑出去没一会儿，他老兄又急急地回来了，因为他又考虑到单枪匹马恐怕很难冲出去，弄不好在乱军中还掉了脑袋。

多了这个心眼，于是他乖乖地打马溜回，赶紧亡羊补牢，向邓愈正式投降。邓克明被邓愈留在军中监视起来，邓愈又命其弟志明前往新淦，去收罗旧部。邓克明借口说要到九江去面见朱元璋，邓愈便派兵护送他前往。可就在途中，狡猾的邓克明却伺机逃走了。

一个多月后，当南昌及其附近地区都被朱家军攻占时，邓克明惶恐不安，这一回他是真想投降了，可是又害怕朱元璋会报复他。最后，他化装成一小商人乘小舟来到了南昌城下，先想找个算卦的卜上一卦，让老天帮他拿拿主意。结果，卦还没算完，就被人抓了个现形。朱元璋指斥其为人反复，于是姓邓的终被囚送应天，落了个悲惨的下场。

“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眼见陈皇帝那边风水不行了，江西大势已去，大汉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等便遣使到江州去面见朱元璋，谈判龙兴路等地的投降事宜。

使节郑仁杰带来了胡廷瑞的意思道：“明公英武盖世，海内豪杰皆延颈倾心，乐为任使。廷瑞等欲归命久矣……”说了一堆，无非就是投降可以，但前提是不得拆散旧部，不接受改编。

这个条件很苛刻，朱元璋一时犹豫难决。就在这时，刘基从后面轻轻地踢了一下主公坐的胡床。朱元璋于是醒悟过来，便爽快地答应了对方的请求，这一块大肥肉可以慢慢消化嘛，尽管也确实存在被噎住的风险。

为了表明诚意，朱元璋还专门致信胡廷瑞，信誓旦旦，以期能够消除胡、祝等人的疑虑。信很长，大致意思如此：“老兄你明白事理，前来投靠，这算选择对了。至于你担心手下兄弟的前程，这个放心，咱自起兵以来已有十年了，四方的奇士英才前来投靠的多得很。咱都一律以赤心相待，量才纳用。要兵给兵，要钱给钱，大伙一视同仁。”接下来，朱元璋还用赵普胜被陈皇帝杀害，而张志雄投靠自己反受到重用为例，加以举证说明。他甚至还强调说，自己对张志雄等人尚且如此，更何况胡廷瑞这样以完整城池、部队来归附的。

次年（1362）正月，胡廷瑞等终于决定向朱元璋投降。为表重视，朱元璋由九江出发亲至南昌，以高规格仪式接受了对方的投诚。当朱氏等一行人将至南昌时，胡廷瑞率大批官员出城相迎，朱元璋慰劳了他们一番，并当众再次承诺众人“各仍旧官”。

入城之后，军令肃然，民皆安定，一切如常。朱元璋先是拜谒了一下孔子庙，又参拜了道家著名宫观铁柱观，然后开城摆宴，在滕王阁与当地名流儒士赋诗为乐，以这种附庸风雅的方式来笼络士大夫之心。第二天，朱元璋又下令抚恤全城孤弱百姓，并于西山放生了陈皇帝之前所蓄养的一群鹿。

最后，筑台于城北龙沙之上，朱元璋特意召集城中父老乡亲集会，告谕众人：“自古攻城略地，刀枪弓箭之下，老百姓多受其祸。现在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托丞相胡廷瑞之福而得以保全！姓陈的当初占据这里，苛捐杂税，百姓们的负担很重。现在，我宣布把这些统统去掉，军队供应无须拖累百姓。你们各自从事本业，不要游走懒惰，不要纠缠诉讼，不要交结权贵，各自好好做个良民吧……”

大伙听完这番话后，心里都暖洋洋的，但听其言还须观其行。随后，朱元璋改龙兴路为洪都府，以“浙东四先生”之一的叶琛出任知府。

自打占领了南昌后，江西的北部已基本落入朱家军之手。

这一年多的西线作战中，朱家军得分很多，陈家军的命运也如当初的张家军一般，被压得始终没能抬起头来。至此，战略主动权已经完全被朱元璋所掌握，“先南后北、先西后东”的战略决策不再只是一个设想—陈友谅此时已经开始居于守势。

但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朱元璋的事业震荡期却悄然来临了。

就在刘基将要回乡守孝时，朱元璋特意询问刘老先生还有什么想交代的。刘基便指出：“如今，陈友谅、张士诚一时半会儿都不会有什么大动作，我所担心的，一是浙东投诚的苗兵，一是洪都新附的降将。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将校部曲，一有疑惧和机会，就可能酿成祸乱……”

朱元璋对此先是一惊，但继之以一笑，此刻不免有些得意忘形的他觉得老先生是太过谨慎了。浙东有胡大海，洪都有邓愈，不会有什么大差错的。

显然，最近一个时期，朱元璋的革命事业是顺风顺水，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他已完全沉浸在一种慷慨豪迈的情绪中，对于一些被顺境所掩盖的问题和矛盾，有意无意之间竟给忽视了。

而更大的失误还在后面，幸好一个成功者不可或缺的运气，朱元璋也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