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巡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历史作用
张巡(708—757),唐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少好学,博通群书。“于书,读不过三偏(遍),终身不忘”, “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玄宗开元(713—741)末进士,时其兄张晓已位监察御史。张巡初任清河(今河北清河县西北)令,后任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东)令。安史乱起,张巡挺身下位,忠勇奋发,率兵守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今河南宁陵县)、睢阳(今河南商丘市),三点一线,以少胜多,屡建战功,因功被任命为御史中丞。757年十月,由于粮尽援绝,睢阳城破被执,不屈而死,时年49岁,诏赠扬州大都督。宋大观(1107—1110)中,赐爵侯,谥忠烈。庙食睢阳,岁时致祭。
张巡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时。他和将士百姓,力抗叛军,血洒商丘,捐躯大唐,保江淮之地,援关陕之要,一方面加速了安史集团的覆灭,另一方面又为唐乱后中兴奠定了物质基础。本文试就张巡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历史作用作一评价,并兼及其人格与风格。
一
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可分两个阶段:从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起兵范阳,到757年十月唐军收复洛阳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安史叛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757年十月到763年正月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安史叛军渐趋并最后覆亡。
安史之乱是唐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这场战争,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唐朝自贞观以来的繁荣景象,摧毁了北方人民安居乐业的稳定生活,所以安史集团发动战争毫无正义可言。但是,由于“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由于“帝(玄宗)春秋高,嬖艳钳固,李林甫、杨国忠更持权,纲纪大乱”,政治腐败;由于指挥错误,官吏将帅矛盾重重;由于安禄山、史思明为发动叛乱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安史叛军起兵之初,所过州县,官兵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贼所擒戮,无敢拒之者。”“官军大败”“官军狼狈走”“开城出降”等记载不绝史书。755年十一月,安、史反于范阳,很快河北沦陷。十二月,安禄山渡过黄河后,破陈留(汴州,今开封)、陷荥阳。同时兵锋西指,大败唐将封常清、高仙芝,陷东京(洛阳)。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
安禄山称帝后,便组织兵力西进东犯。西进的目标是长安;东犯的目标是雍丘、睢阳,目的是夺取睢阳,卡住运河,扫荡江淮。于是形成了东西两个战场。在东方战场上,张巡率兵力抗方张不制之敌,与雍丘、宁陵、睢阳共存亡,与安史之乱的第一阶段相始终。仔细分析,东方战场的恶战又可分为两个时期:(1)从756年正月至十二月,这段时间主要是张巡守雍丘、宁陵百里防线;(2)从757年正月至十月,为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等固守睢阳城,至城破被执。
756年正月,叛将张通晤陷宋、曹等州,谯郡(今安徽亳县)太守杨万石降,杨逼真源令张巡为长史,使西迎叛军,巡誓死不从,并“率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庙,起兵讨贼,从者千人”,又引兵与单父(今山东单县)尉贾贲合,有众二千,进驻雍丘。二月,雍丘令令狐潮举县附贼,贼以为将,使东击淮阳(今河南淮阳)。张巡“屠其妻子,磔城上”。潮大怒,还攻雍丘。贾贲战死。张巡指挥军队击迫令狐潮,于是士卒共奉张巡为主军。雍丘、宁陵保卫战至此开始。三月,令狐潮与叛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率四万大军进攻雍丘。张巡身先士卒,率二千将士大战六十余日,大胜。五月,令狐潮又攻雍丘,战四十余日,损兵折将,败退陈留。七月,令狐潮四攻雍丘,为了绝张巡北援之路,并威胁雍丘城池,乃置杞州,并筑城于雍丘之北。双方相持四个月之久。张巡每战必克,战绩辉煌。
从756年正月至十二月,在缺乏粮草、兵力单薄的情况下,张巡随机应变,以灵活的战术,四次挫败令狐潮数万雄师的围困,雍丘城池固若金汤。与之同时,“哥舒(翰)以天下之众败绩于潼关,两宫出居,万国播荡,贼遂僭盗神器,鸱峙两京,南临汉江,西逼岐雍,群帅迁延而不进,列郡望风而出奔”。两相对照,张巡之功伟矣。
此时,北方兖州、郓州、曹州皆陷,宋州完全失去了北部屏障;驻守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的河南节度使嗣虢王巨闻之大惊,夺路南逃,撤至临淮(今江苏泗州),宋州又失去了东部支柱,形势危急。叛将杨朝宗谋南下,斩宁陵,包抄雍丘,以绝张巡生路。面对黑云压城之势,张巡撤雍丘,退宁陵,会许远,大战杨朝宗,斩敌首万余级,投尸于汴,水为之不流。因功诏拜张巡为主客郎中,副河南节度使。至此,张巡抗击叛军的第一个阶段,便以胜利而结束。
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称皇帝。为最后解决东方战局,打通挺进江淮的通道,任命大将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令其迅速出师。正月下旬,尹子奇率领同罗、突厥、奚等少数民族军队13万,杀奔睢阳。张巡抗击叛军的第二阶段自此开始。叛军直趋睢阳,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巡乃率兵进驻,与太守许远、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令姚訚等合,励士固守。士卒凡六千八百人,首战告捷,斩敌二万余人。“许远自以材不及巡,请禀军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辞,远专治军粮战具。”为激励士气,帝诏张巡为御史中丞,许远为侍御史,姚訚为吏部郎中。
张巡、许远守睢阳,是平定安史之乱史上极其悲壮的一页。当时,新任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屯临淮而不救,许叔冀、尚衡近驻彭城以观望。至七月,睢阳城内粮草绝尽,1600名将士饥病交加,战斗力逐渐丧失。贼将尹子奇知粮尽援绝,征兵急攻。只是由于张巡机智多谋,将士知死不叛,才多次挫败尹子奇的进攻,大小400余战,杀叛军12万人。粮尽以后,杀马煮纸而食。马尽,罗雀掘鼠,煮铠食弩。雀鼠又尽,张巡杀其爱妾,许远杀其奴,令将士强食。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之以男子老翁。十月城破时,遗民止四百而已。张巡被执后,敌将尹子奇问巡曰:“闻公督战,大呼辄眦裂血面,嚼齿皆碎,何至是?”巡答曰:“吾欲气吞逆贼,顾力屈耳。”子奇怒,以刀抉其口,齿存者三四。张巡遇难。同月,许远也被害于洛阳。张巡、许远同年同月生,同年同月死,彪炳日月,双忠也。张巡遇难前,回想睢阳之守,以悲壮的激情、饱满的笔触,挥麾作歌:“力拔山兮势雄,气贯日兮虹霓。月正明兮磨枪砺剑,星未落兮击鼓掀旗。捣贼室兮焚寨,脔贼肉兮充饥。食马革兮计尽,杀妻妾兮心悲。为厉鬼兮被铁甲,为明神兮执金鎚……”慷慨、悲壮的情怀,艰辛茹苦的困境,以及冲锋陷阵、裹疮饮血的恶战,无一不是睢阳之守的真实写照。
睢阳城陷后三日,救兵方至。睢阳城陷前一个月,长安光复;陷后十日,洛阳光复,安庆绪仓皇北渡。至此,东西方战局告一段落。
二
张巡抵抗叛军,其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张巡在雍丘、宁陵、睢阳三点一线的持久抵抗,有力地打击了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彻底打破了叛军欲南下扫荡江淮的企图,保护了南方人民生命及财产的安全,使东南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更加稳步地向前发展。
睢阳“据江淮之上游,为汴洛之后劲”,它“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京建于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所以“若论形势,实江淮之屏蔽,而河洛之襟喉也”。隋唐大运河之通济渠段,穿雍丘、宁陵、睢阳等地,直下江淮。该渠是江淮财物进抵两京的重要通道。在渠之侧的雍丘、宁陵、睢阳,其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睢阳尤为如此,因为它不仅是宋州治所所在地,而且是水陆交通的一个重要枢纽。张巡、许远对睢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曾说:“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正是由此,安史叛军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重要地方,并为夺取、占领它付出了无数代价。但是,破城之时,为时已晚,他们南下的企图已无法实现,江淮人民得以和平地生产与生活。北方的情形如何呢?《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径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遭逢了安史叛乱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其著名的《无家别》一诗中,逼真地展现了当时的凄惨情景:“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可见,安史叛乱对中原经济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与此同时,南方一带也曾发生了某些叛乱,但动荡短暂,破坏很小,再加上张巡死守雍丘、宁陵和睢阳,坚持22个月,使叛军行动极其迟缓,他们无法越过睢阳向南方移动一步。正是因为张巡力保江淮,才使南方经济得以持续不断地发展。这就使唐王朝在军食财用上有所依赖,对战争的结局有重大影响。同时,江淮的保全,也为唐乱后中兴打下了物质基础。《新唐书·张巡传》赞中说:“张巡、许远,可谓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面,牵制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李翰在《进御史中丞张巡传表》中也说:“贼时窃据洛阳,控引幽、朔,驱其猛锐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溃其心腹……退军睢阳,扼其咽喉……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得以保全者,巡之力也。”我们认为这些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第二,张巡吸引牵制了十余万叛军,这个行动本身有力地支援了西部战场的反攻,构成了东西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局面。张巡对西部战场的支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张巡力守雍丘、宁陵、睢阳,使叛军无法越城以掠江淮资财,这就使叛军失去了重要经济财源,因此,叛军也就无法长期盘踞下来以持久作战。(2)757年1月之前,安史叛军的战略重点是集中力量进攻洛阳和长安。洛阳、长安连陷之后,叛军的战略计划改变为:一方面巩固和扩大西方战场的战果,另一方面则是开辟东方战场,以便控制运河、南下江淮。由于安史大将尹子奇所率13万大军被完全吸引牵制在睢阳城的周围,他们既无法回师救援危在旦夕的长安城,也无法破城南下。这样就极大地削弱了长安、洛阳方面叛军的军事力量,为唐军光复长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使长安在九月得以收复。十月,在叛军攻陷睢阳城后十天,唐军又收复洛阳。所以,史书说张巡坚守睢阳,“既足以挫贼之锋,使不得席卷东下,又即以分贼之势,使不得并力西侵。江淮得保富庶之全力,赡给诸军。贼旋荡覆,张许之功,于是乎伟矣”。李翰在其《进御史中丞张巡传表》中说得更是明确:“国家以六师震其西,巡以坚垒扼其东,故陕鄢一战,而凶逆遁走,王师因之而势胜。”
正因张巡功勋显赫,为唐帝国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故天子下诏,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并授官巡子亚夫为拜金吾大将军,后来,又在睢阳立庙,岁时祭祀。50年后,唐德宗又“复官巡它子去疾……赠巡妻为巾帼夫人,赐帛百”。宋大观中,追赐巡爵侯,谥忠烈。明宣宗还亲撰《祭唐张巡许远文》,以表褒祭之情。张巡死难之后,历代文人墨客无不感慨万分。张巡的生前好友李翰墨带感情,写下了《进御史中丞张巡传表》。唐代大政治家、文豪韩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张中丞传后叙》。其他如柳宗元、高适、韦应物、梅尧臣、文天祥、李梦阳、刘德昌等数朝近30人也赋诗作文,以深切追念张巡等英雄抵抗叛军的功绩。
三
分析了张巡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历史作用之后,下面谈一下他的人格与风格。
无论在安史之乱前的“盛唐”,还是在刀光剑影的东部战场,张巡都是一个公正廉明的清官。他视权奸如寇仇,视金钱如粪土,志气高迈,体质纯正。当时杨国忠专权跋扈,权势可炙,凡逢迎拍马者,皆可显用。张巡任清河令秩满还都时,有人劝他见一见杨国忠,可以得到重用,而张巡对杨国忠擅权极为不满,因此他答道:“是方为国怪祥,朝宦不可为也。”终因不见被更调为真源令。
在任清河令期间,“治绩最,而负义节,或以困厄归者,倾赀振(赈)护无吝”。“政简约,民甚宜之。”在守睢阳时,凡所“获车马牛羊,悉分士,秋毫无入其家”。
张巡为官公正、廉洁,按法办事,平等待人,不阿谀权贵,不践踏平民。任真源令时,大吏华南金树威恣肆,邑中语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车,以法诛之,赦余党,莫不改行迁善。战乱时,他“待人无所疑,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虽厮养,必整衣见之,下争致死力”。其将南霁云、雷万春等皆事之,虽死不避。初,霁云非事巡,乃为钜野尉张沼先锋,西击汴州李廷望时,过睢阳,得遇巡,事巡不去,且谓人曰:“张公开心待人,真吾所事也。”睢阳城危之时,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屯临淮,许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观望不救。张巡使南霁云到临淮告急。贺兰进明怕师出被袭,又忌张巡声威,恐成功,故无出师之意。但他爱南霁云壮士,欲留之,因此“为大飨,乐作”。“霁云泣曰:‘昨出睢阳时,将士不粒食已弥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广设声乐,义不忍独享,虽食,弗下咽。今主将之命不达,霁云请置一指以示信,归报中丞也。’因拔佩刀断指,一座大惊,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图,矢著砖,曰:‘吾破贼还,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正是由于张巡的廉洁奉公,竭诚待下,用人不疑,才赢得了将士的爱戴和拥护,“争致死力”。这也是张巡在睢阳保卫战中“能以少胜多,未尝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巡力抗叛军的行动客观上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所以他得到了人民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博得了后人广泛的称赞。但是,张巡抵抗叛军的真正目的和主观动机则是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其深入骨髓的思想基础是忠君。正因为这样,张巡在战斗中不敢也不可能大胆地、充分地发动雍丘、睢阳城池内外的老百姓与之共同作战,致使孤悬敌后,终于城破被执。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在战斗最残酷之时,竟至残杀妇女老弱,以享士卒。这种野蛮残忍的做法,反映出在张巡思想的天平上,君王的宗庙社稷是远远高于百姓的身家性命的。对于张巡身上的这种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我们也必须明确指出,而不能为之隐讳。
(原载《商丘师专学报》创刊号1985年第1期,与蒋晔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