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商丘通史》（上编）序言一
商丘市是国务院命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商丘的先民就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着古老的文明。商丘是商族的发祥地和根据地，商汤灭夏，就是从商丘出发的，从此开创了“三代文明”中的商代文明。西周时期，周武王封微子于宋，殷商遗民又回到了他们的老根据地，宋国遂成为中原地区具有先进文化的华夏族大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宋国已沦为二流国家，但宋襄公曾想一度称霸中原，加上两次“弭兵”会议都在宋都召开，仍显示出宋国有不可忽视的传统影响，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宋与齐、鲁两国都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儒、道、墨三大学派的活动中心。进入汉代，商丘又遇到了一次发展机遇。汉初所封的几个梁国，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地方王国，特别是在梁孝王刘武时期，由于刘武受其母窦太后的殊宠及其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所建立的功勋，梁国的封地占据40余城，且都是天下膏腴之地，刘武甚至享受到“天子的待遇”。梁国遂成为汉代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梁苑遗址、梁孝王墓及其他梁王墓，足以代表梁国当年的兴盛局面。刘武死后，梁国虽然被一分为五，但商丘地区的经济、文化优势犹存，直到东汉这种形势都没有改变。历经两汉400多年的发展，在商丘及其周围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历代为官、具有家学渊源、拥有广大田园及门生故吏、部曲佃客的豪强势族，如济阳蔡氏、济阳江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等。这些豪强世族，在三国战乱和西晋永嘉之乱后，举族南迁，成为东晋南朝的高门甲族（一流门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南方开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隋唐时期，商丘虽然失去了汉代梁国的鼎盛局面，但睢阳仍是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在盛唐时期发生的安史之乱中，睢阳成为叛军不可逾越的鸿沟。睢阳保卫战的胜利，使江淮地区免受叛军的蹂躏，张巡守睢阳的壮烈悲歌，成为令人敬仰、流传千古的佳话。
在宋元明清时期，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商丘已失去了汉唐时期的重要地位，但这一变化是逐渐形成的，而且是相对于南方而言的，至于在中原地区，商丘始终是豫东的重镇。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丘与北宋的关系。赵匡胤在建宋之前，曾任归德军节度使（驻商丘），可以说这是赵匡胤起家的根据地，而且宋的国号也与商丘有绝对关系，因为商丘古为宋国，赵匡胤起家于归德（商丘），故篡周后改国号为宋，并改归德为宋州。北宋历代皇帝都没有忘记商丘对宋朝建立的重要关系，所以宋真宗升宋州为应天府，意为“顺应天命”。以后又作为陪都改为南京，成为宋的“四京”之一。这些都说明商丘在北宋的特殊地位。毫无疑问，这种特殊地位对商丘的经济、文化发展都会起到推动作用。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就在商丘，说明商丘还是北宋的文化发展中心之一。但不幸的是，北宋结束也在商丘。南宋的第一代皇帝赵构，是在商丘即位后南逃的。赵构南奔，就正式结束了北宋的历史。
元明清时代的商丘，政治、经济地位可谓江河日下，但豫东重镇的地位没有改变，并且成为另一种中心，即农民起义的活动中心。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末的太平军和捻军，都在商丘有过轰轰烈烈的斗争，直到国民党的统治末期，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三大关键战役中的最后一次战役——淮海战役，负责总指挥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就设在商丘。这就说明商丘是在以另一种形式，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
以上是我在读过《商丘通史》书稿后，所产生的联想和体会。下面想再谈两点认识。
（1）从某个角度讲，写一部地方通史，特别是写一部中小城市通史，比写一部中国通史还难。由于中国文物古籍浩如烟海，不用说写几十万字的中国通史，就是写百万字，哪怕是上千万字的中国通史，在资料取舍方面也大有余地，也显得游刃有余，而写一部中小城市通史，主要问题是资料不足，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特别是中国的地方建制历朝变动不定，不仅资料难找，就是找到了资料，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都需再三斟酌，所以要把一个中小城市的历史资料搜集得点面俱全而又不断线，诚属不易。还有一点，要写一部城市通史，必须摆正本市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位置，而且要摆正本市在历朝、历代以及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位置。我读过某市的一本史书，当它写到东汉时说：“除了洛阳可以与它并驾齐驱外”如何如何。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怎么会与一个中等城市并驾齐驱呢？这就是没有摆正自己的地位和位置。我认为《商丘通史》对于资料和位置处理得都很好，并能写出商丘历史的特色，这是难能可贵的，应予肯定。
（2）写历史要有个科学态度，那就是言必有据，“信者传信，疑者传疑”，不能把文学故事、神话传说，当成信史。《商丘通史》的基本态度是科学、严肃的。如本书第十章写“木兰祠”时，就没有把花木兰写成历史人物，而是根据范文澜先生的意见，认为木兰“可能有一个女儿，曾代老父从过一次军”，于是就被民间歌颂为女英雄。木兰并非实指。并把木兰的姓氏、籍贯、时代、死因、终年的种种传说作了公允而不带偏见的介绍，这就比硬把木兰说成是某朝、某代、某地的人，真实可靠得多。当然，说写历史要有科学态度，并不排除对某些历史的见仁见智的不同认识。如本书把墨子写成宋人。其实墨子除有宋人一说外，还有鲁人一说，而鲁人说中又有山东鲁国（东鲁）说和河南鲁山（西鲁）说。本书作者坚持墨子为宋人，这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无可厚非，如果书中能捎带提一句，墨子籍贯尚有鲁人之说，对读者可能更有启发性。
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11月9日会见《中华文化通志》一部分编辑时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宝库，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宝库。” “为后代研究中华五千年文化留下了珍贵的成果。”根据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来认识商丘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商丘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商丘人曾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它不仅是商丘人的大宝库，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宝库。在商丘还出现过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民族英雄、农民领袖及近现代的革命家。在《商丘通史》所附录的《商丘历代名人录》中，共收录历代名人315名（其中有个别反面人物）。在这300多位历史名人中，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国家级名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著名文学家郁达夫曾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创造自己的英雄，这个民族是可悲的，将要沉沦；如果创造了本民族的英雄，而不认识，不珍惜，这个民族也将沉沦。”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商丘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英雄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以商丘的光辉历史和杰出的英雄人物，来教育商丘人民热爱商丘，振兴商丘。在这方面，《商丘通史》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教育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尤其是自京九铁路建成后，商丘处于“黄金十字架”的地理位置，鹏程万里指日可待，商丘人民如能从自己的悠久历史中汲取营养，从历代英雄人物事迹中接受教育，将会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我想这也许正是《商丘通史》出版意义之所在吧！
无可讳言，《商丘通史》并非十全十美，其框架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其内容，特别是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内容，有待进一步充实。但是既然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我相信经过各位编者的继续努力，再版的《商丘通史》将会更上一层楼，其质量和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
李可亭同志曾就读于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专门从事商丘史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最近他和几位同人共同编写的《商丘通史》即将出版，可亭同志向我索序，盛情难却，遂欣然命笔，写出几点感想，权充小序，并以此向几位作者表示贺忱。
朱绍侯
2000年7月19日于汴
（朱绍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