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域外行旅的拓展与域外游记的繁荣

中国文人历来就有纪游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游记可以说是一种源远流长、自成体系且生机勃勃的文学存在”。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留学热的涌动、旅行事业的发展，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域外行旅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域外行旅的拓展带来了域外游记的勃兴与繁荣。近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经久不衰的域外游记写作热潮。第一次写作热潮出现在晚清，这一时期的域外游记多是奉命出使海外的使官所撰写的使官日记；第二次热潮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从民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几乎社会各界的名流甚至平民百姓都参与了域外游记的写作。他们中既有官僚、政治家、作家、艺术家、学者、记者，也有留学人员、军人、实业家及宗教界人士等。游记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地理、历史、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名胜古迹等各个方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留学生和名流学者、记者写作的描述域外行旅体验的作品。

域外游记的大量出现与近代以来中国的时局变幻、此起彼伏的留学热、旅行事业的成熟与发展息息相关。晚清域外游记的兴起和清朝的外交策略的改变密不可分。早在康熙丁亥（1707）年间，樊守义就随意大利传教士艾若瑟游历泰西，并在归国十年之后根据回忆写下《身见录》记述沿途见闻，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继《身见录》之后一百年左右，即1820年前后，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成书问世。年少时的谢清高，出海贸易时遭遇风暴幸被外国商船所救，此后随船漂泊游历海外。《海录》即记录了他在游历期间的海外见闻。1847年春天，林“受外国花旗聘舌耕海外”,《西海纪游自序》和《西海纪游诗》便是他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多的实录。同年留学美国的容闳一直到1909年才撰写了回忆录《西学东渐记》。虽然这些游记作为文献资料弥足珍贵，但是在当时却没有造成太大的反响。由于清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有机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少，故而域外游记的数量屈指可数。大量域外游记的出现，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鉴于中国在外交中对于外国情形未能周知，处处被动；另一方面，基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考虑，苦于“夷祸之烈极矣”的清廷终于决定向海外派遣使官。1866年2月20日，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递呈了一道奏折，奏请“派员前往各国”，并令海外游历者“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

同治五年（1866），在英国人赫德的提议下，清廷派遣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的学生德明（张德彝）、凤仪、彦慧三人随同赫德赴欧洲考察游历。这是中国向海外派遣的第一个代表团。斌椿一行在欧洲游历了不到四个月，“凡例十五国之疆域，于所谓欧罗巴各国，亲历殆遍。游览之余，发诸吟咏。计往返九万余里，如英法俄布荷比诸国，土俗民情，记载尤悉，笔亦足以达其所见”。归国后，斌椿将逐日记录途中见闻的《乘槎笔记》“恭录进呈，又刻以行世”。随行张德彝亦有《航海述奇》将此次游历见闻“集录成篇”,“以公诸共识”。这两本游记可谓开创了使官日记的先河。

同治七年（1868），为了《天津条约》到期修约一事，清廷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志刚、孙家谷、张德彝等人赴相关各国访问。这是清政府首次正式向西方派出外交使团。在长达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十个国家。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孙家谷的《使西书略》、张德彝的《再述奇》详细记录了游历过程。

此后，随着“外务日繁”，清廷向海外派员日益增多。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出使法国，就天津教案向法国道歉。1876年，中国的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出使英国，就马嘉里案件向英国赔罪，并出任驻英使臣。郭嵩焘到达伦敦之后，即将沿途所记日记汇成一册寄给总理衙门，这便是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使西纪程》。此后，清廷就确立了使臣日记汇报制度。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总理衙门在“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片”的奏折中称：

 

前因筹议海防事宜，据李鸿章、李宗羲、王凯泰等先后条陈，以各国应选明白洋务之人，随时遣使以宣威信、通情款，各国情形如何，随时驰报，庶几耳目较灵，不致中外隔阂等因，各在案。是出使一事，凡有关系关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即办理一切，似不至漫无把握。臣等查外洋各国虚实，一切惟出使者亲历其地，始能笔之于书；况日记并无一定体裁，办理此等事件，自当尽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倘一概隐而不宣，窃恐中外情形，永远隔阂，而出使之职，亦同虚设。可否饬下东西洋出使各国大臣，务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仍按月汇成一册，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即翻译外洋书籍，新闻纸等件，内有关系交涉事宜者，亦即一并随时咨送以资考证。臣等理合附片具奏。

 

于是，一时间“星使著作如林”。如刘锡鸿的《英轺私记》、张德彝的“八述奇”、陈兰彬的《使美纪略》、何如璋的《使东述略》、李凤苞的《使德日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

1887年，总理衙门拟定了《出洋游历章程》十四条，提出了具体的派遣游历使臣的计划。章程中对调查任务和考察内容做了详细的规定，并要求游历使要向总理衙门递呈记录手册，由总理衙门“择其才识卓著人员，奏请给奖”。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四（1887年7月24日），通过严格选拔考试的12名游历使分赴21个国家游历。这是“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满怀壮志的游历使们对于考察内容认真撰写了调查报告，以傅云龙为例，“他每到一国，即努力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俗等各方面资料，并亲自察访、实地踏勘，还绘制各种地图、统计表”。仅他一个人就撰写了考察报告《游历图经》6种86卷。他还写下了大量外国游记（《游历图经余纪》15卷）和纪游诗（《不介集诗稿》）。傅云龙撰写的游历各国的图经、游记、纪游诗合计竟多达110卷。其他的游历使也留下了大量带有游记性质的调查报告。如洪勋的《游历意大利闻见录》《游历瑞典挪威见闻录》《游历西班牙闻见录》《游历葡萄牙闻见录》《游历闻见总略》《游历闻见拾遗》等。奉派俄国的缪祐孙亦著有《俄游汇编》12卷。

1905年，清廷为了“预备立宪”，特派遣以载泽和戴鸿慈为首的“五大臣”兵分两路出洋考察政治。翌年归国后，仅载泽一路编译成书的考察报告就有三十部之多。此外，戴鸿慈还撰写了十二卷的《出使九国日记》，载泽也将“邮程所历，身履而目接者，与彼都人士言论之可甄存者”编录为《考察政治日记》。

晚清民初出现的域外游记，除了大量的使官日记之外，还有少量因私出国的国人所撰写的纪游之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韬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罗森的《日本日记》，李筱圃的《日本纪游》，黄庆澄的《东游日记》，长期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分别写作了《欧洲十一国游记》两种和《新大陆游记》等。

如果说晚清域外游记的大量涌现是由于官方的推动和政治需要所致，那么民国之后域外游记写作热潮的出现则与留学热的涌动和旅游事业的迅猛发展密不可分。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关注西化成功的“东夷小国”日本，将其当作学习西方的桥梁和捷径。1896年，清朝政府公派13人留日学习，由此拉开了中国人留日热潮的序幕。1898年，张之洞著《劝学篇·外篇·游学》，大力倡导留学日本具有“路近、费省、同文、时短”之优势。与此同时，清政府又先后制定了相关奖励留学的政策，实施了废除科举制度的举措，诸多因素促成了“留日热”的出现。据李喜所的统计，留日学生总数在1905年激增至8000人，1906年高达12000人，1907年仍有10000人左右。进入民国后，1913年至1914年间，留日学生最少也有五六千人。虽然“九一八”事变后留日学生一度锐减，但后来在中国兴起了“日本研究热”，加之货币汇率有利于中国，因此中国学生再次大批赴日。“1935年11月末，显示有突破八千之势。1936年及1937年两年，通常都有五至六千留日学生。这是继1905年至1906年、1913年至1914年以来的第三次留日隆盛时期。”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有由各傀儡政府派遣赴日的留学生。

除了留日学生之外，还有大量的官绅和平民百姓赴日游历考察。高潮迭起的“留日热”和考察热催生了大批旅日游记的出现。仅实藤惠秀个人收藏的中国人写作的日本游记（通常被称为“东游日记”）就有227种之多，其中晚清的148种，民国时期的79种。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张謇的《东游日记》、缪荃孙的《日本考察事物游记》、吴汝纶的《东游丛录》、王之春的《谈瀛录》、黄尊三的《日本留学日记》、王景禧的《日游笔记》、王桐龄的《东游杂感》、严露清的《日本印象记》、庐隐的《东京小品》等。

民国初年，在庚款留美的影响与推动下，中国学界掀起了留美热潮。1917年6月，留美人数由清末民初的五六百人迅速增至1500余人，“其中自费留美人数增长犹为迅速”。1925年，中国留美人数高达2500人，占美国的各国留学生总数的1/3以上。“抗战胜利后，留美人数暴增，1948年留美学生达2710人，1949年又增加到3797人。”整个民国时期，留美人数大概在15000人上下，仅次于留日人数。20世纪20年代，留欧的官费生和自费生都增加很多。据统计，1929—1932年间，国民政府派遣的留欧学生就有1126人，其中多集中在英、法、德、比等国。由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大力倡导勤工俭学运动，截至1920年底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就有1700余人。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奔赴苏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留俄热”。20世纪的“30年代之后，延安继续派出一些有为青年往苏联留学，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后二十年间，主要往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选派留学生，大体有13000人左右”。

民国时期现代交通业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也使更多中国人有机会、有可能实现他们域外之旅的夙愿。民国时期交通业发展迅速，为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与保障。截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中国的铁路里程在晚清和北洋政府修筑的12728公里的基础上又增加了9033公里。公路交通方面，1933年全国通车里程除东北外，已有6.3万公里，抗战前夕扩展到了10.95万公里。航运方面，抗战前，招商局共有船舶153艘。私营航运事业也发展迅速。创办于1926年的民生轮船公司至1935年已有轮船40艘。伴随运力的增强而来的是航线的开辟与拓展。中国的航空事业虽然于1929年才正式起步，但经过了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就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1948年，中国的航空公司拥有最新式中型与巨型机近百架，员工近万人。“水、陆、空运输线，加上早已通航的海上邮船、轮船运输，编织了中国现代旅游的交通网”，解决了人们出行难的问题，为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民国时期交通业的建设与发展，推动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壮大。从旅游史的划分角度来看，从1912年到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为现代旅游的形成与创建时期；从1927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为现代旅游的发展时期；从1937年到1949年，为现代旅游业受挫与恢复时期。1923年8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宣布正式建立，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旅游的正式开始。1927年6月，旅行部与银行分户，正式更名为中国旅行社。中国旅行社下设45处分支机构，“与日本国际观光局、英国通济隆、（前）苏联国营旅行社、美国西雅图运通公司等建立了合作关系，相互承接国际旅行团队和出洋游学生及国家使节、考察团队、会议代表、政府专使等”。中国旅行社还采取多项措施提高服务质量、开辟新的经营业务，以便为旅客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1927年春，中旅社创办了《旅行杂志》。从创办到停刊，《旅行杂志》共发行了23年3个月，总计263期。该杂志作为中国的第一本旅游刊物，其读者遍布国内外，在当时影响极大。孙恩霖在他的《片段的回忆》中对《旅行杂志》大加称赞：“（《旅行杂志》）是一个游侣，又是一个向导；而最难得的，它能创造和激发最高尚、最优美的 ‘旅行意识’。拿现实的文字，来满足我们心灵上的需要，这就是《旅行杂志》独有的特点。”游记类文章占据《旅行杂志》发表文章的主流地位。据统计，在该杂志发表的国内游记有1613篇，国外游记720篇，基本符合编辑部“国内的三分之二，国外的三分之一”的要求。沁明女士的《欧美采风记》、褚民谊的《西欧漫游录》均是先在《旅行杂志》上连载，然后结集成册出版的。

伴随着现代交通业及旅游业的发展与成熟，旅行条件的不断改善，交通的日益便利，加上良好的旅行服务和大规模的旅游宣传，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日益增多。王淑良等人根据对《旅行杂志》所载资料的分析，把民国时期的海外游历活动划分为七种类型。主要包括：侨胞及劳工的探亲游、留学生的游学游历、政要官员和外交人员的会议考察游、名流学者考察游、商务往来和经济界的产业考察游、旅行家的海外游历及其他（如梅兰芳的欧美巡回演出）多种类型。

此起彼伏的留学热，各种域外行旅活动大规模地展开，势必会促成域外游记写作的繁荣。与此同时，出版传媒界也敏锐地注意到了域外游记潜藏的巨大商机。很多刊物、出版社为游记的发表与出版提供了空间和便利条件，此举不但促进了域外游记的传播，也扩大了域外游记的影响面。《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京报》《东方杂志》等刊物均发表过许多域外游记。《文学周报》还特辟“Athos号专栏”，专门发表郑振铎、陈学昭、徐霞村等人的赴法旅行记。一些报纸、杂志还向海外派遣特约记者，如瞿秋白、邹韬奋、俞颂华、李宗武、徐志摩等人均是以记者身份踏上域外之旅的。这些记者给国内发回了大量介绍域外见闻的文章。中国旅行社不仅在《旅行杂志》上大量刊登域外游记，还出版了赵君豪编选的《二十名人旅行记》（1930）、褚民谊的《欧游追忆录》（1932）、宋春舫的《蒙德卡罗》（1932）、沁明的《欧美采风记》（1943）等。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姚祝萱编选的《国外游记汇刊》，总计8册28卷。亚细亚书局于1934年出版了孙季叔辑注的《世界游记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等出版社均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域外游记。根据贾鸿雁的《中国游记文献研究》统计，民国时期出版游记图书608种，其中民国时期创作游记及编选游记570种，域外游记及游记集226种。在地区分布上，产生游记数量最多的要属美国、英国、苏俄、日本和南洋。

数量如此惊人的域外游记，长期以来一直不被研究界所关注。人们耳熟能详的只是少数几位文学、文化界名人写作的文学色彩比较浓厚的游记名篇。由于游记是一种极具开放性的文体，它的写作门槛很低，凡是有过旅行体验的人，只要他愿意，都可以写作游记。这也是造成域外游记大量产生的一种客观因素。但是，游记本身既属于文学文本，又属于文化文本，介于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复合文体特征，让文学研究者感到很棘手。究竟何谓“游记”，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游记，这些问题一直令从事游记研究工作的人感到困惑不已。因此，在进行本书的研究之前，笔者有必要对研究对象做一个界定。

二 何谓“游记”

本书的研究对象——近现代域外游记文学——是指从晚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段内中国人写作的记录域外行旅体验的作品。其中既包括散文体游记、纪游诗词，也涉及少量描写域外体验的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

游记——作为行旅体验的载体，对于它的概念界定历来就是众说纷纭，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被大家所公认的科学准确的定义。游记文学、游记散文、山水游记、旅游文学、纪游文学、旅行记、纪行文、行记、行役记等诸多名词都被用来指涉“游记”这一文体。“游记”称谓的驳杂，说明人们对“游记”的理解存在着不少分歧。

关于游记外延的界定，出现的争议比较大。大多数定义都将“游记”看成是散文的一种体裁。如《辞海》（1989年版）中将“游记”解释为：“散文的一种。以轻快的笔调和生动的描写，记述旅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石晓奇在他的论文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游记作为一种特有的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化领域占有特殊的位置。如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应包括一切记述亲身见闻的文字，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大体可以归于散文一类。……而就典范的文体论来说，游记主要是以描写自然景物，记述山水游览为主，继而又融入寓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内容。这种文体，大致兴于魏晋，盛极于唐宋”。朱德发则认为，游记文学发展到现代，已经突破了“散文中的文体之一”的说法。他“不同意将游记文学仅仅局限于 ‘散文的一种’,‘记叙文中描写自然环境的一种’的狭义游记的说法”，而是主张“应把带有游记性质的诗歌、小说、辞赋等都归入游记文学的范畴”。

通过以上的简单描述可以看出，广义上的游记概念的外延已经突破了散文的范畴，扩展到诗歌、小说、词赋等领域。笔者认为，将建立在亲历性基础上且具有纪游性质的诗歌、词赋、小说纳入游记的范畴是可行的。其实，游记原本就是一种变动不居的文体，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外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游记的发轫期，赋、书、序、记等各种文体共同承担着纪游的文学使命。后来，由于“记比赋、书更自由、更灵活，语体也更加散文化；而与序相比，又更具文体的独立性”，因而“中国游记文学最终选择了以能够灵活地叙述行程、抒情写景的记作为通行的文体形式”。游记初步定型为“记”是在魏晋时期，成熟于唐代，至宋代则又出现了笔记体和日记体游记及纪游的散文赋。到了清末民初，又出现了采用新闻通讯、报告文学写法的特写式游记和报告式游记。由此可见，游记的文体样式一直在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游记外延的界定也在不断更新。早在清代以前，对于游记外延的界定还是很宽泛的。如明代何振卿辑录的《古今游名山记》17卷中，凡写游历名山大川、园林幽胜的文章，不论是书信、序跋、铭文、辞赋都包括在内。元代陶宗仪辑佚的《游志续编》中甚至收录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样描述幻游的作品。到了清代，吴秋士在根据《古今名山游记》辑录的《天下名山游记》中，删除了原有的赋体、书信体、日记体游记，只留下了单纯记录山水名胜的散文体“记”。这种将游记外延缩小为散文的做法直至今天仍有人持赞同意见。193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新绿文学社编选的《名家游记》。在“游记文学”（代序）中，编者依据作者的身份条件，将游记文学分为历史、宗教、地理、社会、文学等几大类；从形式上分为日记体、书信体、小品体、小说体、杂感体、论说体；从内容上分为游记、印象记、访问记、见闻记、探险记、奇遇记等；依据作品的写作态度，将游记文学划分为写景、抒情、修学、社会、游艺、幻想五种。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人们对游记的理解还是比较宽泛的。正如前文所述，现当代一些研究者对游记外延的界定也是飘忽不定，忽大忽小，令人无所适从。实际上，国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放弃从形式角度来研究游记了。甚至有学者认为，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文类，而是许多以旅游为主题的作品的合名”。由此可见，试图给游记的外延做出一个清晰界定的努力是徒劳的。

从游记文体的发展历史来看，“记”这一散文样式，由于其“富有包容性、可塑性和变异性”,“是一种具有更多弹性与个性化的文体”,“能更好地表现那种富有个性化色彩的游历体验”。所以在漫长的文学实践过程中，“记”得以逐渐超越其他文体样式，占据了游记文学的主流地位。这也是很多人将游记狭义地理解为散文的一种之原因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游记必然要排斥其他文体样式的存在。毕竟从游记发生伊始，就确立了诗、赋、书、序、跋等多元并存的局面。近现代以来，游记文学发生了深刻的革命，以白话为语体的现代游记取代了传统的古典游记。但近现代游记的创作实践表明，在书信体、日记体、随笔体、通讯体、杂记体等散文体游记之外，依然存在着大量古典纪游诗词和一些纪游小说。显然，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游记，既符合游记的创作实际，也比较有利于我们对游记的全面把握与研究。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笔者赞同从广义的角度来界定游记概念，但并不同意将完全虚构性的小说纳入游记的范畴。如果将《老残游记》之类的游记体小说也视为游记之一种，就未免有些把游记这一概念过于泛化的嫌疑。游记归根结底还是要建立在真实的行旅体验之上。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只能根据研究的需要，将本书的研究对象——域外游记文学——设定为以散文体游记和纪游诗词为主要考察对象，也会涉及少量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如张资平的《木马》、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苏雪林的《棘心》等。

三 域外行旅体验研究视角的选定

近现代域外游记，在文学和社会文化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域外游记不仅是一个文化文本，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传递新知的启蒙意义及科学史料价值。同时它也是一个文学文本，具有很强的文学审美价值，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朱德发在《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中强调现代纪游文学“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学体裁”。俞元桂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指出：“按题材的分类概括，我们自然地发现 ‘五四’运动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的第一个十年中，打头的是海内外的旅行记和游记。”“中国现代散文中的记叙类抒情部类”，也“是以众多的记游之作开头的”。由此可见游记（尤其是域外游记）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游记文学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著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年很有些好游记，写现代文学史的，也不过认为聊备一格，有的且根本不提”。综观近现代域外游记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与域外游记写作的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其研究的严重滞后。域外游记研究一直处于不被重视的边缘状态。关于游记研究的方法和话语，还没有形成一套为大家所接受的基本范式。大部分的研究者，或以历史脉络系统建构，或把域外游记作为文献资料或作家散文创作的一部分来看待，对于域外游记还缺乏深层的介入研究。

近年来，域外游记研究开始慢慢升温，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尹德翔的博士论文《东海西海之间》，运用文化研究方法，以斌椿、志刚、郭嵩焘、张德彝等人的出使日记为主要文本，考察早期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突破了学界从“现代化”的视角对近代使官日记进行研究的单一模式。李岚的博士论文《行旅体验与文学想象——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游记视角》，从行旅体验和文化想象入手，探讨游记与社会观念变革、现代文学创作主体形成、现代文体形成的关系。但其研究范围只限于晚清至“五四”前后的游记（包括域外游记和国内游记），没有涉及20世纪30、40年代的游记。其论文在创新之余，有些论述没有在实处深入展开。总体来说，最近几年域外游记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大多集中在晚清这一时段的域外游记研究上，关注现代域外游记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尚未有专门以近现代域外游记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著作出现。

域外游记，是记录域外行旅体验最为重要的文学载体。所谓“域外行旅体验”，是指中国人在海外行旅中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既包括行旅的直观感觉，也包含域外行旅过程中遭遇的一切在行旅者内心引起的心理波动。在古代，“行旅”与“游览”是区别使用的。如《昭明文选》中，“行旅”和“游览”便分为两类。“行旅”和“军戎”排列在一起，带有旅途艰辛、行路难的意味。而“游览”与“游仙”“招隐”相连，充满了优游、逍遥的气息。现代意义上的“行旅”是指“出行、旅行”。既可以指悠然自得、赏心悦目的游览，也可以指充满千难万险的漂泊之旅。因此，本书所谓的“行旅”，采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概念，包括游历、出使、留学、商旅、考察、探亲、观光等各种行旅方式。

域外行旅与国内行旅不同。国内行旅虽然也会面临文化差异的问题，但毕竟是在同一个文化共同体内。跨越了国界的域外行旅就大为不同。行旅者跨越了文化地理空间，在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异域与本土的矛盾冲突中感受自我并确认自身。无论是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还是行旅体验的深刻程度，都是国内行旅所无法比拟的。近代以来的域外行旅与传统的国内行旅相比，在形态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代域外行旅的行旅方式与行旅范围都与传统的国内行旅不同。正如举岱在《游记选》题记中所说的那样：

 

古人旅行，山轿蹇驴，竹杖芒鞋，时时刻刻都拥在自然的怀抱中，所以感觉最亲切的是自然，体味最深刻的也是自然，游记最好的题材便只有自然风景。现代人的旅行却不同了，凭藉轮船火车的利便，走遍各国各地的都市；而在大都会中，人的活动常常淹没了自然，于是“社会相”又代替了自然风景成为游记最好的题材。这是古今游记两种不同的趋向，也是游记题材两个不同的“面谱”。

 

行旅形态的变化，使得游记在内容上从传统的模山范水转为对“社会相”的描摹。随着域外行旅范围的拓展，域外游记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表现题材。然而，域外游记并不是像照相机似的机械复制域外见闻，它所表述的是行旅者在域外的行旅体验。“体验”既是“我们感受、认识世界，形成自己独立人生感受的方式，也是接受和拒绝外部信息世界的方式，更是我们进行自我观照、自我选择、自我表现的精神的基础”。域外行旅体验实则是一种精神活动，域外游记展现的域外行旅体验显然已经经过了作者的“主体筛选、过滤甚至改装”。行旅者的文化心态、知识结构、行旅身份、行旅目的与方式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行旅体验的发生与形成。读者通过阅读游记所进行的域外想象，实际上已然经过了三重创造：行旅者的观看、文字的表述、读者的理解。作为域外游记的研究者，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读者层面对域外游记进行品评赏析，而应深入游记内部，通过对游记所表述的域外行旅体验的深层剖析，破解域外游记所承载的丰富文学和文化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研究并非只是停留在域外游记的本体研究上，而是从域外行旅体验的视角切入，透过域外游记，探讨域外行旅体验、域外游记与近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的某种内在关联。域外行旅带给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并不是对异域文化的简单移植与复制，而是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之上。长期以来，研究者一般习惯借助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在“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论框架内，阐释域外行旅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这一研究模式，固然“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所背靠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但却“漠视了文学创作这一精神现象复杂性”。文学创作首先是创作主体生命体验的表达。近现代域外游记本身即是对域外行旅体验的跨文化书写。因此，近现代域外游记就成为我们探讨域外行旅体验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互动关系的一座桥梁。

从域外行旅体验这一研究视角来发掘域外游记中所蕴含的丰富而耐人寻味的文学、文化信息，既突破了传统的游记研究模式，也打破了“影响研究”模式的局限。近现代域外游记在文体变革、文学创作母题、跨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深入介入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与发生。因此，从域外行旅体验的视角，考察域外游记对域外行旅体验的跨文化书写如何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学风貌的变化、核心命题的生成、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等重要文学、文化现象，回味、反思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互动所铸就的中国近现代文学风貌、特征、品质，既可以理清域外游记与整个近现代文学的密切关联，重估域外游记的文学、文化价值，又可以给中国近现代文学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为当下中国文学、文化界深入思考诸如民族化与世界化、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吸收与超越等跨文化命题提供了一面有益的历史之镜。近现代域外游记，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学载体。它记录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与世界碰撞、融合的互动过程中所走过的艰难心路历程，铭刻着中国在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四维时空中进行自我想象与自我建构的困惑矛盾与成败得失。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当下中国更要理性应对如何进行文化主体建构与自我认同；如何在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坚守本土文化等攸关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因此，揭示域外游记如何铭刻、介入了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并进而影响了中国人对于世界和自我的想象；再现近现代中国对域外的想象与自我重塑的经验与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书试图通过对域外游记文本的细读，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等多种批评方法，以域外行旅体验为研究视角，分别从文体层面和内容层面，考察域外行旅体验如何影响了近现代文学风貌的变化，探究其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式介入了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

总之，近现代域外游记可供言说和挖掘的学术空间实在太大。因此，本书的研究只是揭开了冰山的一角，文中对域外游记的考察只是以蠡测海，不求全面，但求深入。近现代域外游记，是记录域外行旅体验最重要的文学载体。通过域外行旅体验这一研究视角，深入游记内部，探讨域外行旅体验及其域外游记与近现代文学之间隐秘的内在关联及其互动关系，是本书对于游记研究新路径的摸索与尝试。通过对域外游记的深层介入研究，来揭示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与转型过程中易被忽略的文学细节，是本书的研究起点，也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