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风险

婚姻挤压问题在中国不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李树茁、陈盈晖、杜海峰，2009）。历史研究发现，溺弃女婴（杨剑利，2003）、一夫多妻和限制妇女再婚等导致明清时期普遍存在女性缺失和底层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卞利，2005）。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并导致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李树茁、陈盈晖、杜海峰，2009）。从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态势来看，1981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5，到200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上升到120.5（李树茁等，2006），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在117～121高位徘徊（李树茁、果臻，2013）。就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而言，农村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要比城镇地区高。2005年农村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22.9，城镇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也由1990年的109.9上升到2005年的117.1（李树茁等，2011）。除了个别省份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外，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都存在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根据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出生人口性别比峰值超过125的12个省份中有8个是中西部省份，4个是东部沿海省份（李树茁等，2011），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分省数据，出生人口性别比依然在117.96左右，有12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超过120，其中有2个属于东部沿海省份。

性别失衡会带来一系列的人口与社会后果。第一，女性缺失会带来男性的婚姻挤压问题。自2000年开始，中国便出现了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曾经有人预测，2013年之后每年将有10%以上的男性过剩，2015～2045年这一数字可能达到15%，平均每年约有120万名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而被迫失婚（李树茁等，2006）。第二，婚姻挤压会损害失婚男性的心理福利。研究发现，失婚男性普遍存在“孤独”“自卑”等心理健康问题（李艳、李树茁，2008）。第三，婚姻挤压还可能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靳小怡和刘利鸽（2009）的研究，婚姻挤压可能会加大婚外情、婚外性等风险，并可能诱发公共健康风险、违法犯罪风险等。

人口流动会加剧落后地区成年未婚男性的婚姻挤压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的沿海和大城市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导致中西部地区与沿海省份、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农村人口到东部沿海务工。Fan（2000）、Fan和Li（2002）的研究发现，大量未婚农村女性通过劳动迁移的方式实现了长距离的婚姻迁移。对于农村男性来说，尽管人口流动扩大了其择偶的物理空间，但受户籍制度和父系文化的约束，男性的劳动迁移大多是暂时性的（Davin, 2005），户籍地的经济环境和地理环境依然是约束男性农民工成婚机会的重要因素（李卫东，2016）。因而，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部分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可能是永久性迁移的现实，必将导致农村男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农村男性面临更为严峻的婚姻挤压问题。

二 婚姻挤压带来的困境

婚姻挤压的直接后果是部分男性被迫失婚。根据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婚姻挤压程度将达到最高峰，历时婚龄人口的性别比将达到135，年龄在15～34周岁的男性人口中将有2900万～3300万人被迫过剩、找不到媳妇（Ebenstein and Sharygin, 2009; Hudson and Boer, 2004）。从历史学角度对婚姻的研究还发现，婚姻挤压还可能导致买婚、卖婚、性越轨、暴力与犯罪等公共安全问题（杨剑利，2003；王跃生，2002）。与此同时，失婚男性由于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性的需求，采取婚外性行为和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比较高，他们可能成为性传播疾病的高危人群并可能影响公共健康安全（Tucker, Henderson, Wang et al., 2005）。

以上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男性婚姻挤压会带来的社会风险。但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设置，它将个人与家庭、家庭与社会联系在了一起。就个人而言，婚姻是个人成年的社会化标志（莫丽霞，2005）。在成婚之前，个体在家庭中是儿子或女儿的角色，他或她仅仅被看作家庭成员，并不被看作家庭的代表。但在成婚之后，个体的首要家庭角色就转变为了“丈夫”或“妻子”，在有了小孩之后又有了“父亲”或“母亲”的角色。许烺光指出，在家庭中，一旦儿子结婚并有了孩子，父亲就会和他的儿子商量并尊重他的意见（Hsu, 1949）。因而，对个体而言，成婚是个体在家庭文化意义上成年的标志。从家庭延续的角度，成婚是家系保存和延续的基础。在中国的家族文化理念中，家系延续下去的最好方式就是分裂出更多的家系（高永平，2006）。新家系诞生的前提是成年儿子娶妻生子。因而，如果成年儿子不能结婚就意味着家系可能消亡。综上，成婚不仅关乎个人的角色与地位获取，也涉及家族延续和家族文化信仰的维系。

中国性别失衡形成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必然会导致部分男性不能正常结婚，在个体层面危及成年失婚男性的身份和地位获取；在家庭与文化层面，则可能危及家族的延续和信仰的维系。因而，那些遭遇婚姻挤压的失婚男性会受到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压力，而且婚姻的剥夺也会危及他们自身的角色认同，从而导致失婚男性遭遇严重的心理紧张，进而出现心理失范。从国内的研究来看，虽然已有研究开始注意到失婚会导致失婚者产生心理压力（韦艳等，2008），但对当前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导致的心理压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较少有研究系统地分析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心理失范的影响。

三 人口流动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改革开放前，尽管中国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制定了促进男女平等的相关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然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长期存在，在城市地区女性的就业率稳定在90%（畅红琴，2010）。但在农村地区，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人口从一出生就被固定在出生地，人口流动率非常低，农村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家庭中，男性与女性也主要遵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女性主要承担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国家在沿海城市设立经济特区，远距离的人口流动便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农民人口生产与生活的重要因素。《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经接近2.3亿人，其中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80%（王培安，2012）。伴随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开始走出家庭，到城市务工。根据《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2010年版）》，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就业人员中女性占到45.4%，全国外出农民工人群中，女性占到34.9%，在农村，妇女占就业人员的近一半。De Brauw等（2008）通过研究也发现，与男性的农业生产参与率相比，女性的农业生产参与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外出务工实现了由农业生产向非农业生产的职业转变。

四 农村女性外出务工与家庭角色性别分工的分化

在前社会转型人口流动时期，中国农村家庭的社会分工主要遵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绝大多数农村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中，农村女性很少有机会从事家庭外的正式职业，她们不但扮演着照顾家庭的角色，还需要参加农业生产。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制定了一系列的性别平等促进政策，有效地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但在前社会转型人口流动时期，农村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性别关系得到了延续，无论是在社会领域，还是在家庭领域，男性与女性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不平等。

伴随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女性到城市务工。郑真真等（2004）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中的20%抽样数据估算，在迁移女性人口中，跨省迁移的女性人口占到70%；从就业率来看，流动人口中年龄在20～40岁的女性的就业率超过了70%；从就业状况来看，流动女性的职业状况与流动男性的职业状况差距较小。尽管女性农民工在就业率方面依然低于男性农民工，但人口流动正在改变大部分女性农民工的角色结构。相对于流动前，流动后进城务工的女性农民工获得了一份家庭外的工作，这对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的家庭权力关系具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伴随女性到城市务工，女性农民工不再被束缚在家庭内部，而是走出家庭，走进工厂，获得了与男性一样或类似的家庭外的身份与角色，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角色分工模式，也缩小了与男性社会角色的差距。另一方面，女性到城市务工，获得了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养家糊口”的角色，从而缩小了与男性的资源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

五 研究问题的提出

绝大多数有关心理福利和心理失范的研究发现，现代西方社会中女性的心理失范情况要比男性严重（Ryan, 1981; Lee, 1998; De Vaus, 2002;Simon, 2002）。社会学家多从社会角色分工的视角解释心理状况的性别差异。研究普遍认为女性的心理状态不如男性主要是由于女性被隔离在低价值回报的家庭角色之中，即使女性扮演了部分家庭外的社会角色，也容易与其同时拥有的家庭角色发生冲突（Gore, 1978; Thoits, 1986）。个体社会化的性别差异也可能导致女性遭遇更多的健康问题（Turner and Avison, 1989;McDonough and Walters, 2001）。以上主要是基于西方工业化社会背景的研究成果，研究基础是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在两性间分配的差异。虽然国内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赵延东，2008；王甫勤，2012），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专门探讨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结论也仅针对大众群体。

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家庭角色的回报逐渐下降，职业角色的回报逐渐上升，并成为影响社会成员心理状况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阶段，受人口流动和户籍制度的双重影响，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存在使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逐渐演变为三元社会结构（徐明华、盛世豪、白小虎，2003）。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不断转换使其社会角色和性别角色更为复杂。一方面，城乡流动为男女农民工带来了更多的选择社会角色的机会；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依然带有传统性别角色的烙印，男性依然是“养家糊口”的主要责任人，女性依然是“照顾家庭”的首要责任人。这种性别角色的相对稳定和延续必然与社会角色在两性间的快速转变形成差异，并可能打破过去已经形成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间的平衡，导致部分人群出现性别角色与社会角色的不协调问题。

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还面临着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问题。性别失衡不仅会导致相当一部分成年男性找不到初婚对象而被迫失婚，在人口流动下，面临失婚的男性存在向农村地区集聚的趋势（李艳、李树茁、彭邕，2009），这些人群也可能会流入城市。因此，要理解当前农民工的心理失范，需要深入考察人口流动和性别失衡对农民工群体社会角色的分配、扮演以及农民工成婚机会的影响。

尽管中国社会转型下的性别关系备受经济学和社会学学者关注，但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歧视与社会经济地位获取之间的关系（吴愈晓、吴晓刚，2009），较少有研究关注到社会转型下人口流动对农民工社会角色分工的影响，以及在性别失衡的背景下，婚姻挤压对性别平等的影响。为了反映人口流动和性别失衡对男性与女性的影响，本书研究了社会转型下的人口流动和性别失衡下的婚姻挤压对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