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劳动力迁移决定与影响效应：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的实证检验

（一）循环迁移的决定机制分析：新迁移经济学视角

在劳动迁移进程中，主导迁移流常伴随一个反向的迁移流（Lee, 1966），在跨国移民以及国内城乡移民持续攀升的同时，也出现了移民大量回流的现象，这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大量实证文献聚焦于探讨移民回流动因及其影响效应（Eldridge, 1965; Dustmannm, 1997, 2003; Murphy, 1999; Ma, 2001; Zimmermann and Bauerm, 2002; Kirdar, 2004; Yang, 2006; Dustmann and Weiss, 2007）。不过，这些研究都假定迁移与回流是一次性的离散流动（One-Trip Structure），而外出移民面临的迁移选择也只有两个：要么选择永久迁移，要么选择永久回流。这一假定在探讨欧洲内移民及其回流现象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假定，因为永久迁移或者永久回流在部分欧洲移民群体中比较典型，如土耳其在德国的移民。但当这一假定用于分析暂时迁移主导的循环迁移模式如墨西哥-美国移民时，则明显缺乏解释力（Bellemare, 2007）。

部分研究也转向了对循环迁移模式（或称为重复迁移）及其决定因素的考察。在国际移民的循环迁移方面，最早的研究始于对墨西哥-美国移民的考察。Massey（1987）最先利用1982年和1983年在墨西哥4个社区获取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墨西哥-美国之间移民流动的频率以及影响回流者再迁移的决定因素。最终发现，迁移经验等对再迁移决策有显著影响；Donato et al.（1992）也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循环迁移进行了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大的移民很少进行再次非法迁移，但再迁移的概率随着先前迁移次数的增加而增加。不过，他们也指出移民控制无助于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如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在防范和削弱非法迁移方面并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在美国拥有一份适合循环迁移周期特性工作的墨西哥移民，很少会改变自己的迁移行为。在后续研究中，Massey and Espinosa（1997）利用在25个墨西哥社区收集的数据，讨论了正式和非正式移民面临的再迁移比率。他们发现，循环迁移的比率随着工作经验、职业成就和前期迁移经验的增加而增加。另外，再迁移的可能性也受到循环迁移积累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关于墨西哥-美国循环移民最近的一项研究是由Thom（2010）做出的，他建立了一个考虑储蓄行为的循环迁移模型，并依据来自墨西哥非正式移民和留守者计划（Mexican Migrant Project, MMP）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边界控制等对循环迁移类型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边界控制减少了循环迁移率，但增加了每次迁移的持续时间。不过，边界控制强度的持续增加并不能持续减少循环迁移率，因为部分循环迁移者对这一政策有免疫效应。

除了墨西哥-美国移民外，还有部分研究关注了欧洲及加拿大外来移民的循环迁移问题。如Constant and Zimmermann（2003）使用马尔科夫转换矩阵，探讨了德国外来移民循环迁移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德国超过60%的移民实际上是循环迁移者，而且在迁移初期，大部分移民倾向于再次离开。不过，在德国找到一份工作和熟练掌握德语后，这种流动会减少。移民一旦离开德国，返回德国的概率高达80%，返回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汇款和其他家庭因素。之后，Constant and Zimmermann（2007）利用计数模型及面板计量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德国外来移民循环迁移的退出次数和总退出时间的决定。结果发现：没有固定住所的欧盟国家移民以及年老和年轻的移民都倾向于选择循环迁移，同时这些移民退出德国劳动力市场后在母国会停留更长的时间。教育程度更高的移民退出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更小，不过退出后在母国的停留时间与教育程度低的移民并没有显著差异。此外，Bijwaard（2005）也利用来自荷兰的追踪数据，分析了移民回流和循环迁移的影响因素，最终发现：基于家庭原因的迁移者在荷兰的停留时间更长，而来自劳务输出国家如土耳其和摩洛哥等的移民，在荷兰停留的时间要比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移民长。Aydemir and Robinson（2006）利用入境记录（Landings Records, LIDS）和移民跟踪数据（the Longitudinal Immigration Data Base, IMDB）对加拿大外来移民的回流和再迁移研究也发现，国际移民并不是永久性流动，大多数拥有回流经历，有些可能多次在母国与加拿大之间往返，而男性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技能工人和创业者的循环流动性更强。

在国内移民的循环迁移研究方面，最早的贡献是由DaVanzo et al.（1981）和DaVanzo（1983）做出的，他们利用1968～1975年的收入动态调查数据（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考察了美国国内移民的循环迁移问题，如教育程度、雇佣状态、迁移持久性等对回流以及再迁移的影响，结果发现：半数迁移者在调查期间都进行了循环迁移；初次迁移者面临失业压力越大，回流的可能性越高；受教育程度越低，回流的速度越快，教育程度高者更倾向于到其他地方进行再迁移。此后，Newbold and Bell（2001）利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居住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州之间移民回流和再迁移的发生率、构成、决定因素等。结果显示：1990～1991年，两个国家大概40%的移民都是循环迁移者，在输出地拥有自己住宅的移民更倾向于回流，包括一些回到父母家中获取安全感的年轻人以及一些低技能的、无法在流入地获得相应工作的人。拥有更高职业资格的人以及在专业技能或者管理岗位上工作的男性移民选择再迁移的概率更高。最近的研究，如Lee SangLim（2008, 2010）利用来自美国的全国青年追踪数据（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Youth, NLSY），探讨了年龄、种族对美国国内循环迁移的影响。结果发现：西班牙裔和非西班牙裔黑人、非西班牙裔白人的迁移形式具有较大差异。年龄对不同迁移类型的影响较大，初次迁移率和再迁移率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回流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年龄对初次迁移率的影响更大。

（二）劳动力迁移与输出地发展：微观家庭层面的证据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为探讨迁移与劳务输出地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大量研究开始聚焦于从家庭微观层面检验迁移对输出农户农业生产、家庭收入、家庭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影响效应。下面，笔者从迁移与农户农业生产率、迁移与农户家庭收入、迁移与农户家庭投资消费几个方面对近年来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梳理和评述。

1．迁移与农户农业生产

迁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近年来实证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这里主要检验迁移是否有利于缓解输出家庭的资金约束。因为用于提升农业生产率的技术手段（如购买高产出种子、购置牲畜或农机具等生产性投资活动等）都需要一定量的资金支持，而在欠发达地区信贷市场缺失的情况下，安排家庭成员外出以获得一定的汇款收入来支持农业生产活动投资，无疑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途径。不过，由于迁移对流动性资金约束、风险约束以及劳动力约束的影响程度并不确定，迁移对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可能产生相互冲抵效应：一方面，汇款可以放松农户的信贷、保险等约束，用来支持生产经营资金投入以及新生产技术投资等，同时稳定的汇款收入也可以为家庭提供收入保险，从这个角度来讲，汇款对家庭生产经营活动有显著正效应（Reardon et al., 1992）；另一方面，汇款同时会拉紧家庭面临的劳动力约束，如果家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或者剩余劳动力很少，那么成员外出必然会导致家庭劳动力短缺。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缺失的情况下，家庭难以雇用替代劳动，那么这种由迁移导致的劳动力流失必然会对农业生产以及自雇用等非农经营活动产生较大的负效应（Wouterse and Taylor, 2008）。劳动力迁移对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活动的净效应取决于这两个效应的冲减程度。

在实证检验上，Lucas（1987）首次在Harris-Todaro模型（保留了风险中性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劳动迁移经济学经验方程，并利用博茨瓦纳、马拉维、莫桑比克、南非、莱索托5个非洲南部国家1946～1978年在南非的矿业移民数据，探讨了暂时性移民（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文章使用联立方程进行估计，考察了劳动力退出对传统粮食生产和国内劳动力市场工资的短期效应，同时估计了由采矿收入形成的储蓄对母国粮食生产及牲畜投资的长期影响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短期，由移民引发的农业劳动力退出会导致迁移家庭农作物产出下降，但在长期，移民汇款会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如牲畜购买等，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对农业产出有一个正向反馈。不过，这也会提升种植业工人的工资，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反向冲击农业生产。鉴于此，Lucas（1987）主张劳务输出国家应该采取注入移民配额（Emigration Quotas）、强制人口再配置及强制劳役（Forced Labor）和强制人口再迁徙配置（Compulsory Population Relocation）等干预政策来维护国家利益。Black（1993）对葡萄牙两个地区（Ribeira de Pena和Mondim de Basto）移民的研究也揭示，迁移会导致牲畜减少和低质量化肥的使用，而且移民家庭会放弃过去那些维持农业生产水平和土壤肥沃程度的特定保护性措施，如年度清理灌溉水渠、梯田的整修等。不过，Black（1993）主要使用数据描述方法，缺乏严谨的计量分析。在新迁移经济理论的经验研究中，Quinn（2009）的研究更具有代表性，他进一步归纳并提出了新迁移经济理论的两个经典假设。（1）风险假设。因为迁移的目的是分散家庭农业风险，如果农户采用高产出新种子却带来农作物减产，那么移民会增加汇款来补偿农业损失，迁移会增加农户采用高产量种子的可能。从本质上讲，在劳动力存在剩余的情况下或者农业受灾减产的情况下，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会很低，通过输出劳动力来转移采用高产出新种子面临的潜在风险，无疑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因此风险假设预期：迁移的数量与高产出新种子使用概率正相关。（2）信贷假设。该假设认为汇款是推动受信贷约束家庭投资新技术的至关重要的因素，预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汇款与采用高产出新种子的可能性正相关。Quinn随后利用来自墨西哥迁移项目（Mexican Migration Project）的数据探讨了迁移、汇款对高产出新种子采用率的影响，不过最终估计结果取决于计量方法的选择以及汇款测量：Probit回归仅支持信贷假定，二阶段OLS回归结果同时支持风险假定和信贷假定，三阶段OLS回归的结果取决于汇款的测量，如果回归方程放入的解释变量是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汇款，那么支持风险假设。但是，如果回归方程放入的解释变量是总汇款量，那么支持信贷假设。最近的一项研究中，Zahonogo（2011）也在新迁移经济学的框架下，利用2003～2004年布基纳法索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系统方程估计了迁移对农作物产出的影响，其中，对于迁移和汇款的内生性，分别采用村庄有外出经验成年人的比例和村庄户均汇款水平来识别。最终估计结果显示：迁移对农业生产有显著负效应，虽然移民汇款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的正效应，但这个效应不显著，迁移汇款并不能弥补由迁移带来的家庭农业损失。所以Zahonogo（2011）认为，为了稳定农业生产，政府应该控制迁移规模，同时应该通过为生产者提供更好的农业设备、增加农业劳动力的健康保障投入等方式来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

不过，这些实证研究都把迁移视为同质的，没有考虑具体迁移模式差异带来的影响效果。迁移本身是一个选择性行为，不同流动模式之间必然在迁移目的、迁移收入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相对于国内迁移来讲，国际迁移可能面临更高的迁移成本和风险，只有相对富裕的家庭才有能力输出国际移民，同时国际迁移获得的收入也可能高于国内迁移，对于缓解输出家庭信贷约束所起的作用更大（Taylor and Lopez-Feldman, 2010）。部分研究开始转向迁移异质性及其对劳务输出地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例如，Mendola（2008）在探讨迁移对农户农业技术更新的影响时，就考虑了迁移模式的差异，他把迁移分为国际迁移、国内循环流动和国内持久性迁移来进行分析，探讨流动模式差异给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更新带来的影响。他采用1994～1995年在孟加拉国8个村庄5062家农户进行的家庭调查数据，利用三阶段OLS估计了迁移对劳动力输出家庭采用高产出新种子的影响。其中，暂时性国内迁移、永久性国内迁移、国际移民内生性的识别工具变量组合为：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农户所在村庄参与暂时性国内迁移、永久性国内迁移和国际移民的比例，家庭迁移链（在调查年份前3年家庭是否有1个以上的外出者）。最终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家庭迁移模式对农业生产技术更新（是否采用高产出新种子）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具体来讲，参与国际迁移的家庭更倾向于采用现代种植技术（采用高产出新种子），而参与国内迁移的农户，不管是暂时性流动还是永久性迁移，其采用现代种植技术（采用高产出新种子）的概率都显著低于无迁移农户，国内迁移并不能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随后，Wouterse（2010）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和2003年在布基纳法索的调查数据，检验了洲际（非洲迁移到欧洲等其他地区）和洲内迁移（非洲内部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迁移）对农户两种谷物（粟和高粱）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同样证实，迁移的影响因迁移目的地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与Mendola（2008）相反，Wouterse（2010）却发现，洲内迁移与技术效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洲际迁移对技术效率有消极影响。具体来说，洲际移民与农业设备或者农畜的交互项对技术效率有正的影响，但是洲际移民对技术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仍显著为负。也就是说，虽然洲际迁移通过影响农业设备投资或者农畜投资对技术效率产生了正影响，但是不能补偿迁移造成的直接负效应，洲内迁移则显著提升了技术效率。Wouterse（2010）也给出了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洲内移民会带来高的效率，因为它解决了男性劳动力剩余问题。对于洲际迁移与技术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剩余。总体而言，迁移并不能推动粮食生产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因为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生产性投资机会缺乏，而以汇款形式接收的流动性资金无法有效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因此难以弥补由迁移带来的智力流失。

2．迁移与农户家庭收入

移民汇款对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分布都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收入水平偏低的家庭来说，家庭成员参与国内或者国际迁移带来的汇款已经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移民汇款可能会增加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入，也可能增加农业或者非农业活动投资，提升农业或者非农活动收入。

Taylor and Wyatt（1996）认为家庭初始资产，如土地和牲畜持有量会影响汇款的收入效应。也就是说，在一个流动性资产匮乏的家庭，生产活动会受到极大约束，而汇款会刺激家庭生产，扩大迁移对收入的影响效应。相反，对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来说，没有流动性或者风险约束，汇款在长期和短期都对收入的影响不大。因此，他们认为汇款对农户收入水平和收入分布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汇款的分布，另一方面取决于家庭面临的生产约束情况。在此基础上，他们利用墨西哥1983年和1989年的跟踪数据检验了两个主要的新迁移经济学假设：其一，移民汇款对家庭农业收入有非均等效应（Non-Unitary Effect）；其二，移民汇款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效应取决于农户的初期资产。他们的研究采用联立方程最大似然估计法，考察了移民汇款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同时把移民汇款与农业生产资料（土地、牲畜）的交互项放入方程来考察汇款影子价格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纠正选择性偏差后的估计结果显示：来自国外移民的汇款可以缓解农户农业生产面临的信贷和风险约束，增加农业收入。不完全的信贷和保险市场使得汇款具有较高的影子价格，在克服家庭生产流动性约束和风险约束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另外，汇款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并不一致，受家庭初始农业资产（土地和牲畜）情况影响较大，非市场的合作农场土地所有权会提升汇款对收入的影响效应，但初期牲畜资产降低了汇款对收入的影响效应。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在农户生产中，高的汇款影子价格会刺激迁移，而高的影子价格会强化汇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Taylor and Lopez-Feldman（2010）使用2002～2003年在墨西哥14个地区进行的农户调查数据，探讨了迁移影响农户收入的途径，他们力图通过准实验的方法来探讨迁移的影响效应，即在一个时刻观测迁移状态，在随后一个时刻观测不同组别的收入水平。不过，最初农户并不是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中去的，这必然面临迁移内生性问题，最终他们使用内生转换回归方法（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来处理，选择的工具变量分别是：1964年以前是否参与墨西哥短期劳工计划（Bracero）；在选择的处理年份（Treatment Year）村子是否有一个美国移民；在选择的处理年份村子是否有一个国内移民。最终的估计结果显示，迁移会显著提升输出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这主要通过提升输出家庭的土地生产率来实现。研究不支持迁移削弱移民输出地经济发展的观点，也不支持暗含的农户分离模型即迁移和汇款只影响农户收入而不影响农户生产活动的观点。Taylor and Lopez-Feldman（2010）指出，移民输出家庭土地生产率会因处理年份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1991～1996年这个效应达到最大值，大概为1600比索（Pesos），随后影响效应开始收敛递减，最终在2001年几乎为零。这一实证结果揭示，迁移对输出家庭经济活动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的迟滞性，需要经历几年时间才能够达到最大值，仅考虑迁移影响的短期效应而忽视其迟滞性，往往会得到一个有偏或者错误的结论。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迁移对劳务输出地农户收入可能产生负效应。例如，Beaudouin（2006）利用1996年孟加拉国MHSS（Matlab Health and Socio-Economic Survey）调查数据，探讨了迁移对劳务输出地家庭收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估计方法同样采用三阶段OLS，其中对迁移和汇款内生性分别采用村庄移民总量和村庄收到的年汇款总量来识别。最终估计结果表明，迁移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对总收入有直接负效应，但这种效应会被移民汇款间接补偿。迁移对不同来源家庭收入的影响也有差别，迁移对农业收入有直接的负向劳动力流失效应，同时产生间接的正向汇款补偿效应，不过迁移对自雇用收入没有影响，而汇款对工资性收入也没有显著影响。Sindi and Lilian（2006）首次利用1997～2004年肯尼亚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探讨了NELM假设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适用性。他们的研究试图解释三个问题：由迁移引致的劳动流失是否会导致种植业收入减少？迁移对种植业收入有多大影响？汇款对其他收入的影响有多大？参考Taylor et al.（2003）的估计思路，他们采用联立方程方法来估计，其中识别迁移的工具变量为：总降雨量与潜在的土壤水分蒸发总量之比、人口密度、家庭女性和男性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而汇款方程的识别采用了三个工具变量：平均汇款水平（作为村庄规范、惯例的代理变量）、有正式工作家庭成员的人数（用来捕捉更为宽泛的与团体相关的文化、民族习俗对汇款的影响）、区域虚拟变量。最终的估计结果发现，迁移会产生显著的劳动力流失效应，而迁移数量对农作物以及总农业收入产生显著负影响。不过，与Beaudouin（2006）不同，Sindi and Lilian（2006）并没有发现支持“汇款可以部分或者完全补偿因劳动力约束而造成的损失”的证据。

由于汇款和家庭收入之间的联系是统一的，汇款对收入分配程度的影响取决于汇款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以及汇款的分布等。所以，在实证研究中，也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迁移（或汇款）增加了收入不平等；二是迁移（或汇款）降低了收入不平等。

Taylor（1992）考虑了国际移民对收入的间接效应及随着时间变化的资产积聚效应，他利用墨西哥的追踪调查数据，估计了汇款对收入分布（用Gini系数来衡量）的直接、间接以及跨期影响。估计结果显示，汇款可以通过刺激投资来影响收入水平和收入分布，而迁移汇款对农户收入水平和收入分布都有直接的短期效应和长期资产积累效应。具体来说，移民带来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容易在短期阻碍汇款的均等效应，但是长期而言，迁移对贫困家庭收入有间接正效应（通过减轻当地生产的资本和风险约束），使得迁移产生更多的收入均等效应。汇款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分布的影响取决于汇款在家庭间的分布以及家庭投资和储蓄的形式。Barham and Boucher（1998）指出，Taylor（1992）把汇款视为外生的转移支付，所以他直接计算了汇款对接收汇款社区收入分布的总体或者边际影响。但是，移民汇款可能是家庭收入的一种替代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构建一种反事实情景，即假设移民留守（没有汇款发生），随后通过计量方法比较观测收入与反事实情景下的家庭收入来探讨移民和汇款对劳务输出地收入分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Barham and Boucher（1998）利用1991年Bluefield的家庭调查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他们首先利用一个考虑劳动参与和移民决策的双选择模型来矫正选择性偏差并估计家庭收入，然后通过建立反事实情景来计算基尼系数并与实际观测值的基尼系数进行比较。最终，比较观测值与反事实情景值发现，当把迁移和汇款视为家庭收入的一种替代形式时，在没有移民外出情景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反而比较低。也就是说，移民和汇款加重了收入不平等，即移民不外出反而对农户收入有一个更强的均等效应（Equalizing Effect）。之后，Acosta et al.（2008）同时从多个视角探讨了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包括国家层面的总体分析和家庭层面的典型分析。他们首先假定汇款对两个潜在贫困来源（平均收入增长和收入不平等）有单独影响，利用GMM动态面板方法和1970～2000年59个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估计汇款对人均GDP和贫困的影响效应，然后利用10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住户调查数据估计了汇款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家庭层面的估计步骤与Barham et al.（1998）一样，首先把汇款视为外生的，然后再考虑反事实情景，矫正选择性偏差获得一致估计结果并进行比较。最终结果表明，从国家层面来看，汇款有利于减轻收入不平等。不过，基于住户调查数据的估计也显示，汇款对收入仅有非常小的均等效应。

部分研究也注意到了迁移异质性及其带来的汇款差异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Stark and Katz（1986）, Taylor et al.（2005）, Kimhi（2010）。Stark and Katz（1986）构建了汇款基尼系数来分析汇款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尼系数包含三个部分：汇款相对于村庄总收入的规模、汇款的不均等分布、汇款和总收入的基尼相关系数。然后利用两个墨西哥村庄的数据来探讨汇款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其中对于村庄收入，考虑三个部分：来自国内移民的汇款、来自国际移民的汇款、非汇款收入。计量结果证实，移民汇款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取决于村庄迁移史以及移民机会在村庄内家庭之间的扩散程度；在一个国内移民较多而国际移民偏少的村庄，国际移民汇款会加重收入不平等，国内移民汇款则会促进收入均等；在一个国际移民历史较长的村子，国际移民汇款存在收入均等效应。Taylor et al.（2005）也考察了国际移民汇款和国内移民汇款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差异，与Stark and Katz（1986）一致，Taylor et al.（2005）也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分析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3年墨西哥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最终结果表明，国际移民汇款会加重家庭收入不平等，不过影响很小，而国内移民汇款表现出一定的收入均等效应；在高移民率地区，国内移民汇款和国际移民汇款均表现出收入均等效应。这一结果与Stark and Katz（1986）一致，说明迁移最初对于家庭收入分布有一个非均等效应，但随着迁移通道的扩散，其对于家庭收入就表现出较强的均等效应（至少，减少非均等效应）。最近的一项研究，Kimhi（2010）也考虑了迁移（或汇款）异质性，探讨了国内移民汇款和国际移民汇款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数据来源于1992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的家庭支出调查。参考Stark et al.（1986）的做法，Kimhi（2010）也利用不平等分解方法分析了国内移民汇款和国际移民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边际效应。不过，Kimhi（2010）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收入分解方法：一是变差系数平方法（SVR, Square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通过数值模拟获得边际效应；二是利用基尼系数进行收入不平等分解。最终的估计结果显示，从单位汇款的边际效应来看，不管是国内移民汇款还是国际移民汇款的增加都会减少收入不平等效应，而国内移民汇款的收入均等效应高于国际移民汇款。Kimhi（2010）同时通过分组比较研究发现，汇款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迁移模式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具体来说，国内迁移汇款会给农村家庭特别是没有土地的农村家庭带来更明显的收入不平等，国际移民汇款则对城市家庭特别是圣多明哥（Santo Domingo，多米尼加首都）以外地区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突出。

不过，这些关于迁移（或汇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结论明显存在冲突。一个可能的理论解释是，迁移像采用新生产技术一样，在初期要承担高风险和高成本，国际移民的风险和成本一般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初期的移民可能来自输出地区中的高收入家庭（Portes and Rumbaut, 1990），他们以汇款形式寄回的收入会扩大收入不平等（Özden and Schiff, 2006）。随着时间推移，迁移网络的发展使得迁移渠道在劳务输出地家庭之间得到扩散（Massey et al., 1994），汇款初期的不平等效应会受到延阻或偏转，最终，汇款对新近输出移民村庄的收入分配有非均等效应，而对一个有长期移民历史的村庄有均等效应（Rapoport and Docquier, 2006）。Jones（2013）从扩散理论视角，提出了国际移民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三阶段模型：初期移民汇款会增加收入不平等，而中期移民汇款会减少收入不平等，但是到了后期，随着迁移的持续推进，移民精英们会从经济上与那些非移民的落后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将再次加剧收入不平等。

3．迁移与农户家庭投资消费

迁移在家庭投资和消费中充当了比较复杂的角色。一般来讲，家庭可以利用迁移汇款来补充当前消费，同时面临信贷约束的家庭也可能通过迁移积累生产资本和人力资本，研究迁移对家庭投资的影响大，还是对消费的影响大，实证文献之间存在较大争论。

有少量研究表明，迁移对家庭投资有积极作用，迁移推动了农户的投资活动（Adams, 1991; Massey and Parrado, 1994; Durand et al., 1996;Zarate-Hoyos, 2004; Chiodi et al., 2012）。Adams（1991）利用1986～1987年埃及农村住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比较74个有海外移民的家庭和74个没有移民家庭的消费和投资情况，评估了移民汇款对农户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效应。计量分析结果证实，相对于没有移民的家庭，有外出移民的家庭具有较高的边际投资倾向，如在土地、农业设备、车辆以及小商业等方面的投资。在控制支出水平后，发现这些投资大部分以购买土地为主，其中有海外移民的家庭接近73%的人均投资支出被用于购买耕地或者建设用地。Massey and Parrado（1994）对墨西哥22个社区的调查研究也发现，尽管65%的汇款收入被用在消费上，但用于生产性投资的仅占6.5%，这些汇款对于生产性投资的影响非常显著，不能低估它对墨西哥创业投资的影响。Durand et al.（1996）利用来自1982～1983年以及1987～1992年墨西哥哈利斯科等5个州3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国际移民对家庭投资的影响，发现尽管大部分移民收入被用在消费上，如改善营养、衣着以及住所，但移民一般在等待能够提高家庭收入的投资机会，只要条件成熟，生产性投资就会大幅上升。受过一定教育且夫妻共同外出的移民，如果他们拥有一定的土地、住房等不动产及潜在的家庭劳动力资源，那么他们更倾向于把迁移获得的收入投入生产活动中，没有这些资源的移民则大多把外出获得的收入投到当前消费上。Zarate-Hoyos（2004）在探讨汇款对墨西哥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时发现，收到汇款的家庭的当前支出中用于投资的比例高于没有收到汇款的家庭，而收到汇款的家庭其当前消费的收入弹性以及耐用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都低于没有收到汇款的家庭。Zarate-Hoyos也强调指出，很多研究认为迁移汇款很少用于生产性投资，这主要是由特殊环境决定的，因为落后的移民输出地区往往缺乏基础设施，这制约了移民的投资性行为。Woodruff and Zenteno（2007）对墨西哥移民的研究也证实，与移民关系密切的家庭一般会有较高水平的投资，同时可能获得更高的创业收益。最近的一项研究是由Chiodi et al.（2012）做出的，他们利用1997～2006年墨西哥农村贫困农户的面板数据探讨了迁移与资产积累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迁移可以加速生产性资产积累，但是对非生产性资产积累（耐用）有显著副作用。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Chiodi et al.（2012）认为是穷的农户要依靠迁移来缓解生产性资产投资面临的资金约束。

一般来讲，相对于投资来说，迁移对农户家庭消费有更大的推动作用（Chami and Jahjah, 2003）。其一，很大比例的汇款被用在“身份取向”（Status-Oriented）的消费上；其二，很小一部分汇款会转变为储蓄或投资；其三，汇款主要的投资方式——住房建设、土地和珠宝等，对整个经济来讲都不是必要的生产性行为。关于迁移对农户支出及消费投资影响的大量实证文献也证实，迁移对消费的影响大于对投资的影响。对墨西哥-美国移民的研究比较典型，如Mines and De Janvry（1982）对一个墨西哥村庄的个案研究指出，虽然村庄中存在一些生产性投资，但移民家庭会把更多汇款用在提升生活舒适度的消费上。Taylor et al.（1996）的研究也发现，墨西哥移民更偏爱住房建设投资而不是增加对家庭生产活动的投资。除了墨西哥之外，Osili（2004）对尼日利亚的研究也发现，大部分汇款被用在住房建设上，汇款收入每增加10%，就会带动住房建设投资比例增加3个百分点。Medina and Lina（2010）在探讨国际移民汇款对哥伦比亚家庭支出结构的影响时也发现，收到移民汇款的家庭其总支出中的教育投资比例比没有收到汇款的家庭高10个百分点，不过汇款对消费、投资以及健康支出的影响几乎为零。

最近也有研究考虑到了迁移异质性对输出家庭投资和消费影响效应的差异，把移民分为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来考察。其中，Castaldo（2007）利用2003年阿尔巴尼亚生活标准测量调查数据（Albania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 ALSMS）探讨了汇款对家庭消费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汇款对家庭消费类型的影响有很大差异，不过收到国内汇款家庭的消费类型与没有收到汇款的家庭没有显著差异；与没有收到汇款的家庭相比，收到国际汇款的家庭，在食品支出上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在耐用消费品支出上的比例相对较高。Dizon（2009）利用2008年危地马拉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对农业资产积累的影响，最终计量结果显示，有很弱的证据支持国内迁移能够改变农业资产积累行为，不过国内迁移可以显著提升教育投资和改善家庭生活条件，而国际迁移则会显著提升家畜（非生产性牲畜）投资。Adams and Cuecuecha（2013）也利用危地马拉全国性调查数据分析了国内汇款和国际汇款对家庭边际支出的影响，最终有两个发现：其一，在控制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后，接收国际汇款的家庭在主要消费——食品上的支出比那些没有接到汇款的家庭低；其二，接到国内汇款和国际汇款的家庭在商品住房、教育和健康上的边际支出比那些没有接到汇款的家庭高。

4．劳动力外出与农户经济活动：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土地粗放经营、土地撂荒、劳动力匮乏等问题。这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开始关注劳动力外出对农户经济活动的影响效应。

在劳动力外出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方面，Rozelle, Taylor and De Brauw（1999）关注了劳动力外出、汇款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利用1995年夏天在河北和辽宁进行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迭代三阶段OLS法估计了劳动力外出、汇款对玉米产量的影响，最终发现劳动力外出对农业生产有显著负效应，这可能与劳动力流失有关。不过这种负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增加的汇款部分补偿，最终劳动力外出带来的净损失大概是年均产量的14%。Taylor, Rozelle and De Brauw（2003）利用1995年在河北和辽宁的农户家庭调查数据分析了劳动力外出对劳务输出地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方法主要利用联立方程计量方法，最终的计量结果发现，由劳动力外出导致的劳动力损失对家庭种植收入有负面影响。但研究也发现，汇款对劳动力缺失效应有一定的正向补偿，通过刺激粮食生产以及自雇用行为对家庭收入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这些发现提供了支持NELM假说的证据，汇款放松了生产约束，综合考虑劳动力外出以及家庭规模变化等多种影响，参与劳动力外出可以提升家庭人均收入的14% ～30%。

在劳动力外出对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影响方面，Du et al.（2005）利用来自中国贫困地区互补的两套家庭数据检验了劳动力外出能否减轻贫困这个问题。最终结果发现，新增一个成员外出，家庭人均收入就相应增加8.5% ～13.1%，但对整体贫困的影响很一般，因为很多贫困人群并没有参与外出务工。外出劳动力会把收入的大部分寄回老家，这些汇款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家庭成员所需的反映。Zhu and Luo（2008）利用2002年在湖北的住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劳动力外出对农户平均收入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外出不仅能够提升农户收入水平，而且能够减轻收入分配不平衡。

在家庭投资和消费方面，De Brauw and Rozelle（2008）关注了劳动力外出对农户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他们利用2000年的农户家庭调查数据来检验劳动力外出对农户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位数收入是贫困线两倍的地区，劳动力外出对家庭住房以及其他耐用消费品投资的影响比其对平均消费的影响高20%，但没有发现劳动力外出与生产投资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De Brauw and Giles（2012）利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02年的农村住户调查，检验了劳动力外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与农户人均非耐用消费品数量显著正相关，特别是对于贫困家庭而言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