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费孝通小城镇研究的超时代意义

上文介绍了鸟越皓之对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论的认识：与其说内发型发展论纯粹是研究者勾画的模式，不如说是鹤见和子等把在各国各地都存在的不同观点进行了理论的梳理并确定了方向。在中国，就是她把费孝通等对小城镇研究的思考进行了理论的梳理，进而在理论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普遍化以及本土化。宇野重昭对鹤见和子与费孝通的思想碰撞过程是这样描述的：“鹤见和子曾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众所周知，她掌握了欧美思维方式的方法论。她把这种方法结合自己的思想，变成独具一格的逻辑，这种逻辑又通过把费孝通的思想进行普遍性的表达而再现出来。”（宇野重昭、朱通华，1991: 7）

这里的关键是“普遍性”，反映了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理论来自费孝通，也就是说，鹤见和子把费孝通小城镇研究的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主张进行了具普遍性意义的深化或者升华。佐佐木卫在《费孝通——民族自省的社会学》中指出，“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把费孝通的观点进一步详尽深化，明确地表现了对现代性的高度经济增长以及国家中心的政治提出异议的性质”，并指出1994年费孝通在《内发的发展与外向型发展——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其实曾经“提醒过不宜过度强调‘内发性’”，所以，作者认为在这一点上，费孝通与向现代化提出批判并强调另一种发展的理想主义者鹤见和子存在微妙的不同，对农村贫困的关注显示了作为现实主义者的费孝通的另一个侧面（佐佐木卫，2003: 94、97）。

当时的人们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有很多期待，认为它们可以避免西欧先发国家现代化带来的弊端，如人口涌向城市、农村衰退消失、产业化过剩等。但是，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超越了当时费孝通所能及的对将来的展望，又因为一些政治因素，小城镇研究作为时事性课题失去了时效性，之后，“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就被作为过去的事物了”（佐佐木卫，2003: 110～111）。但是对此，我们是否能从以上所介绍的鹤见和子构建内发型发展论的过程以及在她之后日本学术界的批评与发展的现象中得到一点启示呢？对于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我们如果仅仅局限于沿海农村发展模式来进行理解是远远不够的，也许从反思西方现代化中寻找另外一种发展方式的角度来认识会给我们带来更宽广的视野。其实费孝通之后对边区与少数民族发展的研究也已经证实了这种认识角度的有效性，并且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小城镇的内容中也可预见一种方向性。所以小城镇研究提供给我们的方法论并不会因为小城镇发展模式受到挑战而失去其思想的光辉。

在小城镇研究中，费孝通对“模式”这个概念从“样板”到“类型”的认识更新（费孝通，1991: 4）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在其后对边区的研究中他也有一个想法更新的过程。据李友梅介绍，费孝通刚到甘肃的时候也曾想把江苏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搬过来，但后来发现并不简单，必须立足于当地的基础和条件（李友梅，2005: 96～97）。在学术的世界里，无论大理论还是小观点，都是这样不断地被自己或别人更新和超越。

最后，借用佐佐木卫在《费孝通——民族自省的社会学》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如果想得到合时的论点和概念，而去重读费孝通的论著，并感到失望的话，那或许只是因为我们的知性的懈怠，丧失了继续生成具有生命的概念的努力。”（佐佐木卫，2003: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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