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文化外交的发展

美国与国外的文化关系远早于文化外交的开始。早在1810年的时候，美国教会就已在海外成立了宣讲团，开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传教活动，这其中包括中东伊斯兰国家以及中国。1830年，去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认为，对于接受儒家教育不相信宗教奇迹的中国人来说，科学比宗教更有魅力，而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科学。他发现，要在宗教上征服中国，教育所产生的效果比“迄今为止任何海陆军力量、或最兴旺的商业之刺激、或所有其他手段联合起来在特定时间里所产生的效果”还大得多。从1889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一次泛美洲会议到1936年12月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泛美洲国家维护和平会议，说明美国政府开始在经济上开始支持国际文化交流的活动，同时表明美国政府已着手开始实施文化外交。此时，美国开始积极主导并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国家规则的形成和制订。在国内，美国促进了自身的经济繁荣；在国外，增强了自身的国家影响力。这一切有利于美国外交目标的实现，其世界霸权地位的远景也隐约可见。在文化交流领域，美国社会积极推动美国文化价值的推广，并资助消灭全世界的传染性疾病医治、科学研究以及学术文化交流，这类活动影响了之后几代人对美国的认识和情感。美国做出的这些努力还在客观上加速了殖民地人民的近代化进程，也使美国模式成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现代化模式。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将美国视为民主自由富裕平等的典范，还从语言、学术、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上接受了美国人的价值观，成为美国软实力的追随者。

总体而言，美国文化外交实践按照时期划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二战时期、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和“9·11”事件以来时期。这四个时期有不同的政治历史背景，因此美国文化外交在四个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外交策略，包括文化外交内容、对象国、目标以及文化外交实施的程度等均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