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思想的影响

一般认为洪秀全最初的宗教思想起源于梁发的《劝世良言》，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

一八四三年秀全教馆于离本乡约三十里之莲花塘之李敬芳家。时在五月，其中表李某一日参观其书柜，偶于其藏书中抽出《劝世良言》，随闻秀全其书之内容，秀全答以不大知得……李乃借取回家，以便暇时浏览，秀全许之……李氏读全书之后，还诸秀全，即谓此书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秀全乃潜心细读之，遂大觉大悟。

《劝世良言》到底给了洪秀全什么样的思想启发，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茅家琦认为“洪秀全正是利用《劝世良言》宣扬的 ‘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为武器向封建的反动意识形态宣战”。夏春涛认为“正是这本基督教布道手册触动了洪秀全，使其从此皈依上帝，完成其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杨宗亮质疑夏春涛的观点，认为“《劝世良言》中对现实世界的批评和对太平世界的描述引发他对传统三代、大同社会的企盼”。李锦全则认为该书“使洪秀全树立了上帝是唯一真神的思想”，所以他最初推崇基督教的上帝，“是带有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目的”。笔者认为各方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并没有完善地解读材料。

《劝世良言》的主要内容是劝人为善和反对偶像崇拜。该书对当时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揭露，该书卷二云：

（富人）其心骄盈殆甚，日夜方寸之中，惟慕于财利世俗享乐之事，耽于骄奢淫逸之心……（富贵人之子女）每作每为，纵欲自恃，骄盈日甚，淫乐日肆。旦昼之间，不论衣食，就谈财色。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贪财色，爱纳少妾……以谄媚邪恶之徒为友，把直谅多闻的士为仇。见善人如眼中之刺，亲恶徒如席上之师。言行举止，动以洋烟财色为天，不知稼穑艰难之苦，弗达贸易买卖之忧。

一方面，《劝世良言》将这些罪恶归于人心的丑恶，所以它对于如何改变这种黑暗现象，在其卷七中是这样说的：

倘若全国之人，遵信而行者，贫者守分而心常安，富者慕善义，心亦常乐，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不独贪慕世乐之欢，不空费光阴之宝，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永享太平之福，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矣。

从该书内容来看，《劝世良言》并不具有革命意识，丝毫没有涉及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主要是劝人信上帝，除去心中之邪恶。故笔者认为《劝世良言》对于洪秀全这样一个考场失意的传统士人，给予了他精神寄托，但若说就此产生革命意识则为时过早。洪秀全“出身下层、深谙国情民心”，如果他科场顺利，可能就此恪守封建伦常，效命君主，但是他连番落第，对黑暗的科场渐渐积累了强烈的不满，内心极度愤懑又无法宣泄，而《劝世良言》中引入的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即将人一切的失望和罪恶都寄托于一个灵魂之上的存在——上帝。这就为洪秀全内心的抑郁找到寄托，为其人生找到一丝希望。

另一方面，《劝世良言》反对偶像崇拜，无疑是切合了洪秀全落第之后内心对于孔子圣人之学的不满情绪。该书开篇即强调了拜偶像毫无用处：

近来之世代，士农工商、上下人等，各用自己之意，做出无数神佛之像而拜之……诚为可笑，亦实可怜……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文昌、魁星），而有些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黄门为秀才呢？难道他并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惑而拜这两个偶像……舍此自然而然之神不肯敬拜之者，任你拜尽千百万样之神像，亦不能求得福，反有后祸也。

联系洪秀全撤去书塾中孔子的牌位以及捣毁九妖庙、甘王庙等举动，可见《劝世良言》与洪秀全之愤懑不平心理之契合，或许洪秀全在应考之前也拜过偶像，所以此时才会认同此思想。但是，笔者认为该书的影响绝未达到使洪秀全产生反清的革命思想的程度。就此，李锦全在其论文中所说的“洪秀全几次应试失败后形成的逆反心理”和“在梦中爆发出的取而代之的野心”是毫无根据的。洪秀全是一名自小受到传统儒家训练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仅仅因为一本“片段摘引马礼逊《圣经》译本中的经文”，并且是一本显得有些佶屈聱牙的布道小册子而完全颠覆其传统的儒家忠君思想。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点从洪秀全在广西期间写作的极具儒家色彩的《百正歌》便可以得到证明。洪秀全此时根本不可能脱离传统士人身份的束缚，甚至连其密友冯云山也是用塾师的身份在广西安身立命的，而洪仁玕也“小心软弱，竟听友人之劝，许其学徒拜事孔子”。可见，《劝世良言》的作用就是给洪秀全落第后的抑郁不平的心理以慰藉，引导其将精神希望寄托于真神上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