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的估计和预测

利用上述中国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建立起来的系统规范，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系统估计与预测。其中，对于模型系统中主要涉及的外生变量，研究主要采用概率转移或时间序列等计量经济学模型，并结合相关定性分析方法，测算出该类指标“十三五”时期的值（域），将其代入联立方程系统，从而得到内生变量的预测结果。模型的数据选择1990年至2016年。估计过程中，通过对比方程估计的显著性程度和模型拟合优度，结合LM检验、D-W检验等相关计量检验方法，对模型的结构设定进行二次甄别，并对序列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等违反基本假设的情况进行了处理，并引入自回归（AR）模型对残差进行修正，从而保障宏观经济模型系统的估计结果处于合理区间。最终，基于我们对不同情景的设定，对“十三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做出判断，分析宏观经济走势的可能状态，从而建立经济形势的情景集分析，进而依据上述分析，给出主要经济指标的具体预测。

3.1 对潜在GDP指标的模型估计

GDP预测是宏观经济模型系统估计的重点和难点，在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的基础之上，我们开创性地利用HP滤波和状态空间模型对潜在GDP进行预测和估计，进而判断实际GDP对潜在GDP的偏离趋势从而获取GDP增长率的调整幅度。以此为基础对联立方程估计的结果进行验证，进而综合固定资产投资、劳动从业人口增长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预测结果和情景设定，以联立方程估计结果的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和估计值为基准分别设定GDP增长率的三个可能结果：乐观状态、正常状态和悲观状态。从而获得名义GDP和实际GDP增长率的三种状态预测结果。

其中，用于估计潜在GDP所采用的HP滤波方法是由Hodrick和Prescott于1980年在分析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时首次提出的，重点解决时间序列数据的精确趋势问题，该方法能够过滤掉低频的成分，实现高频信息的单通模式。设 { Yt} 是一个经济时间序列，{} 是其中的趋势成分，{} 是波动成分，t=1, 2, 3, …, T。则有：

HP滤波方法的核心目标是将平滑的 {} 序列从时间序列 { Yt} 中分离出来趋势部分。{} 是以下方程的解：

c（L）为延迟算子，且c（L）=（L-1-1）-（1-L），结合公式（45）和公式（46）得到：

该方程中前一部分主要度量波动成分，后一部分则度量的是趋势项的“平滑”程度。最小化问题依赖于参数λ的选取，称之为平滑参数或惩罚因子，该参数调节二者的权重。由方程可以看出，当λ=0时，{} 与 { Yt} 重合，随着参数值的增加，趋势平滑。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迅猛发展下，HP滤波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引用和认可，其本质原因是诸多宏观经济量通常是以非线性方式增长的，如果时间序列长期部分以线性方式增长则退化为时间趋势方法。Prescott（1986）指出HP滤波可以看作近似的High-Pass滤波，而King和Rebelo（1993）也证明了在T趋于无穷时模型在频域内可解，HP滤波器的频域反应函数为：

关于参数λ的选取，Hodrick和Prescott在分析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论文中使用的是季度数据并且参数λ取值为1600。之后在季度数据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个参数值，并无争议。但是在年度数据及月度数据以及其他频率的数据研究上，数值选取存在分歧。一种普遍的经验是当研究数据为月度数据时，参数λ取值为14400，而对于年度数据，参数λ应取值为100。Ravn和Uhlig（2002）得出的研究结论与以往研究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λ的取值应当是所研究数据频率的四次方，那么根据该方法得出：当观测数据为年度数据时，参数取值为6.25；而当研究数据为月度数据时，参数则取值为129600；当研究数据为季度数据时亦取值为1600（为季度数据时与之前结论相同）。本项研究中主要采用年度数据，而我们对λ的取值为25。

研究中使用到的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 Model），主要用来估计多变量不可观测的时间序列。其中，令Yt表示包含p个经济变量的p×l维可观测向量，βt表示q×l维状态向量，并与Yt中的变量相关。定义测量方程（Measurement Equation）为：

其中，At为p × q阶矩阵，T为样本长度，mt和et均为p × l向量，et为连续不相关随机扰动项，其均值为0，方差-协方差矩阵为Dt:

一般情况下，状态向量βt的变量是不可观测的，可以将其表示成马尔可夫过程，定义状态方程（State Equation）为：

其中，Gt为q×q阶矩阵，dt是q×l阶向量，Ht为q×m阶矩阵，ξt表示m×l阶向量，为不相关扰动项，且均值为0，方差-协方差矩阵为Rt:

在满足如下两个假设条件下，上述状态空间模型成立。

（1）初始状态向量β0均值为b0，协方差矩阵为C0。

（2）在所有时间区间内，扰动项et和ξt与初始向量β0不相关且相互独立。

状态方程中的Gt、dt、Ht、Rt矩阵以及量测方程中的At、mt、Dt矩阵被统称为系统矩阵，且假定它们均为非随机的，因此都可以预先确定。对于任意时刻t, Yt都可以表示为初始向量β0以及当前和过去的et和ξt的线性组合。

除产出模块外，其余模块的预测和估计也都相应地对应着GDP的三种状态进行估计。对外生变量的预测，我们主要根据既往年份的增长率进行指数平滑，寻找外生变量异常波动发生状态下的对应政策走势，构建AR模型，引入政策虚拟变量，分析外生变量的变动趋势，其中，异常波动值的判断采用标准化方法加以处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价格指数，由于其特殊的复杂性，其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中的发展走势难以判断，因此，根据我国历史的通货膨胀水平的相关数据及波动范围，我们将GDP平减指数设定在2.2%的水平，并以此作为预测的基准。

3.2 主要经济变量预测结果

（1）GDP预测

表2给出了名义GDP和实际GDP增长率的预测结果。从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民经济在“十三五”期间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但仍然面临较为严重的下行压力。

正常状态下，“十三五”期间，实际GDP增长率在6.6%和6.8%之间波动，五年间实际GDP增长率为38.2%，年均增长率为6.68%。从预测结果看，“十三五”末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可以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由于巨大的基数效应，到2025年，我国实际GDP增速进一步回落到6.2%左右的水平。

乐观情况下，“十三五”期间，实际GDP增长率在6.7%和7.1%之间，五年间实际GDP增长率为40.5%，年均增长率为7.03%左右。另外，到2025年，名义GDP将在161.7万亿元和175.3万亿元之间，相比2014年的约63.6万亿元，名义GDP增长了1.54到1.76倍。中国将全面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而悲观情况下，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将在“十三五”期间下滑到6.2%和6.7%之间，五年间实际GDP增长率为35.9%，年均增长率为6.32%，我国收入倍增目标面临严重考验，同时，2020年末，我国人均GDP仍将徘徊在1.1万美元左右的水平，给我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带来更大压力。

（2）社会消费总额预测

内需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表3首先根据历年来《中国统计年鉴》列出社会最终消费总额的历史数据，并基于上述模型系统对该指标进行了预测。从表中可以看到，2010年到2014年，我国社会消费总额增长率平均水平约为13%，占GDP比重不足50%。“十三五”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驱动，我国内需水平将持续增长，而在外生政策持续拉动内需的假设下，2020年到2025年，社会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将超过50%，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我国经济可持续性显著提升，经济结构失衡得到有效缓解。其中，正常状态下，2025年，社会消费总额将达到88万亿元；乐观情况下，社会消费总额将达到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51.3%；悲观情况下，社会消费总额将达到8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都将超过50%，相比2014年的社会消费总额，增长了1.62倍。

进一步，我们给出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历史值和相关预测结果。从表4可以看到，“十三五”时期，我国内需将进入较为快速的发展阶段，正常状态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在“十三五”末期超过47.5万亿元，总体增长58%，年均增长9.6%，并在2025年达到近74万亿元的水平；乐观情况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在“十三五”末期达到48.5万亿元，总体增长61%，年均增长10.0%，并在2025年达到77万亿元的水平；而悲观情况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在“十三五”末期达到近46.8万亿元，总体增长55%，年均增长9.2%，在2025年达到72万亿元。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测

根据我们的预测结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在未来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如下几个原因导致的：首先是地方政府债务累计量较高，政府投资能力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必然下降；其次是商业银行信贷政策的相对紧缩降低了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再次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导致用于国内固定资产建设的资金数量增长较慢；最后是“新常态”经济指导思路的实施相对平缓了高投资需求驱动下的高速经济增长态势。

从表5中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的预测结果来看，“十三五”期间，正常状态下，其增速将达到5.5%的平均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在2025年扩大到115万亿元到121万亿元的水平；乐观条件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将保持在6%左右的平均水平，2025年实现121万亿元的固定资产存量；悲观情况下，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的预测将大幅下滑，平均水平仅为4%左右。

（4）货币总量预测

我国货币供给总量在过去十几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约为14%。由于我国货币供给量由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最终决定，因此我国货币供给量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状态和物价稳定程度两个关键因素。在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必然稳定下降，同时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调低，也将进一步降低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因此，从表6可以看出广义货币M2供给量的增速在“十三五”期间将稳定下降，平均增长率约为10%，到2025年，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平均水平将不足9%。

（5）财政收支情况预测

我国的财政收支历年来保持相对平衡状态，赤字率控制在10%以内。财政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为税收，税收取决于经济总量和税收负担率，未来我国的税收体系改革表现为降低税负的趋势，因此财政收入的增速将逐渐降低，而财政支出作为政府调节经济波动的重要手段，将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进行调整，因此财政支出的增速要快于财政收入。

预测显示，正常状态下，财政收入从2014年的14.0万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1.6万亿元，年均增速接近9%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到2025年，财政收入将增加到30.2万亿元，平均增速7.4%，对应的财政支出将从2014年的15.2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3.1万亿元，年均增速略高于9%，到2025年，财政支出将超过31.4万亿元，财政赤字相对比较稳定，占比接近6%。如表7所示。

（6）国际贸易情况预测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和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伴随着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逐渐上升，特别是后全球危机时代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出口增长率出现显著下降趋势，同时由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人民币地位的提高，进口总量有望进一步上升。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实施，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战略政策作用下，中国的资金、劳动、技术出口增长将弥补出口潜力不足的问题，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中国的进出口增速将保持稳定略有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持续上升。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正常状态下，出口总额在2025年将达到40万亿元，平均名义增速为10.9%，进口总额将达到36万亿元，平均名义增速达到10.8%，出口在未来十年间，仍将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拉动力量。如表8所示。

（7）人口和城镇化率预测

中国人口增长率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变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将在未来十年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即使考虑全面放开“二孩”的计划生育调整政策，中国人口增速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反弹态势。预计2020年达到14.4亿人的水平，2025年中国人口仍将保持总体稳定状态，预计小幅增加到14.6亿人的峰值水平（见表9）。

我国城镇化率进程将稳步加快，预计“十三五”末期，正常状态下，中国的城镇化率将总体达到57%的水平，到202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进一步超过60%，新型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见表9）。

（8）居民收入预测

居民收入长期以来与GDP的增速保持相对同步的增长态势，我们依据GDP的不同状态，分别对未来我国城镇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进行了预测。截至2020年，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达到50631元，最高将达到51664元，最低也将接近5万元，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范围则在17495元和18171元之间（见表10）。

产业结构调整、户籍政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因素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截至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将从3.2下降至2.7左右，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将超过GDP的实际增长率，这主要基于税收负担的降低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结构性改革措施的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