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人口迁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人口迁移对区域人口的规模和结构都会产生影响，改变区域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的分布，进而对城市化水平、区域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还会对迁入地区的住房、教育、医疗及其他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等的承载力产生一定的冲击。

一、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随着工业革命和社会发展，技术不断进步、资本持续积累，西方社会现代经济部门不断扩大，与农业经济部门之间出现工资率的差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和聚集，即出现二元经济模式下的劳动力城乡迁移，进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1][19][20]。

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人口迁移是由东南到西北，由沿海向边疆，由城市到农村，由人口稠密区到人口稀疏区，具有人口密度趋同收敛的特点，与西方社会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方向不同[1][26]。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人口迁移和流动更受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计划迁移减少，迁移流的方向开始发生逆转：由西北向东南地区迁移，由农村向城镇、向大城市迁移，由人口稀疏地区向人口稠密地区迁移，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圈出现流向极化的现象，迁移人口的规模和强度也不断增大，30多年来仅流动人口就增加了几十倍[27][28][29]。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向城镇或城市的迁移或流动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各地的发展条件、原有经济基础和城市发展基础、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因此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如北上广大都市的发展、苏南苏北等模式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都市周边城镇的发展等[30]。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针对应该如何进行迁移的引导，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如就地城镇化、着重打造中型城市或者发展超级大城市的方式[28]。不过，受户籍限制，存在“半城市化”的现象，即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但未获得城市户籍，未在城市定居，在家乡还留有土地，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还会回到农村。为此，国家还出台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引导新型城镇的发展。

城市化的同时，迁入人口会参与迁入地的经济生活、使用基础设施，促进了城市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会增加对食品和住房、医疗、教育等的需求，考验迁入地的承载力。以住房为例，人口迁移会对当地的住房市场产生影响，陆铭[31]指出，外来人口迁入多的地区，房价也会增高；杨华磊、何凌云[32]认为，人口迁移带动城镇化过程中，房价会出现钟型发展轨迹。张传勇、刘学良[33]、张超等[34]都认为，高校扩招使得更多的大学生通过就学迁移来到大、中城市，并可能在一线城市就业，他们的工资收入较高、购买力较强，更容易获得当地户籍，对住房具有刚性需求并在毕业几年后相对集中释放，成为房价上涨的重要推力。此外，迁移人口的结构如年龄、性别、学历等也会造成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夫妻分居等社会问题，需要得到关注。

二、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

人口作为劳动力是重要的劳动生产要素之一，人口迁移也意味着劳动力的迁移。增量劳动力的迁入对迁入地的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王桂新、黄颖珏[35]分析认为，1995—2000年由西向东的省际人口迁移，推动东部地区同期GDP的增长在10%以上。不过，经济总量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人均产出的增加，因此，人口迁移对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扩大差距的影响还是收敛的效果，学界仍存在争议，各国的实证结果也表现出不同的观点。

新古典经济模型认为，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人均GDP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因此，经济发达即人均收入高的地区其增长率低于经济落后地区，因此，落后地区发展速度会较快，从而出现经济发展的收敛。该理论在部分国家得到实证验证，也在部分国家被实证反驳，我国也有学者采用Barro 和Sala-I-Martin分析方法计算收敛情况。但是，刘强[36]指出，我国大规模的省际人口迁移和流动对经济增长的收敛产生影响，并形成东部区域内部的收敛和西部区域内部的收敛，但是东西部区域间差异并未出现收敛，反而有增大的迹象。沈坤荣、马俊[37]指出，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东中西三大“俱乐部收敛”的现象，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地区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正反馈和落后地区投资人力资本困难带来的负反馈。尽管沈坤荣、马俊[37]并未明确指出人口迁移的影响，但是诸如就学迁移等高学历人口作为已被投资的较成熟人力资本的迁移，会对人力资本的分布产生影响，进而通过改变人力资本存量影响区域发展。段平忠[38]、刘传江[39]通过不同角度的分析和实证指出，省际人口迁移显著地扩大了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三大地带间差距以及中国整体的地区差距，只有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因为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而显著地缩小了；而且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受人口迁移的影响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