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办军工企业的管理

为了军事上的“强兵”需要和财政上的“富国”需要，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有实力的督抚的倡导与支持下，清政府兴起了一股官办军工企业热潮。据统计，从1861年曾国藩建立安庆内军械所到1890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的30年间，共建立军用企业24个，产品基本上都是枪、炮、弹、药。其中，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晚清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于1865年成立，1868年8月生产出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木壳轮船“恬吉舰”；1866年左宗棠创建福建船政局，造出第一艘铁甲军舰，组建第一支现代海军福建南洋水师，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大力培养海军人才。这些军工企业是洋务派为获得维护封建统治所急需的西洋枪炮，直接从西方引进新式机器而创办的，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在此之前，洋务派对新式工业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设厂初期，他们也只能从所聘请的洋人和旧有官办手工业及封建政府的吏治等方面获取管理经验。在之后的企业管理中，真正掌权的洋务派大员高高在上，与企业接触非常有限，实际主持者又将企业视为中饱私囊的工具，加上从上到下大小官吏对管理的意义缺乏认识，玩忽有余而重视不足。所以，洋务派官办军工企业基本上并不存在真正的企业管理思想。

整体来看，洋务派官办军工企业具有以下管理特点：

第一，洋务派在总体上侧重对军工企业的财、物管理。从层层叠叠的管理层次可以看出，洋务派企图在督办大员的遥控下，通过众多级别的级级传递和层层钳制，以达到对企业实行管理的目的，企业管理是建立在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的基础上的。就管理的具体职能而言，洋务派明显侧重财、物管理而轻视生产管理。就经营的重点而言，对军事工业非常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以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放在铁路、矿务、钢铁等资源性领域。

第二，在人力管理方面，由于军工企业的管理是建立在长官意志的“人治”基础上，因而择人任事就成为洋务派突出注重的问题。洋务派选择管理人员，除必须为其亲信、能为其所用这一先决条件外，基本是按照威望、能力、私情这几条标准进行的。但是“能力”这一标准并未得到真正重视，因此造成企业中庸才当道、外行掌政、滥派滥委、冗员充斥的严重混乱现象。

第三，在财务管理方面，由于军工企业的经费由封建政府划拨，产品以无偿调拨为主，生产是非营利性的，因此在经营管理中，洋务派从未围绕营利问题进行过思考。但是在从事财务管理的过程中，洋务派还是很注意资金消耗、生产费用问题的，例如在企业生产的同时，他们仍在不断购买外国军火，并且进行价格比较，如果生产划算则停止购买，这里我们多少可以看出洋务派思想意识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一些管理较好的军工企业，已经对产品的成本进行初步核算，从而制定该产品的费用标准，这使得以前落后的实报实销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使费用管理多少有了一些可资凭借的准则和具体办法。为了达到控制开支、防止漏洞的目的，洋务派对财务管理还采用了使不同人员互相制约的方法。

第四，在物料管理方面，洋务派也较为重视，一些企业还为此制定了初步的规章制度，如福州船政局对仓库的位置就要求应能解决材料及时周转的问题，江南制造局则要求对原材料的使用进行预算。多数企业加工现场已能做到认真登记原材料的消耗情况，这些措施明显地来自旧时官营手工业的做法。总之，在原材料的储存、领发、加工、成品检点等各个环节，洋务派都已能注意采取某些措施加以管理了。

第五，军工企业在关键环节的生产管理方面，反而最为薄弱。不过它们提出了“计日程工”这项措施，即对各主要工种的日工作量及各主要产品的加工工作量都要有所计算、核定。另外，洋务派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对工人的技术培养，如在工酬方面实行“量才给值”、“随时损益”的措施。然而总体来看，洋务派军工企业存在着大量的弊病，如严重依赖洋人、机器配置不合理、缺乏设备维修更新、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差量少、成本高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