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1895—1949）

一、时代背景

西方殖民者为掠夺我国廉价的资源和抢占潜力巨大的市场，纷纷到我国搞贸易、办企业。据统计，外商办的进出口洋行到1855年已有219家，船舶修造厂15家，还开办有轮船航运、砖茶、制糖、制革、印刷、火柴、肥皂、制药、造纸、食品等众多企业。我国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相继仿效，于19世纪60年代起，陆续兴办了一些我国早期的近代工矿企业。截至1900年，中国产业资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企业数与资本额都有了长足发展，采矿业、机器制造业、航运业、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等产业发展尤其迅速。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带来了商品经济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强烈冲击，这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由国内私人投资设立的近代机器工业。与官办工业性质、作用都很不相同，尽管存在争议，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最初出现可以追溯至1852年粤人郭甘章出资在上海虹桥兴办的船坞。19世纪50年代初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的40多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时期。此间创办工矿企业100多家，但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只有53家，并且这部分企业的平均资本额只有8万余元。甲午战争以后至1927年国共分裂之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趁机快速发展。伴随着这一发展，投资和经营新式企业的地主、官僚、买办和商人也逐步实现了向资产阶级的转化，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由于新式教育的兴起而成批产生，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

甲午战争以后至1927年国共分裂之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趁机快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从而迫使清政府放松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迫于形势开始推行“新政”。1898年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规定：“如有独捐及募集巨款，开辟地利若干……视功用之大小、款项之多寡，为奖给之等级。”同年颁布的《矿务铁路章程》，以法规的方式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支持民营经济，并且在这过程中警惕公权力的不当干涉：“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除未设局以前，业经开办者不计外，此后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预该公司事权。”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作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下设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聘请张謇等商界名流任顾问。1904年1月，清政府奏准颁行《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随后，还制定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破产律》等法规。《钦定大清商律》确立了“股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则。这些法律的拟订和发布，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意味着中国公司由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进入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企业运作及股本权利有了相对明确的界定，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现更使得民间资本大胆进入能源和资源等传统垄断性行业。《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和《奖给商勋章程》中规定对集资兴办企业按其资本大小给以相应奖励：投资5000万元以上者，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加一品顶戴；投资2000万元以上者，授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投资1800万元以上者，授二等子爵；投资1600万元以上者授三等子爵；投资1400万元以上者，授一等男爵；投资1200万元以上者，授二等男爵；1000万元以上者，授三等男爵……政府从来没有如此重视过商人，时人感慨：“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得者。今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1906年，将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此外，为摆脱旧式钱庄的束缚，清政府还创办了许多国有银行，例如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这些举措显示了清政府对经济改革充满兴趣，并开始大胆实施。民众投资热情迸发出来，1904年至1908年年底，在商部注册的公司资本总额达13833.72万元，各种厂矿增加了两倍有余。国家财政状况大为好转，1911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近三亿两白银，而且几乎没有赤字，“首义”的湖北省财政结余竟然超过四千万两白银。清政府覆灭后，国营洋务企业多数被民营化。北洋军阀政府为鼓励发展民间工商业，也先后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公司条例》、《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公司注册规则》、《公司注册施行细则》等法规，自上而下地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至此，中国有了专门的机构，推行保护商人和奖励商业的政策。

第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与爱国运动，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在1905—1910年的立宪运动中，民族资本家阶层就已是最强大的推动力，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另一方面，“中国使用了‘抵制’这个经济武器，开始了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等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在军事、外交之外应对日本展开经济封锁，米煤等日用品被禁止出海。从1915年开始，抵制日货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但在“一战”期间由于日本出口主要面向欧洲被暂时中断。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带有更激进的暴力色彩，成功造成日本在贸易、航运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损失，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这推动了华东地区民族棉纱业的大发展。1920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1919年下降了7.2%，损失高达2915万美元，而其他国家对华出口却增长了33.3%。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额同比下降8696万美元，相当于192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9%，而其他国家对华出口却增长了30%以上。1922年，全国发动反对“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运动，共造成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3498万美元，相当于日本全年出口总额的4%，损失率是其他国家的50倍。最关键的是，中国在抵制日货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给予了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中以重大的民意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在历次抵制洋货运动中，参与者成分在不断变化，从1905年抵制美货开始的商人，到1919—1921年间的学生为主流，再到1925—1926年之后的执政党和工人力量的参与，抵制的途径也从行会抵制发展到社会化的强制抵制，最后甚至发展到以暴力流血为保障手段的强制抵制。1925年之前，历届政府对待抵制洋货，只要活动本身不出格、不针对政府、不出现暴力，一般持观望放任态度。但从1925年开始，国民党发现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是个好事物，就开始主动引导和鼓励抵制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运动，就主要是由国民党中央机构主持领导，抵制活动逐渐由民间自发发展到官民结合。1928年5月，南京还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通过《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第一次系统提出“经济绝交”战略，违反抵制日货者，甚至被剥夺一定的公民权。这次组织严密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历时两年，成果斐然。一些日本商品已经无可挽回地被中国的民族商品所替代，火柴和棉纺织品被彻底清除。最后，民族企业家也在抵制洋货运动中趁机夺取了产业经济的部分主导权，例如荣宗敬、穆藕初等筹办了上海面粉交易所（1920）、纱布交易所（1921），从此主导了两大民族产业的期货价格。经孙中山倡议，虞洽卿等也于1920年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是中国第一家正规、综合性的证券物品交易市场，结束了之前证券交易的混乱局面。

第三，内外时局混乱造成的商机。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刺激，两个主要的侵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仅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而且还从中国大量采购军需物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忙于战事，也给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暂时的发展良机。战争加速了各国的货币铸造量，白银需求大增，大大增强了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1911—1927年间北洋政府因军阀割据和财政拮据造成权力的“中央真空”，也造成了民营经济的“黄金年代”，激发了一轮实业投资潮，并且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期间完成了我国轻工业的布局，上海成为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广东成为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的中心。据统计，1904—1908年，全国正式注册的公司就有272家，其中一半以上采取的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1909—1910年，全国正式注册的公司大约138家；1911年时股份制公司已达977家；1895—1913年，民族资本企业从原来的53家增加到516家，企业资本额比之前大约增长了20倍，在全国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由前期的22.4%上升到76.3%，从劣势转到了优势；1915—1919年，新办厂矿资金在万元以上的多达328家，资本总额7800多万元。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达到13.4%，1921—1922年间短暂萧条，1923—1926年间达到8.7%。

第四，大批广东近代华侨企业家引领了民族企业家创业的风潮。广东作为我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地缘上靠近南海，自古以来就与东南亚诸国经济往来频密，粤籍商人形成了典型的海洋性格。连年的战争和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挤压，使众多广东人选择出国谋生，出于浓烈的爱国情结，广东华侨企业家在成功后更愿意选择回国创业，“实业救国”。他们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国家、美国、澳洲、日本等地，这些国家当时正受到西方机器化大生产和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因此，他们的归来给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影响深远。他们对国内民族企业家创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首创精神的影响，创造了众多“第一”，影响了一批中国近代企业的转型。例如，1872年，陈启沅最先用机器缫丝代替手工缫丝，至1901年广东已有机器缫丝厂数百家；1879年，卫省轩创办第一家火柴厂；1892年，张弼士创办第一家葡萄酒工业园基地并获得第一块世界金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900年，马应彪创办第一家百货公司；1904年，张煜南创办第一条纯商办铁路；1906年，何麟书创办第一家橡胶厂；（2）技术引进的影响，为生产技术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中国近代企业从手工作坊向机器化生产转变。例如，简照南创办南洋烟草公司，积极引进日本先进的卷烟机器和技工，后又引进美国新式卷烟机；马应彪的先施百货公司首次引入载人电梯，引起国人瞩目；张弼士从国外引进先进酿酒设备，聘请中外酿酒名师，使中国近代葡萄酒业蓬勃发展；（3）管理模式的影响，中国近代企业开始从“中式”管理向“中西结合”管理转变。马应彪在先施百货率先雇用女性店员站柜台制度，带头的是他的妻子，一度成为公司活广告；任人不唯亲，而是认股不认人；打破国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传统，引入商场明码标价的不二价制度，开创百货历史。陈启沅在开办继昌隆缫丝厂时采用了法国新式企业管理思想，在工厂选址上已经具备了长远的战略管理思想；任用女工，制定了因地制宜的用人策略；制定了完善的奖惩制度，通过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形式，基本贯彻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收益分配原则；开创了8小时工作制度，这在中国近代企业历史上独一无二；还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等。简照南在改善香烟产品质量的同时，大幅刊登“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广告，打响“南洋”品牌，还在香烟盒内藏有《水浒传》108个头目的画片，并许诺若凑足所有画片，就可领取奖品单车一辆，甚至还在烟盒内藏有金针、金戒指等奖品进行促销。

第五，西方国家的企业刚刚从“生产导向时代”过渡到“财务导向时代”，国内并未形成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尚未将主要商品市场瞄向中国，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大量商品倾销（即“市场导向时代”）并未形成。“一战”之前的40余年，外国公司已经在众多民生领域大量投资并激发了较大的消费空间，战争期间民营经济正好利用了“进口替代型”的市场机遇，成功取代外国公司，填补了国内的消费空白。

同时期，帝国主义经营的企业具有残酷压榨、无偿掠夺的特点，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具有政府掌控、少有竞争的特点，唯独民族工业才具有既要抗争帝国主义企业的种种优势，又要反抗国家垄断企业的无情打压，还要遵守市场经营规则、开展竞争的特点。

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自出现以来，就受到了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排挤和压迫，在与外国资本激烈的竞争中，虽然它们在资金、原料、技术和设备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但却能得以逐渐发展和壮大，并敢于与外国资本相抗衡。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有一批民族企业家，他们在民族企业艰难、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思想并运用于企业管理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期间比较有名的企业集团有：荣氏申新、茂新、福新集团，张謇的大生集团，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华新（纱厂）、耀华（玻璃公司）集团等。早期比较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有郑观应、张謇、周学熙、荣氏兄弟、陈嘉庚、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吴蕴初、卢作孚等，本章将简单介绍他们的经营管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