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实业家管理思想的特征

总体来看，解放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895年甲午战争至1913年为初步发展时期；1914年“一战”爆发至1922年为进一步发展时期；1923—1927年国共分裂为危机与萧条期；1927—1937年抗战爆发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两种情形，在国民党统治区呈现出衰退和破产的情形，在解放区则呈现出恢复与发展的情形；1937—1949年为“经济的崩溃时期”，本来就发育不良的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而国营资本以及官僚资本的地位都得到空前强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过早地结束了自由竞争时代而加速进入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垄断时代。

解放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呈现出以下发展特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发展极不均衡，没有形成独立发展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及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国内民族市场狭小；资金缺乏，工业资本所占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比重大，商业投机性浓厚；开创初期一般依靠个人资本并通过个人参股的形式募集资本，企业发展后期的融资渠道开始增加、形成多元局面；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家族宗族习俗。张之洞如此评价民族企业家：“中国商人趋利，近则明、远则暗，见小欲速，势散力微。”今天看来仍然有一定的道理，对那些追求短平快获利和人心不齐的企业家仍然适用。

解放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历史作用是：经济上，它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其产生和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政治上，其产生和发展为维新变法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阶级条件；思想上，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不断冲击和动摇着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但是在评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内部管理时，必须注意到管理工作的“二重性原理”：一些有效的管理措施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甚至对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有所贡献；但也正是这些有效的管理措施必然会因社会的因素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体现出剥削的一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对民族企业在企业管理上的功效不能评价过高。

正如吴晓波所言：“在国家政权不稳定的前提下，财富的持续性积累是不可能的，工商经济成为一种被动性工具，企业家将从此‘隐身’为一个不再重要、缺乏话语能力的群体。”由于外国侵略、国民党政府腐败、国内战争等特殊时代背景的局限，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管理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迟缓的、停滞的，真正的较快发展实际上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它明显地具有西方的管理理论、方法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两个来源，整体水平是比较低下的，并且存在重视企业经营决策这个比较明显的倾向。

不过总体来看，民族资产阶级的管理思想具有如下优秀特点和借鉴之处：

第一，充分开发和利用“人和”的优势。正如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殖民统治，民族企业在诞生之初就受到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排挤和压迫，是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面临着“天时”、“地利”方面的种种不平等，但是他们敢于对传统的用人弊端大胆进行改革，不仅广招人才、有效用人，而且不惜代价进行培养，这解决了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缺口问题。中国劳工由于政治界的关注、舆论界的同情和社会风气的开放，自我保护和团结意识得到了广泛的觉醒，各种工会组织也得以建立。另外，民族资本家是“实业救国论”的坚决拥护者，他们充分利用国人对外国商品抵制的心理，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中国人用中国货”的旗帜和口号下进行产品的销售。例如，著名爱国华侨张弼士为实现“实业兴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葡萄酒公司——张裕酿酒公司，拉开了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的大幕。吴蕴初也充分利用了1925年抵制日货的高潮机会使得味精产销迅速增长。最后，积极开展公益活动也是集聚“人和”优势的重要途径。民族企业家从原来亦步亦趋贴着皇家报效或家族回馈标签的商人，开始走出自我的小天地，面向更为广阔的民众，施展自己的社会情怀和抱负，在普众公益上进行了大量努力。

第二，善用自身优势，创造名牌产品，重视市场营销。民族企业家深知外国商品之所以泛滥于中国市场，正是因为其生产技术先进、产品质量优良，“凡百业如欲抵御外侮，而不力图改进产品，实非竞争之根本办法”。因此，他们往往瞄准某种或某些外国畅销商品，仔细研究其优点和弱点，摸清其生产技术的关键，采取抢占市场空白、改进产品特色等手段，精心设计、研制能够赶上和超过这些外国商品的国产商品。同时，他们尽量利用自己了解本地市场、民族主义、劳动力成本低廉和企业易于转向等方面的优势，引进外国关键设备并在消化的基础上同国内设备结合配套，更舍得为科技研究进行投资。在市场营销方面，张裕公司宣传葡萄酒能“补血益气，强志耐饥，驻颜悦色，滋肠润肺”，还广泛发放《张裕葡萄酒补益之引证》的宣传册，最终取得成功，产品甚至销往海外。又如，东亚毛纺厂为使“抵羊牌”毛线能够在洋货比较畅销的城市竞销，采用了“厂商产销合作合约”的方法。具体做法是：由商店预交一部分进货押金给“东亚”，而“东亚”按其押金数每月付息，并给商店以相应的产品，在销售时，产品价格视行情而变，若有亏损，一概由“东亚”负责。这种经销办法，经销商不担风险，又能获得较丰厚的利润，鼓励了他们与“东亚”合作、与洋货进行竞争的积极性，这就使东亚毛纺厂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品推销网“抵羊网”，加强了该厂在竞争中的实力。

第三，注重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经营管理。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多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和西方文化教育，因此他们不仅熟悉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精髓，而且懂得将其适用部分改造后运用到中国的企业管理之中。儒家文化加科学管理，不仅更能对传统文化不合理之处进行逐渐改革，而且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水平。例如，1922年成立的上海康元制罐厂就秉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在“厂训”和“训练通则”中提出“勤、俭、诚、勇、洁”的思想，要求职工“不偷懒、说实话、有过改之、遵纪守法”。并要求职工做工与读书相结合，每天上文化技术课。这种做法在当时中国、至少在上海地区都是较为普遍的。

第四，重视企业战略管理。首先，在战略分析阶段，强调对战略环境作系统、全面的分析，注重投资环境，“谋定而后动”，重视权变。例如，刘鸿生在创办企业之时，总是首先根据初步获得的市场信息，大致提出一个经营目标，然后通过艰苦的调查研究，尽可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和情报资料，最后在研究分析各种资料、仔细考虑各方面条件和问题后作出投资决策。张謇的重要经营战略之一便是“察世变，观物情”。大生集团内部各企业特别是几座纱厂的创办，都是把握时局、抓住机遇的结果。他认为，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商情变幻，瞬息万易，营业之计划，则尤在衡量时局、斟酌市情以权操纵”。其次，在战略选择及评价阶段，积极开展纵向联合经营和横向多元化经营，增强经营稳定性，降低经营风险。张裕公司在成立初期就自建葡萄园和玻璃厂，实现原材料和酒樽器皿的自给，以降低成本、确保酒品的质量。新新百货公司自设有新大银行（资金供给）、新新实业公司（专营房地产）、福安烟行（香烟）、福安南货公司（南洋百货）、奇美服装厂（服装）、绿宝饮料公司（饮料）等数家附属企业，获利丰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确保原料供应，在烟草产地设立栈房、收烟厂，并负责指导农民改良种烟的方法，贷借肥料、预约收购。公司还围绕香烟生产、包装产业链，成立了造纸公司、锡纸厂、制罐厂、印刷厂等。生产纺织机械的大隆机器厂在创办初期就制定了多元化发展的经营策略，确立了“以铁业为本，以棉业为手段”的铁棉联营理念，还跨行业经营房地产、以房地产利润反哺主业的发展。这些做法在当今的新希望集团等公司中依旧非常普遍和有效。最后，在战略实施及控制阶段，注重战略执行，实行层级管理、民主管理和成本计算制，坚持“全员训练”和“全面训练”，严格考核与奖惩，重视职工福利待遇，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财务制度。仅以成本管理为例，张謇认为“各工厂制造之货，非减轻成本，不足以敌外国进口之货”。指出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并在其经营的企业施行了一系列成本管理的措施：（1）成本计算制。规定每天要编制相应的成本计算表，分送给经理、银行和主管人员，并在表上注明原料、产品的市价，经营的盈亏，工作的效率等，以便了解经营状况，对成本及时监控；（2）领用和消耗的计划分析。各部门对当天要使用的人力、原材料、燃料事先作好计划，按计划领取，当天晚上统计实际消耗，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成本；（3）节约开支。从办厂开始就力求节俭，这对于降低总成本具有积极作用；（4）改进技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而降低产品单位成本。

第五，灵活的经营指导思想。“在一个国家政局比股票行情更加动荡不定的年代，在一种全民追逐‘搞定’而不是契约的文化环境中，显然无法奢望‘公司’成为一种‘力量’。”在政治动荡时期，民族资本企业的经营活动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晚清督抚集团、民国军阀和党政要人等利益集团在行使公权力时往往对民族资本企业进行肆意勒索、掠夺、吞占。为了生存，部分民族资本企业并不考虑自己的内资身份，经常以外资的身份获取生存余地。外资企业在清政府能享受很多好处，除了内资企业普遍不得不承受的“低国民待遇”，最突出的就是“免受来自公权力的勒索”或“合法伤害权”。在内资外资税负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内资企业如果能挂上外资旗号，其在税负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很多内资企业纷纷到列强使领馆注册，摇身一变而成为外资企业。有学者统计，在整个19世纪我国沿海的外资企业中，华商参股的至少有62家，资本总额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而洋务运动中所创办民用企业投资总额不过2796.6万元，外资在华的投资总额也不过5433.5万元，披着“洋皮”的华资，分别占到了35.76%和18.40%。在长江航运业，几十家打着外资旗号的轮船公司，只有英国太古洋行旗下的才是纯粹的外资，怡和洋行旗下的华海轮船公司华商占股56.67%，北清轮船公司华商占股1/3，鸿安轮船公司华商占股70%。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这种打着外资旗号的中外合资更为火爆，从航运业扩展到纺纱、缫丝、煤气、电灯等几乎每个工业部门。一些实力雄厚的华商，已经成为这些外资公司的个人大股东或进入董事会。这种内资的“出逃”，其实就是清政府腐败环境造成的代价。在抗日战争期间，永安百货公司为了应付时局、维持经营，从最初的向港英政府注册到抗战开始后被迫转向美国注册，再到日军“军管”时期为摆脱与美国的关系转向汪伪政府注册，尽管有投机之嫌，但也充分说明了近代民族企业家“实业救国”思想实践的艰辛历程，同时反映了他们的发展受制于政治环境的无奈，不应成为被诟病之处。

“国不强，则商不立”。在近代中国，民族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一整套社会基础设施，如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交通运输体系以及民主政治体制等，都没有建立起来。然而，民族企业家没有对经营环境持“三妇”心态，而是采取积极的“立商强国”思想。正是在上述管理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民族企业依靠灵活的机制和竞争能力，以弱敌强甚至以弱胜强，与外资企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成长为一股有显著影响的力量。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