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

1．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别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由于受到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刺激，青年时期起就非常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认为“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向”，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与现代制度典籍，逐渐接受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影响。1893年考中举人。1895年4月，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正值清政府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悲痛万分之下，和梁启超等联合1200余名会试举人上书清政府，请求拒和、迁都和变法，称为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他发起成立强学会和保国会，主张变法维新，一再上书申述变法改革主张。康有为的变法要求得到光绪帝的认同和支持，最终得以参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负责起草变法诏令，成为变法维新派的主要首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国外，在日本成立“保皇会”，坚持已破产的改良主义路线，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转为反动。游历欧美、亚洲等国后，他于1913年回国定居上海，主编《不忍》杂志，继续反对共和，鼓吹以孔教为国教，曾参与1917年张勋复辟帝制，1927年病死于青岛。康有为著作颇丰，共有一百余种，主要代表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等。其管理思想主要体现于戊戌变法前的《公车上书》、《大同书》以及专论经济的《救国三论》（《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议》和《理财救国论》）等著作之中。

康有为的管理思想广泛吸收和采纳了他以前的要求经济改革的人士（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的主张和观点，在许多方面还大大超过了前人：

第一，改革现有官僚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行政管理制度。康有为开始把政治改革对经济改革的作用提到有决定意义的地位，强调“变法”不能只限于经济方面，而必须“全变”，而“全变”的关键在于政权的变革，尤其是中央政权的根本变革。他认为，变法要全面，必须以政治改革为根本；在政治改革中，又必须以君主立宪为根本，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才能正常进行，中国也才能顺利走上强国富民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康有为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设立议院，早在《公车上书》之中，康有为就明确提出按照人口比例选举议员的建议。在封建守旧势力的压制下，康有为提出了另一套行政管理思想，即设立制度局，这是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其职能是负责立法和议政；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为十二专局，作为行政机构，具体执行制度局的章程。相对于原来的议会构想，制度局的权力色彩明显淡化，咨询色彩却比较浓厚，因此不利于资产阶级进入国家的各级权力机构，对维新运动的推动作用也大打折扣。

第二，富国养民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思想。康有为在早期的《公车上书》以及后来的各项奏折中明确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管理思想。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纲领，具体包括“富国之法”和“养民之法”两个部分。“富国之法”包括钞法、铸银、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邮政六项。康有为认为，建立健全的钞法和铸银制度有利于建立起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信用货币体系；铁路、机器轮舟、邮政是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业不可缺少的条件。近代货币信用制度和新式交通运输业、矿业开采，不仅是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富国之法”主要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项。务农、劝工、惠商是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促进农、工、商等国民经济部门协调、稳步发展；恤穷则是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和强迫游民劳动，使之成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者。他抛弃了前人对洋务派大官僚的幻想，明确提出了废除洋务派官僚垄断新式工商企业的官办、官督商办制度，而代之以“一付于民”、“纵民为之”的私人资本自由经营的主张。认为除货币发行和邮政事业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余一切工矿交通事业甚至军事工业都应由私人资本家经营。康有为的思想具有很高的前瞻性，他能够积极地将自己早期的“商业中心论”转变为后来的“工业中心论”，主张以“兴实业”代替“振兴商务”，将大工业作为振兴实业的中心内容。另外，他还主张从“以农立国”转变为“定为工国”，是我国主张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人。

第三，废除八股取士，兴办近代教育的文教管理思想。康有为对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严重危害具有深刻的认识，力主废除八股，后来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根除科举制度，仅仅在保留原有考试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了部分考试内容，从原来的以八股取士改为以策论取士。康有为还积极倡导兴办近代教育的载体——新式学堂，如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各地的旧式学堂逐渐转变成了讲授统一教材的新式学堂，形成了一个包括大、中、小学的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开始了我国近代教育的崭新局面。

第四，“大同”学说。早在1885年，康有为就在《人类公理》一书中初步提出了一个空想的“大同社会”。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海外，游历欧美等国家时对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接触到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遂于1902年写成《大同书》，集“孔子之太平世，佛之莲花世界，列子之甔瓶山，欧文之乌托邦”，构想了一个系统的“大同社会”，主要包括以下观点：生产资料公有、高度机械化、政府统筹商业运作、建设福利社会、成立银行体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全面进步、管理者德才兼备等。大同思想是康有为对奋不顾身为之努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显露出来的矛盾和弊病感到某些怀疑和不满而设想出的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尽管“大同”学说只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仍然具有积极的成分，他的思想极大地鼓舞了人们为争取社会进步和美好生活而斗争。

2．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界、学术界和政治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倡导体育救国，是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行文如电光火石，是少年毛泽东深受其影响、少年周恩来“久敬仰之人”，胡适、鲁迅也均受其巨大影响。1889年中举人，次年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各省会试举人提出“公车上书”，开始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变法期间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六品官衔，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和康有为同为戊戌变法维新的领导人物。他的文章观点新颖，以笔力流畅、通俗易懂著称，当时有着广泛影响和启蒙作用，人们将他与康有为合称“康梁”。戊戌变法后梁启超逃往日本，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于1905年公开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论战，成为革命派主要论敌。辛亥革命后回国帮助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出任过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同革命派继续对抗。至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反对马列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梁启超著述颇多，著有《李鸿章传》、《王安石传》、《康有为传》、《梁启超自传》等著名传记，编有《饮冰室文集》、《饮冰室合集》（148卷，1000余万字）等，其论述经济问题的著作在数量上超过同时代其他人。他是一位集政治家、学者、新闻报人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百科启蒙第一人”，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是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大民族主义”、“中华民族”词汇的人，并首创了“科技、经济、组织、干部”等词汇。是民国以前对西方近代经济学具有较多认识的学者，变法前就注意到西方“富国之学”（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于1902年写了第一本国人自著的《生计学沿革小史》（外国经济学说史）。他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早在1897年就写出《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创造了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一项第一，被公认为中国“新史学”创始人。

梁启超的管理思想主要有：

第一，动态的政治变革思想。他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以“善变”闻名于世，认为政治制度也应该在“变”中不断优化，在《变法通议》中他明确论述道：天地间一切事物“莫不变”，天地万物、人类社会都处在经常的变化之中，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还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对“祖宗之法不可变”进行了据理力争。他对顽固的洋务派进行了抨击：“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因此，他强烈要求清政府必须掌握变法革新的主动权，不断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和管理思想，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将封建的旧中国导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实现保种、保教、保国的理想。他认为：民生就是战斗力，要抵御外侮，必须先改良内政。他特别推崇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行政管理制度，设立议院，让民众充分发挥当家做主的作用。他还提出了“育人才”和“变官制”的政策措施，《少年中国说》就是一篇流传甚广的表达人才重要性的佳作。他并不赞同“弱国无外交”的说法，认为弱国正因为弱，更要充分利用外交机会，提高国际地位。因此，“一战”时他极力倡导对德宣战以便收回胶州湾。历史证明，中国加入“一战”是明智的，不仅收回了相当大的部分利权，而且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亮相国际。

第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及托拉斯和股份制。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康有为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宣扬者，他不仅反对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以农立国”，而且也超出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以商立国”，提出了“以工立国”的主张，认为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就必须使用机器，只有大力发展使用机器生产，才能富国富民。他强调国家在保障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认为理想的文明社会应是由经济组织全面统治的社会。他还论证了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反对革命派“平均地权”的纲领，认为中国不存在土地大量集中而需要实行国有制的情况，认为土地私有制是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反映了他的剥削阶级本性和偏见。他极为赞赏垄断组织托拉斯，建议中国迅速发展这种组织形式，依靠大资本家的努力与外国抗衡。为了“社会公益”，工人“必须忍其痛苦，不能以少数之不便、不幸而为全体障”。他公然宣称“大资本家利益至上”、“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反对革命党的“节制资本”主张。他对股份制也投以相当注意，并全面分析了股份制的利弊，主张建立完备的法律监督体系。他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中，感叹股东普遍的投机心理加剧监管乏力，以投机为动机的股东并未把自己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结合，“人人皆先私而后公，与此种新式企业之性质，实不能相容。故小办则小败，大办则大败。即至优之业，幸而不败者，亦终不能以发达”，“阻公司之发达者，则职员与股东，实分任其咎也”。上述观点即使在今天的公司治理理论中，也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观点。

第三，财政、赋税管理及举外债、借公债的思想。梁启超曾任财政总长，非常重视财务管理，认为“预算编制为理财第一要义”，但不应强求预算平衡。他认为货币问题是解决当时财政困难和国计民生的关键所在，认识到货币的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职能，但未能把价值和价格在理论上区分开。他介绍了很多西方货币理论和制度，主张先实行虚金本位制即银本位，有条件时再过渡到金本位。在赋税征收方面，他主张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公债思想是其财政思想最突出的部分，认为公债用途有四：为保证品之代用品、为借贷之抵押品、为公积金之用、为安放游资之用，他在公债性质、发行、偿还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他还非常注重外债问题，认为以前利用外债之所以出现问题，在于没有区分外债的用途与管理失当。他反对把外资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扩张军备，认为应当用于银行准备金、整理旧债、整理田赋和其他税法、移民和农业、修筑铁路等项事业。他主张借洋债而不用洋股、由官借而不由商借、将债权与事权分开，这些主张有利于维护我国国家权益。

第四，生利分利理论。梁启超在论述国家贫富的原因时，将人们区分为生利者和分利者两大类，认为生利者越多则国越富，分利者越多则国越穷。生利者即生产劳动者，又可分为直接生利者和间接生利者，前者如农工之类，后者如商人、军人、政治家、教育家之类。生产劳动又可分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他在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时，渗进了许多社会道德的因素，以对当时社会之有害还是无害作为具体分类的标准，例如本来应该成为生利者的封建统治阶级却因为腐败无能成为分利者。梁启超本人就是“生利”的高手，在当时人均工资只有8元的情况下，他却可以“月入万元”。

3．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他博览群书，从张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著述中汲取了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重民思想，为日后提倡变法维新奠定了某些思想理论基础。其代表性著作《仁学》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学说，尖锐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纲常名教”，大胆揭露清朝统治的罪恶，提出“废君统，倡民主”，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范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最激进、最勇敢的斗士，他对封建专制政权以及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枷锁“三纲五常”等，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袁世凯出卖遇害，为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的管理思想主要有：

第一，《仁学》中的管理思想。《仁学》是谭嗣同批判封建专制和礼教、提倡变法革新的著作，内容主要有：主张以“崇奢”来促进财富流通，认为奢俭是相对的，没有统一的标准，认为“私天下者尚俭，其财偏以壅，壅故乱；公天下者尚奢，其财均以流，流故平”；主张鼓励投资、重视科技、发展机器生产，认为理财要开源而不要节流，批判“机器夺民之利”论调，指出利用机器生产将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对数学用于管理加以强调，开20世纪中国管理科学化之先河，最早宣扬图、表在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极端相信科学技术的力量，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论述了惜时的重要意义，认为财富的丰歉决定于节省或浪费时间；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反对对进口商品征重税，实现双赢的贸易；建议制定商业规章制度，招商股、开公司、办保险、兴邮政，实行预算决算及会计制度等，以及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采用公元时间制度；主张冲破科举制这个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障碍；大力提倡科学学会的传播科学、争取民主运动的作用。相比较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要实际的多、先进的多。

第二，系统的经济思想。谭嗣同的经济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承上启下的理论特征，既不是重商主义，也不完全是经济自由主义，而是由前者向后者转化并偏重于后者。确切地说，是代表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益的混合观点。其观点具体包括“功利论”、“奋兴商务论”和“实业论”。谭嗣同对中国古代重义轻利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束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功利论”贯彻在他的全部经济管理思想中。同魏源、薛福成等进步思想家一样，谭嗣同的功利论对于突破传统义利观的束缚、解放人们的思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另外，他不像许多思想家在批判重义轻利的同时存在着明显的贬低“义”的作用的倾向。谭嗣同的“奋兴商务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商战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批判轻商思想。他发挥了郑观应关于商战比兵战根本的思想，认为无论商战还是兵战，其目的都是“为商”，即为着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其商战比兵战更为“至巧而至毒”。中国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创造发展经济的和平环境，进行商战。他还激烈批判“重农轻商”思想，为“奋兴商务”消除思想障碍。谭嗣同的“实业论”有三个方面最具理论特点：矿务论、兴机器论、兴铁路论。他认为企业最根本的是要“散利于民”，而无所谓官办、商办形式，这是对当时官办占主导的妥协。相对于康、梁，其实业论缺乏理论抽象，未能提出“实业”概念及“工业化”思想。不过开了后来“振兴实业”的理论先声，为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借鉴。

第三，变革法律的思想。谭嗣同力主法律因时变革，其变法理论演进的基础是“道变器亦变”的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和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中国濒临灭亡的局面。他变革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去名教”，他从对封建纲常的反动本质和其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的批判中，认识到封建纲常是阻挡当时新兴社会力量前进的绊脚石，他从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出发，否定了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他批判了“可变者器，不可变者道”，即只变技术和经济、不变政治和学术的主张。他的变法取向是“尽学西法”，他对西方和日本的法律制度做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外国之强在于立法有效，特别指出中国应该效法毗邻的日本。围绕“兴民权”的思想，他提出了变革法律的具体设想，如：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推行立法行政分权制；重商、恤商、修改商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培养法律人才，修改刑律等。

第四，强调全盘自省的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冯桂芬在《校庐抗议·制洋器议》中公言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较为全面地开始了民族自省。维新时期谭嗣同则把这一思想推到了极端，谭嗣同认为“中国自有中国之盛衰，不因外国而后有治乱”，自身“气实则病去”，主张把来自外人的挑战和攻击化为动力和指针。他激烈地批评自大守旧的“误国之臣”和“亡国之士”，谴责他们“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尽管他的说法具有合理之处，但是由于他从未走出国门，所涉猎的西学也多为早期的自然科学和宗教书籍，对西方社会和学说的弊端可说全无认识，相反只有美化。他笔下的西学、西政、西俗可谓完美无缺，这些显然是他认识上的偏差所致。他也只强调了以西学、西法为治理中国的蓝图和样本，而没有考虑中国的国情，因此其救亡、变法主张是很难实行的。

总体来看，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是同中有异的。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谭嗣同不同意康、梁“保（孔）教”的主张，一是因为他更注重制度和立法，二是因为他实际上更强调兼收并蓄。另外，当时维新人士多为变法加上“复古”的包装，谭嗣同虽不例外，但他明言变法就是“变西法”，显然比康、梁的“参以西法”更加旗帜鲜明。谭嗣同对于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中国抱有强烈的信心，他比康有为更早提出进行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的主张。他提出的“广兴学校”、“大开议院”、“练海军”、“尽开中国所有之矿”、“多修铁路”、“多造浅水轮船”、“改官制”等具体变法内容，无疑是中国古之所无，而且带上了鲜明的西方印记。如果说康、梁的“复古”只是一种策略的话，那么谭嗣同已进而认识到这种乞灵于古的策略的可悲了。他强调判定是非和决定取舍的标准是“公理”而非“圣人之言”，表示“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目笑之哉”。其思想解放的程度非康、梁可比。康、梁、谭对变法的程序主张基本一致，即“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但在兴办何种学校、培养怎样的人才上，谭嗣同与康、梁的主张仍有区别。康、梁更加注重中国固有文化，认为应该先读中国书、多读中国书，对于翻译西书和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均主张“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谭嗣同却更为重视西方的算学和格致，比康、梁带有更鲜明的科学主义倾向。

4．严复

严复（1853—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为五四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大代表人物之一，被梁启超誉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蔡元培评价其“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因学贯中西被誉为“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他是近代最早发出“救亡”口号的斗士，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和历史背景决定了严复对西学的宣传和翻译并非为西学而西学，而是利用西学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武器和精神支柱。在改良派主要代表人物中，严复是唯一到西方留过学，而且对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作过认真钻研的人。当时的改革之士，多是凭一知半解甚至道听途说的材料，提出学习西方、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方案，而严复则能出于强烈的救亡图存的动机和意图、利用自己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素养，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宣扬和论证按西方资本主义方式改造中国的要求，因而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界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严复最重要的活动，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的介绍、宣传和翻译，他是近代中国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他对西学的翻译也不是完全忠实原著，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进行大胆的取舍和创新。他翻译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经济学之父）的《原富》（即《国富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的《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法》）、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群己界限论》（即《论自由》）、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甄克思（Edward Jenks,1861—1939，英国法学权威）的《社会通诠》（即《政治史》）等十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名著，对近现代社会思潮影响至为深远。为了更好地抒发自己的观点，严复在翻译中采取了意译这种可以最大限度自由发挥的方式，并且夹译夹议、以“作”代译，通过按语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有时按语甚至比译文还要长。除少数为诠释名著外，其余大都为他本人的见解和主张。他提出的“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至今仍为翻译界所尊崇。他于1897年翻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教育家）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前半部分中关于“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天争胜”等进化观点，应和了当时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国民情绪，在中国近现代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后，严复出任首任校长。辛亥革命后，严复思想趋于保守，1915年因名列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而留下败笔。

严复的管理思想主要有：

第一，《原富》译著及按语中体现的管理思想。严复在译著中对亚当·斯密的原书作了删节，并撰写了6万余字的按语及翻译说明《译事例言》，其中的管理思想有以下八条：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自由放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强调供求关系对商品价值的决定作用；论述了货币问题及货币政策；分析了如何提高资本利润率的问题；提出消费与资本积累应保持一定比例的观点；提出具体区分对象的“赋在有余”征税原则；对义利说、本末论等某些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提出了新的看法；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分工论。严复的自由理念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源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建立维护个人自由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提倡经济上的自由；提倡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

第二，进化论思想。严复是第一个系统地将西方进化论思想引入中国的学者，他并非简单重复西方的进化论思想，而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选择和创新。他的进化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翻译的《天演论》一书中，通过此书他向国人热情宣扬和介绍了进化论，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先，严复认为天演原理不仅存在于生物界、人类社会、乃至天体形成、宇宙都始终服从于这个最高的客观规律。顺应天演之规律，中国之成法不仅可以变，而且必须变。其次，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严复在引进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介绍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进化论科学原理的同时，对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更是推崇备至。此外，他主张“人定胜天”。严复虽然接受了斯宾塞提出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观点，但对斯宾塞的“任天为治”观点却极不满意。他将中国传统的“制天命而用之”、“天人交相胜”的观点与赫胥黎“与天争胜”的思想相结合，构筑了具有时代精神、科学内容的“人定胜天说”。

第三，科学民主思想。严复的科学观内涵丰富，包括了狭义科学、广义科学、科学方法论以及科学精神等几个不同层面的深刻理解。他对近代民主思想理论同样作过诸多的介绍和阐发，涉及天赋人权论、民权说、平等自由说、法制建设学说、社会进化论等方面，其理论视野之开阔非当时人所能望其项背。更可贵的是，严复用自己的语言较早提出并阐述了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的先驱。严复关于科学、民主以及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表现了他在近代新学方面的高深造诣，标志着国人对科学、民主认识的新高度，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奠基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四，海权思想。严复是我国较早接触与传播马汉“海权论”的学者。他借鉴马汉的海权理论形成自己的海权思想，认为海权关系到国家的贫富强弱和国际地位高下；不缔造海权，陆权也只能随之丧失。他呼吁我国应在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与南中国海海域建立制海权，规复海军，实行海上交通控制，拒敌于海洋国土之外。其建立海权具有“国振驭远之良策，民收航海之利资”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体现了其海权思想和国防观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第五，严复在有关著作中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例如：驳斥“西学中源”说（即“西学来自东土”。他并不认为西学与中学谁是本源，而是以中学疏导西学、便于中国人理解和介绍，以西学诠释中学、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此过程中，严复以特殊的方式诠释、宣传了中学，也完成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转换——既为中国本土文化注入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价值理念，也证明了中学早于西学。他指出：中学无论在哲学、自然科学还是自由、平等、民主方面都无所欠缺；西学所有者，中学一应俱全，完全呼应了他“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的翻译西学理念）、抨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纲领、认为“事理”（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更重要概念，这些观点的深刻性、前瞻性都是难能可贵的。总体来看，严复的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复合特征：他推崇放任自由，但主张一定范围的国家干预；他认同“重农”，但反对“抑末”；他赞成“崇俭”，又主张“积极消费”。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在当时具有更强的科学性与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