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生态系统及其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出版了，他成了第一个对“工业区”做了描述的经济学家。在这之后，无数个学者歌颂过这种把某一产业集中在同一个地方的“集群地”“聚集地”和“区域”，还赞扬了它们对当地经济的推动作用，《经济学原理》一书对此有描述。之后的学术研究主要是针对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集群地进行的。这些工业区引起了决策者和学术界的注意，因为它们给发达的工业国家指出了另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这些小型制造业企业在某些方面互相竞争，在另一些方面又互相合作，它们形成的网络似乎证明了在这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某些生产能力不但可以保存下来，还可以蓬勃发展。

工业区的成功之处在于，同一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这些参与者包括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地方性职业培训机构。这种稠密的网络让当地制造商可以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提高生产能力。简而言之，植根于地方性的生态系统，使得生产制造和创新之间的交流、反馈更加频繁，促进了两者之间的互相学习，为当地企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重点研究美国经济的学者也提出过类似的论点。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中指出，要建立一个蓬勃发展、充满创业精神的经济，不是把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简单地集中在一起就可以的，而是要在整个创业集群地建立一个能够促进思想创新和人才流通的机构网络才行。2012年，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在《新工作区域》（The New Geography Jobs）中提出，集群经济是解释美国经济体内出现不同的发展和就业形态的主要原因。

PIE委员会的研究重点既不是欧洲的工业区，也不是美国的中小型企业。不过，PIE委员会得出的一个关键性的研究结果是：地方性生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为企业提供企业内部没有的互补资源。我们所说的生态系统，不仅仅意味着研发实验室和制造业企业的厂房在地理位置上很接近，还意味着在同一地方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其他机构，比如竞争对手、供应商、金融中介机构、主要客户，而且需要的技术人才和培养人才的学校也要在附近。这些不同的参与者形成了一个地方性的生态系统，在这里，新产品、新流程的雏形能够很快地建造出来，在系统支持下，创新者可以很快地把创新的构想变成投放市场的产品。

本书会从不同的角度说明，这样的生态系统不但对传统的普通企业很重要，对新创企业也同样重要。此外，工业生态系统能够提供的各种支持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很重要；从新产品、新服务的构思阶段，到初步发展阶段，再到最后的大规模商品化阶段，企业都需要生态系统的支持。乔纳斯·纳姆（Jonas Nahm）和爱德华·S.斯坦菲尔德（Edward S. Steinfeld）在本书第5章还阐述了工业生态系统不但在美国很重要，在中国和德国也很重要。这两位作者认为，德国再生能源企业不但依赖于中国合作方的制造能力，也同样依赖于德国的工业生态系统。如果没有保留在德国本土的技术人才培养能力和生产能力，企业就不能进行多方面的学习，也不能进行下一代产品的设计。企业的这些能力不是独自开发出来的，而是肥沃的工业生态系统的副产品，这种生态系统在德国长期存在，通过弗劳恩霍夫学院（Fraunhofer Institute）和职业培训系统创造出来的共同资源造福当地企业。

本书让读者能够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创新和生产制造之间的关系，包括人才和新创企业的关系角度、国际角度、企业策略角度、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新兴技术角度。在本书前两章中，保罗·奥斯特曼（Paul Osterman）和安德鲁·韦弗（Andrew Weaver）解决了三个问题：

◎ 制造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人才？

◎ 这些技术人才是否短缺，是否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招不到？

◎ 如果短缺，那么在人才培养和职位选配方面，实行什么措施才是合适而有效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奥斯特曼和韦弗开展了一个从多方面收集数据的大项目。他们采访了美国各地的企业，尤其在那些制造业和培训联系紧密的地方，因为他们想找出这个领域的最佳做法。他们还访问了社区学院、高中以及其他和劳动力市场有关的机构。他们还在全美范围内针对制造业企业做了问卷调查，询问与招聘、工人技能有关的事实，以及企业是否和其他企业、中介机构一起合作来解决这些人才缺口问题。第1章详细介绍了调查和采访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对工人的技术要求虽然提高了，但只提高了一点点，大部分人还是能够胜任大多数工作的。虽然3/4的制造业企业能够招到所需人才，但一部分企业，其中包括一些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企业，明显在招聘方面遇到了困难，很难招到具备相应技能的员工。在第2章，奥斯特曼和韦弗阐明了这些研究结果对政策的影响。他们特别强调了加强“中介机构”建设的重要性，即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中帮助用人企业、满足其培训和招聘需求的机构。

在第3章的描述中，伊丽莎白·B.雷诺（Elisabeth B. Reynolds）、海勒姆·M.萨梅尔（Hiram M. Samel）、乔伊斯·劳伦斯（Joyce Lawrence）通过多种研究方式，完成了另外一个大型研究项目，并对项目的研究结果做了详细说明。他们的研究重点有两个，两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

◎ 新创企业要把创新开发成前景光明的市场化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哪些因素是起促进作用的，哪些因素是发展的障碍？

◎ 企业在把创新开发成产品的过程中会采用不同的策略，这些不同的策略对美国的创新系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很多新创企业都没有发展成稳健、成熟而独立的企业，这种现象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大家都担心新创企业的失败会损害到美国下游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于是，这三位作者决定集中精力研究一个典型案例，即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地区从大机构中分立出来的新创企业，尤其是那些从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分立出去的企业。如果这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企业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还是举步维艰的话，那么由此类推，位于其他地区又没有如此优厚先天条件的新创企业，又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呢？至少对这群拥有有利条件的抽样企业来说，在企业发展初期有风险投资的支持，技术人才市场供应充足，供应商也很多。不过，当企业发展到这三位作者称之为“转折带”的阶段时，它们就面临着企业成长过程中把生产扩大到商业生产规模的关键阶段，需要有大量的新资金流入。在很多情况下，包括外国政府在内的战略投资者们提供必要的投资，同时也并购新创企业或把企业搬到海外去。在这个关键阶段，资金短缺问题就让企业失去了在美国开发出来的创新项目，也失去了像生产制造这样的重要的下游活动。更重要的是，当外国投资者把新创企业转移到美国以外去，或者大企业把收购来的新创企业整合到大企业内部时，支持新创企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附近供应商网络也会由强转弱。

在第4章里，理查德·莱斯特（Rlichard Lester）探讨了能源产业的创新，他指出美国在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上遇到了很多困难，政府必须介入，产业才能克服这些创新商业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莱斯特促使读者考虑气侯变化引起的严重问题，以及碳基能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为了减少对矿石燃料的依赖，美国必须在能源创新及其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大量的资源。但是，把创新变成能够投放市场的产品需要极大的投资，其中的风险之高不是私营企业能够并愿意去独自承担的；除此之外，还必须要建立与新能源产品配套的基础设施，这方面的投资和风险就更不是私营企业能够承受得了的。因此，政府必须介入能源创新的每一个阶段，鼓励并支持这方面的投资。

美国政府介入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税务优惠和财政补贴来鼓励私营企业在某些技术上进行投资，也可以通过给碳排放定价，还可以和私营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进行研究、开发和展示活动，或者给这些活动提供资金。不管政府决定以什么形式介入，或现有的政治体系允许以什么形式介入，第4章的主题是，如果美国要在较短时间里推广一个更具持续性的能源体系，就必须介入到企业外部环境的建设中，并投入大量的资源。莱斯特在第4章中提到很多问题：如何对创新进行投资；如何进行风险管理；如何获取所需资金；在各个监管体系各有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情况下，如何与资金充足、规模更大的对手进行竞争等。细看起来，这些又何尝不是其他产业也面临的问题呢？与此同时，能源供应和成本也是决定这些产业存亡的关键。莱斯特在第4章中记录了能源产业及其创新面临的巨大挑战，并让我们认识到，如果美国不解决这些问题，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就会受到灾难性的打击。

在第5章和第6章的描述中，作者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发达国家的创新者和海外企业的关系上，中国企业是这里的研究重点。把生产制造功能搬到海外去的运动是一场美国输、中国赢的零和游戏吗？乔纳斯·纳姆、爱德华·S.斯坦菲尔德和弗洛里安·梅茨勒（Florian Metzler）强有力地证明了，在跨国合作中，学习和创新是双向流动的。在中国企业得到海外创新的同时，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也从尤其是复杂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中获益良多，得到改善产品供应的机会。纳姆和斯坦菲尔德采访了风能和太阳能产业的很多企业，收集了丰富的个案资料。中国企业掌握了这两个新兴产业的生产制造特点，在这两个行业中建树颇丰。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还能够通过先进的制造工艺来开发产品，建立美国都没有的独特人才队伍和资源。纳姆和斯坦菲尔德与本书其他篇章的作者意见相左的地方在于，这两位作者认为创新源头和生产制造设施是否在同一个地方并不重要。他们的论点意味着跨国合作可以成为常态，减轻了人们对离岸外包导致美国完全丧失创新能力的担忧。同时，德国制造业企业的案例也说明了德国企业在和中国企业的来往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不过这是因为德国国内还保留着很强的生产和创新能力，德国独特的工业生态系统为企业提供了这些能力。

在第6章的叙述中，梅茨勒和斯坦菲尔德将目光转移到中国的民用原子能产业上，展示西方企业是如何把科技和管理人才带到中国的，以及要完成建设一个核电站这么庞大、复杂的项目，当地资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很多情况下，西方企业和中国企业发现大家的技术特长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竞争的。不过，美国企业要在海外建设这种大型的基础设施就必须和海外的供应商建立关系，美国的供应商是帮不上忙的。这也并不是说美国吃亏了，因为大型项目的领头企业可以从中国合作方的行为中学到很多东西，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但美国企业是否能够学以致用，把从中国企业那里学来的东西转变成新的创新能力，则又是另一回事了，而且当前美国工业生态系统过于薄弱，更是增加了学以致用的难度。

在最后一章中，奥利维尔·L.德·威克（Olivier L. de Weck）和达西·里德（Darci Reed）详细阐述了先进制造业的概念。根据他们的定义，先进制造业和传统的制造模式有几个关键的不同点。传统的制造模式包括从原材料到加工、组装再到制成品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科技发展都带来了改变。材料设计和合成材料改变了原材料；持续制造技术让生产过程不再那么一成不变；整体回收再利用过程对生产、环境产生了连锁反应；把服务和产品打包出售创造了新的整体解决方案，而不同于以往只提供产品的做法。威克和里德对美国各地的制造业从业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还查阅了有关的当代学术文献，以此为基础，他们总结出7个可以使用先进制造业的前沿领域：材料学和纳米科学、增材制造和精密制造业、制药和生物制造业、机器人和自动化产业、绿色和可持续制造业、供应链设计、先进电子产品制造。这些新技术可以改变产品的种类，让生产过程不再那么依赖资本密集型设备，从而提高制造过程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