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前言
一
如今，美国出口科幻小说，就如同出口的可口可乐一样。事实上，科幻小说起源于欧洲，在那儿，工业革命首先敏锐地认识到技术革新正重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是新兴科学的潜力的一个体现，该书写于瑞士，1918年在英国出版；布赖恩·W．奥尔迪斯视该书为第一部科幻小说。1830年至1860年之间，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讷撒尼尔·霍桑和爱尔兰裔作家菲茨·詹姆斯·奥布赖恩出版了类似于后来的科幻小说的小说。德国浪漫主义作家和作曲家E.T.A．霍夫曼还要早，他于1809年至1822年去世，其间写下了不少作品，涉及当代科学、动物磁性说和自动装置。但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一种新的小说样式才告形成，其创始者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
在《奇异的旅行》中，凡尔纳把同时代的读者带入未知的世界中去。书中描绘了遥远地方的奇观异象和乘坐新式交通工具去那儿的可能性。描写细致入微，引人入胜，堪称融合了《大众科学》和《全国地理杂志》的19世纪的作品。英国作家H.G．威尔斯对不断积聚的改变现实的社会力量更为敏感。他的科学传奇小说使以思辨为核心的小说俯首听命于这一新的文学样式。在德国，库尔德·拉斯威茨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写了三本科幻小说，其中包括《两个星球》（1897）。正如瑞典的萨姆·伦德威尔所指出的，在整个欧洲大陆，同时期名气不大的作家们写作有关发明创造和奇异旅行的书籍，有点类似于（但并不完全是）科幻杂志的刊物开始发行了。
然而，1926年，一位名叫雨果·根斯巴克的卢森堡移民编辑出版了首家美国科幻杂志《惊异故事》。接着，根斯巴克于1929年创办的《奇异故事》；克莱顿系列通俗杂志于1930年在它那些低级趣味的杂志外增出的《超级科学惊奇故事》科幻杂志，以及想象中的旅行、怪诞的讽刺和乌托邦理想，这一切都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促使奇异的旅行和科学传奇小说转变成如今的科幻小说。回顾这个时期科幻小说的演变和发展，读者也许想知道如果没有根斯巴克和小约翰·W．坎贝尔，是否还能产生今天的科幻小说呢？坎贝尔于1937年接任《惊异故事》的编辑，后将它改刊为《惊异科幻故事》，进而又改名为《类似》。这样，科幻小说就被带入了为人们所熟知的“黄金时代”。或者说，没有罗伯特·A．海因莱恩或艾萨克·阿西莫夫，或其他一些“黄金时代”的作家，科幻小说又会如何发展呢？
在第五卷《科幻之路》的前言中，我评论道：“美国往往被看作是一切新生事物的摇篮，首先是宗教自由，然后是经济繁荣。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则是西部拓荒，以此作为摆脱经济停滞和绝望的最后的手段。”美国国内的形势也许为科幻小说得以扎根、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科幻小说在美国兴旺起来，同时，科幻小说开始具有一种美国的特色，并一直延续至今。形成对照的是，其他国家的科幻小说模仿已译入本国语的美国科幻短篇和长篇小说，读者也认为只有美国的科幻小说才是“正宗”的；这些国家的科幻小说要么以美国科幻小说为榜样，要么追求自己的特色，但是，为什么科幻小说没有成为一种法国的文学样式或德国的文学样式呢？科幻小说还是在欧洲大陆发端的呀！
二
从远处来看这种状况，一个研究科幻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美国学生也许会对美国之所以选择奇异的旅行和科学传奇小说，将其合而为一发表在杂志上，从而产生科幻小说提出几种可能的解释；而欧洲则允许这些类型的小说单独存在，并不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商业利益的综合影响。在美国，新近受到教育的工人阶级对引人入胜、读起来轻松愉快的作品的需求以及出版各种冒险故事的有利可图造就了通俗杂志，其中的一种就是科幻杂志。科幻杂志的利润至多是一般，但是忠实的读者（有些还成立了科幻迷组织）通常确保了赢利。
很久之后欧洲才有了科幻杂志，只不过是回应美国科幻杂志罢了——通常在译成本国文字之后。原因之一与潜在的读者群的大小有关。和英国一样，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拥有足够的科幻读者来支持一家专门的杂志。而依靠翻译来争取更多的欧洲读者，除了几部受欢迎的作品之外，既费力又费钱。欧洲国家也缺乏专门杂志得以发展的通俗杂志的传统（尽管我认为在其他通俗杂志消亡之后，科幻杂志幸存下来是由于其脱胎于科普杂志的传统，而不是通俗杂志的传统）。一些评论家将欧洲没有通俗杂志归咎于欧洲读者高人一等的文学鉴赏力，也许他们是对的，尽管布赖恩·W．斯特布尔福特在《英国科学传奇小说：1890—1950》一书中断言，英国出版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探索芜杂和愚蠢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然而，通俗杂志或许早就成了科幻杂志发展不可或缺的温床。
欧洲没有本土的科幻文学的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的政治骚乱，其狂暴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世界强国，二战后跃升为超级大国，而欧洲人民经受了灭顶之灾，无数人丧生，心灵的创伤难以弥合；相对来说，美国除了军队伤亡外，没有什么损失。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美国人开始怀疑制度的健全，但是，在一个难觅廉价叙事读物的时期里，专门通俗杂志甚至可能繁荣起来。另一方面，经济萧条对欧洲的打击也许更大些。在美国，经济萧条造成了严重的失业、罢工、要求增加生活补助金的游行和其他的社会动荡，但是其政治反响不如欧洲来得激烈。
甚至在经济大萧条之前，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阻止了俄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缔造了前苏联，几乎同一时候，墨索里尼领导的纳粹党于1923年在意大利上台。大萧条来临后，德国于1933年求助于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以求解决政治上的混乱局面。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国际联盟解体。1936年，德国再次占领莱茵河地区，西班牙内战成为五年内乱的高潮。上述政治动乱和社会的动荡产生的影响在欧洲随处可见。面对不稳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欧洲人也许无法相信未来会更美好。
因此，从心理上讲，欧洲的读者、作家和出版商未必把科幻小说当作一种合适的媒介。况且也没有一个将这种文学样式区别开来的通俗杂志的科幻传统，欧洲的科幻小说更应当是主流小说的一部分。
三
科幻小说这一称谓总是需要定义，《科幻之路》选集的一个主要宗旨一直是通过论据和例子对这种文学样式下定义。第一卷的前言就是以一个定义开始的：
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它描述变革对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因为科幻小说可以描写过去或未来，也可以描写遥远的地方。科幻小说所关注的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科幻小说所涉及的事件，其重要性大大超过个人或社会的意义。在科幻小说中，往往是整个文明或整个种族处于危亡之中。
科幻小说存在多种定义的问题可以这么看，这种文学样式就如同瞎子摸象，触摸的部位不同，结论也就不一样。科幻小说没有侦探小说的典型情节，也没有西部小说的典型地点。它却能与其他的文学样式结合在一起：比方说，可以是一部侦探科幻小说，或是一部西部科幻小说、传奇科幻小说、哥特式科幻小说、恐怖科幻小说，更可能是一部冒险科幻小说。这样，科幻小说的定义就复杂化了。当科幻小说吸收了另一种文学样式时，我们必须去芜存真，看看到底留下了什么。科幻小说缩减到极致，其内容早已被自然事件改得面目全非——“自然”相对于“超自然”而言。“自然”一词包括人类的发明与发现，甚或包括异星人的发明与发现，但并不局限于科学技术。
简短的定义更明白易懂，尽管辩护起来更加困难。约翰·坎贝尔说：“科幻小说就是科幻编辑们出版的东西。”戴蒙·奈特说，科幻小说是“我思我所指”。布赖恩·奥尔迪斯认为科幻小说“对傲慢自大的惩罚”。我下的定义是“关于变革的文学”。任何表现人类应付、适应影响整个种族的重大变革或被其击败的文学读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如果变革只对个人或孤立的群体有意义，缺乏广泛的潜在含义，那么，这类小说是否可归入科幻小说就更成问题了。
或许把科幻小说视为一种对待经验的态度更讲得通。与科学一样，科幻小说的前提条件是宇宙的可知性，即使宇宙的最大部分也许还不为人知，而且注定在我们所有人的一生中都是如此；所谓所有人的一生意即人类。在可知的宇宙里，超自然或那些无从探究其本质的经验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将超验或难以名状的经验纳入自然世界势必造成两难其全的局面。这就为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提供了一个大致的界限，虽然说即使是主流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分野也不是一望即知的。
科幻小说的定义还可以进一步缩小。人们早就承认了科幻小说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两者之间的关系。许多评论家认为现代科幻小说从H.G．威尔斯开始。威尔斯似乎属于现代，而在他之前的都是过去的——玛丽·雪莱，坡，甚至凡尔纳。《星际战争》可以被更新，而《弗兰肯斯坦》或《从地球到月球》（1865）只能算是一个时期的作品，其原因并非仅仅由于小说里描写的技术变得不可信之故。
雪莱、坡和凡尔纳都受到不断发展中的科学的影响；他们意识到，科学和它的产物——技术，正改变着世界；而威尔斯则得益于《物种起源》的出版。很清楚，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托马斯·H．赫胥黎从事生物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思想组成部分。他与达尔文的渊源及他在各英语国家里参加讨论会为达尔文的理论辩护是人们所熟知的。同样为人乐道的是，年青的威尔斯在大学一年级时听过赫胥黎上的生物课，并回忆说这段经历有着促其思想成形的作用，这正如杰克·威廉逊在其题为《H.G．威尔斯：进步的评论家》（1973）的博士论文中论证的，威尔斯的早期（也是最重要的）科幻作品与进化的观点达成了一致。至于现在所说的科幻小说背后暗含的达尔文的学说就不是那么明显的了。
达尔文的学说也影响到被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文学运动；自然主义将科学决定论的原则运用到小说中。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是自然主义的主要作家之一。和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和西奥多·德莱塞一样，他们笔下的人物是社会进化的产物，作品描写人们如何受其影响而最终摆脱不了那注定的命运。《时间机器》（1895）是威尔斯最达尔文化的小说，虽然在《星际战争》（1898）、《莫罗博士岛》（1986）和《月球上的第一批人》（1901）中进化过程的因素也在起作用。
自然主义和科幻小说都是现代科学，尤其是进化论的产物。达尔文创造了自然主义，科幻小说又将自然主义运用到想象小说之中。也就是说，科幻小说选取了从未发生过的、不寻常的、奇异的事件，并将其当作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显现出来。更重要的是，自然主义的小说把人类描绘成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人是所处环境的产物，而不是其性格或抉择的产物，人就像是嵌在石灰里的化石在那一瞬间被俘获了。另一方面，科幻小说把人类描绘成从所处环境进化而来的一个种族，不过，——这是与自然主义的重大区别——进化过程在这个种族身上仍在继续。
因此，科幻小说把人描写成和孕育他们成长的原生质有着同样适应性的生物。随着条件的改变，人类也发生了变化。科幻小说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人类具有适应性。然而，在此基础之上，科幻小说又添加了一个自然主义难以想象的前提条件：尽管人类是环境的产物，人类却具备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一大特质——认识自身起源和外界施加的作用过程、甚至有时会选择一条不同于环境决定的发展道路的认知能力。在自然主义中，一想到变化的可能性遭遇无法驾驭的制约因素，上述认识至多造成一种悲剧性的若有所失的感觉。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受到托马斯·H．赫胥黎教导的作家的作品读起来更像是科幻小说，而不像是凡尔纳的小说；赫胥黎于19世纪在英国极力倡导达尔文的学说。凡尔纳的主人公依靠自己的发明与自然抗争，而威尔斯的主人公则必须适应新知识和新情况。在宇宙可知的前提下，科幻小说又补充了另一个前提，即人类是可知宇宙的组成部分，并受制于同样的自然法则，尤其是进化规律的制约。科幻小说假定人类像其他自然世界一样业已进化，并且这一过程还在继续。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科幻小说接近于自然主义。有时候我也认为科幻小说是用自然主义的手法表现奇异的事件。
自然主义假定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而且如同其他动物一样，无法逃避环境的制约，这正如希腊的悲剧英雄无法逃避其最终的命运一样。而科幻小说则凭借第二个前提条件偏离了自然主义，即人们有能力明白自己的境况并决定采取不同的行动。
四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钢铁洞穴》及其续篇《赤裸的太阳》是对上述关于科幻小说的看法的最佳说明之一。在《钢铁洞穴》中，人们是如此习惯于生活在地下城的围墙内，以至都患上了恐旷症；对于他们来说，踏出盖顶的城市一步是难以想象的。推动该书情节发展的神秘的凶杀案正是基于市民的恐旷症，治疗该症的一个关键所在是侦探利亚·白利敢于设想不可想象之事。
此外，机器人小说的一个次要情节是描述了一些外星人驱使短命、饱受疾病折磨、身患恐旷症的地球人向外扩张，以建立人类（及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但这取决于地球人是否能战胜自身的恐旷症及是否有能力搭载宇宙飞船前往遥远的星球。《钢铁洞穴》和《赤裸的太阳》一直被视作机器人小说，直到阿西莫夫于80年代沿用这一说法并将这两部小说收入《基地》系列丛书才告一段落。在《赤裸的太阳》中，主人公白利不仅与自身对旷野的恐惧作斗争，还专门组织一批人帮助别人战胜这一痼疾。
上述两个基本原则产生了难以言说的东西，而我们确认科幻小说正是有赖于此的；如果手头的文学作品不涉及这两个原则，我们也许觉得它读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缺乏实质性的内容。至少美国的科幻小说是这样。欧洲的科幻小说，我倒是觉得更像英国的“新浪潮”小说。它倾向于描述影响人类行为的环境因素，但同自然主义一样，仅止于此。许多英国科幻小说并不涉及美国科幻小说的第二个假定；人能摆脱条件的制约而采取不同的行动。换言之，本卷收入的许多故事用自然主义的方式描述了人类进化的历史，但对人类认识现实并超越现实的能力描写得不够。
这一切跟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方式很少或根本没有联系。大多时间里人们的行动像是受控于环境，只是偶尔像是有自由意志的。美国科幻小说着力描写解决问题的人们，他们竭其所能改变生活和社会，因此，照它看来，改变了人们自身。其他科幻小说，包括我确认的欧洲的科幻小说，则将其故事建立在更普通的行为方式之上。
主流小说似乎完全用不着达尔文的思想。事实上，在主流小说中，人类的起源，如果写入小说中的话，多半是由于圣经故事而不是进化论。如果进化论被写进小说，也许离科幻小说也就不远了。
主流小说的只顾眼前明显地反映出一种看法，即现实被凝固于其当前的状态中，或者说小说只反映现在，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主流小说关注在其所处年代里没有地位和历史影响的个人的反应和思考，这暗示了现实不如人们对它的感受重要。也就是说，主流小说对社会交往的关注似乎表明，它确信存在最重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关系。
另一方面，科幻小说涉及这样一种观点，即存在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类的起源、目的和最终的命运。主流小说看起来似乎更真实，因为它反映了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处理的现实；社会现实，我们与社会现实的相互作用及感受。但是，是否人类的进化因其不平常就不那么真实了呢？
主流小说的形式取决于它认为什么才是重要的。主流小说中人物众多，并不是因为“好小说”就是要写他们，而是因为主流小说表现的就是他们。科幻小说经常因人物刻画的单薄而受到批评。同样，这也是科幻小说观造成的。如果描写人怎样沦为环境的产物和如何摆脱条件的制约并采取其他的行为方式来获得自由，人物对于处境的感受、甚或个性的诸要素，由个性驱使对普遍性的困境作出的反应似乎就无足轻重了。
同样，主流小说极度贬低情节，或者干脆称之为“偶然事件”，而情节正是科幻小说的核心。这暗示就主流小说而言，发生的一切并不真正重要；什么新情况都不会发生，其唯一关心的是人物怎样对重复的事件作出反应。科幻小说则存在于一个变革的世界，关注外部事件：什么是变革，人类（或异星人）将如何应对。
美国读者基本上讲求实际，信奉实用主义，但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欧洲的读者对心理世界的反应比物质世界更快，认为幻想小说的样式较美国的科幻小说更合适，这是因为欧洲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力量，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原型更精确地反映了欧洲经验的现实。换言之，欧洲读者的阅读技巧和态度似乎更为复杂，更怀疑人类的成就，对其超越自身局限的能力也更愤世嫉俗。然而，一旦作出如上观察之后，我必须补充说明一点，即美国科幻小说的译作拥有大批的欧洲读者，这表明相当一部分欧洲读者的口味和态度更接近于美国的科幻读者，正如许多美国的科幻读者的阅读技巧和经验足可与任何欧洲读者相匹敌一样。我们在此论述了在欧美科幻小说各自的特点和读者群中看到的显而易见的倾向性。当我于1986年在布加勒斯特参加一次由美国新闻署组织的巡回演讲时，曾受邀请主持一个科幻小说作家写作班。几乎所有收到的故事都是幻想小说，其中的许多作品涉及民间故事或神话故事的主题。这些故事的作者与科学技术带来的变革的联系不及本国的神话传统深厚，在他们看来，幻想小说与科幻小说毫无二致。而且，尽管有不少读者和未来的科幻作家对科幻小说兴奋不已，特别是高科技朋克科幻小说（威廉·吉布森的《新空想家》两年前刚问世），罗马尼亚的科幻小说在许多方面从来没有从其他文学样式中脱颖而出。
即使在美国，幻想小说——尤其是描述日常生活中无法解释的现象或超自然的小说——从来没有从主流小说中独立出来，这种情形就跟其他类型的小说不一样，例如，侦探小说、西部小说、特别是科幻小说均从主流文学中分离了出来。在欧洲，主流小说对幻想小说的宽宏大量甚至波及科幻小说，因此，人们不禁会想到“严肃”文学和美国所谓的“准文学”之间的分野在欧洲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说差别极小。也许美国区分准文学的机制——在“美分”小说后出现的通俗杂志——在欧洲不存在或影响不大。此外，在一些国家里，其中包括前苏联和中国，科幻小说曾被看作儿童小说的一种（如同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在他的时代、美国的“美分”小说和供男孩阅读的杂志一样），并因其向年青人教导科学思想或灌输科学抱负的能力而被容忍。但是，科幻小说在以前被认为是够不上成人小说的水准，也没有得到同等的尊重。
基于上述原因，本卷中重印许多小说意在主流小说中追溯世界科幻小说的起源。正是在主流小说中我们才能找到早期科幻小说中许多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尽管布鲁斯·弗兰克林的《完美的未来》（1966,1995年修订版）一书选收了19世纪几乎每个主要作家的作品以详实地记录美国的科幻小说，美国科幻小说的特点还是于1926年后主要从其科幻杂志中发展而来的。在欧洲，像弗朗茨·卡夫卡和伊塔洛·卡尔维诺这样的重要作家，以及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拉美作家若热·路易斯·博尔赫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日本作家阿部等都使用了科幻小说的概念或类似的概念。科幻小说受到的尊重使得它在那些国家里依附于主流小说，并影响了后来者。
这种挑选作品的方法必然怠慢了一些国家中当代科幻小说的发展。那些有一定地位、具有独立的科幻小说运动的国家，特别是工业化进程起步早的国家的近期科幻小说已收录其中。科幻小说起源于工业革命，它在工业化带来社会变革的地方最容易扎根，而在农业主宰经济活动的地方最困难，因为农业与过去和传统相联系。
无论如何，反映十二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当代科幻小说的发展靠一个编辑掌握或希望掌握的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仅仅用一本集子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作为补偿，本卷将在每节前的介绍中讨论当代科幻小说的发展状况。
五
作为小说基础的前提条件以其特有的方式塑造了小说。美国的科幻小说相信宇宙是可知的，人类具有适应性及理性的人有反抗环境的制约的能力；在其描述的典型场景中，重大变革已经发生并且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怎样去适应或应付变革，怎样确认某种必须抗拒的适应性以确保人类的生存，或如何达到变革自我界定或注定要完成的目标？美国科幻小说的人物努力地以任何看上去恰当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且以人物发现某种潜在的真理或重新评价环境的真实本质而解决问题。这样，小说的情节复杂化了。《科幻小说百科全书》将这类故事称作“概念的突破”。读者可以从罗伯特·A．海因莱恩的《宇宙》、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日暮》、詹姆斯·布利希的《表面张力》和哈尔·克里门特的《引力的使命》等作品中认识到这一点。
美国科幻小说的基本结构即短篇小说典型的情节结构：复杂紧要的情节，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有时候，其顺序会颠倒过来，小说末尾以发现情景作为一种解决冲突的方式。有时候，作家通过暗示呈现这三个要素。最坏的结果是，这种结构产生了一种模式，即可以预料故事的发展，而且也不符合现实经验。其最佳的效果是，它能提供一种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实在的结构。判断此类小说可以根据其是否围绕生活展开叙述，与生活的相关性，对生活的洞察及所用的语言。
但是，美国科幻小说对读者的启示是：人类的基本特征是解决问题（约翰·W．坎贝尔在《黄昏》中称其为“好奇心”），人们遇到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或者至少是能被解决的，即使当事人也许不能够。当然，这——或者以这种信念作为出发点——就是美国式的经验。这正是科学的立场。
文学文化的立场，正如C.P．斯诺在其1959年题为“两种文化”的讲演中所确认的，传统与科学相比，传统能更好地指导人的行为，文化比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更为重要，“进步”是一种幻觉，意味着精神或心灵的丧失。这也是英国文学文化的一贯立场，始于布莱克、罗斯金、阿诺德，由亨利·詹姆斯和D.H．劳伦斯继承下来，并延续到现在。《科幻之路：从威尔斯到海因莱恩》中，E.M．福斯特于1909年出版的《机器停止运转》是上述观点在早期科幻小说中的体现，而同一卷中约翰·W．坎贝尔于1934年出版的《黄昏》，则采取了正好相反的立场。
欧洲的科幻小说观比之于美国的科幻小说观更接近于文学文化的立场。在欧洲的科幻小说中（也有例外），主人公在情节中遭遇的变化通常是假定的情况，造成变化的原因是无法说清楚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的原因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冲突的解决重申人类境况的难以驾驭。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也是他们亲历的有关变化的经验。从各方面看，欧洲的科幻小说更加“忠实于生活”，因为它反映了混乱无序、不确定性或真实生活的了无终结。
我把“忠实于生活”打上引号是因为这个短语是无以为证的。生活有许多方面，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到底“忠实”于哪个方面。而且，美国作家会说读者阅读小说是因为它描述了在真实生活中找不到的秩序和正义感。小说中的情节有前因后果，人们的所作所为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也许正是从小说中我们学到了付诸于生活的正义感。
然而，立场观点的分歧，使两种科幻小说各有自己的特点。对欧洲的读者我会说，“对人类的能力和行为准则不同的观点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小说。两种科幻小说都不存在天生的优越性。”对美国读者我会说，“不要因为接下来读到的许多小说有点不同就泄气了。这些小说中有另一种生存观，不同于形成你们所熟悉的科幻小说的观念。看看书中到底讲了些什么再说。”
乔治·泽布劳斯基是美国知名科幻小说作家、编辑兼学者，其父母在二战后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被迫移居美国。泽布劳斯基一直与欧洲保持着联系，他曾评论道：“许多欧洲作家认为文学是关于生活和艺术的致命游戏。文学不是矫揉造作，而是一种利用语言的力量来给人启迪、找回在生命之火中日渐丧失的东西、追忆并确定由于几代人的失忆症而每时每刻从脑海中抹去的东西的真诚追求。”通常，美国的科幻小说不容许这种严肃性，这也就辜负了科幻小说成为一种不分国界、不分意识形态、不分宗教或种族的真正的人类文学的潜能。科幻小说那种解放思想、敞开心扉的潜能是我所知道的最严肃的事情之一。
六
前言着重讲述了欧洲的科幻小说及其与美国科幻小说的联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具有悠久的科幻小说传统，它与美国科幻小说的异同代表了与其他国家的传统有关的选择。拉美文学，包括类似于科幻小说的小说，可以追溯到欧洲，尽管它在自身的殖民史和印第安人中形成了特色。东欧和前苏联的科幻小说的形成由其政治历史决定，这与欧洲的科幻小说不同。日本和中国的科幻小说则受到了其书法、东方传统以及政治历史的影响，两国特殊的科幻小说以分开描述为佳。
科幻小说在上述的每一个国家里的发展方式将在各个地区的介绍中予以讨论。
科幻小说存在于世界上的许多地区，而在选集中没有得到体现。例如，荷兰、比利时、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有科幻小说；以色列和土耳其有科幻小说；加纳，也许包括南非在内的其他非洲国家也有科幻小说。在拉美，巴西、智利、乌拉圭和哥伦比亚，毫无疑问，在拉美的其他国家里同样有科幻小说。在远东，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其他地区也写作和出版了科幻小说。
选集无意网罗所有的科幻作品。未予收入的地区的科幻小说传统形成时间不长，难以从小说这根总线上脱离开来。有时候，小说本身还刚脱胎于人们口头流传的神话和民间传说的传统；有时候，这些国家自身成立不久，不足以形成一个科幻小说的传统；通常，工业化的姗姗来迟产生不了一种关于变革的文学。
《科幻之路：世界科幻小说》，对世界上十多个地区进行了审视和考察，看看这些地区的小说是如何对工业化的进程作出反应的。工业化对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已经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甚至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他们所生息于斯的宇宙的看法，也产生了同样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反应因地域而异，也因传统的不同而不同。这一卷科幻小说集，就是追溯科幻小说在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的道路——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科幻小说奋斗目标：科幻小说要使地球成为一个大同世界；科幻小说要使各种族成为一个民族！
（金明 译 郭建中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