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批判

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的清理与批判。事实上，在此之前，1952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在转发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所加的按语中便明确判定胡风文艺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并指出有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存在。舒芜在他的文章中试图表明他痛改前非的自我批判态度，1952年9月《文艺报》上（总第71期）又发表了舒芜的一封致路翎的公开信，这应该是他在向党公开表态要决心脱离胡风的小圈子。《文艺报》所加的编者按中说：舒芜“进一步分析了他自己和路翎及其所属的小集团一些根本性质的错误思想”。舒芜的表态似乎起了作用，周扬就说，解放后《论主观》的作者舒芜抛弃过去的错误观点，站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党对他的这种进步表示欢迎，而胡风先生却表现了狂热的仇视”。周扬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已经看透了胡风的厄运即将到来。

1954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了8次联席扩大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展开批判讨论。胡风11月7日和11月11日前后两次在会上作了发言。胡风的这些发言，现在看来也显得“左”得出奇。不过他的发言后来还是被当做向党猖狂进攻的证据，也被看做他为自己辩护、死不认错的证明。事实上，现在客观一点说，他对《文艺报》的猛烈批判，更像是一种表白，就像他写下《时间开始了》这样高昂的赞歌一样。胡风不可能不感觉到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对他已经持有的态度。《时间开始了》没有得到应有的喝彩和回报，有人以“太长”为由拒绝发表，胡乔木也曾当面对胡风说，不赞成“光荣赞”，因此他也认为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1953年，由于文艺界连续不断的运动，也使领导者觉得应该让文艺界喘口气，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略有和缓。据说是因为周恩来的支持，在“党的决定下”，1953年7月，胡风开始在《人民文学》担任编委，而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邵荃麟，是1948年撰写宏篇论文批判过他的人。事实上，胡风没有任何发稿权，连路翎的稿子他都不敢编发，他只看一两篇稿子，小心翼翼地避免着人家对他的猜忌。但他何至于在批判《文艺报》的会上如此起劲，调门如此之高地发言？除了可以理解为他一向的那种“支持真理”的态度外，潜意识中，他依然是要做自我表白，表明他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拥护，表明他的一贯的文学主张与毛主席开创的革命文艺方向并不矛盾，同时也表明，他对那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庸俗社会学的深恶痛绝。胡风的悲剧在于他与革命文艺运动的本质产生抵牾，他始终是以文艺来进行革命，而革命文艺的本质则是以革命来进行文艺。前者不过是文艺化的政治，而后者则是政治化的文艺，本质上是彻底的政治化。胡风始终幻想在学理的层面把这些问题理清，在逻辑上与毛主席开创的革命文艺路线接轨，他的忠心和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谋略希望被毛泽东赏识。但他显然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并且从头到尾都没有明白他错误的根本。理清胡风与革命文艺运动的冲突的症结，也就能揭示中国当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内在本质，揭示那些个人的命运与历史铁的必然相冲突的悲剧性的状况，以及文学的倔强本质与政治门户和权力之间构成的复杂关系。

现在看起来，胡风上呈“三十万言书”实在是不明智的意气用事。很难想象他如此不谙形势。胡风一定是忍无可忍，认为他蒙受的屈辱太多了。也许，整个1954年的上半年，他都在酝酿爆发。从3月至7月的四个月间，他在完全不为他人所知的情形下写成了震惊中国的“三十万言书”，写成后交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共中央。这份“三十万言书”，辩驳的对象是林默涵、何其芳二人的文章。他认为林、何的文章暴露出长期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即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方面的理论观点。胡风认为随心所欲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是“宗派主义”，“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由此，他提出，文艺从理论到组织要全面改革，他还提出了极为具体详细的措施方案。

这个方案被送到毛泽东处，但毛泽东开始并没有重视，那时他的重点还在对俞平伯的批判上，同时也在批判《文艺报》。但胡风激怒了文艺界的领导人。他要把斗争的方向指向教条主义，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都没有人怀疑他是在指责自从《讲话》以来的文艺路线。毛泽东也被激怒了。12月8日，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对胡风的批判开始升级。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上写下按语，直接将胡风文艺思想确定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意味着对胡风的批判成为全国性的运动。1955年4月1日，郭沫若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认为胡风的万言书“全面攻击了革命文艺事业和它的领导工作，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极深刻的仇恨……以肉搏战的姿态向党的文艺政策进行猛打猛攻并端出了他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纲领”。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份材料出自舒芜之手，显得不容置疑（后来据说是在林默涵“授意”下罗织编排的），发表时加了由毛泽东亲自改定的按语，胡风问题已经被确定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关于胡风的揭批材料越来越多，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批材料主要是从胡风写给他朋友的信中摘录下来的。在发表时它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按语都经过毛泽东修改，有的段落句子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毛泽东还写了序言，并加了注释。5月2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把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开除胡风的一切政治职务，所有与胡风有较多联系的人，他们的文艺观点和活动都被判定为反革命的言行，并由此开始了全国的肃反运动。胡风案株连两千一百多人，仅在1955年就有92人因为胡风案被逮捕。胡风被关押在监狱里，直到1980年才平反出狱，1985年6月8日，胡风在北京逝世。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胡风案得到彻底平反。

历史终于翻过了这一页，今天我们来反思一下，胡风的命运是左翼文学内部的宗派斗争的产物，还是革命文艺历史发展所必然要进行的清理？历史化总是包含着清理、驱魔、分离、断裂、开启、重建……革命要给予文学以历史化，也就是要把文学纳入革命的历史谱系，使文学具有革命性，具有它全部的斗争性，包括它的血与火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