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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革命历史的重现:宏大场景与英雄气概

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7页。革命需要为自己建立一种记忆,建立一个生动鲜明的历史形象。

195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杜鹏程(1921—1991)原名杜红喜,出生于陕西韩城一个穷苦家庭。童年生活贫困,在孤儿院生活数年,当过学徒,在教会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读过几年书。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八路军随营学校、师范学校、延安大学学习,参加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作为随军记者转战大西北战场。几年间,他记下日记一二百万字,记录了当时的战争生活。1949年底,开始写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历时五年,据说九易其稿,该小说195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鹏程的其他作品还有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小说集《青年的朋友》,散文集《速写集》等。。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47年3月,胡宗南率十万兵力围攻陕北的中央根据地延安,小说以某部一连连长周大勇为主要人物形象,描写一大批解放军指战员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取得全面胜利的故事。从普通战士到各级指挥员,直到彭德怀副总司令,小说塑造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群体形象。

小说在叙事上显示出现实主义艺术的成熟性:其一,情节跌宕起伏,紧张而富有戏剧性。小说开篇就处在紧急状态,胡宗南率十万主力直赴陕北根据地,而当时根据地驻军不及敌军十分之一,装备更是差之甚远。某部旅长陈兴允率领一个纵队,从晋中出发,星夜兼程,向西挺进,突然出现在敌军面前。小说围绕着这个十万火急的军情展开故事,在万分危急之时,我军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小说情节紧凑,大情节推动小情节,环环相生,惊险刺激,引人入胜。其二,在紧急的战争氛围中刻画人物形象,通过行动来展现人物性格,特别是展现英雄无畏的革命精神。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在战情危急的时候,总是显得镇定自若,胸有成竹,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大智大勇。相反的是,敌人总是趾高气扬,结果却免不了一败涂地。战争氛围与人物的行动构成一种对比和互动,在紧张中透出一种轻松。其三,对暴力的纪实性呈现。小说尤其具体细致地描写了那些刺刀见红的暴力场面,那些血淋淋的肉搏战场面。它可能是最早描写血淋淋的战争暴力场面的长篇小说。在多次被敌军包围、我军寡不敌众的危急情形中,英勇的战士不畏死亡,杀出重围。冲杀、刺刀见红、肉搏,战斗异常惨烈。例如战士王老虎在一次突围中率一个排断后,在白刃战中,他一口气捅死了十几个敌人,最后还死死地掐住一个敌人的脖子,倒在血泊中。但王老虎没有死,他只是受了重伤。通过对血淋淋的暴力场面的描写,表现了革命战士的英勇的气概和必胜的信念。战争暴力的另一面,是革命胜利的狂喜,以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胜的信念。

这部小说在当时因写到彭德怀副总司令而显出大手笔的气派。当时正值彭德怀从朝鲜战场载誉归来,任国防部长,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形象使这部小说增色不少。小说发表后,立即就受到好评,冯雪峰迅速撰写长文在《文艺报》发表,给予高度赞扬。冯雪峰认为,作者确实掌握了这次战争的精神,掌握了这次战争之所以胜利的关键和取得胜利的全部力量,描写出了一幅真实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他认为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它的显著的创造性,显然有推动现实主义创作运动的作用”。冯雪峰:《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小说出版后风行一时,几年间共印了上百万册。1959年庐山会议后,《保卫延安》被禁止发行。“文革”期间,杜鹏程被打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反党分子”,受到残酷迫害。1979年,彭德怀平反后,《保卫延安》也随即重新出版。

在50年代中期,虽然国家面临着艰巨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和相当严峻的国际形势,但是,国民经济的增长势头保持良好,对工商业私营资本的改造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牢牢控制了一切经济与政治命脉。由于开足了宣传机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激动人心,党和人民信心十足,迎来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那些反映战争生涯的小说尤其受到欢迎。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是以战争思维来从事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那就是全党高度统一,全民彻底动员,集中一切资源,迅速果断攻克一个又一个堡垒,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1958年党内展开反冒进与大跃进的斗争,最终以毛泽东的思想取得胜利而告终。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提出在经济建设上不仅要赶英,而且要超美,即在15年时间里,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此后,再用20年到30年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指出我国正面临着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提出要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苦战3年,基本改变面貌。此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把党内其他领导在经济建设速度上的不同认识,定性为“非马克思主义”。3月,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会议,把一月南宁会议和第1届人大第5次会议所确定的产钢指标,提高为700万吨,比上一年增长35.5%。文学在那个时期承载着太多的政治内涵,依然是如同在延安时期一样,文学生长在战争环境中,按照军事化的方式来组织和传播,并且期望获得军事一样的胜利。

文学不只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时代精神的塑造者。在50年代,人们需要战争小说,需要体验那种巨大的、严酷的、血与火的场面,体验那些巨大的狂喜,那些伟大的难以置信的胜利。1957年,《红日》在《延河》开始连载,当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发行量迅速达到几十万册。《红日》又一次再现了战争的宏大情景,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勇无敌,显示了人民的正义必定战胜反动势力的历史规律。作者吴强有丰富的战争经历,吴强(1910—1990),原名汪大同,江苏涟水人。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莱芜、淮海等著名战役。解放后,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转业到地方,曾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78年在粟裕关怀下平反复出。作品有长篇小说《红日》、《堡垒》(上部),散文集《心潮集》等。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过涟水、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红日》就是以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为故事主线。小说描写我军某军与国民党王牌主力74师多次激战最终获胜的经过。故事开始于1947年深秋,我军在国民党主力74师的第二次进攻之下,被迫退出了涟水县城。我方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主力团团长兼政委阵亡,战士们情绪波动也很厉害,但士气依然高昂,我军面对强大而装备精良的敌军毫不畏惧,以勇敢与智慧战胜敌人。骄横的74师师长张灵甫一败涂地,全军覆灭。小说在力量对比悬殊的境况中来表现我军的神勇,激烈的战斗过程与场面,紧张而富有刺激感。

这部小说与前此的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比较深入全面地描写了我军与敌军高级将领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自从解放区的文艺强调为工农兵方向以来,表现工农兵的作品大都表现普通群众,而成功的作品多是写农村题材,主角是普通农民。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写到彭德怀,但着墨并不算太多。《红日》则有不少篇幅写到我军军部的情况,写到军长、副军长和师长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这里面出现的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副军长梁波,显得与众不同。在他身上,军人的勇敢与文人的书卷气统一得相当和谐。小说甚至还写到梁波的恋爱关系,这些都显示出这部作品在表现战争生活时,更富有层次感。在叙事方面,结构紧凑,情节张弛有序,战争气氛营造得浓郁而细致,激烈的战斗与宁静的间隔都处理得妥帖恰当,这些显示了作者颇为精当的艺术手法。这部作品应该可以看成是这一时期写战争最成熟与成功的作品。特别是它通过对几位高级将领的描写,试图塑造一群新型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形象,也就是在这些人物身上不只有朴实粗野勇猛,也还有智慧儒雅细致。在五四以来已经逐渐消失了的那种情调,在这部描写激烈战斗的作品中,居然有所流露,使这部作品在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方面具有相当的丰富性。当然,小说依然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对血淋淋场面的渲染,以及胜利之后的狂喜,似乎都少了点对战争本身的反思,也见不出必要的人道情怀,但这是革命文艺普遍存在的问题,属于历史之局限性。战争被划定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人道主义情怀只对革命人民才可产生,所以不能说是这部作品独有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