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舜之虞

如果我们将8000年以来的中华文明大体分为前后两段，那么就容易看出，新石器时代与金属时代恰好平分秋色。在其中间，尧、舜、禹承前启后，是中国文明演进中的里程碑式人物。他们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共主，是中国古代优秀文明的开创者。学术界普遍认为，尧、舜、禹之间的联系紧密，三人相继禅让的故事，真实反映了转折时期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

从文化史的整体视野看，我们可以从新石器时代的“三皇五帝”中选出三个代表：炎帝、黄帝、舜帝。以物质建设为主要内涵的炎帝时代，制耒耜种五谷、作陶器保健康、治麻布缝衣裳、削木弓保安全、立市廛促交换、结琴弦能逸乐。以制度文化为主要内涵的黄帝时代，创造文字、制衣冠、建舟车、造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以忠孝道德为主要内涵的舜帝时代，《史记》云：“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与炎、黄二帝相比，舜帝对于中国文明的贡献主要在于精神层面而非物质，以今天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就此而言，舜帝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开创者，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代表性人物。儒家将舜视为理想人物，是仁孝的典范。《国语·鲁语上》:“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相传舜年轻时就闻名遐迩，可是并非具有什么特别的力量或技能，而是因为能对虐待他的父母坚守孝道。当尧向四方酋长们征询自己的继任人选时，舜自然得到大力举荐。为了考察舜的品行，尧将两个女儿嫁给他。舜不但使全家和睦相处，而且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卓越才干。据《管子·版法解》记载：“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此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在他躬身耕渔的地方，便兴起谦逊礼让的风尚；他制作器物，就能带动周围人精益求精；他到哪里，追随者都会越来越多。以当代话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和谐社会的实现。

除了和谐社会的德行之外，舜的深远智慧似乎隐而不彰，但对于中国文明的影响可能更大。这就是“虞”——防微杜渐，悉心消除人类发展与自然之间产生的矛盾，最终达到和谐共存。“有虞氏”是舜所在远古部落的称谓，因而可以相信舜的智慧其源有自。舜成为首领后，受尧帝禅让，登帝位，国号有虞，后世因之虞舜连称。有虞国建都于蒲坂（今山西永济一带），正是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区。

和谐自然的思想和行动，是中原文明得以始终如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在世界文明史上，这是无与伦比的硕果仅存。当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于今受到严重挑战之际，中原远古的经验太值得我们注意了。在嵩山南北的中原核心区，和谐自然的思想和行动的演进脉络特别清晰。从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经过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夏文化、二里岗和殷墟商文化迄至东周以降，其间从未中断。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有关治国的方略众说纷纭，但除了急功近利的兵家和法家以外，各家在和谐自然方面的认识庶几相近。

“虞”之本义在于考问、忖度。《尚书·商书·西伯戡黎》:“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左传》:“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史记·货殖列传》:“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虞”之引申义即为深谋远虑、未雨绸缪。《易·中孚》:“虞吉，有它不燕。”《诗·大雅·抑》:“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孙子·谋攻》:“以虞待不虞者胜。”

“虞”也是古祭名，既葬而祭，有安定神灵之意。自古以来，困惑人类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我从哪里来？有鉴于此，华夏先民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虔诚地祭祀祖先。《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虞祭中的礼乐称虞歌（或虞殡），虞祭时所立的神主称虞主。《左传》:“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

由于受到长期的正面评价，“虞”的含义转化为乐趣或快乐。《吕氏春秋·慎人》:“故许由虞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国语·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逸周书·丰谋》:“三虞。”注：“虞，乐也。”《广雅》:“虞，安也。”

在辅佐帝王治国的众臣中，善“虞”之人十分重要，舜帝时就设置有“虞”或“虞人”这一职官。《尚书·舜典》:“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国语·晋语四》:“（文王）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取于南宫。”当时虞官的职责似乎与后来的谏官相似，谏官为春秋初年时齐桓公所设，他们被要求直言规劝君主的过失。稍晚晋国的中大夫、赵国的左右司过、楚国的左徒，都属于谏官一类。虞官与谏官之间的差别则在于：谏官通常务虚，虞官则有明确而具体的分工，主要是促进山林水泽资源的可持续使用，使其开发活动被控制在特定时间和数量之内。《周礼·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泽虞掌水泽之禁令。《礼记·月令》:“（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国语·周语中》:“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曰：薮之薪蒸，虞候守之。”与此同时，在收获自然资源时，相关用具也以“虞”命名。如虞人汇集获取物时所用的旗帜谓之虞旌，虞人为了捕获禽鸟所张设的网罗谓之虞罗。

管子和孔子都生于春秋末年，一在齐一在鲁比邻而居，前者太过实用以致逾制非礼，曾受到后者的严厉批评，但管子有关和谐自然的思想高度却丝毫不逊于孔子。管子总结前人经验，在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宫室建设等方面作出十分细致的安排，对后世学人特别是儒家影响很大。《管子·八观》:“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

孟子和荀子都是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家，二者在“人性善”与“人性恶”之争中各执己见，但在和谐自然方面的思考却别无二致。《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王制》:“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追溯历史，先秦朝野中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极其明确，因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环保事业的早熟。可以肯定，这就是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得以产生的摇篮，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得以绵延不绝的坚实基石。站在今天的立场看，正因为诸子百家中的很多人具有超越时空的科学眼光，他们才能在2500年前的古代世界中达到人类智慧的高峰。不幸的是，在秦汉以降的中国心路历程中，环境保护以求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渐行渐远。迄至明清，和谐自然的伟大思想仅仅一息尚存，它们或以乡规民约的狭义姿态出现，或以风水堪舆等混沌迷信的方式流行。

在西方世界，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出现得很晚。行商与海盗出身的欧洲人，不屑于环境保护；作为地道的暴发户，他们相信自然和他人都是可以被征服的。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英、法等民族国家才得以最终形成。随后出现的工业革命，使欧洲成了列强的摇篮。数百年来，意外的快速致富以及淋漓畅快的战争胜利，使技术科学成了无坚不摧的全球迷信。直到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书中阐释了农药杀虫剂滴滴涕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用。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剧毒杀虫剂问题进行调查，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各州也相继通过禁止生产和使用剧毒杀虫剂的法律。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环境保护事业正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

1956年，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秉志等生物学家呈交提案《请政府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林禁伐区，保护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的需要》。同年10月，林业部制定了《关于天然森林禁伐区（自然保护区）划定草案》，在全国15个省划定40余处禁伐区。对水、土地、森林、草场、矿产、水产渔业、生物物种、旅游等重点资源，实施强制性保护，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和生态系统脆弱地区划定禁采区、禁垦区和禁伐区。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为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建立禁猎区，在规定的禁猎区期限内不准进行狩猎活动。1995年开始在黄海、东海，1999年开始在南海实行伏季休渔制度，旨在缓解过度捕捞对渔业资源造成破坏。1973年，中国政府在国家建委下设环境保护办公室，各省相继成立了环境保护局，随后正式禁止在全国范围内生产和使用滴滴涕。2008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然而中国的环境和资源现状并不乐观，空气、土壤和水体等自然资源的污染，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动植物品种灭绝等问题远未得到解决。从国家兴亡的大处着眼，近几十年来黄河断流的时间越来越长，长江则在上游长期的水土流失中成为更大的“黄”河。先哲实际上早已向我们提出了触目惊心的警示，《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然而时至今日，很多人依旧无动于衷。我们经常可以在身边看到，竭泽而渔毁损资源大有人在，他们在河湖之中，或以电击、或施炸药、或使用眼孔极小的渔网去狂轰滥捕。与此相比，2000多年前一则君王从善如流的故事令今人羞愧不已。《国语·鲁语上》:“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人，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槁，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罝罜，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麌，鸟翼鷇卵，虫舍蚔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师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