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部平原湿地的干栏“长屋”

“下者为巢”。在温暖湿润的南部平原湿地，为了安全和健康，人类改良禽鸟的居住方式，创造出一种近似树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是汉文史籍对古代百越族房屋的音译，据文化学者林河的研究，“干”对应于“粳”，“栏”意为带走廊的楼房，合起来就是“粳稻民族带走廊的楼房”。凡有百越族群分布的地区，都曾经发现过干栏式建筑的遗址。这种建筑采用当地富产的木材，构成方形或长方形围合的架空生活面，屋顶覆以树皮、树叶或茅草，很适合于温暖湿润气候下的人类生存。其结构轻便且易于组合，后来演变为中国古代两大结构之一的“穿斗式”，特点是用横枋把排柱穿连起来成为立架，然后用枋、檩连接而成。

在物产丰饶的长江中游，曾有一个先进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最初起源的时间可能早到8000年以前，却终于跌倒在青铜文化的门口。这就是两湖平原孕育的一个长达4000年的文化系列，从彭头山、城背溪、大溪、屈家岭到石家河。在澧阳平原中部的彭头山文化遗址，发现了有序排列的矩形浅地穴式房址（图3-2）。在澧县五福村夹河北岸的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位于河流冲积平原与湖泊、沼泽三者的中间地带，海拔高度31米，约高于周围地面1～2米；略呈长方形，南北长210米，面积约3万平方米，周围有壕沟环绕；遗址内有高台建筑，还大量分布着成排的房址，结构以干栏式为主；成排组合的干栏式房址，应当就是今天所谓的“长屋”。

图3-2 澧县彭头山房址

在长江下游以及西南更大范围，还有很多发现。在距今约69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干栏建筑的构件大量存留，清理出来的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其中数百件上带有榫卯，其精巧程度与今相比并不逊色多少（图3-3）。在距今5000多年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现了不少木构件和柱洞遗迹，其中木桩、圆木条和木板等，推测为当时房屋的残余，这是迄今发现地理位置最北的干栏建筑遗址。在太湖以东距今4200多年的江苏吴江梅堰龙南遗址，发现97F1房址，为立桩架梁铺板的干栏建筑，其揭露较为完整。在地处高原距今超过3500年的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图3-4），发现两座干栏建筑，其中一座构架基本保存完好。

图3-3 河姆渡遗址出土木构件

图3-4 剑川木枋和有凿眼的木板

根据河姆渡遗址中密密麻麻的桩木分析，当时至少存在6组建筑，布局呈西北、东南走向，背坡面水，纵轴与等高线平行；其中一组长度超过23米，进深6.4米附加1.3米宽的走廊；这就是典型的“长屋”，它由若干单元式房间组合而成，或为一个大家庭所有。出于结构便利的需要，“长屋”屋顶的中脊应当位于纵向中央的顶部，从上而下沿长边排水；出入口一定设置于总平面上较窄的一边，与中国后世的常见做法大相径庭；如此一来，屋顶必呈独特的长脊短檐式。在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制干栏建筑模型，屋顶即为长脊短檐式。这种屋顶与单元式成排组合的布局密切相关，当布局改变之后，长脊短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中发现的青铜干栏建筑模型，屋顶即为长脊短檐式，从中可以看出依然保持着早期特征（图3-5）。

图3-5 西汉滇国铜屋

今天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长脊短檐和“长屋”的生命力依旧，如在马来西亚东部的沙捞越州，长屋濒水而建，木桩支撑起生活面离地2～3米，下面饲养牲畜。平面的三部分为晒棚、居室、走廊；走廊既是家庭活动中心，又是会客场所；添丁进口之后，长屋就不断加长，长屋越长家族越兴旺。再如印尼的苏门答腊住宅（图3-6），如文莱的水上住宅（图3-7）。

图3-6 印尼苏门答腊住宅

图3-7 文莱水上住宅

作为南方建筑的典型，“长屋”的主要特征是立柱高架式结构、带状布局和长脊短檐式屋顶，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此三个特征进行具体分析，可知架空生活面的立柱结构旨在消除低湿环境对人体健康的损害，长脊短檐式屋顶主要解决入口避雨的问题，带状布局则产生于该结构对于整体稳定性的要求。归纳起来，它们最初得以出现的主要原因皆在于物质层面的不得不然。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建筑特征持续的时间足够长久以后，生活于其中的族群会逐渐对之产生一定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建筑文化的传统，大约就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三个特征中的立柱高架式结构，可能在迁居于干燥地带后毫无价值；长脊短檐式屋顶，可能在房屋座落于地面而门户直通道路后随即消失；带状布局则依附于业已定型的社会组织，可能在族群的迁徙中存留较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