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建筑意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直到19世纪，一直保持着相当强的连续性。作为中国文化有机组成的一部分，中国建筑具有超前与早熟的设计意匠。林徽因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说：“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这种连续性，反映出中国传统建筑是一个成熟完善的体系，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但是从近代开始，中国受到西方炮舰和文化的同时入侵，在革新救国的时代诉求下，中国传统建筑无法逃脱被蔑视被不断摧残的命运。上世纪40年代，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对传统建筑的状况深表担忧：“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心理。自‘西式楼房’盛行于通商大埠以来，豪富商贾及中户之家无不深爱新异，以中国原有建筑为陈腐。他们虽不是蓄意将中国建筑完全毁灭，而在事实上，国内原有很精美的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或门面，取而代之……近如去年甘肃某县为扩宽街道，‘整顿’市容，本不需拆除无数刻工精美的特殊市屋门楼，而负责者竟悉数加以摧毁……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今日古建筑破坏的情形已经大为好转，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传统建筑的价值，并逐渐予以保护。然而人们在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本质认识方面，特别是与欧洲建筑比较上，还有很多误区，有必要予以认真的辨析和讨论。
从物质层面上说，貌似简陋且难以持久的木建筑，似乎很难与壮丽而坚固的石头大教堂相提并论。这使很多中国人为传统建筑感到自卑，认为中国建筑不如西方，是没有价值的。然而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着眼，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建筑与绘画和雕塑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不能“以貌取人”。人们不大容易发现的是，中国传统建筑在物质层面上的简约，可能正是它在思想和意匠上超前和伟大的外在表现。
西方建筑与中国建筑相比之下的表面优势，与各自的文化特点密切相关。在西方，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作为文化载体，建筑的功用强于文字，其它门类的艺术如绘画、雕刻等，往往都在为建筑服务。而在中国，文字才是历史的主要载体，建筑只是一种实用技艺，且从来未被推到高于其他技艺的地位。西方人将建筑看作是永久的纪念物，追求建筑在物质上的高大与恢弘；中国人不求实物之长存，建筑只求满足合理而适度的需要而已。儒家长期倡导的“卑宫室”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奢华的风气，限制了建筑的规模。单纯从物质表象去评价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的优劣，是有失公允的。
中国传统建筑采用梁柱的框架结构体系，较之西方的承重墙结构体系，即使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也是高超和先进的。并不承重的中国墙体，只起围护和分隔作用（所谓墙倒屋不塌）。框架结构一旦确立，空间就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室内可以灵活地分隔布置。构件之间采用榫卯构造，具有很大的弹性，能消减瞬时的水平力，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榫卯连接的构件极易装配和拆卸，甚至可以做到整栋建筑物的拆卸搬迁。三国时孙权迁都建康，下诏拆运武昌旧宫的材料修缮新宫。经办的官员奏称：“武昌宫作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请别更置。”孙权回答：“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妨损农业。且建康宫乃朕从京来作府舍耳，材柱率细，年月久远，尝恐朽坏。今武昌木自在，且用缮之。”孙权拆旧建新的出发点是节俭，但是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木建筑早就有了“可循环”的优点。
构件之间的尺度用一定的标准统一起来，这就是建筑的模数制。宋代李诫在《营造法式》中提出了“以材为祖”的材分制度，“材”就相当于现在的基本模数单位，“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房屋因其规模等级的不同，采用不同等级的“材”。其它构件都以“材”作为基础而推算出来，使整个建筑不同的构件之间都有一种合理的内在联系。到了清代，“以材为祖”变成了以“斗口”为标准，尺度的基点变小，而模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建筑很早就朝向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使得中国建筑的设计和建造都很容易。撇开土木和砖石两种材料在加工上的难易不同，我们还是可以说，中国建筑的施工期限比欧洲建筑要短得多。在中国，一座殿堂的建造很少超过十年；在欧洲，一座大教堂的建造往往需要百年。极端实例如科隆大教堂始建于1248年，直到1880才大体建成，经过了近7个世纪。这样的建筑是为神而不是为人服务的，如果没有强烈的献身态度，如果不是将人本精神压抑到极点，很难想象如此旷日持久的庞大建筑能得以完成。比较起来，中国建筑服务于人，因而建筑计划的理性、实用、适度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宗教支配一切的时代，宗教对建筑的影响绝非欧洲那样普遍而决定性的。然而礼制对建筑的影响不可忽视，建筑活动处处受到礼的规范。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周公制礼作乐”总结了夏商以来的国家制度和各种行为标准，形成比较完善的《周礼》。《周礼》本名《周官》，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个部分，以天官冢宰居首，总理政和总御百官；地官司徒，掌征发徒役，田地耕作；春官宗伯，掌礼制、祭祀等事；夏官司马，掌军事；秋官司寇，掌刑狱。而“冬官”则是以大司空为长官，主管建筑工程。这种安排是合乎自然的，冬天农人处于闲暇之中，干爽的气候适宜土木建设，遂得其名。建筑的等级、布局、形制等，很早就被严格地规定了下来。
中国自古就很重视建筑和环境的关系。传统文化以农耕为主导，农耕受制于天时地利，顺应环境便显得十分重要。新石器时期人们便开始体察自然，选择适宜居住的地方，这一思想大约在3500年前的夏商之际基本成熟，以后历经完善，形成了一整套考虑周全的体系。汉代杂糅阴阳五行等神秘学说，形成了中国古代专门的学问：风水。古人非常重视建筑选址，风水师是专门的职业人士。由于同地理学的紧密联系，从事风水的人又称地理先生。风水观念集中体现了中国人顺应自然的态度，它极大地影响了建筑的选址、朝向、布局等。流传至今的风水学说极其复杂，其中不免某些迷信成分，但瑕不掩瑜，风水中蕴涵的合理性要素永远有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