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为语文课程性质正名

义务教育、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从国家层面对语文课程性质做出了规定，即“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但一直受到一些语文教育研究者的质疑和争论，究其原因则归于“工具性”并没有从本质上揭示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因为“工具性”一定程度上只是特定的时代、历史、政治多方面因素的产物，它在一定时期内有其特定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弊端也会暴露出来。众所周知，科学主义思潮首先在自然学科领域发起，影响极其深远，而人文社会学科自然不例外也受到了影响。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教育发生根本变革之日起，迄今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语文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其诸多方面一直由内而外的沿着科学化道路前行，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具有了科学性。故长期以来，关于语文“工具性”的说法具有争议，存在误区，有待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一、语文课程“工具性”之质疑

（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使然

首先对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定位做一历史梳理。蔡元培认为“国文是一种利器”，胡适曾说：“国语是一门学习语言的重要工具”，叶圣陶认为“国文是生活上必要的工具之一……是交际和交流的思想工具”。1956年《汉语教学大纲》指出：“汉语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这是首次通过国家立法对语文课程工具性做出的规定。1963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强调：“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1978年、1986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语文是从事学习工作的基础工具。”1992年、1996年、2000年颁布的三个大纲，对语文课程的定性仍然是“工具性”。经历近五十年的“工具性”定性后，直到2001年5月，新课程标准才对语文课程的性质做出重大修改，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一基本属性。

回顾语文“工具性”观点的提出、发展和确定的历史，该性质的形成是内外因素、时代背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的必然结果。首先，清末时期，随着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借此西方语言学也打破了东方语言学的壁垒，其理论移植嫁接到了汉语体系之中。1898年，马建忠编著的《马氏文通》问世，作者熟练运用西方形态语言的言语生成规则、使用规则和思维逻辑分析了汉语，是第一部现代语言学理论下对中国语法规则系统分析的巨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开始，《马氏文通》逐渐建立了形式主义的语文研究和汉语语法规则体系，这是对语文研究的深刻介入，是可以追溯的语文学科性质被认定为“工具性”的源头。至此，东方汉语语言体系和语文教育研究长期受到此类观点的深刻影响。其次，新中国建立以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对语文学科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96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明确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等思想性强的内容作为基本教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语文成了大力宣传政治运动错误思想的洗脑工具，迫使语文教学偏离人文知识、科学知识、语文基础知识学习的正常轨道，在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为主的政治理论歧路上渐行渐远。这对语文教育发展、青少年的成长、成才造成了长达十年不可估量的影响。为了拨乱反正，肃清影响，叶圣陶集众家之长再度突出强调了语文是交际交流的工具，语文课是一门工具课的观点。再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社会主义建设渴求大量的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巩固了语文“工具性”。1977年恢复高考后，饱受了苦难的广大知识青年学习热情高涨，纷纷从基础知识开始一点一滴地捡起课本，积极迎考，投入考试浪潮。不论是中断学业十年的知青，还是初入学校的孩童，语文都成为了他们敲开其他学科大门的敲门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化考试、科学化选拔也迅速提上日程，应试教育模式在不断摸索中于20世纪90年代应运而生，这使得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备受学习者的推崇，甚至达到了极点，正因为如此也更加强化了语文作为“工具”的地位。由此可见，正是出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因素，而不是从语文课程本质属性和学科发展规律出发来定位语文课程的性质，以至于语文课程逐渐牢牢地打上了“工具性”的烙印。

（二）理论来源的谬误

持“工具性”观点的学者认为语文是语言，语言是工具，便由此推导出语文是工具的观点，并以许多领袖和专家的论点作为依据。比如，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叶圣陶认为：“就个人来说，（国文）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吕叔湘强调：“语言文字本来就是一种工具，学习、交流知识少不了。”此外，还有张志公等学者关于“工具性”的论述。虽然他们都曾说过语言是工具，但是领袖是政治家，语文教育界“三老”，除了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的突出成就是语言学，术业有专攻，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研究者，他们的观点也不足以为语文课程的性质定性。而恰恰实际上，“语文”并不等于“语言”，两者并不是彼此的充分、必要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谓的语言即工具，即使是在说语文，但从行文逻辑和口语交流中，我们就可以察觉出，其本意均是暗指语言。所以，凡将两者相提并论，持有并赞同语文等同语言观点的学者，是对语文和语言的模糊界定，以偏概全，而这正是对语文“工具性”理解的致命错误。

在教授语文课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包含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目标与教学过程的进行会根据文本的设定而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教授学生认识文字，学会使用语言，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语言文字只是学习文本的冰山一角，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也是需要学生在老师的指引下慢慢去感知体会的。如果我们认为语文等同于语言，那么语言文字的学习就会变得简单、单一，而真正的语文课堂并非如此，其教学内容是丰富且拥有其他学科无法具备的美感的。所以，我们更不能够单一地认为语文就是一种学习语言的工具，它身上肩负着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都是学生学习与感知的对象。

（三）逻辑手段的误用

《现代汉语词典》对工具的解释是：（1）进行生产劳动时所使用的器具；（2）比喻用以达到目的的事物。因为语言和语文均不是实物劳动工具，所以更趋向于第二项的比喻意，即语言是使语文达到目的的事物，这样得出了语文是工具的观点。但是该观点并经不起仔细地推敲。在逻辑中，类似“语文是工具”的判断句式是对该事物所下的定义，但定义实际上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内涵的确切而简要的揭示和阐释。有学者认为，“语文是语言，语言是交际和交流的工具”，继而推出语文也是工具，这一“工具”自然是比喻意义上的“工具”。而比喻，只是对事物某一方面的外部特征所做的一种描述，是用打比方的方式把事物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形象化、具体化，目的是在表述上有效果，是以修辞形式形容事物本体和喻体，是一种形容与被形容、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而不是事物的本体和本质的关系。所以，从这里便可知，这不是下定义，故说“语文是工具”只是一种比喻，并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不能把“工具性”确定为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

同时，从“语言是工具”推导出“语文是工具”，只是一种简单的逻辑类比，从“课程要素”的部分相似进而推导出了“课程性质”的整体相似。在这中间其实存在着一个理解误区，对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与探讨要放眼于语文学科这一整体的高度上，不能只从课程内容一个要素上来推导，课程内容不是课程性质的充分条件，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的错误思考方法。因此，“语文是工具”只是下定义与比喻的偷换概念，是思维的逻辑推理，是同类事物的类比，是显而易见的逻辑手段的错误使用，最关键的要素是——工具性，在逻辑上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解释语文的本质属性。

二、语文课程“科学性”之确立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不难看出其实每一种现象的发生与存在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且这种规律性是会沿着一定的科学性轨道来运作的。关于我们的工作与学习科学化的存在更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就以极具人文性的语文课程为例来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管是设定教学目标、确定教学方法还是预设教学过程、进行教学评价，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任何一个教学环节的实施都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教师不可能完全不按章法和规律来教学，杂乱无章的课堂获得的教学反馈也是一塌糊涂的。同样，不仅仅是课堂，任何一门学科它从最初的设定到实施都是离不开科学性的规范与指导的。我们知道，科学主义在20世纪初期对我国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大大促进了语文学科的独立与发展。纵观语文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语文课程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语文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研究方式等方面逐步走向了科学化，语文课程的科学性大大增强。

（一）语文课程目标的全面、细化

从语文教育萌芽开始，到“语文”单独设科之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语文一直与其他学科糅合在一起来讲授，界定模糊，属于综合性社会学科之一。再者，从学科名称的演变就可以略知一二，比如，“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读经讲经”，语文课程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根本谈不上完善的课程目标，乃至课程体系。在独立设科之初，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近现代语文课程目标最初只设定在识字写字、读书、写作有限的范围内，随着对学科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语文课程目标则涉及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一直延续至今。纵观历史，语文课程目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片面到全面的快速发展。较之以前的教学大纲，现今的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目标的规定更加全面、具体和详细，包括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目标，贯穿于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五个领域之中。与“三维目标”的纵向隐性线索相比，五个领域的目标规定则更加趋向显性，这样就构成了完整的目标框架，整体宏观目标之下的课程阶段目标又细化为很多条目，更便于操作与实施。

（二）语文教学内容的逻辑化、系统化

不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科学主义哲学观坚持的最基本主张就是强调学科知识的逻辑化和系统化。从这个角度来讲，新课标下语文课程内容的科学性显而易见。首先，语文教材，作为语文知识的载体，特别需要立足基础教育及当地教学实际情况，将语文学科客观存在的规律和学生的主观能动的学习方法相结合，以学生为本，科学编写，对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进行系统安排，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联动，落实一纲多本，校本课程。其次，在课文的选择、编写和排版上，比如，高中课本以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形式来呈现，必修课程取代旧版教材的单元划分，而以五个教学模块为逻辑线索，选修课程在以促进学生有个性的发展的目标下，突出了选择性，围绕“三维目标”、“五个模块”，采用多种方式组元、编排，模块内容清晰，单元专题突出，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充分体现了教材编排的科学性。最后，在教材编排逻辑化、系统化的基础之下，语文基础知识的呈现和传达自然更加明确、清楚、规范。在语言上，摒弃了以往对语言“模糊性”的追求，某些教学内容可以具体量化，有利于教与学，便于教学评估；在内容上，加大了对人与科学、人与自然领域的科普文章和科学人物传记等阅读和写作的教学内容，确立文本解读的规范体系，提倡科学性的多元解读。比如，人教版七年级的《月亮上的足迹》、《邓稼先》，八年级的《大自然的语言》、《奇妙的克隆》，等等。这些文章在各年级的课本中穿插分布，教学目标各异，让学生在不同的文章中感受科学，接受科学教育。

（三）语文教学方法的科学、有序

科学主义的理论即使再完备，最终也需要落实到教育实践中，有科学的方法来指导教育实践。我们的语文教学也在积极吸收和化解科学主义理论中的科学方法，渐渐融入了更多的科学因素。但因为语文教学内容既有关于语文的知识，又有关于社会、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百科知识，科学化的语文教育便主张：“只有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强化难点，精讲多练，才能省时高效。”为了更好地对语文教学内容进行科学化的指导，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之前要学会用科学化的态度来阅读文本，感受文本设置的内涵，熟悉并牢牢把握文本的重、难点，并以最佳的教学方法教授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学会把握学生的心理特征，根据学生的特点来设置课堂教学，这样不仅能够完美地实现教学任务，还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在新课标的影响下，如今的课堂教学变得越来越丰富。不论是情景教学法、合作教学法、还是暗示教学法，教师在确定某一种教学方法的过程中，大都会根据一定的教学规律来设置，这也就遵循了一定的科学规律。

（四）语文教学评价的动态、多元

科学主义让素质教育下的教学评价融入更多的科学因素，使教学评价具有了科学性，科学、动态、多元的教学评价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任何事物皆因其内在元素的联系形成固有的规律。对语文教学而言，从教学目标、教学要素、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效果等方面的评价分析来构建的完整的评价体系，进而到评价实施，最后再到评价反馈，该过程的任何一元素都要遵循语文教学的规律，比如，认知发展、思维逻辑、识记记忆、心理发展及知识的顺序组合、教学技巧等。虽然这些规律是心理学、教育学上的，但在语文课堂运用中，规律和语文知识的结合突出了语文教学活动的主要特征，显露出语文教学评价在测试学生学习成绩、预测未来发展及鉴定教师教学效果、改善学校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功能。可以说，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语文教学评价坚持科学性原则，摒弃了形式单一、内容片面、目的功利的传统教学评价，形成了一个视角多元的、角度变化的、动态的、分层的科学评价体系。

（五）语文教育研究方式的客观、理性

随着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的重要性愈发体现在不断地进行科学实验研究、更新理论知识、指导实践发展上面。在传统语文教育研究中，由于种种的局限性，关于语文教育规律的认识总是停留在依靠直觉、经验和主观判断的阶段，而且对部分杰出领袖、著名学者的言论深信不疑也让一线教师出现了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矛盾，这严重影响了语文的教学实践和教育研究，越来越不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需要。所以，在科学主义思潮尤其是实验教育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语文教育研究的瓶颈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开始逐步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运用交叉学科的科学成果，加强基层学校调研，重视教育科学实验研究，注重运用研究成果来指导我国语文教育改革。关于语文教育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我国的研究专家主要借鉴了国外的许多研究案例以及不少与教育有关学科的学习。在具体的吸收与采纳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将最新思维且适应于教学研究的心理学知识、统计学知识有选择性地收入囊中，并根据国情将其最大化地运用到自己的教育研究当中，比如，俞子夷的汉字心理实验、艾伟的阅读兴趣实验等。

尽管科学主义已经对语文教育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语文课程的“科学性”属性还是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语文教学科学性成分，上到国家层面制定的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确立的考试评价等，再到学校层面的校园文化建设、课程课时安排、教研组管理，下到师生层面的备课、上课、布置作业、课后辅导及学生家校互动等方面的依然太少。即使在这样严峻的现状下，很多脱离教育实践的学者纸上谈兵，逆科学规律道路而行，呼吁在语文教育中大搞所谓的人文性，实质乃为人文性外衣下的泛人文性、去科学性，隐蔽了师生和家长的双眼。所以，当我们回顾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思考语文教育的严峻现状时，为了更好地推动语文课程的科学发展，语文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一基本属性是否合适，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故重新定位语文课程的性质，把科学与人文教育精神真正渗透到语文教学过程中，坚持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将是未来语文教育的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