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埠外向与沪津汉城市重心的转移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开放通商口岸。为了满足大型对外贸易船舶的停泊需要，殖民者往往在所开口岸离旧城不远且水运条件较好的地方开辟租界，兴建码头，修路造屋，从而形成新市区，并最终将城市的重心由浅水沿岸向深水沿岸转移、由“华界”向租界转移、由旧港城向新港市转移，形成所谓的“东方的巴黎”“东方的芝加哥”等西化的大都市。其中，上海、天津和汉口就是这类从内向型小港城向外向型大港市演变的典型。

 

 

一、港区重心由浅水区域向深水区域转移

 

与青岛、大连等完全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近代大港不同，天津、上海和汉口这些特大港市，在开埠通商以前就已经有比较发达的港埠贸易基础，具备一定的城市规模。

上海原本就是依港而兴的，由县城城厢以及东门外黄浦江西岸的港市组成。港市集中在十六铺码头至南码头一带，这里街道纵横、店铺林立，商业繁荣，有“一城烟火半东南”的说法。11黄浦江上帆樯如林、舳舻相接，呈现出十分繁忙的景象。

“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自金朝迁都燕京后，由于大批漕粮须从三岔口转输入京，三岔口逐渐发展成为繁忙的口岸，并在附近形成市镇。明永乐年间，天津城始筑，清雍正年间升格为府城。由天津府城衙署关榷、城东城北沿河街市、海河东岸连绵数里的盐坨、城内城外寺庙书院以及三岔口码头，共同展现了一幅繁盛的河港城市的历史画卷。12

汉口在开埠通商以前的港埠重心在长江支流汉江的沿岸。从硚口至大江口一带，有民船码头数十处。汉口的城区，也集中于汉江沿岸至长江口一带，即今中山大道东南，花楼街口至硚口的一片狭小地区，面积约有11.2平方公里。有正街、后街、黄陂街等主要街道20余条，小巷60余条，“家家列肆汉江滨，南朔东西百货陈”13，很早以前就是人口稠密、商业繁盛的所在。

为了照顾内河航运以及与之相应的小型木帆船的停泊，避开大风大浪，这些传统港城有一个共同点，即港口一般都处在江河比较靠近上游的区域（这里上下游的概念只是相对而言），或者是大江的支流沿岸（小型木帆船对水道深度的要求也相对要低一些，上游区域和支流沿岸足以满足小型木帆船的停泊），而城市的重心——衙署所在地均筑有厚厚的城墙以资守卫（汉口城墙晚至1864年才筑成，是少有的例外），城—市呈现出内向型城市的特征；港—埠呈现出内向型港埠的特征。14

开埠通商后，从远洋而来的外国帆船（后来轮船又代替帆船）越来越多地进入这些港口，使本来就比较繁忙拥挤的港口变得不堪重负，大船掀起的大浪也容易倾覆或撞伤小船，从而引发华洋冲突。且旧港水道较浅，也不适合于大型船舶的停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向深水区域扩大港口范围，或者在深水区域另寻停泊之地。

上海开埠之初，由于经黄浦江进出上海的外国大型船舶增加，而其时上海东门外的十六铺码头一带，已经是舳舻相接、几无隙地，大型船舶掀起的大浪也常常对小型木帆船造成威胁。为了避免外国大船与中国小船发生冲突，官府在黄浦江上划定了“洋船停泊区”和“民船停泊区”两大区域：“民船停泊区”限定在十六铺码头以南，专供中国民船停泊，不许洋船靠泊；“洋船停泊区”限定在十六铺码头以北，专供外国商船抛锚、靠泊、装卸，中国民船不得停泊。“洋船停泊区”在“民船停泊区”的下游，水道更深，更适合于从远洋而来的大型外国船舶的停泊。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外航线的陆续开辟，越来越多的外国船舶驶入黄浦江，“洋船停泊区”也越来越向下游方向延伸。与此同时，“总想沿着河浜，伸张得越远越妙”15的租界当局，也不断地沿着黄浦江下游扩张租界。1863年，“洋船停泊区”扩展至虹口（今提篮桥附近），同时英美租界也跟着扩展到那里。16久而久之，“洋船停泊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租界逐渐演变成为上海港市的重心。

天津的情况也相似。天津河港的重心原在海河、北运河和南运河交汇处的三岔口一带，这里也是海河的起点，离出海口较远。开埠通商后，天津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靠下游的紫竹林一带。

紫竹林在三岔口的下游，是海船进入三岔口的必经之地，也是扼守天津城的门户。这里河阔水深，满潮和落潮时潮差达8至11尺，涨潮时有利于大型船舶的进出和停泊。17开埠初期，外国船舶便在此停泊并建了许多码头、仓库，在紫竹林一带划定了天津最早的三个租界：英租界、法租界和美租界。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后，德、日、俄、意、奥、比各国又相继在海河两岸划定了租界，使天津的租界数达到九个（1902年美租界并入英租界，通常称天津有八国租界），并且逐渐成为天津的重心。

从1903年起，海河航道及租界范围内的河道普遍加宽到79至98米，为大船掉头创造了条件。1905年进出天津租界码头的轮船“宜昌号”，长83.8米，吃水2.9米，是当时进出天津港最长的轮船，掉头时河面尚余6.1米。在1909年到达天津租界码头的623艘轮船中，有54艘吃水在3.6米以上。1910年，英租界码头建设了第一架岸壁式钢结构固定起重机，为港口装卸大件货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法租界在填平了沼泽地之后，建立了货栈，有2900米码头投入使用。奥租界也加宽了航道。俄租界修建了两座61米的专用码头。比租界码头也填高了。18后来大型船舶的停泊地虽然转移到了塘沽，但仍由驳船驳运至租界码头卸货，天津的重心依然在租界。

汉口原来的重心在长江支流汉江沿岸，汉口一带供木帆船停靠的土坡或石级码头共有51处，其中35处在汉江沿岸。19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外国航运势力侵入汉口后，为了便于外轮起卸货物，开始在江岸平直、水深流缓的深水区域——长江沿岸设立轮船码头。1864年，旗昌轮船公司率先在张美之巷（今民生路）江边设立轮船码头、仓库。后来又有怡和码头、太古码头、大阪码头和招商码头等在长江江岸建立，共同构成了汉口狭长的江滩港区（自江汉关至黄埔路）。到1911年左右，江滩港区已初具规模，与一字排开的汉口五大租界连为一体，逐渐演变成为汉口的城市重心。

 

 

二、城市重心从旧港城转移到新港市20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轮船运输业的兴起，旧式的木帆船码头很难适应大型轮船的停泊，旧式的仓库和堆栈也很难容纳从轮船上卸下来的大宗货物的堆放。因此，那些最先抢滩的洋行、轮船公司，纷纷在深水沿岸进行大规模的新式码头以及配套的仓库堆场的建设，然后又在临近码头仓库的地方建立办公楼、宿舍和票房等。有的还购买地皮，造屋出租或兼营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从而在临近码头仓库的地方形成了最初的办公区、生活区和商业区。与此同时，教堂、领事馆、海关、休闲娱乐场所和最初的市政管理机关等也建立了起来，并修筑道路将这些建筑物连接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新港市的雏形。随着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展，新港市越来越繁华，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汉口的城市重心也由汉江沿岸（旧港城）转移到了长江沿岸（新港市）。

上海的第一轮新型码头建设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长江和北方口岸的开放、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进出上海的大型船舶日渐增多。由于大型船舶的装卸、大宗货物的存储条件要比小型木帆船高得多，过去那种比较简易的码头和仓储条件很难满足需要。于是，兴建大型的船舶码头以及配套设施也就提上了日程。1861年，英商宝顺洋行和美商旗昌洋行率先在虹口建造了宝顺码头和旗昌码头。此后，怡和、旗记、琼记、同孚、惇裕、耶松、仁记、和记、公正、法国轮船公司等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的轮船码头。21在早期，这些洋行或轮船公司一般都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建筑低层的办公楼、仓库和货栈。办公楼的底层作为营业场所，上层作为宿舍，楼的四周留有空地种植花木，楼房上下都有阳台，“以便傍晚时可以闲坐着，喝喝威士忌，望望浦江的景致”22。这些洋楼与江岸并行排列，并以狭长的马路——黄浦滩路隔开。于是，在黄浦江西岸就形成了一条狭长的新街区，这就是著名的上海外滩。我们在早年拍摄的上海外滩老照片中可以一睹当时的实景。

 

 

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进攻上海期间，大量的华人涌入租界，其中不乏富商巨贾。这些华人也纷纷在租界修筑住宅、商店，与洋人所建的洋行、银行、教堂、领事馆、租界管理机构、跑马场、公家花园等一起，共同构成了上海新市区的雏形，“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骎骎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23。租界（新港市）逐渐成为上海最繁华的区域，成为上海城市的重心和中心。

天津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开放为通商口岸，英、法、美三国沿海河西岸划定了长三公里的租界，共占地960亩。最初，殖民当局用拍卖租界土地所得的有限收入投资建设了与贸易息息相关且必不可少的设施——简易的码头和堆栈，铺设了纵贯租界的最早的道路——中街（维多利亚道），并在街道两旁栽种了树木，排除了积水，垫高了地基。与此同时，传教士在这里建起了小教堂，商人在自己租占的土地周围钉上了界桩，建起了仓库，再盖几间简陋的办公室和临时住宅，就开始做起生意来了。

为了便于经营，天津最早的洋行办公楼（点）和仓库一般也建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由于仓库有限，刚从船舶上卸下来的货物经常凌乱地堆放在海河沿岸的露天堆货场，使这里的商业与生活带着“守旧和粗杂”的特征。24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外商从最初的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租界当局也有了较多的租金和税收。于是，他们拆掉了简易的木石码头，开始建设混凝土码头。其中英租界码头有五处：第一码头长60尺；第二码头长200尺；第三码头长420尺；第四码头长350尺；第五码头长60尺。法租界码头一处，长90尺。分别为怡和洋行（英）、美最时洋行（英）、亨宝洋行（德）、大阪商船会社（日）、日本邮船公司及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使用。25

与此同时，英租界内盖起了（老）海关大楼，除维多利亚道外，还新筑了河坝道、领事道（今大同道）、海大道和怡和道（今大连道）等。1883年，津海关道还修筑了一条从紫竹林码头直通天津旧城的沿河石路，大大方便了旧城区与紫竹林码头的交通联系。1887年6月，作为城市建设重要特征之一的公园——英国花园对外国人开放；1890年5月，又落成了大型的市政厅——戈登堂，英租界的市区格局初步形成。

法租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也开始了有规划的发展，填平了水坑，铺设了道路，安装了照明设备，建起了商店和西式住宅。华商聚集的地方也重新进行了规划。美租界1880年10月归还清政府管辖后，一些工业企业相继建在了这里。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天津租界新市区已经形成雏形。天津城市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了这里。

汉口开埠通商后，从远洋直接驶来或从中国其他口岸驶来的大型船舶纷纷在水道条件较好的长江沿岸停泊。为了适应大型船舶特别是轮船停泊的需要，原先结构比较简单的木石结构甚至仅是土坡的码头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于是，那些结构性能比较优越的新型码头纷纷在长江沿岸建立了起来。除了前面提到的旗昌码头、怡和码头、太古码头、大阪码头和招商码头外，还有宝顺洋行码头、麦边洋行码头、鸿安公司黄陂路码头、亨宝公司码头、美最时洋行码头、蓝烟囱公司南京路码头和东方公司蔡锷路码头等。这些码头一般采用浮趸栈桥式结构，码头前沿置有趸船或浮船，以栈桥（跳板）、跳船来连接趸船和坡岸，可以适应江水涨落的变化，无论是丰水季节还是枯水季节大船均可靠泊作业。趸船还可兼作仓库，储存货物。26这些码头沿江依次排开，以与江岸平行的大道相连。大道的另一侧则为领事馆、洋行、银行、教堂、工厂、海关大楼、邮政大楼等西洋建筑，其布局酷似上海外滩，所以有人把它称为“汉口的外滩”27。

为了便于运输和装卸出口物资，外国洋行在兴办航运的同时，还在沿江地带创办了一批出口加工工业，如砖茶制造、棉花打包、蛋品加工、皮革压制等，将农产品加工成半成品或成品出口。一些洋行还修建了专用的轮船码头，如俄商顺丰砖茶厂码头、阜昌正栈码头、德商美最时蛋厂码头、瑞典瑞光蛋厂码头等。

外国工厂的开办使汉口港区成为汉口加工工业的中心，给城市布局注入了新的内容。港口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而外国洋行、商号和华商店铺的与日俱增，以及以外国银行为主体的近代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又使汉口沿江的江汉路直至一元路一带，成为新的商业中心。

二十世纪初，汉口沿江成片的住宅区也发展了起来。码头、马路、商店、住宅和公用设施，迅速改变着这个原本荒芜偏僻地区的面貌，使这里变成了“危楼杰阁，车马殷阗，万里航船，衔尾碇泊”的繁盛之区。28汉口的港埠重心逐渐从汉江沿岸转移到长江沿岸，汉口的城市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了这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因具备较大的城市规模和较发达的重工业，被西方人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

总之，上海、天津和汉口这三个城市在近代的发展颇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们原本都是因港而兴、港城一体的内向型港口城市。开埠通商以后，这些内向型港口城市的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港区由浅水区域转向深水区域，城市重心也由旧港城转向新港市。原先为内向型城市，最终演变成了外向型城市。这三个城市的演变轨迹在近代中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此类似的城市还有不少，可视为中国城市近代化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