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推广普通话
2016年是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60周年,教育部、国家语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推动2016年在推广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研究方面产出了一批成果;但总体而言,热度指数不及年度其他研究热点。特别是2016年正式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了“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目标,国家语委就此做出了“全国能够用普通话沟通的人口比例达到80%”的明确的权威的政策解释,并明确了以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为推普重点的工作思路,但学界对此的思考、探讨,数量寥寥。2016年相关研究在普通话定义、属性、地位、功能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有新思考、新观点,本节第一个专题“推广普通话政策与理论”做了介绍;而第二个专题“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和第三个专题“普通话水平测试”都数量不多,方言区的普通话推广研究则更显薄弱,与推普事业的发展形势不相适应。本节共收文16篇。
一、 推广普通话政策与理论
•推广普通话任重道远
作为一个拥有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多方言的人口大国,在我国推广国家通用的普通话,是增进民族间、地区间交往,促进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统一的民族共同语是“合四外为一心,联万方为一气”的“立国之要素”。国家语言文字事业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国能够用普通话沟通的人口比例达到80%)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基本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书同文、语同音”的梦想,但这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虽然现在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超过70%,可是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西部和东部普及率的差距有20个百分点;大城市的普及率超过90%,但很多农村和民族地区只有40%左右。
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在农村地区,难点在民族地区,因此要通过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打赢这场攻坚战。要结合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结合新型城镇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村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促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就业和科技应用为导向,大力提升农村地区普通话水平。民族地区要以提升学校师生、基层干部和青壮年农牧民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重点,加大对双语教师的普通话培训力度,帮扶青壮年农牧民学习掌握普通话,坚定不移推行双语教育,全面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快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
——姚喜双.推广普通话任重道远[N].光明日报,2016/9/18.
•普通话的功能、地位和名称
普通话在不同场合使用着不同的名称和不同的语言变体。国语与普通话这两个名称都是来源于对中华民族共同语的称说,因此涉及的问题不仅只是这两个名称本身,经常与中文、汉语、华语等名称纠缠在一起,造成了同名异指、异名同指的问题。这些名称之间的纠缠也反映在外文的翻译中,这些问题会给人们的理解带来分歧甚至误会。
普通话至少有三个重要功能和地位,即作为国际通用语言、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称普通话为中华民族共同语更加准确,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在共同使用中华民族共同语。作为中华民族族际共同语的这一功能地位在近代历史上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得以进一步巩固。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语,它不仅是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中国人的共同语,也是海外华人的共同语。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普通话的传播要注意三点:对普通话的名称、定义的反响进行搜集和整理;正确处理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不应把语言使用与政治挂钩;成立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语言规划的民间协调机构。
普通话在国内外都有重要的功能地位,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增加普通话学习使用人数,提高普通话在国际组织、外交、科技、社会人文等领域的应用水平,是进一步提高普通话功能地位的方向。普通话的传播要摒弃狭隘的语言纯洁观,善待普通话的各种语言变体。国内,一方面要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法律地位的宣传,另一方面要注意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和方言;国际上,要树立全球华语的观念,一方面要加强普通话规范化建设,另一方面要给普通话变体的应用留有余地。
——苏金智.新时期普通话的功能地位及其传播[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5).
•普通话的定位及其重新界定
普通话,无论从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度而言,还是从语言的独立性和持久而传承有序的历时性而言,无论从社会威望和超地域差异的地位而言,还是从教育、传媒等领域的实际应用而言,“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比“汉民族的共同语”更为合理。若放眼于参与国际事务和汉语国际传播,普通话“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定位更能彰显优势。普通话可以新界定如下: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是中华民族族际共通语。
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取得了辉煌成就。主要经验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专家关心并辅以科研服务,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学校的基础作用显著,媒体的宣传作用突出,“时度效”协调发展。
当前,语言生活更加多元,语言需求更加多样,语言态度更加开放,语言环境更加复杂。应当将国家通用语言推广事业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中去谋划,放到增强国家语言能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目标任务中去落实,放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去推进,放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去发展。
——王晖.论国家通用语言及其推广的“时度效”[J].语言战略研究,2016(4).
•普通话的属性和功能
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和全民的共同语,也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载体和精神家园。现代共同语跟古代共同语有两大不同:一是古代共同语局限性很大,只是官方通行用语,没有能推广到人民群众中去,而现代共同语是全国人民必须学习的语言,是普及义务教育的起点;二是古代共同语的标准不够明确,现代共同语要求有明确的标准。不过,古代共同语为现代共同语提供了历史发展形成的重要基础。
普通话已成为我国各民族共同的交际工具,这有利于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相互学习,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普通话的推广普及是整个语文现代化的根基。在信息化时代,在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共同语和标准语的普通话必然是中国人承载和传输信息最基本的语言工具。
普通话水平是语言能力的基本指标,语言能力是国家文化实力的体现和表征。当前,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应当把推普工作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举措,使贫困群众与全国人民共同走向小康社会;要加强文化自信,推动实施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也都需要普通话先行铺路,发挥基础作用。
——陈光磊,潘佳.通用的语言 共同的家园[N].光明日报,2016/9/1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应规范
我国现行法规和政策文本中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表述存在不规范、不统一的问题。对此,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将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统一定为“普通话和规范字”;二要明确双语教学中的“双语”是指“民族语言和普通话”;三要在外交、教育和文化等国际交流领域,坚持推广“中文”,避免因推广汉语的表述造成误解,可以将“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改称为“中文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四要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中华文化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课题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应规范——“汉语”不能
等同于“普通话”[J].民主,2016(2).
•多民族国家的国语、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概念辨析
国语、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是一组描述语言地位和功能的概念。这三个语言学术语相似但又有差异,差异性远比同义性重要。三者都属于共同语。“国语”和“官方语言”都是国家法定强制推行的语言,而“通用语言”是历史上形成的民间自然流通的语言。“国语”带有很强的语言规划色彩,具有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明确政治自觉,其对外的象征意义大于对内的实际意义。从地位和功能上来说,国语属于顶层语言,是政府提倡的在国内统一使用的标准语;官方语言属于高层语言,是政府机关、经济领域和工作场所使用的语言;通用语言是社会或民间层面上流行的不同语言族群(社群)的沟通语。从法律地位来看,依重要性排序应为:国语>官方语言>通用语言。妥善处理好三者间的关系,创建和谐而高效的语言环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数国家的民族、疆域、语言界限并非完全重合,西方古典民族主义理论所鼓吹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理念,不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现实。从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看,有些国家的“国语”“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些国家因为历史、民族等各种原因采用的是“象征国语”+“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语言模式。这些国家“国语”的选择更多地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其实际地位并不高。而官方语言的选择则更侧重于对语言实际功能的考量。国语和官方语言的选择,实际上是国际性语言和地区性语言、外来语言和本土语言、宗主国语言和附属国语言、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综合博弈的结果。
——钱伟.多民族国家的国语、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8/23.
•普通话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混合
一般认为普通话主要来自北京官话。就语音系统来看,这么说没有问题,但词汇和语法的情况很复杂。普通话的词汇和语法是南北官话混合的结果。混合发生的时间,应该在民国时期。晚清民国时期汉语共同语的词汇和语法系统,经历了“南京官话(1850前)—北京官话、南京官话并行(1850—1911)—南北混合(1912—1945)”三个阶段。四大因素导致南京官话地位的上升,从而渗透进国语,造成南北官话混合:1.清政府灭亡;2.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员语言的影响;3.南京政府建立;4.抗日战争中文化南移。不但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南京官话也是普通话的基础。普通话定义中的“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实际上是普通话的南北官话混合性的间接反映。
——郭锐.普通话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混合[J].
“汉民族共同语”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16(4).
•“国语运动”审视
国家意识兴起,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中最重大的变迁之一。由于统一国语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国语运动由是兴起。从此,语文改革一直被看作是形成国家认同、实现现代转型的前提。由于认识到统一语言可以促进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通语言”可以“齐人心”,进而促进国家“自强”,晚清社会对于语言的社会政治功能越来越关心。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在国家框架下考虑语文问题的思路。
民国之前,特别是1905年之前,推广统一语运动,以自下而上的民间实验为主;民国之后,转入以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广为主。国家强势介入语言问题,主要是主导制定语音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新教材、教授新的书面语。这使得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力量对比,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发生了逆转。
国语运动是在晚清语文改革方案和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国语运动的目标不再是缓解帝国治理的危机,而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准备一个文化普及的国民基础。国语运动是要在国语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范式下,通过模仿曾在西欧近代历史上普遍出现的历史进程,通过推行国语及国语文学,来凝聚语文使用者的身份认同,并由此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武春野.语言、国家、现代性:重审“国语运动”[J].语言战略研究,2016(6).
二、 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
•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特点
国家推行普通话以来,少数民族掌握普通话的人数不断增多,这对少数民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说明,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学会通用语才能保证文化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才能加强不同民族的交流合作,也才有利于各民族的互助团结、共奔小康。
由于我国民族成分多,不同民族的特点和发展情况不同,少数民族掌握普通话的水平、范围、进度、方法等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推广,历来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的原则。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有其自身的规律,由于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母语,学习普通话属于第二语言学习,与汉族学习普通话相比,存在语言负担大、难度大的问题。在推广普通话时,各地政府应在条件、经费上予以足够的支持。
在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必须注意处理好普通话与少数民族母语的辩证关系,使二者相互补充、互相促进,科学地解决好二者间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党和政府对待少数民族语言,坚定执行“使用和发展自由”及“语言保护”的语言平等方针。学习汉语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走双语之路,是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最佳模式。
——戴庆厦.学好普通话是少数民族的强烈愿望[N].光明日报,2016/9/18.
•西藏地区推普现状
西藏地区推普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21世纪以来,西藏自治区95%以上的小学,98%以上的初级中学与普通高中,实行了汉语教学或双语教学。在全区中小学校,普通话教学已基本覆盖。汉语背景教师的课堂语言基本全是普通话,而藏语背景教师在课堂管理和讲解难点的时候常常使用藏语,使用普通话的时间不到课堂时间的30%。中小学学生的语言环境还是以藏语为主,他们的普通话使用时间和环境实际上以课堂为主。
相比中小学,高校与内地有着更多交流,高校中汉语背景教师的比例也远远高于中小学。在师范类高校或设置有师范专业的高校中,一般都会设置相应的普通话课程。高校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主动采用普通话交流的意识要强于中小学生,他们已对普通话有了基本的掌握。
农牧区居民虽然普通话水平比较低,但是他们都明确表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藏汉兼通,学会普通话。在有学生的家庭中,家庭中的普通话使用会对学生的普通话学习造成很大的影响。藏汉通婚的家庭中,日常生活中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要大于使用藏语的。
——周莹,王雪凝.西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和普及的现状与对策[J].大众文艺,2016(16).
•新疆小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使用状况
调查显示,采取双语教学推进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的国家通用语教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除了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已讨论较多的问题外,还存在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的内在动力不足、教学中明显存在着影响通用语学习效果的因素、国家通用语学习和使用环境不佳等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
为此建议:第一,采取措施,激发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的积极性;第二,改革语言教学,注重国家通用语素质和能力的提高;第三,调整外语教学设置,强化母语和国家通用语学习;第四,创设立体学习环境,营造良好的国家通用语使用氛围。
——赫琳,申霄.新疆小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使用状况调研及建议[A].
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草坝子傈僳族推普现状
草坝子社区的傈僳族居民大部分为傈汉双语人,日常语言以当地汉语方言西南官话为主,涉及民族事务或双方都是本民族同胞时则用傈僳语。大部分人都是在上小学后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习得普通话的。在思考问题和说心里话时虽然仍有大部分人选择自己的本民族语傈僳语,但是内部语言使用渐趋多元化,年龄是内部语言单一与否的分水岭。
家庭语言使用会根据辈分的不同呈现出较为有趣的排序,在一个多语的家庭中,与父辈以上的亲属进行交流时,本族语完全处于优势。当地村民在社区中的语言选择正逐渐转向当地汉语方言,当地汉语方言的强势证明了它正扮演着族际共同语的角色,与之相反,普通话却只被零星地使用。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城乡交通逐步改善,越来越多的村民长期居住城市,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族际婚姻变得越来越普遍,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普及率正逐年提高,目前草坝子社区傈僳族同胞中完全不会傈僳语,或会听但不会说傈僳语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当地汉语方言深受居民们的青睐,但随着电视机、手机等的逐渐普及,草坝子社区的村民越来越认识到普通话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孩子的未来语言除了本族语外,普通话的威望远远超越当地汉语方言。
树立普通话推广的边疆意识,是语言规划能力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手段。公民广泛具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不仅是边疆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能力,同时也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保障。
——王国旭,胡亮节,雀绍芸.普通话推广的边疆意识与实效考察——以维西县
草坝子傈僳族语言使用调查为例[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6).
三、 普通话水平测试
•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现状
统计发现,2012—2015年四年间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数量上呈现下滑的态势,这与当前普通话水平测试事业的发展形势不相适应。第二,研究内容渐趋集中,关于应试培训、评分与规范、区块测试类的论文数量最多,此前涉及较少的测试质量类研究增速明显,有关现代技术、组织管理类的研究比重也在不断攀升,但数量上仍无法与上述领域比肩;相比之下,对测试宏观问题的探讨鲜有问津,起步较早的测试任务、测试主体、测试作用类研究近年来也成果寥寥。第三,发表于语言学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很少,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与前三十年相比,最近四年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发展缓慢,今后有必要在以下几个领域着力开垦:一是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二是普通话水平测试体系中的词汇和语法要素研究,三是测试后效与比较研究。
——褚程程.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现状的几点思考[J].考试研究,2016(3).
•普通话水平测试依据
测试活动包含“三要素”——施测主体、受测对象和测试中介。测试中介是联系主客体的“系体”,可分为测试依据和测试手段两个子要素。其中,测试依据是重要的测试中介要素,制约和规定着施测主体和受测对象的活动和行为,并对测试手段进行管控,在测试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
测试依据是具有层级特征的立体的范畴体系。普通话水平测试依据范畴体系可分为三个层级:一级范畴两个,包括管理依据和学术依据;二级范畴四个,包括宏观管理依据、微观管理依据、基础学术依据和具体学术依据;三级范畴九个,包括法律法规依据、政策文件依据、业务管理依据、其他管理依据、等级标准、测试大纲、实施纲要、命题依据和评分依据。
测试依据具有凭信性、规约性和层次性特征。凭信性体现为可凭性和可信性,规约性体现为规约强制性和规约调适性,层次性体现为层次等级性和层次类型性。测试依据发展历程可概括为“两阶段五时期”,每个阶段、每个时期都呈现管理依据和学术依据“双轮驱动”的发展特征。
——王晖.普通话水平测试依据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6.
•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社会评估
调查显示,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已具备良好的社会认知度和应试人心理适应度,机辅测试管理已体现出科学性、规范性方面的优势,机辅测试质量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同时测试成本显著降低。调查同时显示,机辅测试存在宣传缺失、执行不严、管理弱化等问题,为此,应加大对机辅测试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加强对机辅测试环境建设的规范管理,加强对机辅测试说话项评分的质量管理;同时,加强对机辅测试模式组织管理的科学研究。
——乔丽华,朱青春.关于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社会评估报告[J].
语言文字应用, 2016(1).
•中小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
与学校推普的受重视程度和热度相比,对中小学的普通话教学成果如何检测却显得比较受冷落。中小学生的普通话学习缺乏科学有效的检测工具。“中小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是在普通话水平测试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开展中小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应以等级标准和测试大纲研制为重点,充分借鉴和利用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成果,注重与语文课程标准结合,进一步细化应试群体,注重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朱丽红.中小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