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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oogle卫星地图上寻找松山，大致由北向南流下的怒江可作为参照物。当你在横跨怒江的惠通桥以西找到“腊勐”这个地名，紧傍其北侧的一座大山即为松山，主峰标高约为海拔2200米。从松山溯怒江北向绵延而上，则是如鱼脊般逐渐抬升的高黎贡山脉，那里的平均海拔已在3000米以上。

松山主峰至怒江江面的垂直落差为1500多米，站在松山顶上看怒江，仿佛从空中俯瞰，怒江如深谷中的一条银练；而抬头眺望怒江东岸的山峦，则感觉如在眼前，直线距离不过八九千米，似乎在此岸喊一声，彼岸即可听到，但行程却在70公里以上。自保山方向逶迤而来的滇缅公路，经东岸的山头绕“之”字形盘旋而下，至怒江峡谷谷底，跨过惠通桥后又盘旋而上，先通过腊勐街，再环绕松山山腰绵延数千米，而后在西南方向的滚龙坡转向龙陵，再西经芒市、遮放、畹町即可进入缅甸。

古时，这里只有一条陡峭多弯的古驿道，西行者从东岸山上下到谷底，以竹筏摆渡过怒江，再攀援而上至西岸山头，往往要走一整天，且一日里要经历谷底炎夏、山腰凉秋、山顶寒冬三种不同气候，一向被行人、马帮视为畏途，不是万不得已，绝不进入这“高山夹箐，地险路狭，人马不能并行”之地。

1928年，时任龙陵县长的杨醒苍动议，在此处建成一座“一劳永逸之西式柔性钢索吊桥”，并延请英国工程师伍布兰·苏卡生帮助设计。两年后，邱天培接任龙陵县长，在云南省第一殖边督办李曰垓支持下，组建18人建桥委员会，继续筹划建桥事宜，并得到缅甸华侨分会会长梁金山捐物支持。历时4年准备，耗资8万银元，于1935年1月14日将原先的土练桥改建成纲缆吊桥。此为滇西第一座钢缆吊桥，桥面宽4.35米，每次可通行负重驮马7匹（约2吨）。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8月7日，经云南省主席龙云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提议，国民政府决定抢修滇缅公路，打通大西南的出海通道。为让惠通桥与滇缅公路配套，又将钢缆吊桥改建为10级荷载公路桥，由国民政府交通总段管理处工程师徐以枋设计，段长陈德培和工程师郭增旺组织实施。改建后的惠通桥长约120米，宽近5.7米，桥墩高约30米，于1939年2月通车。至此，惠通桥成为怒江上唯一可通行汽车的咽喉要津。

1941年12月8日，日军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陆军横扫东南亚各国，很快兵锋指向缅甸，并觊觎中国云南。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东亚军事会议，结成反法西斯战略同盟，中、英两国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应英国政府请求，中国决以第5军、第6军、第66军3个军10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于1942年3月入缅，以美国派来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中将为总指挥，与英军联手抵抗日军。

此前，自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日军为破坏滇缅路运输，先后出动飞机178架次，对惠通桥进行6次空袭，投弹400余枚，每次轰炸都使桥梁部分受损。虽迭经修复，负载力仍下降，最终只能每次通行7.5吨汽车1辆。虽然如此，1942年3月，惠通桥仍承载了中国远征军十万大军及辎重渡越怒江开赴缅甸。

孰料，缅甸战局急转直下。因英国一再延迟中国远征军入缅时间，错失了最佳战机，加之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指挥系统混乱等因素，致使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新38师（师长孙立人）虽曾在同古、仁安羌等地予日军以有力打击，但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最终未能站稳脚跟。特别是对从东线迂回包抄的日军第56师团，我军因对敌情掌握不足而“漏算”，导致全线崩溃。日军乘胜追击，尾随溃败的我军从缅甸北部攻入中国云南。

1942年4月29日，日军第56师团由棠吉（即东枝）攻占腊戌，击溃远征军第66军阻击部队，而后以装甲车队为先导，并用160辆汽车载运其坂口支队（第56步兵团长坂口静夫少将指挥，以步兵第146联队主力及配属兵种部队构成）沿滇缅公路急进。5月3日越过中缅边境界河进入畹町，4日进占芒市，5日上午进至松山东麓，架设火炮轰击怒江东岸公路上的我军车辆。千钧一发之际，我独立工兵第24营奉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命令炸断惠通桥。日军第146联队在工兵配合下，操舟艇从上游渡过数百人发起攻击，我少量守桥部队和宪兵难以遏止日军进攻。在此危急时刻，宋希濂第11集团军第36师自祥云星夜驰援，其先头部队第106团（团长熊正诗）于5日天亮前抵达怒江东岸，抢占要地对日军实施阻击。5月6日上午，当美国“飞虎队”飞行员鲍伯·尼尔驾机沿滇缅公路飞临怒江时，发现惠通桥区域已是一片险象环生的灾难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