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业生态思想的核心：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一 《资本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
（一）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人类要生存，必须消费一定的物质资料。自然界和人的劳动一起构成财富的源泉。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自然界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自然界一方面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在《资本论》中，从使用价值的生产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然界和人的劳动一起构成财富的源泉。他说：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础。[2]劳动的主体即人，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并且即使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是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比如，最初的人类进行生产需要从自然界获取工具，作为劳动资料对来自于自然界的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出产品。所以，马克思在这里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3]，并且引用威廉·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来说明自然和劳动共同形成物质资料。
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角度来看，人以劳动为中介，从自然物质中取得所需之物，这种自然物质是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指人从自然物质基础中取得和返还的双向过程。如果自然物质基础消失或者受到破坏，人类所需之物便无从取得，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排泄物也无处返还。
不仅人类的生存要依赖自然界能否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物质基质，从而使人类劳动能够生产出满足其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而且，人类的发展及生产的扩张一定程度上也与自然资源是否充裕密切相关。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和人周围的自然。……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4]在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进行分析时，马克思又明确指出，自然条件的优劣，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尤其明显，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样的劳动在不同自然条件的土地上会表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
（二）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同时，人在生产过程中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5]在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首先在自然面前有主动性，人按照自身的目的以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调整和控制。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6]马克思以建筑师和蜜蜂的活动为例，说明人的劳动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7]
正是因为人主动地改造自然，使自然界刻上了人类的烙印，我们当今生活的环境基本上都是人化自然，自在自然的范围越来越小。并且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具有代际传承性。即使是通常被看作自然产物的动物和植物，马克思说：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通过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8]这从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人在自然中的受动性。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先辈传承下来的自然，在被动接受已有的自然环境之后，人才能按照自身需要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
总之，人是从自然界产生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人类通过劳动对自然界进行加工和改造，从自然界取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正是由于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发挥的这种不可缺少的作用，近代以来，人们对人与自然界的认识出现了主客二分的倾向，认为人类是主体，自然界是人类加以改造的客体，人的劳动被看作是改造自然的活动，把自然纳入主体的活动目的之中。对此，有人把这种观点看作是马克思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也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实际上，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资本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词，即“物质变换”。
二 《资本论》中关于物质变换的论述
“物质变换”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核心，是人类遵循自然规律的表现，马克思一直都很强调自然规律的重要性。1866年8月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在谈到人种的进化等问题时，引用了比·特雷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中的一段话，特雷莫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9]，对此马克思是十分认同的。“物质变换”思想即是马克思对人类该如何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的理论分析。
（一）李比希对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的影响
李比希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农业化学家。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其物质变换及农业生态思想的形成深受李比希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赞扬、评论李比希的贡献，直接引用李比希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中的材料的有33处。[10]在1866年2月13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说：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1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高度评价李比希的贡献，他认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12]。李比希指出，现代的农业（资本主义农业）是一种掠夺式的农业。[13]在《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中，李比希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归还定律”，他认为，土地好比是一个机器，要经常将庄稼从土壤中拿走的东西归还给它，才能恢复它在生产中所消耗的力量。[14]土地上的产量多少，主要取决于土壤的肥力，而为了维持土壤的肥力，就必须将取之于土壤的东西归还给土壤。李比希的这一“归还定律”对马克思分析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物质变换”的两层含义
Stoffweschel的英文是metabolism，在《资本论》中被翻译成“物质变换”，马克思是在两层意思上来使用“物质变换”的，一是用以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二是用以说明社会经济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说，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那里在分析W—G—W（商品—货币—商品）时，第一次出现了物质变换，而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质变换的中断来说明。[15]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商品流通时说，W—G—W，从物质内容来说，这个运动是W—W，是商品换商品，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的结果一经达到，过程本身也就结束。[16]在论述过程中，当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都用的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凡是直接使用“物质变换”的地方，马克思指的都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三）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是以劳动为中介的。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类只要劳动，就会和自然发生关系，人类要生存，一方面要从自然界获取具有使用价值的生产物，经过人类对生产物的消费，生产物转变为废弃物被生物体从体内排出，又回到自然环境里。这一来一往之间，物质进行了交换。当代生态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开展的。[17]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已有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类劳动进行了这样的论述：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18]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意义上来认识劳动。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有了更清晰更系统的论述。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把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劳动作为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来分析。另一方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这一看法有所改变，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上，马克思的论述如下：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9]在分析劳动过程时，马克思更明确地给劳动下了一个一般的定义：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20]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人通过劳动使自然受自己支配[21]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22]，据此，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眼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调整和控制自然的过程”，这显然是忽略了“物质变换”这一核心概念，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因此，撇开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而从劳动过程的一般意义来看，劳动过程的“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23]劳动过程所实现的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当我们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把劳动及劳动过程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时，这就意味着劳动过程不仅包含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从自然界取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的过程，而且包含自然通过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有所改变最终又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过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应该是一个人与自然之间双向交流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这一过程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并且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
既然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类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从自然界取得所需之物。马克思对人如何从自然界取得自己所需之物，进行了充分论述。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在分析一般劳动过程时，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从劳动对象看，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马克思说：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24]劳动过程中的一些原料也是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25]
从劳动资料来看，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是直接从自然界中取得的，[26]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27]。随着分工和社会的发展，随着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土地本身在农业上直接起劳动资料的作用[28]。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29]由此可见，无论从土地本身，还是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来看，都是人类从自然界直接或间接取得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一部分。
（四）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代谢断层”
人类不仅从自然界中取得所需之物，也通过自己的活动对自然界进行返还，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完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类自身生理活动会产生排泄物，返还给自然；人类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的农业生产，会产生农业生产废弃物，需要自然界对其吸收转化；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并壮大的工业生产，也会产生并且是大量地产生工业废弃物，最终也需要自然界对其进行吸收和转化。由于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生产技术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经历了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等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30]从这个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会破坏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造成“代谢断层”，[31]即由于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城市，那种人类生活所产生的消费排泄物不能及时而有序地再回归土地，而这种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32]。因此，在人从自然界取得物质资料和消费排泄物有效回归自然界之间出现了一个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代谢断层。这种代谢断层的破坏性后果不仅表现在对城市环境的污染和对城市工人身体健康的破坏上，而且表现在对农村地力和农村劳动力的破坏上。
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33]从城市来看，大量的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无法回归自然而集中于城市，造成大量的城市工业垃圾及生活垃圾。就像《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34]这些排泄物，尤其是人的消费排泄物，如果能回归土地，将对补充土壤肥力发挥重要作用。但资本主义经济在这方面的浪费却很大，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并且马克思发现，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种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破坏就越迅速。
在现代农业中，马克思认为，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马克思在50年代研究了农业化学方面的最新成就，他指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就在于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35]现代农业不仅造成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而且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36]马克思在这里和李比希一样，把资本主义现代农业看作是一种掠夺性的农业。他认为，这种掠夺性的耕作，使原本特别有利于种植的土地变得不再适合种植了。比如纽约州，特别是它的西部地区的土地，是比较肥沃的，特别有利于种植小麦。由于掠夺性的耕作，这块肥沃的土地已变得不肥沃了。[37]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会造成城市生产、生活与农村生产、生活的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资本主义无论工业还是农业生产，其对土地的掠夺性的利用，必然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38]。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对土地的榨取和滥用，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这种生产的目的使资本家只关心资本能够带来的眼前的利益，而不会从“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39]的角度去考虑如何自觉、合理地利用土地，实现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
三 《资本论》中关于如何建立合理农业的论述
（一）土地肥力的恢复
马克思没有直接去考察土地的休耕、轮作等问题，这与他在《资本论》中关注的焦点有关系。但是，即使马克思没有直接关注于农业生产的生态问题，但在他对其他问题的论述中，点点滴滴的农业生态思想已经被表现出来。
在分析资本主义剥削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所造成的摧残时，马克思指出：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种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破坏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40]马克思把儿童的智力和土地的地力做了一个类比，实际上表明了土地在被闲置的时候，其自然肥力并没有被破坏。研究表明，土地肥力不仅没有破坏，而且会在休耕的时候使土地肥力有所恢复。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过剩”时又有类似的表述。他在说明资本闲置下来会产生的影响时说，“时间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例外）起侵蚀和毁坏作用”。[41]这里的侵蚀和毁坏是指生产资料被闲置下来的时候会受到侵蚀和毁坏。马克思特别指出，时间对土地不会起到侵蚀和毁坏作用，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否认土地的闲置会导致肥力下降等情况，或相反来理解，一切生产资料都会由于闲置受到毁坏，而土地则会由于闲置下来使肥力得以恢复或提高。
（二）排泄物的回收再利用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也是理解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关键。人类要进行生产和生活，首先要从自然界获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最初的生产资料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的，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表现为由人生产出来而非直接从自然界获取，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依然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界。不仅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获取离不开自然界，人类只要进行生产和生活，就会有排泄物，即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马克思说：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42]人类制造的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如果处置得当，不仅能够实现人类向自然界的能量物质返还，而且能够进一步实现生产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排泄物的回收利用进行了分析，形成了以排泄物回收利用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循环经济思想。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排泄物回收再利用的经济原因。马克思说：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43]这说明，对于人类来说，是否采用排泄物回收利用，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的。这对于我们认识如何促进循环型社会的建设有重要启示。当今世界，人们普遍认识到废弃物回收利用的重要性。岩佐茂认为，废弃物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地球是有限的，地球上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因此不能浪费有限的资源。[44]但是，在资源可以大量的、低成本的取得的社会里，要求人们主动地节约资源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而在生产某种商品的原料减少、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生产者会为了减少成本而去寻找该原料的替代品，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就可能成为减少成本的一条重要途径。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时候并没有在严格意义上区分“排泄物”和“废弃物”，他所讲的“排泄物”包括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正如有人说的，垃圾就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无论是生产排泄物还是消费排泄物，当找到合适的途径被回收利用的时候，排泄物就是资源；当没有找到被回收利用的合适途径时，排泄物就是垃圾。尤其是人类自然的消费排泄物——粪便，其回收利用就是重新回归土地，作为肥料来增加土壤肥力。但如果这种消费排泄物不能回归土地，那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只能造成对城市、河流的污染。
其次，马克思还分析了排泄物回收再利用的条件。对于生产排泄物，马克思认为，要把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通过这个过程，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马克思说：这一类节约，也是大规模社会劳动的结果。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45]在其后的论述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46]因为在大规模劳动的条件下，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在大规模劳动的条件下，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从而使生产排泄物的回收利用重新进入生产过程成为可能。
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人类的消费排泄物的回收利用，但在分析生产排泄物的回收利用时，马克思通过列举农业生产中的例子，表明了他对消费排泄物回收利用的看法，他说：当然，在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中，例如在伦巴第，在中国南部，在日本，也有过这种巨大的节约。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也就不能用于其他生产部门。[47]这表明，农业生产中要实现人类消费排泄物即粪便的回收利用以增强土壤肥力，同样也需要大规模社会劳动这样的条件。只有在大规模农业劳动中，这种排泄物的回收利用才是有效率的。
（三）合理农业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48]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大量的对土地所有权的论述。马克思对土地所有权的论述主要是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但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对我们分析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有重要的启示。
对土地所有权，马克思认为：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作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域。[49]正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导致租地农场主尽可能地不对土地进行长期的、用于改良土地的投资，因为当租约期满时，在土地上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实体的即土地的不可分离的偶性，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50]为此，租地农场主为了避免自己的损失，即在租约期内投入但不能保证回收的改良和支出，就不会为了土地的可持续发展而对土地进行改良，从而成为合理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因为拥有对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得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有权利向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那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51]由此可见，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必然在经济上得到实现，即由土地的使用者向所有者缴纳地租。土地的使用者为了缴纳地租以及为了让自己能够获利更多，必然在有限的时间内无限地开发地力，从而土地所有权不仅关系到人与人之间就土地而形成的关系，而且使土地所有权成为人类剥削地球、过度开发地力的根本原因。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52]
从50年代起，马克思大量研读农业化学家的著作，这些农业化学家包括约翰斯顿、孔德、李比希等人，其研究成果对马克思分析农业问题有很大帮助。约翰斯顿承认，真正合理的农业到处都在私有制上碰到不可克服的限制，即约翰斯顿已经注意到了合理农业发展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但马克思在研究中发现约翰斯顿、孔德等人的研究有局限性：约翰斯顿、孔德等人，在说明私有制和合理的农业的矛盾时，只注意到把一国的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耕种的必要性。但各独特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53]马克思不仅看到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使一国的土地划分为小块与合理农业之间的矛盾，而且还看到了土地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对该产品种植的影响，这种随着价格波动而不断改变的土地产品的种植，也会经常地背离合理农业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又一次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利益驱动，使农业资本家只看到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这就会使农业生产的方法、手段等不会考虑人类的世世代代的需要，从而在生态效益上背离合理农业的发展要求。马克思以森林为例，认为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全体的利益。[54]
接着，马克思分析了土地所有权的两种形式：小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土地，本来应该是人类世世代代共同拥有的财产，是人类不应该拿来进行出卖的用以维持人类生存和生产的基础条件，人类为了能够永久地生存于地球之上，应该对土地进行自觉的、合理的经营。但在土地所有权存在的条件下，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却是以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来实现利润最大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土地所有权分为小土地所有权和大土地所有权两种。
在小土地所有制的场合，农民同时就是他的土地的自由所有者，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工具，是农民的劳动和他的资本的不可缺少的活动场所。[55]马克思认为这种土地所有权形式的前提是：农村人口在数量上占有巨大优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常已经取得统治地位，但相对地说还不大发展，从而在其他生产部门内，资本的积聚也是在狭小界限内进行的，资本的分散仍占优势。按照事物的本性，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在这里必然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由它的生产者即农民本人消费，并且只有除此以外的余额，才作为商品进入同城市的贸易。[56]
马克思分析了小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局限性：小土地所有权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57]在小土地所有制下，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58]，这些都显示了小土地所有制在社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渐走向衰亡。
从农业生态影响的角度看，在小土地所有权的场合，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59]因此，小土地所有制正是由于缺乏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只能通过不断开发地力来获取更多的产品，从而造成对土地的榨取和滥用。
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农业生态影响，马克思也进行了分析，尽管他不是专门从生态影响的角度来分析的。马克思通过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分析即对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分析，得出了“大土地所有制是合理农业发展障碍”的结论。这一结论是在对詹姆斯·安德森等著名农学家的著作研读的基础上得出的，他说：这种情况（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地被谴责为合理农业的障碍，进行这种谴责的，在上一世纪有詹姆斯·安德森（现代地租理论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又是实际的租地农场主，当时的著名农学家），在今天有英国现行的土地制度的一些反对者。[60]“英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即大土地所有制。马克思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在农业从属于资本之后才创造出来的，即农业由资本家来经营。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地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土地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只代表一定的货币税，这是他凭他的垄断权，从产业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那里征收来的，它使这种联系发生如此严重的解体，以至在苏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他的一生。[61]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它使农业有可能按照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土地所有权变成荒谬的东西[62]，马克思认为，这两方面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但同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完全贫困化为代价而取得的。[63]
在农业通常的生产过程中，租地农场主毫无例外会对土地进行比较短期的投资。马克思认为，这种投资和一般单纯的耕作一样会改良土地，增加土地产量，并且使土地由单纯的物质变为土地资本。在说明租地农场主对土地进行的短期投资时，马克思从农业短期投资对土地生态的影响的角度强调，只要这种耕作在某种程度上合理的进行，也就是说，不像以前美国奴隶主那样对土地进行野蛮的掠夺，[64]这种投资就会带来土地价值的提高。
农业生产除了进行一些必要的短期投资外，还需要进行必要的长期投资。投入土地的较长期的，即经过较长时间才损耗尽的固定资本，也大部分是，而在某些领域往往完全是由租地农场主投入的。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农业生产中的长期投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契约规定的租期一满，在土地上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实体的即土地的不可分离的偶性，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65]，租地农场主为了实现自己经营的利润最大化，会避免进行一切不能期望在自己的租期内完全回收的改良和支出，从而使大土地所有制成为合理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66]。
在大土地所有制的场合，为了尽快增加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财富，榨取和滥用地力的手段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尽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从对环境影响的角度去分析农药和化肥给农业生产和环境及人类的生存安全造成的影响，但他已经认识到：在农业中，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就有一部分作为产品的形成要素加入植物产品。另一方面，这些物质会在较长的时期如4—5年内发挥作用。[67]这说明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农药和化肥等对土地实行改良而进行的化学投资会在长期内发挥作用。但由于马克思当时重点是放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上，因而他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上分析了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的这一特性。马克思对农药及化肥对土地产生的这种长期影响的认识在20世纪中期被美国的蕾切尔·卡逊的调查研究所证实。除此之外，马克思还认识到：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68]大土地所有制由于采用农业机器进行规模化生产，不仅有利于大面积作业，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而且大量减少了对农业工人的需要量，这些被农业机器排挤出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力，为了生存，大量涌向城市，形成聚集在城市中的工业人口，加剧了城市环境的压力，更减少了其消费排泄物回归自然的可能。由于人类消费排泄物不能回归土地，土壤的肥力补偿就需要大量使用化学肥料，这造成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与生态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的“代谢断层”与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有关系。在分析价格变动对剩余价值的影响时，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发展中对原料的需求，尤其是当原料是农业产品的时候，农业的发展就会随着工业发展的需要而扩张或收缩，所以，“从有机自然界获得的原料，是处在一种不断重复的变动中，先是相对的昂贵”，这种情况下，农场主会大量种植这种原料性作物，就会导致“然后是由此引起的贬值”，[69]则这种作物的种植又会大量减少。这样发展下来的农业不是合理农业，不是符合生态规律的农业，而是一种受利益驱动的农业。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70]
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以小土地所有权为主，会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低水平而造成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所有权则以大土地所有权为特征，以另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对地力进行榨取和滥用。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在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发挥现代农业科技的作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提出要辩证地看待土地所有权的历史作用，他说：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一定生产方式的一切其他所有权形式的正当性一样，要由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当然，像我们以后会看到的那样，土地所有权同其他各种所有权的区别在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71]
关于土地所有权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造成的“多余而且有害的”影响，马克思有精彩的论述：
对小农业来说，土地价格，即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和结果，表现为对生产本身的限制。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大地产来说，这种所有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会限制租地农场主所进行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资。在这两个形式上，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撇开这种榨取不是取决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生产者个人的偶然的不同的境况这一点不说）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在小所有制的场合，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缺乏应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和科学。在大所有制的场合，却是由于这些手段被用来尽快地增加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财富。在这两个场合，都是由于对市场价格的依赖。[72]
一切对小土地所有制的批判，最后都归结为把私有权当作农业的限制和障碍来批判。一切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反批判也是这样。当然，在这两个场合，都把政治的次要的考虑撇开不说。一切土地私有权对农业生产和对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所设置的这种限制和障碍，在这两个场合，只是展开的形式不同罢了。[73]
如果说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半处于社会之外的未开化的阶级，它兼有原始社会形式的一切粗野性和文明国家的一切贫困痛苦，那么，大土地所有制则在劳动力的天然能力借以逃身的最后领域，在劳动力作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备力量借以积蓄的最后领域，即在农村本身中，破坏了劳动力。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74]
以往的农业化学家，如约翰斯顿、孔德、李比希等人，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领域产生的影响，看到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对地力的掠夺。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75]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明确指出，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消除土地所有权的存在，人类作为土地的占有者即土地的受益者，应该在生产过程中同时对土地进行改良，但这种改良不是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收益最大而进行的改良，而是为了保持永久性的地力而进行的改良；这种改良所需要的农业化学及农业机械的运用，是在自然界的自我调节能力范围内的运用，而不是超出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对生态平衡造成破坏的运用；这种改良是能够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谐的改良，而不是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代谢断层”的改良。
从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到土地所有权的消失，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从自然界取得物质资料。在存在土地所有权的生产方式中，人与自然之间不能实现正常的物质变换。只有在消灭了土地所有权的生产方式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6]在笔者看来，马克思虽然主张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人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都必须“与自然搏斗”，但马克思并不主张那种为了获取眼前利益最大而过度榨取和滥用自然的行为，并不支持那种为了当代人的生活而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马克思在肯定人对自然进行合理利用的同时，还要求合理地控制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要以最小的消耗，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要实现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的物质变换，需要“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进行“共同控制”，以消除那种个别生产者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滥用自然的可能性。实现这一“共同控制”的途径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77]
四 《资本论》中“物质变换”理论的当代意义[78]
通过以上对《资本论》中“物质变换”理论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看到，在《资本论》体系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实际是怎么样的、如何实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但这些散见于各部分理论字里行间的“物质变换”思想，已经表明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始终非常关注生态问题，他的“物质变换”理论在当代气候变暖、环境恶化、人类面临共同的生态问题的今天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人与自然之间不是单向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物质变换”关系。在人类经过农业文明发展到现在的工业文明的历史过程中，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过度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的现象，对人类生存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此相适应，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也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等各种认识。“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无视人类生产和消费对自然产生的影响；“自然中心主义”认识到人类生产和消费对自然造成的不良影响，但其极度悲观的理论主张人类退回到农业文明时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这两类认识都有缺陷。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唯物主义分析不是简单地进行二元化分析，即：是“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以自然为中心”，相反，马克思的观点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放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上，即人类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换的方式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世界的内在价值并努力保护它，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由于我们工作生活于自然之中，我们的行为必将改变自然。[79]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相结合，即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在此过程中，不能无视自然的权利，不能破坏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不能为了人类对物质资料的追求而影响到自然界的正常循环。这就要求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发展生态经济，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的物质变换，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结合。
其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充分说明，无论是在农业生产中还是在城市及工业生产中，代谢断层出现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产生的必然结果。“资本积累的逻辑，在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无情地制造了一个代谢断层，切断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这种代谢断层要求自然界的生态承受能力提高。这种代谢断层的现象不仅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方式和强度有关。”[80]因此，人类要消除生态危机，要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正常的物质变换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不仅包括工业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且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随着气候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西方国家对其生产方式进行了反思，使其国内的气候和环境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由于其消费方式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只是将其高排放、高污染及高耗能的生产尽可能地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以此世界性的生产满足其高碳排放的消费。气候和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全球性的问题，因此，这种转移生产的方法并无助于解决出现的生态危机。人类应该把地球看作自己共同的家园，在全球范围内以协商的方式共同配置环境资源。“由于不平等的能源分配以及这些能源消费上的不平等会引起的冲突，因此，能源制度很重要。”[81]由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对剩余价值的追求，那种希望各国主动节能减排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所以，各国政府要共同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能够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制度，并以此来规范和约束各国的生产行为。
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的实现，除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以外，还必须改变对生态造成破坏的消费方式。说到消费方式的改变，人们经常会说，生态的消费方式就是以步行代替开车，或者骑自行车、乘坐公交车等，诸如此类的消费方式的改变有利于碳排放的减少，有利于节约能源。但问题是消费方式的这种改变可行不可行？“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消费方式的改变不太容易实行。因为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整个城市建设，都是我们的这种生态的生活方式所不能补偿的。公共交通不普及或者在某些地方根本不存在公共交通，在这种情况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显然是不可能的。”[82]因此，消费方式向有利于生态维护的方向改变的实现，不能靠理想主义的呼吁，政府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形成既不损害人们的现有消费利益，又能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设施，使人们自愿选择有利于生态维护的消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