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赣闽粤毗邻区的地理及人群

第一节　赣闽粤毗邻区的地理

一　地理与生态

赣闽粤毗邻区是指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地区，它们构成一个独特的区域整体。明代以来，这一交界区除了因军事上的应急而设立南赣巡抚，曾统辖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潮州、惠州、南雄、韶州及湖广郴州地方外[1]，但不曾有过真正长期的行政设置。这一地区总体上以山地、丘陵为主，群山林立，河流众多，其间往往以山地为分界线和分水岭，但因区域经济、文化传统及自然地理等众多因素，使赣闽粤毗邻区成为一个地域整体。其具体是指赣南、闽西及闽西南、粤东粤北。在历史上，这些地区在行政上各有区分与变化，具体见表2－1。

赣闽粤毗邻区山脉众多，横亘其间。赣南西境是险峻的罗霄山脉的诸广山，也是湘赣的天然屏障，北面则为相对低矮的雩山山脉。赣闽粤毗邻区正当南岭山脉要冲，南岭山脉自贵州向南横亘，下至湘赣粤交界处，构成五岭山脉与九连山山脉，它们盘亘于赣粤之间，形成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位于南雄北境的是五岭山脉的大庾岭，又名梅岭，号称为“岭外第一关”[2]，而九连山则起于和平北境，绵亘广阔，东连龙川、河源，南连博罗、增城、龙门、从化，西连翁源、乳源，北连江西龙南，峰峦巍峻，地势高阻。而由闽西境内的博平岭延伸而来的阴那山—连花山山系，自东北向西南蜿蜒，沿梅州市的大埔、梅县、丰顺、兴宁和五华等县，穿越了揭阳市的县境，经过惠州向西南延伸。它是粤东北的一条天然地理界线，在它的东南侧，是潮汕平原;在它的西北面，则是粤东北的山地和岭谷地带。在阴那山—莲花山山系以西，则是罗浮山山系，该山系沿东北西南走向，经过梅州市境的平远、兴宁二县，向西进入河源市的龙川、河源等县，一直延伸到惠州市博罗县境内，在其西南则是九连山。[3]在赣南与闽西之间，横亘着南国著名大山——武夷山脉，山势雄伟，武夷山脉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逶迤于闽赣边界地区，成为长江水系与闽江、韩江(闽西境内为汀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江西与福建的分界线。武夷山脉的南段，从福建省长汀县、宁化县和江西省石城县交界处的鸡公岽开始，向西南方向延伸，大致止于粤赣两省交界处的分水凹。主要分支有松毛岭、梁野山，分别蜿蜒于长汀、连城、上杭、武平四个县境内。汀江干流以西的山岭，大部分由武夷山南段山脉伸展而来，如松毛岭，起于长汀、连城交界地，止于上杭县内的紫金山，汀江干流以东，文川溪—旧县河以西山岭，均由松毛岭延伸而来。在连城县东部、上杭县东北部和中部、龙岩市北部、漳平县北部，则是东北—西南走向的玳瑁山，而同样走向的采眉岭则分布在龙岩市中部和龙岩、上杭县交界处，逶迤到上杭、永定两县交界处。在闽西南，则有博平岭蜿蜒于漳平县南部、龙岩市东南部、永定县东南部与漳州市的华安、南靖、平和县交界区，以中低山为主。博平岭对福建省南亚热带、中亚热带的气候分异有明显影响，是构成闽西与闽南的地理分界线。[4]

正因为这一交界区群山连绵，许多大小河流由此发源。在赣南，除寻乌、定南属珠江流域外，均属赣江水系。赣江由章、贡二水汇合而成。贡水为赣江正流，发源于赣闽交界武夷山的黄竹岭，沿途接纳湘水、濂水、梅江、平江、桃江等支流汇入;章水发源于聂都山，由池江与上犹江汇合而成。章、贡两水至赣州城北汇合，始称赣江，是赣州最大的河流。[5]闽西及闽西南河流主要属于汀江、九龙江水系。汀江发源于武夷山南段东南侧的宁化县境内，流经长汀、武平、上杭、永定，在永定县峰市乡出境进入广东省，至大埔县三河坝与梅江汇合后称韩江。九龙江有两个源头，即雁石溪与万安溪的发源地。两溪在龙岩市境内汇合后，始称九龙江。经龙岩、漳平，进入华安。[6]粤东北境内的河流，主要分属珠江、韩江两大水系。珠江发源于赣南的寻乌，向西南流经粤东北境内的龙川、河源、紫金、惠阳、博罗，至东莞的石龙镇进入珠江三角洲。韩江则是由汀江和梅江于大埔汇合后始称韩江，其支流众多。[7]

赣闽粤毗邻区因山体相连，水系相通，加之区域经济、人群底层及文化传统等因素，形成独特的地域整体。尽管历史上这一区域未曾有统一的行政建置，但从古来的史料可见，人们常常将它们当作一个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区域进行描写。如明代就有记载:“福建汀、漳二府所属地方与广东潮州、江西赣州唇齿相接，山势险阻，树林蓊密。”[8]而明代兵部尚书王琼更认为居于这一区域的居民都与汉人不同，是“猺獞”(为保证史料的完整性与原始性，对于书中引文中出现的污化用语，均尽量保持原文书写，特注明。)，其记载如下:“江西之南赣，福建之汀漳，广东之韶州，湖广之郴桂，其间深山大谷，绵亘数千余里，猺獞居焉。”[9]在这些大山之间，星散分布着大小不等的盆地，而且各地之间亦有多条相通的孔道。如清代蓝鼎元就有详细记载:

自江西入闽，一由河口逾崇安，过武夷山，下泛建阳，会于建宁;一由五虎杉关逾光泽，下邵武，过顺昌，会于延平;一由瑞金逾汀州，泛清流，下九龙滩，如高屋建瓴，从山巅跌船下幽谷，奇险甲于天下;其欲避九龙滩则走将乐，与建、邵二溪相类，皆会延平，由汀州陆路至漳州必经上杭、永定，岭高径危，与福宁道上相仿佛。[10]

由闽入粤以分水关为要害，由赣入潮，以平远八尺为要害，皆坦夷周道，戎马所经;由汀入潮以大埔、石上为要害，溪险滩高，舟行石阻，贩夫之所往来也，若邓艾入蜀，则此途已为康庄;而上杭亦有山径可达程乡，武平分水凹可达平远，未可以羊肠而忽之;自惠州长乐而来则畲坑为门户;自海丰而来则葵潭为门户。[11]

正是这种万山盘结，却又孔道相通，使这一区域在动荡时期人群出入，无法控制，而这些潜入深山的人常常被认为是亡命之徒或是逃避赋役的不良之民，如《平闽纪》记载的康熙十九年( 1680)十一月十八日《檄行汀州等营》中说道:“照得汀州、漳浦、云霄、诏安往西一带，皆深山邃谷，夙为宵小亡命藏匿之薮。”[12]而更多的时候，这些人常常被称为“盗”、“贼”，这一区域也因此被称为“盗区”。如宁化李世雄言:

考舆图，惠、潮之间，有铜鼓嶂、九连山，其中延袤数百里，小径穿插数十条，可以透汀之上杭、武平，可以透江之赣州、南安，可以达吉安及湖广之郴、衡，若南雄、惠州则其附近出没之处，而潮州则其巢窟也。官兵每不得其要领，故终不能大创之。虔抚之设，兼辖四省，上杭兵道，敕赐旗牌，乃偷安养寇，糜烂其民。如戊辰虔抚洪瞻祖提兵亲莅吾汀，未尝见一贼，而取各邑出征路费以班师。辛未之陆问礼受朝廷面谕，来督南赣，而庸庸莫展半筹，巡道顾元镜至以令箭取酒，尤可笑也。[13]

在此，李世雄指出了赣闽粤毗邻区的地势相倚，故而尽管明代有南赣巡抚之设，却也难见成效。同样，在乾隆《嘉应州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其具体如下:

(嘉应)险隘要地载诸旧志者:东则有溪，南都界溪，循溪而入，地曰“上井”，程乡、上杭界，屡为盗贼逃逋藏聚之薮。路通闽汀，货贩不绝，行者有戒心。南则有万安、三图、马头山、八郎庙(今割附丰顺)等处，路通三阳、兴长、程乡所必由。时有藏聚剽黥之害。西则有平远、腰古、丹竹楼等处，路通长宁、安远，奸宄出没，与傜僮等，王阳明剿服始归化焉。北则有镇平、石窟、员子山、铁山嶂等处，路通汀赣，寇出江闽，潜侵邻县，皆于此啸聚。樟坑一处，其近程之盗薮也，举步则入程界之石峰迳矣。[14]

除以上记载外，诸如此类的大小隘口还有不少，赣闽粤毗邻区被不断指责为“盗区”，这与明代这一区域动乱有极大关系，致使这一区域“盗区”印象的深化[15]，而致使出现这一印象的，与居于该地的人群自然有关，但与人们对这一区域的地理认识也有极大关系，而人们观念中对赣闽粤毗邻区的意象亦大大影响了人们对这一区域的认识。

二　瘴气的隐喻:观念中的赣闽粤毗邻区

瘴，又称瘴气、瘴疠、烟瘴等，由此引申的词则是瘴病。这些词频繁出现于中国古代文献。关于瘴气的研究，成果较多。学者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阐述各自的观点，有些学者侧重于从病理学角度探讨瘴到底是什么[16]，而其他人则较多地从历史地理学角度阐释，关注中国瘴气与瘴病的分布与变迁[17]，此外就是从文化史角度，如左鹏认为，文献中所谓的瘴之轻重反映的其实是中原文化涵化程度的深浅，是文化变迁导致人们对瘴的意象的改变。而张文则从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探讨瘴气与瘴病。他认为，所谓的瘴气与瘴病，不过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对于南方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的“形象模塑”，它更多的是文化概念而非疾病概念。[18]但他未对这一观点作正面发挥，而是通过探讨瘴气说产生发展，认为瘴气概念总体上是逐渐泛化的，瘴区的范围总体上是呈现扩大趋势的。由此反证，瘴气说其实是人们对远方异族认识增加又认识不清的话语表达。而本节正是对在地理上处于帝国边陲，而文化上又被认为五方杂处的赣闽粤毗邻区的瘴气的探讨，其中尤其以开发较早的赣南为典型进行论述，认为传统文人的环境宿命论及作为制度的烟瘴强化了人们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而对烟瘴的表述正是这种偏见的反映。

(一)环境宿命论

环境宿命论一词源于英国学者冯客( Frank Diktter)对近代中国种族观念的研究，意指气候与环境对人的精神方面的塑造，人之所以被指为野蛮，是指他们在气候与环境方面比汉人缺少便利。冯客认为，阴阳家也许是对外来人加以非人化的环境宿命论的源头。他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本于阴和阳，阴是一种消极的物质，与地相连，它代表雌性、阴暗、寒冷、潮湿和静止。而阳是一种积极的物质，与天相连，它代表雄性、能动、温暖和光明。[19]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一直影响传统文人对事物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生来就禀着阴阳之气，这种阴阳之气不能偏驳，它甚至影响到人们的德行，如明代李东阳在其《赣州府复修长沙营记》中就说:

人之生也，均禀阴阳之气，而或不能无偏。其偏驳之尤甚者，冥顽暴悍，干纪乱常，往往终其身而不变。然仁人在上，自不忍以其难化而遽绝之，是故柔之以德，震之以威，曲为之防，而豫为之制，并生一念有不能一日忘者。斯诚御世之宏规，长人之达道也。眷兹南服，若赣、若惠、若潮、若汀、漳诸郡，衣冠文物与中州等，惟是万山蟠结，溪峒深阻，其风气郁而不畅，故其人所禀，颇多顽悍之质。[20]

人的性情是与山水相连的，什么样的山水决定了什么样的性情。一般都认为“近山者刚而直，近水者清而婉”[21]，山水代表了阴阳两极，直接影响人们的精神面貌，这一观念在传统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如明嘉靖年间所修的《汀州府志》就认为武平“山峻地僻，俗梗民强”，而永定也是“山高水缺，土爽地腴，民性质直，气习劲毅”，但清流就不同了，它“山水锦绣，人物颇清”[22]，而宁洋则被认为“山峻水激，人性峭直”。[23]

由阴阳衍生出五行，因此，人的性情也与五行相对，有五常之性。明嘉靖年间所修的《漳平县志》就说:

民亟五常之性，刚柔缓急，音声不同，实惟系水土之风气。……至如乡落气候不齐，永福则寒胜于热，彭庐则寒暑不分，此以山势高下隔越而地气因之，其人之气亦以土而异。居仁性浮近便利，和睦性鲠近迟重，永福气烈近剽疾，感化气怗近率易。[24]

“人之气”即指人的精神面貌，与水土相连。要不是因为这些因素，人人皆可变成一样，但山水系乎天定，所以只能顺其自然。受环境的影响，生于其中的人也在所难免。如乾隆《澄海县志》就说:

山气多男，泽气多女，石气多力，木气多伛，风土所囿，生其地者，或不免焉。岭海阴少阳多，四时之气辟多于阖，其人踈理，其性能暑，繇来旧矣。澄在省会极东，界府属南境，尽于此，风土不特与中华绝异，即较之江淮以南亦甚悬殊，昌黎云:穷冬或携扇，盛暑或重裘。观此诗可以略觇其概矣。[25]

山、水、石、木皆对应于人的性情。澄海在广州之东，广东历来被视为南方悬远之处，更何况在广州之极东，“风土不特与中华绝异”，与江淮以南也相差很远。

综观环境宿命论的理论，其立论是环境对人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个看似以地理说人文的论断，事实上反映的却是人文的地理表达，也是当时知识精英对地理空间认识的一种普遍的表达模式。这其实是知识分子对这些地方已有刻板印象之后，寻找地理因素来解释他们的想法。但吊诡的是，同样的山水，越发展到后来，居于其地的人却被说成“风声习气颇类中州”云云，山水不再成为他们精神的决定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是文化让他们“与中原无异”。因此说，环境宿命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基于文化等级的视野，而非地理决定论的论调。

(二)作为制度的烟瘴

使古人对瘴气印象深刻的不只是瘴气本身。国家制度层面的强调更使烟瘴有了一层刑罚味道。首先，它就是一种刑罚，称为军流刑，又称充军。作为刑罚手段，它源自古老的军流刑。军流刑雏形古已有之，但到明代统治时期，军流刑作为主要刑种之一，正式列入刑罚体系。[26]明代的军流刑分为十种，而清代的军流刑只有五种。它们分别是:附近、边卫、边远、极边及烟瘴，像极边、烟瘴等名皆沿用明代称谓。《大清会典》对此作了详细的规定:“凡编发罪人充军，充附近军者发二千里，边卫发二千五百里，边远发三千里，极边发四千里。应发烟瘴者，道里如极边之数，各就本犯原籍府属以定远近。”[27]由此可见，这五个等级分别对应一定的距离。烟瘴是军流刑中最重的刑罚，其发配的距离与极边一样，但发配之处则要看犯人所在地而定。

明清史料见得最多的烟瘴流放点是两广、云南、贵州，福建及江西南部也很常见。如明代《大明令》就规定:“凡官吏犯赃至流罪者，不问江南江北，并发两广福建府，分及龙南、安远、汀州、漳州烟瘴地面安置。”[28]

回顾历史，明代军流刑被列入刑罚系统之前，赣闽粤毗邻区就已经闻名于世，长久以来人们就把此处视为烟瘴之区，中原汉人至此，多有不测。历史上就有许多名人被贬到这一地区。元代的刘鄂曾有诗曰:“古人号瘴乡，於以待贬迁。”[29]明代叶权就说:“岭南昔号瘴乡，非流人逐客不至。”[30]明代王临亨也说:“岭南瘴厉，唐宋以来皆为迁人所居。至宋之季，贤士大夫投鼠兹土者，更未易指数。然宋季待贤士如仇，待人如囚，虽曰安置，去囹圄不远。”[31]著名的如韩愈被贬于潮州，后人为纪念他，至今有韩江、韩山等名。而苏轼则贬到惠州，其弟苏辙为其写的墓志铭中就写道“瘴疠所侵，蛮蜑所侮”。[32]而白居易在被贬至浔阳(即今九江)时，其友人又被贬至虔州(今赣州)，在送别友人之际，白氏对酒惆怅:“南迁更何处，此地已天涯。”[33]对于白居易而言，浔阳就已经够远的了，更何况虔州。故而，古人一说起这里，便不寒而栗。加上许多被贬之人又丧命于此，此地便成为死亡的代名词了。如宋代陈刚中因故得罪秦桧，“桧大怒，送刚中吏部差，知赣州安远县。赣有十二邑，安远滨岭，地恶瘴深。谚曰:龙南、安远，一去不转。言必死也，刚中果死”。[34]正是这种对瘴乡认识的阴影笼罩，那些未曾来过该地的官员皆畏惧此地，不愿来此就职。如《泊宅编》中就说:“虔州龙南、安远二县有瘴，朝廷为立赏添俸甚优，而邑官常缺不补。它官以职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则至界上移文索案牍行遣而已。”[35]龙南与安远皆为赣南地方，也是闻名的瘴乡，赣南开发后很长时间，人们还是沿袭这一观念。

除了地理上远离中央，国家制度层面的军流刑更使汉人精英确信这是一个国家边陲。发配边陲意味着失意与郁闷，但与此同时，边陲也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在明初时国家就对在瘴区为官与在无瘴疠地区为官的升迁作了规定:“凡远方官考满。洪武十六年( 1383)奏准两广所属有司官，地有瘴疠者，俱以三年升调，虽系两广而无瘴疠者，仍以九年为满。福建汀、漳二府，湖广郴州，江西龙南、安远二县，地亦瘴疠，一体三年升调。”[36]在有瘴疠之处为官，三年便可以升调，而在无瘴疠之处则要九年才考满，整整相差六年，这一时间悬殊让人一看便知其中的差别。在此规定不以省份为限，而是考察实际的烟瘴地域，如福建的汀、漳二府，湖广郴州，江西之龙南、安远皆是瘴疠之地。另一则关于明代官职升迁的史料也表达了类似意愿，只是时间没有这么悬殊。“(己未洪武十二年正月) ( 1379)丁亥，儋州仓副使李德言:天下有司，例满九年，而两广瘴疠，乞减一，考从之。于是虽两广非瘴厉者仍九年，汀、漳、郴、赣、龙南、安远亦瘴疠，通叙。”[37]与上一则史料一样，谈迁记录的这则史料也表明，正常官员都是九年为考满之期，而处于烟瘴之区者则可视情况有所优免。清朝雍正皇帝虽未明确规定，在烟瘴之区为官升调的具体年限，但也明确表示要比内地更快:“朕思边省地方，盖因烟瘴难居，或苗蛮顽桀，官斯土者，与内地不同，是以边俸较腹俸之升迁为速耳。……其地居极远，瘴疠未除者，在任官员若照内地升迁，诚为偏抑。”[38]烟瘴之区为官者应比内地升迁更快，否则是为压制人才了。非但国家的官员如此，小吏走卒也有优免。如早在宋神宗熙宁九年( 1076)，“前提点福建路刑狱李景亮言:‘福建路自泉至漳州、汀州，皆涉瘴烟，马递铺卒三年一易，死亡大半，亦有全家死者，深可伤悯。乞自今瘴烟地马递铺卒，一年一替。’从之。”[39]由此可见，马递铺卒一般三年一易，在烟瘴之地则可一年一换。

对于国家制度来说，对烟瘴地区作出如此繁复的规定本身就说明瘴疠在国家的影响。而军流刑的执行更丰富了中原汉人的想象，并加重了他们对瘴疠的恐惧。人们反复强调瘴疠，在这些言说中，瘴疠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环境与气候，而变成具有强烈地域差异与族群界线的意味。

(三)瘴气的隐喻

瘴气首先与地域连在一起。据龚胜生等的研究，2000年以来，中国瘴气有向南移的趋势，但总体变化不是特别大。瘴气流行严重区为云南与广西;流行区是贵州和广东，零散分布区则为湖广、四川、江西、福建、西北、台湾等地。[40]无疑，东南与西南被认为瘴气泛滥之地。宋代的周去非甚至用大法场、小法场比喻广东之新州(今新兴县)与英州(今英德县)[41]，即言这些地方的瘴气杀人之多。

广东历来被称为瘴乡，早在唐朝魏征所修的《隋书》中就已说:“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42]修于明嘉靖十四年( 1535年)的《广东通志初稿》也说:“岭南诸州通号瘴乡，然郡邑之依山者，草茅障翳，炙气郁蒸，故为害也。”[43]广东各地方志及各种文献中，描写广东瘴气的比比皆是。福建汀漳、江西赣州等地也时时可见。宋朝王安石有诗描写福建之瘴:“闽山到漳穷，地与南越错。山川郁雾毒，瘴疠春冬作。荒茅篁竹间，蔽亏有城郭。”[44]闽之汀漳与广东接壤，也是瘴区之一。另外，赣州尤其是与闽粤相邻处也同样有瘴乡之称。明代名士杨士奇曾有一段话评论赣州:“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召，或行数日不底其舍。而岩壑深邃，瘴烟毒雾，不习而冒之，辄病而死者，常什七八。”[45]杨士奇是与赣为邻的吉安人士，相对其家乡而言，赣地远僻，人烟稀少，瘴疠毒雾，不习惯的人或病或死，十之七八。与赣为邻者都对赣地瘴气如此恐惧，何况远至中原那些不知瘴气为何物的人，经过文人学者们的一再叙说，他们对南方瘴疠的认识很多都是意象而非亲历。那些烟瘴之区也就等于蛇虫出没之地，野兽怪物光顾之所，正如明人话本中所言:“欲问世间烟瘴路，大庾梅岭苦心酸。山中大象成群走，吐气巴蛇满地攒。”[46]大庾为赣南之地，梅岭正是南入广东的重要通道，为唐代张九龄开凿。以上引文虽是话本，却因它的夸张与生动，让人不寒而栗。

地域上的远离中央使许多人将它看成天涯海角，而所居此处的人群亦常被汉人称为南蛮舌，非我族类，而烟瘴便成为极具象征性的事物，被人们一再言说。在文献中，我们见到烟瘴常常也是“蛮夷”的隐喻。明孝宗在弘治元年( 1488)起用降谪主事张吉、王纯、中书舍人丁玑、进士敖毓元、李文祥五人时，南京吏部主事储巏就上言说:“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国，必不变节辱身，今皆弃之蛮夷岭海之间，毒雾瘴气，与死为伍，情实可悯。”[47]瘴疠与蛮夷相伴，后来这五人果得起用。明代王守仁巡抚南赣，为的就是平定赣闽粤湘交界区动乱，而浰头一战，举足轻重，他本人也在平定浰头后直抒胸臆，有诗为证，“四省之寇，惟浰尤黠，拟官僭号，潜图孔亟。正徳丁丑冬，猺既殄，益机险阱毒，以虞王师，我乃休士归农”。[48]也正是这样一场战争，为后世人多次赞叹。如清朝广东和平县教谕刘世馨在读了王守仁《平浰头碑》后，就颇有感触地叹道:“旗翻花嶂蛮烟静，剑指云涯瘴气平。猺洞百年空战垒，将才一代属书生。”[49]“猺”之乱既平，蛮烟瘴气自然也就消了，反映了当时人的一种普遍的心态。

瘴气成为华夷居处之界限，也是族群认同的标志。华人居中原而“蛮夷”居烟瘴之地，如吴宗尧评价云南永昌瘴区就说:“其地多瘴，非可以华人居也。……皆瘴区也，皆夷氓也……潞故多瘴，素为夷居。”[50]这种居处与族群在心理上的界线强过现实。事实上，许多人也明白，当时所谓的瘴区很多也是汉人居住之处，但“蛮烟瘴雨”的刻板意象却并不能轻意抹去。瘴气甚至与族群道德联系在一起。嘉靖年间黄佐所修的《广东通志》引《隋书·地理志》言:

瘴疠之乡，皆由海气炎热，四时温燠，人受其风土所感，虽士大夫亦皆性情飘忽不定，党族自相嗔妬，非独夷獠也。轻悍一言尽之矣。至今土俗多好箕坐狂歌，或不着冠，犹有尉佗之风焉。海吞东南，邦临日域，富豪健斗，绳墨难持，于唐人吟咏见之，岂但隋志哉?[51]

因此认为瘴疠之区人性凶悍。从上引资料可知，非但《隋书》有此说，早在唐代就已有人说过。在传统知识分子眼中，士大夫与山野村夫是有着道德阶序的，士大夫代表国家正统文化，是高尚道德的代言人，而山野村氓只是流风弊俗的传播者与接受者。但到瘴疠之乡，虽士大夫也难免，在此，瘴气代表的不仅是环境上的差异，更多的则是道德上的评判与族群间的界限，瘴气是与“蛮夷”相伴生的。

而清除人们这种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的方法非文化莫属。与中华文化涵化的深浅成为决定这些地方在人们眼中的印象的好坏，如乾隆年间所修的《嘉应州志》就说:“前此人物稀少，林莽丛杂，时多瘴雾。今皆开辟，瘴雾全消。岭以北，人视为乐土。”[52]“开辟”一词除了经济开发之意，言外之意就是指中原文化之涵化了，是山区的开发，同时也是文化的开化。如清道光年间所修的《广东通志》在大量介绍前人对广东瘴气的描述之后，就说当时:“瘴疠惟琼南尚多，其余各郡清和咸理，氛祲已消，往籍之言，今亦不尽然矣。”[53]明清以来，广东就已得到较大开发，这是清末时对广东瘴气的描述。除海南外，其他地方已“清和咸理，氛祲已消”，以前的描述再也不适合今天的情形。另据乾隆《潮州府志》引《广东通志》可佐证:“唐宋时往往有之，今瘴烟大豁，险隘尽平，山川疏畅，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盖调燮之功巨矣。”[54]改变烟瘴之区的，经济开发、道路相通是其一，而文化上的交流与改变则是关键。评判其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则是“中州之气”，中原文化是各地的典范，故而，经过中原文化上的浸染，原先的瘴烟之区亦可成为“乐土”。

从地域上讲，赣闽粤交界区处于帝国边陲，而环境宿命论历来是古代知识精英对地理空间认识的一种普遍的表达模式。从族群上来说，赣闽粤毗邻区先有百越，后有峒畲，即便是开发之后的很长时间，还是被称为“五方杂处”之地。从文化上讲，它被认为是未完全开化之地，是“蛮夷”之风长久浸染的地方，在文化等级上明显低于中原文化。瘴气与瘴病无疑有它的病理学基础，但传统知识精英对烟瘴之区的印象更多的则是基于以中原为中心的思考模式，是受到长久以来的文化观念与国家制度的影响，是对地域险远与族群差异的表达，将地域的特征与人的道德视作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性，因此，烟瘴之说本质上代表的是对不同地域的分类模式，而不仅仅是对环境的评判，而似乎唯有文化上的进步才可能消除这一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