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研究旨趣

1.研究缘起

选取“《尚书》历史思想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直接原因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富祥先生的推荐和鼓励。就选题本身而言，《尚书》历史思想研究的价值首先在于《尚书》的独特地位和丰厚的历史思想内涵。笔者对儒家思想一直有较浓厚的兴趣，而且这一选题将硕士和博士两个学段的专业、研究方向比较好地结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尚书》研究是导师重点关注的学术领域之一，这为随时得到有力指导提供了良好条件。在博士研究生学业开始之初，笔者就逐步做了相关资料的搜集、阅读工作。

本书所使用或参考的文献材料大致分为以下几部分：

（1）《尚书》文本类，包括《尚书正义》（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由众多知名学者整理、标点而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学界采用。这个“标点本”比较方便使用，简体字横排版更是如此。出于这种考虑，拙稿选用了标点本的简体字版）、《〈尚书〉校释译论》、《白话〈尚书〉》、《尚书校注》、《〈尚书〉易解》、《〈尚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等。

（2）《尚书》研究专著，包括《尚书学史》（订补本）、《尚书综述》、《尚书思想研究》、《〈尚书〉与古史研究》（增订本）、《〈尚书〉通论》（增订本）、《〈尚书〉研究》、《〈尚书〉入门》等。

（3）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类书籍。

（4）与《尚书》有关的先秦古籍以及其他古籍。

（5）西方文化经典（如《圣经》、希罗多德《历史》等）。

（6）各类相关论文，包括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

（7）其他相关书籍，如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相关书籍。

当然，这些书籍也不可能做到“涸泽而渔”，研读、引用时也各有侧重，详略不同。

2.术语界定

曾有不少学者对“历史思想”“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等术语进行过论述，[67]在此不再赘述。需要说明，拙著中的“历史思想”，特指前人对历史的思考，凡是《尚书》对历史本身的观察、感受、议论，无论是明显表露出的观点，还是隐含在文本之中的，都在探讨之列；但不包括历史编纂学的范畴。

本书力求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是。

（1）“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力求客观、合理地探讨《尚书》历史思想的内涵和意义；

（2）比较的方法。每个事物的特点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中才能更好地显现出来，而《尚书》历史思想的独特之处也只有在和外国同类史学典籍的比较中，才能更好地展现。正如杜维运先生所说：“比较方法在历史研究上所发生的重大作用，不容否认。中西史学分头发展两千余年，有其绝相殊异处，亦有其遥相吻合处……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上，尤其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研究史学的起源以及史学原理的创获等史学史上的大问题，非自中国古代史学比较起，无法获得令人兴奋的结论。西方有些反对中西比较的学者，认为唯一可以比较的，是西方与早期的中国。中国方面已有学者初步作了中西古代史学异同的比较。中西古代史学的盛会，现在应是一个新时刻。”[68]因此，本书将尽量联系《尚书》编纂和所记载的历史时代，尽量将《尚书》与中国古代典籍作比较、与外国典籍作比较，并力求得出新见解。

3.基本思路和内容要点

鉴于《尚书》历史思想研究的实际，本书的基本写作程序可以概括为：（1）结合文本本身反映的时代和《尚书》编纂所涉及的背景，深入钻研文本；（2）尽力还原历史事实，正确挖掘思想内涵；（3）尽量进行中西比较，彰显思想特点；（4）联系当今时代，突出经典的永恒价值并探讨其局限性；（5）探求产生原因。

任何研究都必然以某种理论体系为指导，本书也不例外。本书既注意从《尚书》本文出发抽绎出其历史思想，又注意从历史思想、历史哲学[69]的有关范畴作为切入点对《尚书》历史思想进行研究。为了研究和结构安排的需要，将《尚书》历史思想本身的特点与历史思想基本理论框架相结合，既照顾到《尚书》历史思想的本身特点，又在每一章有所侧重。

本书的中心观点是：《尚书》是中国王官文化、史官制度的产物，是古代政治典籍和史籍的滥觞。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原生文化的特质，其历史思想是中国农业文化背景下，带有鲜明实用理性主义[70]色彩的“王道”[71]史观。“实用理性主义”和“王道”思想是《尚书》历史思想最突出的特征。

本书要点是：与先秦时代大潮相适应，《尚书》历史思想本身就经历了“神本”色彩渐淡、“人本”意味日重的过程。它以中国古代典型农业文化和宗法制度为背景，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实用理性主义和“大一统”思想色彩。在历史天人观念上：它主张“天意”反映于“人心”，“人”在历史中最终起决定作用，历史并非“神”创，所有的“人”都是历史的主体；在历史变动观念上：《尚书》不设计历史“乌托邦”，不重玄想，而是从实用理性主义出发看待历史变动，既承认历史变动的必然，又肯定往昔淳厚、古朴的境界；在历史功用思想上：“殷鉴”思想、“忧患”意识和“先王”观念三者实为一体，均可视为历史思想范畴。从《尚书》编纂看，其“四代”观念突出表现了华夏历史意识和“大一统”政治观。其基本历史思想都体现了“王道”史观和实用理性主义色彩。

本书的具体思路是：第一章首先以“先秦”为视阈，探讨《尚书》与先秦文化尤其是历史思想的关系，以求合乎孟子“知人论世”之旨；第二章是从《尚书》编纂体例和用语入手，探讨华夏历史意识与“大一统”政治观；第三至五章分别从历史天人观念、历史变动、历史功用思想等方面，从内容上探讨其历史思想；第六章探讨《尚书》其他历史思想，包括家族历史思想、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历史审美思想；第七章讨论《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

4.其他

许冠三先生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曾论及治史的几种不同境界，[72]虽然包括笔者在内的每位学者自然都向往“上焉者”，但限于水平，本书必然不乏甚至多有许先生所言“等而下之”甚至“最糟者”之弊病。中国目前“正在寻求自我的本土史学”[73]的时代潮流，呼唤着每一位有志者为之尽力。进行《尚书》历史思想研究，需要具备史学理论、《尚书》学、古典文献学和训诂学等多方面知识修养，要具备这些条件谈何容易，尤其对笔者而言，更是几乎不可能达到。因而，受限于个人能力、学术基础以及时间等因素，本书最有可能在以下方面存在着不足：

首先，《尚书》是中国最古老和非常难懂的典籍，如何正确理解《尚书》文本是难点。经过历代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在解读和训诂《尚书》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王国维先生也自称只读懂不过十之五六，[74]至于才疏学浅的笔者，更是难免强作解人，甚或诠释错误。

其次，由于学力、时间等方面的限制，笔者对有关《尚书》历史思想的各种材料不可能做到涸泽而渔，尤其是浩如烟海的古代史料，可能是挂一漏万；而且，虽然笔者试图在新的学术视野下、用比较方法对《尚书》历史思想作出正确的解读，但由于受限于理论水平和学术功底，只能是从较小范围、较浅层次进行比较研究。

再次，跨学科研究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提出相当高的要求，而笔者在这方面能力极为欠缺，相关基础极为薄弱，极有可能出现生硬比附、“削足适履”的情形。

还有，本书以历史思想的几个思想范畴（历史天人观念、历史变动观念、历史功用思想）为主线，同时结合《尚书》本身历史思想的表现，来安排拙著结构。这样一方面使得我们在理论体系上有所依傍，使研究思路和文章结构更清晰、严谨；但另一方面又可能产生用材料去硬套理论的缺陷，显得缺少问题意识。

本书所探讨的题目对笔者而言，实在有不自量力之感，学术界亦必有此叹；然驽马已经上路，无法再回头，索性只有硬着头皮拉车到底，已不能再考虑拉到何处。对资质极为驽钝、学术基础非常薄弱的笔者而言，能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稍微向前迈进一步，哪怕是极微小的一步，也需要付出艰辛和努力；即使如此，水平和时间却注定了本书仍必然存在诸多不足和错误。敬请各位方家、读者谅解并指正！对您的宽容和指教，笔者想预先说一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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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鼐先生说：“我以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中国虽然并不是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参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2]张富祥：《〈尚书〉概说》，载郑杰文、傅永军主编《经学十二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4页。

[3]“今文”和“古文”，是指文字书写系统的不同。下文有较为详细的解释。

[4]刘起先生说：“《尚书》篇数原来很多，达数千篇，后来损失了很多，到春秋战国时剩下不过百来篇，则这是合于事实的。”参见刘起《〈尚书〉源流及传本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5]刘起刘起：《尚书学史》（订补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6]刘起先生曾经按“今文二十八篇”“古文十六篇”“书序中余篇被引者”“先秦逸书逸篇”“引书、某书、某句、逸句”五类统计过引用情况，然后再合出总数，甚为详尽。其中，儒家中仅《孟子》就引用38次，《荀子》22次；《墨子》达47次；以文籍论，《左传》达86次之多，《礼记》亦达43次。参见刘起《尚书学史》（订补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66页。另，陈梦家先生也曾经作过统计，但不如刘先生所采文籍全面。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37页。

[7]因其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体文字即“今文”写成，故称“今文《尚书》”；相对“今文”而言的书体“古文”，则各学者说法有差异，刘起先生认为“是指秦统一为小篆以前的大篆籀文和六国使用的文字”（参见刘起《尚书学史》（订补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5页）。“今文”“古文”实即书写文字体系之差异。

[8]刘起：《尚书学史》（订补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页。

[9]以上所述《尚书》源流，主要参考了以下论著：周秉钧：《白话尚书》，岳麓书社1990年版，前言第1—3页；张富祥：《〈尚书〉概说》，载郑杰文、傅永军主编《经学十二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9—103页；刘起：《〈尚书〉源流及传本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5页；张富祥：《古文〈尚书〉辨伪方法异议》，载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籍文献研究所编《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355—373页。拙作关于《尚书》的源流等问题（尤其是一些常识性问题），多综合采用以上论著的观点；至于一些需要辨明的观点，则尽量择善而从，但限于水平，未必妥当。

[10]张富祥：《古文〈尚书〉辨伪方法异议》，载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籍文献研究所编《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355页。

[11]张富祥：《〈尚书〉概说》，载郑杰文、傅永军主编《经学十二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8页。

[12]比如，今文经学逐渐变异为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今文经学经师队伍的某些腐败现象，经书解释的繁冗和今文经学中的谶纬迷信色彩，等等。

[13]以上所述今古文之争，主要参考以下论著：张富祥：《〈尚书〉概说》，载郑杰文、傅永军主编《经学十二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8页；刘起：《尚书学史》（订补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4、137—156页。

[14]所谓“虞、夏同科，虽虞事亦连夏”，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简体字版），第20页。由于拙著引用《尚书正义》的次数繁多，故以下凡引自《尚书正义》的文字，均简注为“《尚书正义》”及其页数，而不再一一详细注明责任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

[15]张富祥：《〈尚书〉概说》，载郑杰文、傅永军主编《经学十二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3页。

[16]顾颉刚等：《古史辨》（第1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172页。

[17]刘起：《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73、185、419页。

[18]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134页。

[19]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0]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页。

[21]除了上引各家说法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今本“今文《尚书》”的可信性表示认可，比如，叶林生先生言：“《尚书·周书》多数是西周文献。《商书》部分也应视为西周文献……《商书》反映了西周时的观念应无问题，与《周书》一样，都是我们应当依靠的基础文献。”（请参见叶林生《古帝传说与华夏文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丁山先生对虞书的史料价值亦予以充分肯定，说它们“确为国家保存若干古来传说的故闻佚事”，认为可以凭借它们追寻我国民族文化的渊源。（参见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页）姜建设先生也说：不管是战国时代拟作的还是完全属于战国时代的，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口耳相传的传播过程，都有一定的来头，并非战国诸子的向壁虚构”。（参见姜建设（注说）《尚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22]参见刘起《尚书学史》（订补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9—284页。

[23]同上书，第324—332、346—347页。

[24]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惠栋：《古文〈尚书〉考》，清乾隆五十七年宋廷弼刻本。关于阎氏、惠氏等人的《尚书》辨伪情况概述可参考：刘起：《尚书学史》（订补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7—359页。

[25]参见刘起《尚书学史》（订补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9—514页。

[26]同上书，第332—333、362—370页。

[27]参见张荫麟《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燕京学报》1929年第5期。

[28]参见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载顾颉刚等《古史辨》（第二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20页。

[29]杨善群先生的相关论文主要有：《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论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4期；《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

[30]张岩先生的主要相关论著、论文有：《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年版；《阎若璩〈疏证〉伪证考——清代考据学存在多大问题的一次检验》，见“史学评论网”，网址：http://tbn.blogbus.com/logs/1042926.html；《〈尚书〉疑案》，“爱思想”网站，网址：http:// www.aisixiang.com/data/15622.html。

[31]请参见：杨善群：《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年版，“序言”第6—8页；正文第248—312页；附录（第314—379页）。

[32]《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二）已经出版（见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西书局2010年、2011年版）。限于条件，笔者没能看到此书，只看到一些关于“清华简”的论文，主要有：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6期；李学勤：《清华简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刘国忠：《清华简的入藏及其重要价值》，《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封二、封三。

[33]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周秉钧审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5—6页；在该书“前言”第6页明确说：“我们认为‘晚书’主要是《尚书》的辑佚，它补充、丰富了《尚书》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34]张富祥：《古文〈尚书〉辨伪方法异议》，载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籍文献研究所编《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355页。

[35]吴怀祺、林晓平：《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先秦卷》，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117页。

[36]夏祖恩先生有《〈尚书〉创建哪些重要史观》一文（详见《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6年第3期），但是，此文是从“史观”角度立论，因此，无论就字面还是实际内涵而言，都与本书的选题有差异。而且，本书只是列出了作者所认为的《尚书》“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并没有进行深入论述。

[37]这是从理论上讲，因为《尚书》的具体成书时间难以断定。

[38]《论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参见（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简体字版），第91页。

[39]（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简体字版），第23—24页。

[4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简体字版），第1368页。

[41]（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简体字版），第176页。

[42]同上书，第125页。

[43]同上书，第347页。

[44]“忧患”意识也可以视为《尚书》历史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理由详见本书第五章。

[45]《墨子》中有：“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参见（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7页。

[46]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47]同上书，第9页。

[48]顾颉刚等：《古史辨》（第1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75—76页。

[49]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

[50]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刘起《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顾颉刚、刘起《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刘起《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版。

[51]扬州大学文学院网站，2010年6月25日，http://wxy.yzu.edu.cn/art/2010/6/25/art_ 2589_ 67952.html，标题：《“首届国际〈尚书〉学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52]当然不排除是由于不完全列举而使得“《尚书》历史思想研究”被省略；或是“《尚书》历史思想研究”被隐含在其他课题中。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第一部史书和最重要的经典之一的《尚书》，其历史思想在首届国际《尚书》学学术研讨会上没有被列入重要议题，恐怕是导致出现这种表述方式的重要因素。

[53]王学典先生曾指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演化大势是由历史理论逐渐向史学理论过渡……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地位在近年颠倒了过来，历史理论研究反而又成了一个薄弱环节。”这也是我们选择《尚书》历史思想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参见王学典《“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54]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5]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4页。

[56]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4、136页。

[57]吴怀祺、林晓平：《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先秦卷》，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27—230页。

[58]游唤民：《〈尚书〉法先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船山学刊》2001年第4期。

[59]吴怀祺、林晓平：《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先秦卷》，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27—233页。

[60]张富祥：《〈尚书〉概说》，载郑杰文、傅永军主编《经学十二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8—120页。

[61]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307页；刘家和：《从“三代”反思看历史意识的觉醒》，《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

[62]张富祥：《〈尚书〉概说》，载郑杰文、傅永军主编《经学十二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5—117页。

[63]易宁：《中国古代历史认同观念的滥觞——〈尚书·周书〉的历史思维》，《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64]吴怀祺、林晓平：《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先秦卷》，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26—227页。顺便说明：这里吴先生所言的“史学思想”包含本书要说的“历史思想”在内。关于“史学思想”“历史思想”等几组概念，在下文“概念界定”中将谈及。

[65]本书所说的《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

[66]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后记”第469页。

[67]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4、71页；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蒋大椿、陈启能《史学理论大辞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

[68]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6—7页。

[69]关于“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历史思想）的关系，何兆武、陈启能先生曾有论述：“在西方史学史上，很少运用‘史学理论’这个术语，而是通用‘历史哲学’的名称。大体说来，‘历史哲学’既对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以阐明历史过程的变化发展及其规律；又探讨历史知识的性质，研究历史学家在探索和思考史料过程中所使用的程序和范畴。因此，从研究对象和内容上来说，‘历史哲学’既包括历史理论，又包含（狭义的）史学理论，和广义的史学理论十分相似。”参见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70]所谓“实用理性主义”，李泽厚先生曾经数次提到过，其中在《漫谈西体中用》中谈得最集中：“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种既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一般认为，李泽厚先生是把“实用理性主义”“课题化”的第一位学者。参见曾宇航《“实用理性”思想研究述评》，《学理论》2010年第22期。

[71]“王道”和“霸道”是中国古代学术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有学者对于“王道”和与之相对的“霸道”进行过解释：“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王道，意即君主以所谓仁义治天下的政策；霸道，意即凭借武力、刑法、权术、威势等进行统治的政策。”参见朱通华《试论王道、霸道与正道》，《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王道”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参见《尚书正义》，第311页。

[72]许先生说：“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上焉者，是追求并建构放诸四海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中焉者，是利用中国历史材料去阐发或笺注来自西方的所谓‘普遍规律’；等而下之的，便是援引精粗不等、真假参错的‘普遍规律’来解喻中国古今社会的演化与变革。用之失当，必然流于任意剪裁中国历史实情，以屈就抽象的公式、教条或个别论断，最糟的，是‘以论代史’。”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自序”第3页。

[73]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547页。

[74]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