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有关政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参与都是核心的概念”[8]。西方政治学家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就以较大的热情投入对以公民投票竞选活动为中心的政治参与行为研究中，形成了一批经典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注政治参与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特别是随着中共中央“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主张的提出，政治参与也迅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开始出现，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通信工具，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活动，互联网不仅以其强大的通信功能，为人们在线下政治参与方式之外提供了一条新的参与渠道，从而直接丰富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方式，而且也通过改变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所需要的政治资源、政治动机和政治动员状况，从而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使得国内外学者也将研究的重点转到探究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具体影响方面，产生了一批初步的研究成果。

（一）国内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现状

政治参与是互联网影响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内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政治参与的概念和特征、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和途径、网络政治参与兴起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条件、网络政治参与的社会效应、网络政治参与面临的问题和构建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策略，以及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势等六个方面。

1.网络政治参与的概念和特征

基本概念的明晰是研究者进行科学判断和得出合理推论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概念，李斌将网络政治参与和线下的政治参与作了区别，他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参与主体利用互联网作为信息交流的平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的活动。[9]刘文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参与主体通过互联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定和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10]在此基础上，赵春丽进一步指出，网络政治参与是指现代公民以虚拟的网民身份或者以网络社区的形式，发表政治主张和政治意愿，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监督行政管理的活动，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定和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参政行为。[11]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角度概括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其表述方式多种多样，但实质内容大体相同。大多数学者认为，与传统的政治参与相比，网络政治参与具有直接性、开放性、平等性、隐蔽性、互动性、便捷性等特征。[12]

2.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和途径

从政治参与的方式来看，网络的发展拓宽了公民参政的渠道。罗迪把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利用网络获取、了解政治信息；第二，利用网络表达政治意见、诉求，讨论现实政治议题；第三，利用网络渠道取得与政治领导人、政府机构的对话机会；第四，利用网络发起现实的政治运动。[13]刘远柱指出，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有四个方面：通过网络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通过各大网站的政治性论坛，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通过网络对重大问题迅速形成舆论，实施网络舆论监督；通过网络与政府官员进行在线交流。[14]

3.网络政治参与兴起与发展的原因

早期研究网络政治参与成因的学者习惯于从技术层面分析这一问题，从网络技术对政治参与的推动作用这一角度来研究网络政治参与的兴起。黄永炎指出，21世纪网络技术对中国政治参与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网络技术能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第二，网络技术能提高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第三，网络技术能保证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15]而后期研究网络政治参与产生原因的学者则侧重于从利益角度解释这一问题。唐亚林认为，网络政治活动就是人们围绕着利益和公意的表达、博弈、决策与分配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网络政治空间的生成动力，来自现实政治生活中网民对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的追求，来自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16]

4.网络政治参与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刘文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网络政治参与将促使政府管理发生深刻变化；网络政治参与会塑造出全新的政治文化；网络政治参与可推动政治社会化。从民主价值的角度，网络政治参与削弱了信息集权控制的能力，增加了政治参与的手段和途径，凸显了少数派的权利，具有正向民主化价值。[17]郭小安认为，从网络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看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三点：第一，网络政治参与为公民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新渠道，可以弥补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参与渠道狭窄的不足；第二，网络政治参与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个了解舆论、调控舆论的有效平台；第三，在网络政治参与活动中，政府若能与参与者形成良性互动，就能将政治冲突化解在网络范围内，避免虚拟恶性向现实恶性转化。[18]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盛馨莲指出，网络公民参与的消极影响主要包括五点：一是公民参与的机会不均等导致社会分层，产生“数字鸿沟”；二是盲目推行电子政务，导致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三是网络高速发展容易导致公民参与陷入无政府状态；四是信息拥挤影响公民的理性选择；五是网络道德问题。[19]张亚勇把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概括为参与的非法化、情绪化、欺骗化以及失衡化四个方面。郭小安也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可能带来舆论的“无政府状态”，网络政治参与由于其隐蔽性、虚拟性，将会削弱甚至瓦解主流意识形态，容易导致非理性参与行为的盛行。[20]

5.网络政治参与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面临的问题，陶建钟认为，网络政治参与的局限体现在四个方面：网络民意的代表性、网络信息的真实性、网络群体极化倾向、网络政治参与的规范性。[21]刘文指出，网络时代政治参与面临信息的客观性、参与的规范性和参与的公平性这三个难题。[22]胡同新认为，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有三个方面：网络非法政治参与的扩大、网络非理性政治参与的存在和网络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进一步扩大。[23]

要解决网络政治参与面临的问题，学者们认为，必须从具体措施和宏观政策两个层次采取相应的对策。在具体措施上，刘文提出应从五个方面入手：第一，增强政府网上职能，加快电子政务建设；第二，加快网络技术研究，净化网络信息空间；第三，加快网络立法，规范网络秩序；第四，健全网络伦理规范体系；第五，加速信息化进程，跨越“数字鸿沟”。[24]与此相对应的宏观政策，郭小安认为，应包括政府和公民要构成良性互动关系：作为政府，应积极利用和调控网络，与公民进行良性互动；作为公民，应增强参政理性和参政能力，提高参政质量。[25]

6.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国内网络事件的频繁发生和政府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网络政治参与作为公民参政的新形式，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发展潜力，学者们大多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持乐观态度。陶建钟通过对“杭州事件”的分析，指出组织性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新趋向，他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网络政治参与仍会加速发展，并会延展出新的形式，互联网政治的发展，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网络理性终将取代非理性，成为促进中国民主事业的新兴力量。[26]李斌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将在以下五个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网络政治文化将深刻影响政治参与；网络共同体的政治参与值得关注；“政治博客”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电子政务平台成为网络政治参与基本途径；实行“注册参与”将成为保证网络政治参与有序的必然选择。[27]

（二）国外网络政治参与研究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入了一个网络时代，包括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现代民主体制最大的影响和冲击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始重点关注互联网的政治效应，特别是其对政治参与平等化的影响。关于互联网能否促进政治参与这一问题西方学术界仍存在争议。总体来说，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促进论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互联网能够推动公民社团和公共领域的形成，可以用来告知、组织和促进那些以前被现存政治系统边缘化的群体，如年轻一代、居住在外围社区的人、或者不受传统政治系统影响的少数派，使他们能够逐步被吸引到公共生活中来，为扩大政治参与提供资源和机会，从而将促进线下政治参与方式下的政治冷漠者积极参与政治；另一种强化论的观点则提出，那种认为互联网将推动政治参与的观点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新技术的民主价值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大，网络资源的使用者主要是那些通过线下渠道已经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这将进一步扩大参与者和非参与者之间的差距，甚至会强化基于线下政治参与方式所形成的政治参与不平等状况。[28]

1.促进论的观点

互联网能够促进更多的人参与政治。促进论的观点认为，互联网不仅为公民获取信息提供了新的渠道，而且其匿名性、同步性、跨地域性、去时间性等传播特性，为公民政治表达和结社提供了一种相对廉价的载体。对西方民主国家而言，互联网可以复兴失去已久的公共领域，激励公众参与和选民投票，甚至有助于实现直接民主；对非民主国家而言，它能够唤起民众的权利观念和公民意识，促进公民参与，推动其民主转型。

第一，互联网是形成公民社会的强大助力。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能够有力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从而使政治制度的民主绩效得以实现。公共领域是当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石。在哈贝马斯之后，许多研究者开始强调公共领域（尤其是交往）在公民社会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互联网为公共领域的复兴提供了可能。这是因为，理想的公共空间所必需的几项条件互联网都能实现：首先，公共空间必须公开且自由，公众有平等的机会参与讨论，并能畅所欲言。就此而言，互联网公开性高，参与者较少受阶级及社会身份限制，且容许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其次，资讯完整客观，摆脱政治和市场力量的控制。互联网属于“开放媒介符码”，它不受篇幅、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能提供详尽而多元化地资讯和分析，网民也可以各自发表和传播意见[29]。再次，公共空间必须提供辩论场地，而大家进行的沟通及辩论又必须是理性且具批判性的。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互动，各类论坛、电子公告板及聊天室能让网民同其他用户自由交流甚至跨越国界交流。语言的非专业化能使发言者的意见和理由被完整理解，发言的匿名性能使讨论充分展开。电子公共领域以及多元、自主公民社会的产生本身就是在线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同时，网络公共领域的成熟还将有助于提高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动机，从而也会促进公民线下政治参与活动的增长。

第二，互联网方便公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参与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以往公民政治参与受到限制，很大原因在于技术上的制约，即公民无法随时方便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政治决策。互联网：一方面促进政务活动的公开化，民众方便地运用互联网了解相关的政治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特有的交互性为民众发表意见提供了一种新工具，可以及时方便地展开讨论和发表见解。互联网的交互性使其摆脱了过去政治家与选民单通道沟通所存在的缺陷。与选民仅仅依靠选举和代议制行使主权相比，信息技术能让民主政府更加负责。有人甚至认为，互联网为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转向大众直接民主提供了技术条件。此外，互联网还鼓励公民接触政府官员，进行集会或签名请愿。一些实证研究结果也确证了这点，沙阿等人（Shah et al.）发现，使用互联网与人际信任、公民参与和政治满意度呈正相关[30]。韦伯和伯格曼（Weber and Bergman）的研究表明，那些使用电子邮件和聊天室的人更愿意参加各种政治活动[31]。宾伯尔（Bimber）通过研究也认为，虽然互联网会加剧交往中的性别差异，但会使更多的人变得活跃[32]。

第三，互联网鼓励公民进行投票。选举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主要制度安排，互联网的使用不仅使选举获得了改进空间，而且事实上增加了投票人数。美国及西欧的一些地区和机构开展了网络投票的实践，不少研究者认为，相比于线下投票方式，这种投票办法更为容易，成本更低，计票更为准确，投票人数会因此而增加。Solop研究了美国首个全州范围内的网络投票，即200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初选，发现网络投票致使投票人数激增（增幅明显超出其他州），并且相对于其他投票者而言，网络投票者更具政治效能感[33]。托尔伯特和麦克尼尔（Tolbert and McNeal）通过研究1996年和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也得出结论，使用互联网获取选举信息的人更愿意去投票[34]。

2.强化论的观点

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平等化没有明显积极作用，甚至还会进一步强化已有的政治参与不平等现象。与那些认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平等化有积极影响的观点相反，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互联网政治参与促进功能表示怀疑，他们的理由跟促进论的理由针锋相对。

第一，互联网会造成公共领域的分裂和丧失。不少研究者认为，互联网提供的只是一种“公共领域”的幻觉。首先，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语情境根本无法实现，网络上不断改变的主体身份造成责任缺失，共识难以形成。其次，信息鸿沟阻隔了公众的平等参与，因为互联网并没有摆脱商业化和精英的操纵。[35]此外，网络协商质量也受到质疑。巴伯（Barber）认为信息技术会降低政治协商的质量，侵蚀社会互动。[36]社会资本构成公民社会的基础，然而，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研究结论表明，互联网会阻碍人际合作与信任，并危及实现民主所必需的社区群体和志愿性协会。跟传统社区基于成员多种兴趣构成不同，虚拟社区的成员相对异质，因为只需一种兴趣就可以将他们联系起来。因此，它的身份和文化很难长久维持[37]。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也指出，互联网用户能将他们的在线经历个人化，只与他们感兴趣的群体中的成员进行交流，这使互联网成为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媒体，它允许人们回避反面观点并造成分裂（cyberaparthical）和极化（cyberbalkanization）。[38]

第二，互联网只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乌托邦。即使互联网表现出促进政治参与的潜力，但与之相矛盾的是，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会各群体对互联网资源获取的不平等即“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存在又缩小了政治参与者的范围和政府合法性的基础。[39]首先，与普通公众相比，互联网用户更为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其次，网络信息的无限性和可操纵性限制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效率，因为相当多的用户无法驾驭海量资讯、区分信息真假。再次，从理论上讲，虽然任何人都能利用互联网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但这种参与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很难找到足够多的受众接受他们的观点，而且也因为在线讨论并不总会引起政府的重视。最后，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非规范性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也有可能导致民间非理性舆论膨胀而影响政府决策。

第三，互联网并未改变投票衰减的现实。目前大范围的网络投票技术还不具备，安全问题也没解决[40]。不仅如此，由于电子选举没有涉及辩论或讨论，使得选民变得更为被动，另外，现存的信息鸿沟也将一些群体排除在政治参与范围外。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通过对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的考察发现，互联网强化了已有政治参与不平等状况，基于互联网的政治参与者常常是那些兴趣强烈、信息充分和经常参加各种选举活动的公民，互联网并没有促进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者参与选举。[41]宾伯尔（Bimber）通过研究1998年美国中期选举也发现，使用互联网对投票参与没有影响，接触互联网和网上政治信息只能增加公民政治捐赠的可能性。[42]

第四，互联网并未消除传统媒体中的“看门人”，信息监控和操纵现象仍然存在，这使得谁在互联网上说话和谁最终被听到成为两个不同的问题。部分公众和学者之所以对互联网政治参与平等化效应抱有乐观态度，是因为他们相信互联网可以排除传统媒体中的“看门人”（gatekeeper），但马修·欣德曼（Matthew Hindman）研究发现，虽然网络降低了普通公民发出声音的门槛，使普通公民的声音具有被全国甚至全世界人听到的可能，但事实上谁在网络上说话和谁最后被听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互联网上两者的联系要比在政治生活中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弱。虽然公民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观点时所面临的正式障碍减小了，但从大众政治的观点看，人们关注最多的不是谁在发表观点，而是谁的观点被大众读到了，互联网上存在大量正式和非正式的障碍让普通公民的声音很难被公众听到，因为即使在互联网上仍然大量存在各种“看门人”，他们过滤网上信息的方式有些很老套，因为传统新闻媒体和广播公司在互联网上的影响依然很强大，他们可以将传统的信息过滤方式运用于网络信息的过滤，而有些过滤方式则相对新颖，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就是其中重要的力量，他们决定了哪些网页被链接，哪些信息可能被大众看到[43]。总之，欣德曼认为，互联网并没有消除政治生活的排他性，只是将排他性从政治信息的生产环节转换到了政治信息的过滤环节。互联网并不遵循平均主义的模型，网络上可以看到的政治内容仍然遵循着“赢者通吃”的模式，大多数网页没有链接，没能吸引人们的眼球，网络中仍然存在建立在社会经济地位差别基础上的等级结构，通常被听到者是教育水平较高、收入水平较高的男性中年职业人员，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虽然在网络中说话变得容易了，但他们的声音仍然很难被听到。

毋庸置疑，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的确已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深度不断增加。然而，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国内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研究层次较低。已有研究成果对前沿课题的研究还不够成熟，系统研究的力度不够，观点雷同和内容重复的现象比较普遍，研究层次相对较低。第二，研究视角单一。已有研究多侧重于从宏观角度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概念、特征、方式、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探究，从微观公民个体行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的较少。第三，研究方法单调。学者们大多从学理上对网络政治参与的问题作规范性的定性分析和探讨，而很少对具体网络事件作实证性的定量研究或个案研究。已有研究在层次上需要进一步深化，在视野上需要进一步拓展，在方法上需要进一步创新。

相比较于国内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现状，国外网络政治参与研究无论在研究问题的集中度、理论框架的清晰度，还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等方面都要明显高出一筹。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但关于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平等化效应的具体影响这一问题，国外已有的研究也还并无定论，因此，与其说他们解决了这一问题，不如说他们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