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产业升级及创新驱动

第一节　产业升级的理论演进

产业既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又是同类企业的集合。产业和产业之间存在极其复杂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联系，形成自变与应变之间的函数关系，使全部产业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一个产业的存在，会成为其他产业出现和发展的条件，一个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引起其他产业的变化。

产业升级是决定一个产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升的大问题，历来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遍关注。梳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产业升级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价值链升级及产业价值网升级等几个方面。

一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一）关于产业结构的内涵

“结构”一词的含义是指某个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状态。它较早地被应用于自然科学中。在经济领域，产业结构这个概念始于20世纪40年代。产业结构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组成即资源在产业间配置状态，产业发展水平即各产业所占比重，以及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即产业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方式。产业结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从“质”的角度动态地揭示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的趋势，揭示经济发展过程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起主导或支柱地位的产业部门的不断替代的规律及其相应的“结构”效益，从而形成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二是从“量”的角度静态地研究和分析一定时期内产业间联系与联系方式的技术经济数量比例关系，即产业间“投入”与“产出”的量的比例关系，从而形成产业关联理论。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思想源于“结构理论”。17世纪时，威廉·配第对当时英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发现世界各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关键原因是产业结构的不同。1672年，威廉·配第提出：工业比农业收入多，商业又比工业收入多，即工业比农业、商业比工业附加值高。1758年，弗朗斯瓦·魁奈根据自己创立的“纯产品”学说，提出了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划分。1776年，亚当·斯密论述了产业部门、产业发展及资本投入应遵循农工批零商业的顺序。[1]

（二）国外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研究

1.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费夏、克拉克、赤松要、里昂惕夫和库兹涅茨等人相继对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做了开创性研究。1930年，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夏通过分析大危机爆发后相关统计数据，首次提出了三次产业划分方法，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开始初具雏形。[2]

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了产业发展的“雁形形态论”。该理论主张，本国产业发展要与国际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产业结构国际化；后起的国家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产业发展政策要根据“雁形形态论”的特点制定。赤松要认为，产业通常经历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并呈周期性循环。某一产业随着进口的不断增加，国内生产和出口的形成，其图形就如三只大雁展翅翱翔。人们常以此表述后进国家工业化、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发展过程，并称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3]

在吸收并继承了配第、费夏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克拉克建立起了完整、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1940年，克拉克通过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劳动总投入和总产出的资料的整理和比较，总结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与人均国民的提高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劳动人口从农业向制造业，进而从制造业向商业及服务业的移动，即所谓克拉克法则。其理论前提是，以若干经济在时间推移中的变化为依据。这种时间系列意味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在此是指不断提高的国民收入。[4]1941年，库兹涅茨阐述了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间的重要联系。他通过对大量历史经济资料的研究得出重要结论，即库兹涅茨产业结构论：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的部门结构将趋于下降；政府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趋于上升，个人消费比重趋于下降。[5]在理论前提下，他把克拉克单纯的“时间序列”转变为直接的“经济增长”概念，即“在不存在人均产品的明显减少即人均产品一定或增加的情况下产生的人口的持续增加”。同时，“人口与人均产品双方的增加缺一不可”，而“所谓持续增加，指不会因短期的变动而消失的大幅度提高”。而后，他将产业结构重新划分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并使用了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这一概念来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由此，克拉克法则在现代经济社会确立了较为稳固的地位。

2.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

产业结构理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此时期对产业结构理论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包括里昂惕夫、库兹涅茨、刘易斯、赫希曼、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希金斯及一批日本学者等。

里昂惕夫、库兹涅茨、霍夫曼和丁伯根等学者主要以主流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内核，分析了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升级问题。里昂惕夫于1953年建立了投入产出分析体系，他利用这一分析经济体系的结构与各部门在生产中的关系，分析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揭示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问题。[6]1960年，丁伯根提出的“丁伯根法则”认为，经济结构调整要通过国家经济政策调节，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是重要的手段之一。[7]

刘易斯、赫希曼、罗斯托、钱纳里、希金斯等学者以发展经济学理论为研究内核对产业结构升级理论进行有益的创新和发展。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后来，拉—费模型、乔根森模型、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缪尔达尔模型对这一理论赋予了新的内容，使其更加充实和完善。1958年，赫希曼提出了一个不平衡增长模型，突出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家限于直接生产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发展次序的狭义讨论。其中关联效应理论和最有效次序理论，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分析工具。[8]1958年，罗斯托提出了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在经济发展中重视发挥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9]1960年，钱纳里提出了钱纳里工业阶段模型。该理论提出工业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产业结构升级是推进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向更高一个阶段跃进的主要动力。[10]

1936年，赤松要通过分析研究战前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形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1957年，他又同小岛清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并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11]1993年，关满博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并构建了一个三角形模型，运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产业技术结构做了比较研究。该理论认为，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三）国内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发展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对产业结构理论进行研究。

1.马洪、孙尚清共同开创了国内结构调整理论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及其随后两年的“大跃进”，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处于严重的不协调状态，1979年，我国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需要翔实的资料和理论准备。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马洪和孙尚清组织600多名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分别到十几个省市，对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历时10个月，取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出版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论经济结构对策》等成果。

该项研究较早地对我国经济结构的现状、历史演变进行了现实批判性的研究，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及政策建议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讨论。这些研究成果为当时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关键性的决策依据。该项研究认为，我国当时的经济结构问题是部分重工业部门过分突出，农业、轻工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相对落后，地区搞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部门、企业又搞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系统，这种经济结构，具有比例失调、构造松散、机制失灵、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等缺陷。针对以上问题，马洪、孙尚清等提出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全面发展农业、加快发展轻工业、调整重工业结构、促进建筑业发展、适当降低积累率、调整外贸结构、做好经济区划、优先发展运输业、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马洪和孙尚清共同开创了国内结构调整理论研究，提出了经济结构的基本研究内容和主要比例关系、检验经济结构合理与否的客观标准、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经济结构对策体系等，这些研究对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而且由于其鲜明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格，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马建堂、杨开忠、贺晓东等对结构调整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马建堂等对马洪、孙尚清开创的结构调整理论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孙尚清和马建堂（1988）首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产业结构演进的机制和规律、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等问题。马建堂（1988）从产业层面研究了经济周期波动，分析了各类经济周期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以及在我国的表现形式，以及周期波动引致结构的内在机制，实现了总量理论与结构理论、宏观理论与中观理论的有机结合。马建堂（1993）从企业行为角度研究了经济结构的变动机制，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企业行为的理论框架，考察了影响企业行为因素，分析了产权结构、企业规模、所在行业的差别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分析了企业行为特别是国有企业行为的目标，并依次考察了我国企业的广告行为、定价行为、企业合并行为等。杨开忠（1988）分析了决定区域间结构联系的一般因素和这些因素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初步建立起与产业结构理论相对应的区域结构理论，这既是区域发展理论的探索，也是结构理论的创新。贺晓东（1988）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广义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就产业结构的生成、组织、协调和演进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说明。

3.周叔莲、杨沐、谢伏瞻等对结构调整理论的发展

周叔莲、杨沐（1988、1989）认为产业政策应该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重点介绍了有关日本的产业政策，将日本战后经济的调整、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引起我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关注。李泊溪、谢伏瞻、李培育等（1988、1990）通过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战略选择研究提出，“瓶颈”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主要的约束条件，因此应该优先发展基础产业，包括农业、能源、钢铁、化工原料、交通运输与通信、交通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电子工业等。

李江帆（1990）认为，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不能只考虑农业轻重的比例关系，还要考虑物质生产部门与服务消费品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杨治（1985）在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扼要介绍了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介绍了代表学者和代表文献，在我国研究产业问题的学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钟契夫、陈锡康、刘起运（1985）在《投入产出分析》一书中，引进和发展了里昂惕夫、钱纳里等创立的投入产出技术，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核算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结构理论的规范分析。国内学者开始将一定的产业结构状况同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将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置于国际经验和工业化一般规律的背景下考察，分析国际上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一般经验，以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模式，这些研究为我国发展战略制定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克莎（1993）对改革开放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产业结构变化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既分析产出结构的变化，也分析投入结构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开始借鉴使用西方的产业分类方法和分析框架进行研究。江小涓（1993）对我国推行产业政策中的公共选择问题分析，采用西方公共理论的研究思路，从公共利益的显示与判断、决策者的能力和利益取向、行政系统的效率和运作成本等方面，分析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行为等，对我国以往以政府干预为主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思路进行检讨，研究表明，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决策层和行政系统判断结构问题和制定相应政策的能力和动力都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实际上更多的是市场机制引导的结果。江小涓（1999）出版的《体制转轨时期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的变化：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一书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的行业不断增加，相当一部分企业处境困难，甚至有些行业全行业处于无利或亏损的困境。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主要是有关行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失误，而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表现；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有些行业相对地位下降、面临退出和调整是必然的，并给出了具体的产业政策选择。

周振华（1991）在《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中提出，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涉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发展的过程，可以用第二、三产业比重、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业比重以及中间与最终产业比重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发展阶段以及发展方向；提高产业之间有机联系的聚合质量，可以用产业之间的均衡程度和关联作用程度来表示。[12]周振华、张圣祖、关爱萍等（1989、2001、2002）就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中主导产业选择提出了“增长后劲基准”、“收入弹性基准”、“技术进步基准”等学术观点；[13]林毅夫等（1999）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关键；[14]刘国光（2006）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遵循粗放型升级到集约型升级路线；[15]李博、胡进（2008）通过建立基于静态投入产出模型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度；[16]程艳霞、彭王城（2010）运用模糊评价模型对湖北产业升级能力评测；[17]谭晶荣、颜敏霞（2012）在研究分析产业结构超前系数的基础上，提出构建shift—share模型对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测度。

（四）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主要观点

1.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内涵

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向着具有较高生产率、较快需求增长以更高级技术为基础的方向转移，最终表现为经济良性发展、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是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简单地说，产业结构升级就是从目前的产业结构转变为利润更大、赚钱更快的产业结构。比如从传统的产业发展为高新技术产业等。

2.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联系

经济增长是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生产结构的变化应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资本和劳动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力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会导致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而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随着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两者间的内在联系日益明显，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部门增多，部门与部门间的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商品流动等联系也越来越复杂。大量的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因为大量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部门之间的技术转换水平和结构状态，不同产业部门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往往有很大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部门之间投入结构、产出结构的不同。

3.产业结构演变遵循一般规律

首先，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关。在前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缩小，其地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有较大发展，工业重心从轻工业主导型逐渐转向基础工业主导型，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也有一定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还较小。在工业化中期，工业重心由基础工业向高加工度工业转变，第二产业仍居第一位，第三产业逐渐上升。在工业化后期，第二产业比重在三次产业中占有支配地位，甚至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知识化成为主要特征。产业结构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发展进程由低级向高级最终走向高度化。其次，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具有顺序性。产业结构的演进有以农业为主导、轻纺工业为主导、原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等基础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为主导、低度加工型的工业为主导、高度加工组装型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为主导、信息产业为主导等几个阶段。再次，三次产业具有依次替代的性质。产业结构的演进沿着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到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再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发展。最后，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区间具有可塑性。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各个阶段是难以逾越的，但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可以缩短。从演进角度看，后一阶段产业的发展是以前一阶段产业充分发展为基础。只有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充分的发展，第二产业的轻纺产业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第二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的基础上，其中加工组装型重化工业的发展又是建立在原料、燃料、动力等基础工业的发展基础上。同样，只有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才具有成熟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产业结构的超前发展会加速一国经济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后遗症。

4.产业结构升级受其相关动力支配

钱纳里等提出需求和技术进步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罗斯托强调主导部门和支柱产业的成长及更替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动力。林毅夫等（2003）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制度安排”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郑新立（1999）研究提出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为产业技术进步滞后以及企业创新乏力。

二　产业价值链升级理论

（一）国外关于产业价值链升级研究

价值链的思想源于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卓越论断。早期的观点认为产业链是制造企业的内部活动，它是把外部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通过生产和销售活动，传递给零售商和用户的过程。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价值链”的概念。波特认为，“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通过基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两部分来完成。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中是相互联系的，由此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称为价值链”。Gereffi 和Tam （1998）将产业价值链升级界定为企业从低利润或劳动密集型实体向高利润或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实体发展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企业在贸易与产品网络中地位发生改变。Gereffi和Tam （1999）从价值链的角度对产业升级的动因进行了剖析：产业升级的基础是通过企业附加价值创造实现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而实现企业附加价值创造的途径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独创性、创造自有品牌、专业化精细生产、从低成本向高附加价值转变等增值过程。格里芬、斯特恩等（2001）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研究产业升级，指出价值链之中或尚未嵌入的企业通过嵌入价值链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竞争力，进入到增加值更高的活动中。

产业升级过程包括各个价值环节内在属性和外在组合两个方面的变动，这两方面都连接在同一链条之中或不同链条之间。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功能环节直接决定了其在该产业获得的附加价值，因此要想改变在价值链中的被动局面，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必须进行升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2002—2003年度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参与竞争》中指出：“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并且通过自动化的业务流程和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链接，以支持机构的能力和效率。”该定义强调了全球价值链不仅由大量互补的企业组成，而且是通过各种经济活动联结在一起的企业网络的组织集，关注的焦点不只是企业，也关注契约关系和不断变化的联结方式。英国Sussex大学创新研究小组的学者们（2000）提出了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的四种模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和链条升级（chain upgrading）。各种升级模式的实践形式如表1－1所示。

（二）国内关于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研究

潘悦（2002）研究了由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带动的加工贸易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认为价值链升级“呈现出阶梯状演进：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生产和出口——零部件的分包生产和出口——中间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自创品牌的生产和出口”。王辑慈（2004）通过对地方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关系研究指出，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应该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上攀登。刘志彪（2005）分析了作为“国际代工者”的本土企业从OEM （贴牌加工）到ODM （原始设计商）各阶段的升级模式，提出了转向自有国际品牌的国际战略；于明超等（2006）以中国台湾笔记本电脑在大陆的封闭式生产网络为例研究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技术能力弱、生产规模小等原因被边缘化，从而限制了升级潜力的问题；江静等（2007）在“经济租”视角下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价值分配的决定因素，并以分解iPod产品价值链的方式讨论了价值链管理中的收益不均问题，提出了学习能力提高、技术扩散以及自主创新等产业价值链升级对策。

（三）产业价值链升级理论主要观点

1.产业价值链可分不同环节

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发、创意设计、提高生产加工技术、技术培训等环节；二是生产环节，包括采购、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工环节；三是营销环节，包括销售后勤，批发及零售，品牌推广及售后服务等分工环节。当国际分工深化为增值过程在各国间的分工后，传统产业结构的国际梯度转移也因此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个环节呈现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形状，或曰“微笑曲线”形状（如图1－1所示）。价值链不同环节所创造的附加值是不同的，获得的经济租多少也是不一样的。靠近U形曲线中间的环节，如零部件、加工制造、装配等环节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低的附加值，因而获得较低的经济租；靠近U形曲线两端的环节，如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品牌等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因而获得更多的经济租。

2.产业价值链升级受相应的驱动力支配

Gereffi等（1994）认为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基本来自生产者和采购者两方面。换句话说，就是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在空间上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等是在生产者或者采购者的推动下完成的。Henderson （1998）在此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指出，生产者驱动通过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投资者既可以是拥有技术优势、谋求市场扩张的跨国公司，也可以是力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建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本国政府。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市场网络来组织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外包和海外投资等产业前后向联系，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一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如汽车、飞机制造、计算机、半导体和装备制造等，大多属于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大型跨国制造企业（如波音、GM等）发挥着主导作用（如图1－2所示）。采购者驱动，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经济体通过全球采购和贴牌加工（OEM）等生产方式组织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能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类、玩具、自行车、农产品、家具、食品、陶瓷等大多属于这种价值链，发展中国家企业大多参与这种类型的价值链。

采购者驱动（Buyer－driven）型价值链存在三方面的不平衡性：一是高等要素（Advanced Factors）在价值链环节间的配置极不平衡。海外采购者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Leading Firms），采取俘获型（Captive）治理模式（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对研发设计、市场信息、品牌渠道等高等要素实施严格控制；发展中国家制造商往往只拥有自然资源、劳动力等基本要素，作为被治理者，仅能发展有形生产能力，普遍缺乏无形竞争能力。二是附加值在价值链环节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价值链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商业资本而非产业资本，附加值主要由控制了设计、品牌及流通环节的海外采购商创造，中游制造环节产生的附加值极为有限。三是分工利益在价值链环节间分配极不平衡。处于商业流通领域的海外采购者，凭借对市场的绝对控制获得了价值链中的主要分工利益，而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商只能接受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如图1－3所示）。

既然全球价值链从驱动力上主要分为生产者和采购者，那么两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又有什么区别呢？张辉（2007）在格里芬的基础上从动力根源、核心能力、进入门槛、产业分类、典型产业部门、制造企业的业主、主要产业联系、主要产业结构和辅助支撑体系九个方面对生产者和采购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比较研究（如表1－2所示）。

从表1－2中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不同，导致其动力根源不同，不同的动力根源决定了该价值链的核心能力不同。不同驱动力的价值链，分布的产业也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一国要发展一个产业时，要先根据该产业价值链的驱动力去确定该产业价值链的核心能力，然后积极发展这种核心能力，才能使该国在该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具有竞争优势，并处于高附加值地位。具体地说，在参与全球竞争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如果该产业参与的是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条，那么以增强核心技术能力为中心的策略就是合乎全球竞争规则的；那些参与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就更应强调设计和市场营销环节，来获取范围经济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3.产业价值链升级遵循固定的模式

Gereffi和Tam （1999）在揭示产业升级驱动因子的基础上还从产品层面、经济活动层面、产业层面、产业间层面四个层面总结了产业升级的表现形式，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了依据（如图1－4所示）。

三　产业价值网升级理论

产业价值链理论认为产业间是一种供应链的关系，即认为，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各相关主体或业务的连接，是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这样会导致生产者过分依赖历史同期产品的销量、产品替代品以及客户购买力等方面的情况，来预测产品的生产量。结果常常是：一来企业可能因为预测市场状况时选择的变量或是标准不当使得预测出现偏差；二来因为市场的需求是随时变化的，企业预测仅仅是基于当前的需求产生，所以当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已经“过时”。传统供应链的这些缺陷，使得价值不断流失，究其原因，正是没能及时地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要做到及时、有效地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仅靠单一的企业是无力完成的，所以一些对企业来说成本较高或不具备完成能力的任务，就要交给其他合作企业来完成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互联网和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为支撑，出现了产业价值网升级理论。

（一）产业价值网内涵（Industry Value Network）

该理论研究视角由单个产业价值链延伸至所有相关产业的价值链集合。Dichen、Kelly和Olds （2001）认为在区域经济中，由于信息技术与金融业的发展，各个产业彼此相连，共同形成了产业网，相应的产业价值链也形成了产业价值网。Mercer顾问公司著名顾问Adrian Slywotzky于1998年在《利润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网络的概念。书中指出，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将传统的供应链转变为价值网，来满足顾客不断增长的需求。古拉提等（2000）认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处于顾客、供应商和竞争对手组成的战略网络中，其本质是在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服务模式和相应的网络治理框架下，通过一定的价值传递机制，使处于价值链不同阶段和具有某种专用资产的相对固化的企业及利益相关者彼此组合在一起，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这就形成了某种关系和结构。[18]可见，企业必须聚焦于创造价值的系统本身，系统内的不同利益主体，包括供应商、战略联盟者和顾客一起共同创造价值。显然，寻找企业价值创造系统的任务首先在于构建一个价值创造网络，而这个网络也必须有一个主体，也就是企业本身，企业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将网络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创造价值。汤姆·邓肯等（1997）认为，传统的直线式价值链无法反映员工、团队、顾客、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认知度、信任感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必须用“价值范畴”（Value Category）来代替。[19]吴华清等（2009）研究了产业价值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升级方式的多样化带来产业价值网治理的复杂化，以及由此可能对产业或区域经济造成的影响等问题。

（二）价值网络是一种新的业务模式

价值网络是建立在信任和合作基础上的产业核心能力和异质资源整合、调整和保护的平台。不同的企业把它们各自核心能力要素结合在一起，通过紧密合作与其他企业的价值链展开竞争，而且价值网络的成员根据需要可以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组合。价值网络使组织间的联系具有交互、进化、扩展和环境依赖的生态化特性，扩大了企业的动态发展空间，从而促进价值创造，改进价值识别体系，扩大资源的价值影响。首先，价值网络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共舞。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中，规模经济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降低长期平均成本，范围经济则是通过扩大产品组合来降低费用。过去企业生产要么就是大规模生产同质化产品，要么就是小批量生产多种类产品，二者无法兼顾。而价值网络通过企业间核心能力的相互渗透，在企业对自身核心能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业务分解成许多能力模块，然后对这些能力模块进行整合，就可以实现能力的扩张，价值网络潜在地为企业提供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并通过模块之间灵活、敏捷的组合就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相融，从而诞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大规模多样化生产。其次，价值网络可以通过成员的协同效应为顾客创造价值。价值网络将相关企业聚集在一起，以顾客为核心，充分运用网络成员的各种能力来满足顾客的需求。网络中的每一个成员只需关注自己专、精、特的价值活动，而不必在其他方面浪费过多的资源和精力，这种内部分工合作可以有效地提高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再次，网络中的所有成员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当顾客出现新的价值需求时，网络成员可以联合起来针对其进行共同研发，这样就可以迅速地满足顾客。价值网络通过整合网络成员的能力可以实现单个成员的价值影响提升，网络中的成员越多，价值网络所产生的效应就会越突出，企业只要把整体拥有网络成员的所有资源充分整合，就可以更好地为顾客提供个性化的价值。价值网络还可以提高企业防范风险的能力。价值网络将多个合作伙伴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组织，从理论上讲，这个新形成的组织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并且，价值网络不仅仅反映了组织间物质活动的联系，而且还有效用联系、信息联系等，通过网络的知识积累和研发能力，企业可以提高其防范风险和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所以当市场环境出现急剧变化时，价值网络灵活的结构就能使其对市场作出快速反应，同时，通过所有合作伙伴的努力可以使企业重新适应市场，保证顾客能够获得企业提供的稳定的价值。最后，价值网络还能够更快、更及时地为顾客提供更全面的价值需求。价值网络在知识传播和知识管理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产生速度效应。不同于传统价值链上各环节的先后关系，价值网络可以使原先在时间和流程上处于先后关系的职能和运营环节得以同时进行。这些环节在空间上是分散的，在时间上是并行的，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整体运行速度，缩短了客户需求反馈的周期。并且，价值网络内部构建有信息平台，一个成员获得的市场信息能够快速地传递给其他相关成员，可以对市场产生的新需求做到快速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网络具备了弹性的价值创造能力。

（三）价值网络内部的构成

一个基本的价值网络内部构造由三个要素、一个价值逻辑和一个关系机制组成。具体而言，一个价值网络包括三个核心要素，即顾客、主体企业和关联协作组织。当企业组建自己的价值网络时，扮演着“带头大哥”的角色企业，它就是这个价值网络的主体企业或者是核心企业，它承担着价值网络的运营和管理。当企业在价值网络中组织经营或开发新的价值时，需要与供应链上的各方主体协同合作，除此之外，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等为主体企业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它们构成了关联协作组织。供应链的关联方为主体企业实现价值传递和增值提供所有外部业务服务，这些关联协作体系与企业共同构成价值网络的实体部分。而价值网络最终是面向顾客的，网络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灵活地满足顾客的个性需求，顾客是建立价值网络的基础，也是价值网络中不可替代的最重要角色。

价值网络中主体企业和关联协作组织处于一个非线性的价值体系中，而吸引这些要素构成价值网络，就必须拥有一个富有竞争力的价值创造方式，价值网络中的价值生产量只有足以对顾客、供应伙伴、股东及利益相关者构成强烈的吸引，才能保持良好持久的合作关系。价值创造方式的基础是核心价值逻辑，这也是价值网络最难以复制的部分。很多企业往往都能形成自己广泛的合作关系，并且合作伙伴众多，但是合作关系都很难长久，其原因在于合作企业之间都在考虑“如何从彼此的利润空间中，寻找到可以迫使对方出让给自己更多的利润”。而价值网络的核心价值逻辑正是让企业用合作代替竞争，把原来从关系中寻找利润的视角放宽到利用价值网络寻找更广泛的利润空间上。事实上，价值网络的形成，能够为企业长久提供超越传统契约合作方式的巨额利润增长。简单来说，核心价值逻辑就是要让价值网络的关联方知道收益、共同价值主张、盈利模式等。

价值网络中各关联体之间进行合作，是一种基于价值的合作方式，这与传统的企业合作方式具有极大的差别，如果说以前企业之间是点与点的接触或是面与面的接触，而现在则是通过一定的机制进行接触，我们把价值网络中各组织成员之间的价值交换活动的流程和制度称为“界面机制”，它规定了价值网络各方的合作方式和价值交换模式。这种动态的、非点面关系的“界面”将主体企业、关联协作组织和顾客很好地链接起来，形成基于核心价值逻辑和价值实现方式的完整的价值网络。“界面”最早是一个工程技术名词，主要用来描述各种仪器、设备以及其他组件之间的接口，界面是各类链接的结合部分。界面被应用到管理学后，其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常常用来表达那些无形地使人难以认识和把握的关联方式。价值网络中的关联方式就是这样一种界面关系，它揭示了网络系统内各组织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相互链接时的接触方式和合作机制，网络中各节点的关系及其协调方式，以及价值网络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关联方式。

（四）价值网络建构模式

如果一个企业试图扮演主体企业的角色，那么，它可以通过定义模块、制定规则和协调模块三大步骤来构建价值网络。首先，定义模块就是通过将产品体系中的业务能力要素（产品设计、开发、制造、配送、市场网络管理等）独立出来，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自组织特性的价值模块，这些模块将成为企业价值网络中可以为企业带来特定产出的一组能力要素集合，是构成价值网络的价值元素。这些价值元素之所以可以独立出来是基于自身一定的资源基础，如知识、资产或流程。其次，制定规则就是明确各个子模块之间的界面机制，确保模块之间相互兼容，符合统一的制式或技术标准。这个标准一般是由企业价值网络中的核心组织来制定的，然后各成员组织严格遵守。最后，协调模块。主要是维护和修改界面联系规则，保证最终产品具有统一性，兼容性以及相对于其他替代产品的竞争优势，主体企业协调各子模块的关系，调配资源在它们之间的流动，并且在网络内部营造一种和谐竞争的氛围，最终达到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双重实现。

四　理论评析

应该说，上述产业升级理论从产业升级动力、路径、形式等不同层面反映产业升级发展机理，各有其解释力，但是这些观点各有利弊，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产业升级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观点

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包括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包括产业的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指国民经济不同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如国民经济从以轻工业占主导，发展到以重化工业占主导。而产业的结构升级则是指某个具体产业内部的结构升级，如产品结构升级，如钢铁产业的高附加值产品——板材比重的扩大等。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不同的。产业升级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缺陷，常易引起产业升级研究时内涵指向模糊，引起研究的误解，这也是目前大量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内容都致力于产业结构方面的原因。这种观点在产业升级实践中容易引起产业升级就是发展第三产业的误解。因为按照克拉克准则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是产业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这一理论引导人们注重发展第三产业，以为发展第三产业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一味地强调产业升级的高级化，容易产生产业越高级就越把经济增长搞上去的盲动性，其结果脱离实际的产业升级经常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二）产业升级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价值链演进

这一观点，似乎是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单个具体产业的升级路径，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揭示产业升级的方向和目的。如果简单地将产业升级归结为“唯技术、唯高端化”，而忽视了产业阶段性特征、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势必导致产业升级脱离实际，欲速则不达。

（三）价值网络理论打破了传统价值链的线性思维和价值活动顺序分离的机械模式

价值链升级理论忽略了不同产业内部价值活动在特定的公司价值链或价值体系中的增值能力又有所不同；价值网络围绕顾客价值重构价值链，使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以及各个不同主体按照整体价值最优的原则相互衔接、融合以及动态互动，利益主体在关注自身价值的同时，更加关注价值网络上各节点的联系，这样就冲破了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壁垒，提高了网络在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对价值创造的推动作用。但是产业价值网合理边界如何界定，产业价值网升级关键点如何把控等问题仍尚待深入研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理论界对产业升级内涵、机理、路径分析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产业升级内涵本质、动力机制、运行机理尚待理论和实践新的探索。

第二节　产业升级的内涵机理及动力场

一　产业升级的内涵机理

产业升级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产业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包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也包括产业价值链的扬弃、重构及再造。

（一）产业升级是以市场需求为根本导向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凯恩斯也认为：“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消费是人类通过消费品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种经济行为，消费是需求的表现。当消费行为以交换形式表现的时候，需求就成为一切经济行为的动因。产业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由需求决定的，只要社会需求存在，则产业就必然存在。由于需求在不断地多样化和高级化，也就要求产业必须适应需求的变化。可见，需求的日益升级决定了现有产业必然不断地沿着需求升级的方向发展，需求的市场容量决定产业潜在规模。同时，应该看到，需求决定着产业的存在和发展，而产业也会对需求的满足程度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产业内在的供给能力和水平也决定了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而产业内在的供给能力和水平是由其采用的内在技术工艺、商业模式、组织模式及管理方式等内在因素决定的。

（二）产业升级是产业发展能力持续培育壮大的过程

一方面，产业升级是一个产业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比如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动态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产业升级也是产业自身发展能力的培养和积蓄的动态过程。这就意味着：一是产业升级是加速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二是产业升级是一个产业分阶段、有层次地逐步提升产业发展能力的过程，也是一个产业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协调的过程；三是产业升级是一个产业发展能力周而复始、持续滚动的提升过程，它是一个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经济活动。

（三）产业升级是多重作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分析钱纳里等提出的“工业化多国模型”，可以看出需求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西蒙·库兹涅茨（1952）通过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变量提出，国内需求结构、对外贸易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变量是驱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1990）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指出：由技术进步引发的企业生产率增长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因。产业升级是多重作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多重作用力相互作用支配着产业升级、调整、再升级。

（四）产业升级是一个量变与质变协同互动的过程

产业升级不仅是产业向不同发展阶段的演替，而且也是每一发展阶段上创新能力和运营效率的提高。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产业发展的市场容量、要素保障、质量发展水平有其不同的要求。产业规模扩展过快，市场空间变得相对狭小，要素保障脱节甚至“倒逼”压力加大，导致产能扩展减速换挡，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活跃。产业升级要体现产业不同发展阶段“量”的要求和“质”的需求，实现“量变”和“质变”的协同互动。

（五）产业升级追求目标是以和谐生产、绿色消费、环境共生为根本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因此，产业升级就是要以节约资源和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逐步开发和推广应用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和产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形成健康文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使产业升级沿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推进。产业升级不是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而是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出发，积极采用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精益制造等技术和管理手段开发“绿色”产品，引导“绿色”消费，促进形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局面，逐步推进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　产业升级的动力场

（一）产业升级动力要素

关于产业升级动力的研究，国内外理论成果尚不多见。实际上，产业升级是多重作用力形成的“动力场”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不同作用力在产业升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那么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大小也不尽相同。对产业升级起到促进作用的力是产业升级推力；反之，对产业升级起到阻碍作用的力是产业升级阻力，产业升级受合力支配。合力是推力和阻力各自合力的差值，可以用力的方程表示，即∑F合=∑F推－∑F阻。

产业升级“动力场”由各种动力要素构成。同时，产业升级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要受到不同作用力的影响。这里可以借用力学图形来具体表示产业升级作用力之间的关系（如图1－5所示）。这是一个描述性的直观模型，旨在对影响产业升级发展的动力要素进行整合分析。图中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产业升级水平，斜面表示产业升级是一个艰难的负重爬升过程，滑块表示产业体受力情况。Fi表示各种作用力，i =1，2，3，…，n。那么，产业升级发展水平与产业发展动力要素的函数关系式为：

Z = f （F1，F2，F3，F4，F5，F6，F7，F8，α，T）

其中：Z——产业升级水平；

F1——产业升级阻力；

F2——产业升级重力（主要指产业规模等）；

F3——产业发展支撑力；

F4——创新驱动力；

F5——市场拉动力；

F6——自组织结构力；

F7——科技进步作用力；

F8——政府外推力；

T——产业升级演进发展时间；

α——影响产业升级发展的斜面角度（可以理解为角度的大小，反映了产业升级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外部环境的差距）。

（二）动力要素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分析

图1－5是产业升级动力场的直观构造图。产业升级动力场包括内源动力场和外源动力场两大部分。产业升级受内外部动力场作用，同时，还要不断克服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阻力，阻力越大，产业升级发展速度越慢，当阻力等于动力时，产业升级就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当阻力大于动力时，产业升级就可能出现下滑的趋势。产业升级的外部动力主要源于市场需求、竞争对手、政府行为和科技进步等；产业升级的内部动力源于企业家及其员工的物质追求和精神需要（需求满足度越高、人的素质越好，动力就越大），还有产业升级的自组织力。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阻力则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要素保障能力欠缺、保守文化等累积形成。

1.F1的影响分析

主要指产业升级受到内外部的阻力影响。产业升级阻力主要表现为阻碍或制约产业发展方向、速度、格局的最根本因素。产业升级阻力主要来自资源环境约束、资金保障能力不足、市场风险压力等方面。

2.F2影响分析

主要是指产业升级发展的重力，它是一个综合变量，具体指区域内产能规模大小，当产能规模很小时，F2与斜坡的摩擦力就很小，产业升级发展速度很快；当产能规模不断增大时，摩擦力渐渐增大，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产业升级发展就会越来越慢，阻力就会增大。

3.F3影响分析

主要是指产业升级发展要素保障支撑力，是相对于F2而言。如果F2不断增大，阻力增强，而要素保障能力和产业升级不能同步增长，则产业升级发展就会减慢，甚至停滞、倒退。如果F2不断增大，但F3比F2的发展速度更快，即F3＞F2，那么，在F6、F5、F4等力一定的情况下，产业升级持续推进。

4.F4影响分析

主要指来自产业升级的内源驱动力。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内源驱动力。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而且包括商业模式、产业组织模式、管理方式、业态变革等非技术要素的创新。创新使产业核心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实现区域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业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

5.F5影响分析

主要指来自需求市场的作用力。市场的作用力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拉动，二是市场竞争压力。要不断开拓市场，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强竞争力，这样才能推动产业升级发展。同时，不断进行新兴市场扩张，才能实现产业升级的可持续推进。

6.F6影响分析

主要指来自产业自组织作用力。是管理体制、经营理念、抗干扰能力的综合反应。它与产业升级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具有“马太效应”。

7.F7影响分析

主要指来自科技进步作用力。科技进步产生外溢效应，使产业升级的创新资源集聚和技术、工艺创新受益。

8.F8影响分析

政府对产业升级发展的外推边主要依靠区域政策、市场干预等手段。其对所有同类区域产业的影响基本是一致的，程度是相同的，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

9.斜面角度与上升高度分析

在动力场模型中，影响产业升级发展的斜面角度α是由产业发展战略目标所决定。α角度正切值是时间T和产业发展战略目标确定的产业升级发展水平（Z）的比值，tgα= Z/T。角度越大，产业升级所要达到的目标水平就越高，提升的速度就越快，但是上升的阻力也就越大。如果α角度越小，产业升级发展的阻力较小，但产业却很难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较高的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假如α角度为零，则产业升级发展维持水平推进，这样的产业升级水平只能维持现有的生存，而很难产生持续发展的潜在能力。斜面的角度越大，产业升级的阻力加大，但这种上升时所用的力和所做的功在产业进行第二次跳跃时会转化为一种移动的势能，使产业在持续升级发展中有较大的跳跃潜能。α的角度也不能过大，假如α为90°，此时tgα=∞，在此条件下，说明产业升级目标无法实现。一般情况下，Z、T都是有限值，T≠0，tgα≠∞，α＜90°。因此说，产业升级持续推进，一方面，要使产业升级发展的轨道有一定的角度；另一方面，也要选择合理的角度，确保产业升级发展战略目标科学、合理。

（三）动力场表现特征

1.动力场的系统性

动力场的系统性是指动力场作用力不是各种动力要素杂乱无章的随机组合，各种动力之间不是毫无规律的偶然堆积，它是由许多动力子系统、子子系统按照某种目的或功能组合起来的有机整体。因此，在对其各个组成部分——具体的动力要素的功能和特征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应在此基础上把动力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产业升级动力场的特征和运动规律。产业升级动力场的作用力构成一个有机系统，判断和分析整个动力场作用力的功能和效率绝不能简单地从某个动力要素的功能和效率的分析中就得出结论，必须从整体上分析各种动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设d为某个动力要素的功能值，D为总的动力系统的功能值，则有：

其中，α为功能系数。一般而言，α不等于1，根据动力要素各部分之间的情况α＞1或者α＜1。如果α＞1，说明整个动力场作用力相互之间协调配合得较好，使整体的功能得到放大；相反，如果α＜1，则说明整个动力场作用力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各种动力要素之间的功能相互抵消，使整体的功能被削弱。

2.动力场的结构性

动力场的结构性是指动力场内部各种动力要素之间，以一定的组织形式或结合方式联系在一起，并彼此相互发生作用和影响。各种动力要素之间的这种组织形式或结合方式反映了动力场的结构特性，动力场的结构对于动力的功能有着重大的影响，由于产业的差异性，使得在不同的区域内，可能存在着各种不同产业升级动力要素，即使在同一产业内，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动力要素，但是由于动力结构的不同，则可能使动力场的功能出现巨大的差异。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

其中，f （di），i = 1，2，3，…，n，表明了动力场的某种结构的函数，对于不同的结构，函数f （di），i =1，2，3，…，n的形式也将不同，α为功能系数。一般而言，α也不会等于1，根据动力场结构的不同组成，α＞1或者α＜1。如果α＞1，说明动力场结构比较合理，可以使各动力要素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并使整个动力系统的整体功能放大；如果α＜1，则说明动力场结构不尽合理，存在结构扭曲，使各种动力要素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从而使动力场的整体功能降低。

3.动力场的有序性

动力场的有序性是相对动力场作用力的无序性而言的。动力场作用力的无序性是指在动力场中，各种动力要素之间在功能和目的上存在矛盾和冲突。动力场作用力的无序性大大影响动力场功能的发挥，而动力场作用力的有序性则表明了动力场内部组织的合理程度，它是决定整个动力场功能能否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动力场的有序性越强，其不确定性就越小，所传递的信息也就越明确。在产业升级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地方政府、企业，都在积极寻求或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增加产业升级动力场的有序性。

4.动力场的开放性

动力场的开放性是指动力场能与外界交换信息、能量，特别是允许环境中的因素对原有的动力场作用力进行影响和改造，使动力场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和发展。动力场的开放性是动力有序性的重要保证，只有当一个系统是开放的，才能不断地从外界环境中吸取负熵流，使动力场内的熵值保持不变或不断下降，这样，动力场的有序性，才可能保持稳定或进一步增强。同样，动力场的开放性也是决定动力场有序性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一　创新驱动内涵释义

（一）创新驱动提出的背景

“创新驱动”一词最早由迈克尔·波特提出。波特以钻石理论为研究工具，以竞争优势来考察经济表现，从竞争现象中分析经济的发展过程，从而提出国家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factor－driven）阶段、投资驱动（investment－driven）阶段、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阶段和财富驱动（wealth－driven）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不同：在要素驱动阶段，以煤炭、矿石、石油开采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投资驱动阶段，以钢铁、装备制造、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创新驱动阶段，以医药、IT、新能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财富驱动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积累的财富驱动，投资者对其他领域的兴趣远大于产业界。由此看来，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由资源、投资等要素向无形的知识、创新、人力资本等高级要素转换的过程，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熊彼特提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有内部和外部两种：外部力量是指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外来资本、工商业政策以及战争等突发事件，但这些并非主要力量；内部力量是指社会的时尚、人民的爱好、生产要素数量或质量的变化等，尤其是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才是主要的推动力。

“创新驱动”概念由英国最先明确提出。1997年5月，英国首相布莱尔为振兴英国经济，提议并推动成立了创新驱动经济特别工作小组（Creative Industry Task Force）。这个小组于1998年和2001年分别两次发布研究报告，分析英国创新驱动经济的现状并提出发展战略； 1998年，英国创新驱动经济特别工作组在出台的《英国创新驱动经济报告》中首次对创新驱动经济进行了定义，认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就是“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R.Florida （2005）认为创新驱动理论是建立在新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之上，知识和创意代替自然资源和有形的劳动生产率成为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2012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这一战略明确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4年8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时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创新驱动的内涵特征

当前，虽然由于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文化背景有所不同，对创新驱动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创新驱动还是有些共同的特征：

1.创新驱动是以企业为核心主体

真正的创新动力应该从企业的本质中去寻找，那就是利润。因为企业并不是天然地需要创新，但却是天然地需要利润。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新的组织的综合过程。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获取商业利益”，而其核心则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即以市场导向来进行技术创新。创新价值的实现才是创新的终极目标，也是衡量创新成效的基本依据。不坚持创新的价值实现，蕴藏在社会中的巨大的创造性将泯灭。企业是实现市场价值创造的最重要环节的完成者。

2.创新驱动以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为主要内容

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创新驱动体现为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风险能否合理分散和补偿是关键。哈佛大学商学院罗森伯格教授在谈到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时，强调指出“创新的尝试大多情况下以失败告终”。德鲁克（1999）指出，“绝大多数创新思想不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创新思想正好像青蛙蛋一样，孵化1000个只能成熟一两个”。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面临的高风险可能来自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政策风险等多方面。创新型产品不像成熟产品那样有现成的设备、生产工艺可供利用，创新失败的可能性较大；新产品从研究开发到中试生产、批量生产，一直到产生效益存在较长一段时期，可能出现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或者有更新的替代产品等风险；技术创新的前期投资是否保证以及这些投资能否按期收回并获得令人满意的利润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性与不确定性是与技术创新相伴随的重要特征，也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3.创新驱动以需求为导向

紧扣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着力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着力破除科学家、科技人员、企业家、创业者创新的障碍，着力解决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制约，让创新真正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

4.创新驱动是一项多主体参与、多要素互动的系统工程

熊彼特指出，创新是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也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经历了众多学者不断发展完善之后，目前创新被放置于复杂性科学的视野，创新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作用的一种复杂现象。从创新发生的全过程看，创新是由用户需求、技术研发、试点示范、推广应用、标准监督和用户反馈等多个环节构成，涉及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政府、中介服务机构等多个主体以及消费者、供应商等推动力量，包括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在创新驱动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中介服务机构是服务支持的主体。各类主体互相联系，密不可分。

5.创新驱动以人力资源为第一资源

与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不同，创新驱动更加强调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投入。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学校教育和“干中学”获得人力资本积累。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创新活动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知识依赖性。当前，经济增长要实现创新驱动除了强调知识型企业家的重要性以外，也需要拥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特别是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复合型人才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以我国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和上海张江三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都是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具有良好的人才资源基础。各类创新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成为提升高新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研究转化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的“主力军”。

6.创新驱动体现深刻的文化根植性

创新驱动的战略核心是促进原始创新，原始创新来自其肥沃的培育土壤——适宜的科技创新文化。迈克尔·波特曾经说过，“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模仿的、最持久的竞争优势”。文化的功能在于它是信息载体，在于它所生成的习惯势力，在于生长在同一文化土壤的人们共享着它所承载的信息，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中外许多成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地区，如美国硅谷、中国深圳和中关村等均离不开其特定的区域创新文化。硅谷文化主要体现为勇于创新、敢于创业，鼓励冒险、允许失败，鼓励竞争、崇尚合作，献身职业、成就事业。深圳发展的成功是得益于建立在城市移民文化基础上的创业创新文化，开放的移民文化为创业者提供了创业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创业者到深圳，基本上无亲无靠，只能靠自己独立打拼，不断进取。中关村区域文化则是以学缘、业缘为基础，以技术研发为纽带，在强烈的改善收入的愿望推动下形成了独特的科技人员创业文化。

二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机理分析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可分为前端驱动、中端驱动及后端驱动三个不同阶段，其共同作用于产业升级过程，促进知识积累、学习、创造及扩散，推进产业技术结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等变革，最终实现产业升级。

（一）前端驱动主要促进传统产业积累知识、学习和共享信息资源

前端驱动阶段风险高、收益不确定性强，创新投入支持、政策法规、创新融资的渠道和市场对新产品的需求是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二）中端驱动主要促进战略、组织、技术、管理及规制体系变革和重构

中端驱动阶段主要强调从知识生产转化为生产力。对于企业来说，是应用研究及试验室发展环节所产生的新技术、新装置的应用形成新产品或新业务。企业通过企业内部自行转化模式、支付专利费获得技术转让、产学研合作转化、依托孵化器转化等模式实现成果的转化。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对成果转化的预期效用最大化，是科技成果顺利转化、高效转化的内在要求。以上假设的是企业单个或重要的系列技术的转化，现实中，学科交叉和技术融合加快，新兴产品的制造工序更加复杂，需要不同学科领域知识。例如，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就需要整合电学、材料学、软件学等多领域专业知识，企业在设计研发中若想把握所有领域的技术和新进展几乎不可能，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创新平台、中介组织、非营利组织等为辅助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以实现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的协同创新尤为重要。

（三）后端驱动主要促进新兴业态、商业模式形成

后端驱动阶段要直接面向市场，实现新兴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化和规模化。

三个阶段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循环过程，在产业转型的初期，三个驱动阶段可以独立作用于转型的某个环节或阶段，当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步入正轨，三个驱动阶段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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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平、王树华编：《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1页。

[2]苏东水：《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3]车维汉：《雁行形态理论研究评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第3期。

[4]［英］劳杰·克拉克：《工业经济学》，原毅军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202页。

[5]［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0页。

[6]马建堂、贺晓东、杨开忠：《经济结构的理论、应用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124页。

[7]周叔莲等编：《产业政策问题探索》，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8]［美］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曹征海、潘照东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6页。

[9]［美］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9页。

[10]［美］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0页。

[11]吴建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定量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

[12]周振华：《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23页。

[13]关爱萍、王瑜：《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研究》，《统计研究》2002年第12期。

[14]林毅夫、蔡昉等：《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15]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管理世界月刊》2007年第1期。

[16]李博、胡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和比较研究》，《管理科学》2008年第1卷第2期。

[17]同上。

[18]Gulati Ranjay，Nitin Nohria，“Akbar Zaheer，Strategic Network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 （3），p.56.

[19]Tom Duncan，Sandra Moriarty，Driving Brand Value：Using Integrated Marketing to Manage Profitable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New York：McGrawHill，1997，pp.20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