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产业集群理论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

最早对集群进行研究的是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一书中对分工与市场范围关系的论述被看作是对集群形成原因的最早解释。他认为，集群是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中小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形成的群体。他主要从分工的角度来定义集群，对后来产业集群的研究影响很大。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的概念，并用产业集群的方法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从此，产业集群的概念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迈克尔·波特将产业集群定义为：处于同一个特定产业领域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相关组织在地理上集中的现象。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集群是特定产业中互有联系的公司或机构聚集在特定地理位置的一种现象。集群包括一连串上、中、下游产业以及其他企业或机构，这些产业、企业或者机构对于企业竞争都很重要。不同的产业集群的纵深程度和复杂程度也各不相同。

综合来看，产业聚集是指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在一个特定领域内相关的企业或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共性和互补性等特征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组在地理上集中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产业群的现象。这些产业基本上处在同一条产业链上，彼此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呈现横向扩展或纵向延伸的专业化分工格局，通过相互之间的溢出效应，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以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得到充分共享，聚集于该区域的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大大提高了整个产业群的竞争力。

二、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的主要学派

在不同的时期对产业集群研究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因此就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以下4种。

（一）马歇尔的集聚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分析，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现象。马歇尔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马歇尔把经济规模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产业发展的规模，这和专业的地区性集中有很大关系，这一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外部规模经济；第二类则取决于从事工业的单个企业和资源，它们的组织以及管理的效率，这一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处于或接近最低状态，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马歇尔认为产业集群是由外部规模经济所致。企业在特定地区形成集群之后，有利于新知识、新技术、新创意在企业之间传播和应用，这样就营造了一种协同创新的环境，知识信息的扩散是创新不断发展的源泉，不断地创新促进这些产业集聚区的经济持续增长，也激励着相关产业的新企业加盟。产业集群提供了一个专业技术工人共享的劳动市场，产业区内集聚了许多潜在的劳动力供应和潜在的劳动力需求。企业家往往愿意到有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工人的地方去办厂；同时，相关技术工人也愿意到需要像他们所拥有的那样技能的地方去找工作。产业集群提供共享的中间投入品，还可以支持该产业专用的多种类、低成本的投入品的生产。

（二）科斯交易费用理论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来管理资源，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他进一步认为，在企业外部靠市场价格机制协调控制生产，在企业内部，由于交易被取消，市场交易的复杂过程和结构将由企业内部的管理者来代替控制生产，这些都是协调生产过程的不同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科斯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产业聚集的成因。他认为，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众多，可以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成本，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这些均有助于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同时聚集区内企业的地理接近，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节省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交易费用。在科斯的研究之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他认为，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将来的情况不确定，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所产生的成本。按照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观点，从交易的角度来看，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交易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他们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其他中间组织形式。产业集群就是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

（三）波特产业集群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产业集聚原理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得到了国际上学界、商界和政界的空前重视。用产业集群一词对集群现象的分析，首先出现在迈克尔·波特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把产业集群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所创造的竞争优势角度重新审视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和价值。他认为，国家只是企业的外在环境，政府的目标是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因而，评价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该国能否有效地形成竞争性环境和创新。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强调各个要素发挥作用时，是一个动态系统性机制的变化。国内竞争压力和地理集中使得整个“钻石”构架成为一个系统。波特强调，“钻石模型”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只有在每一个要素都积极参与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出企业发展的环境，进而促进企业投资和创新，因此，地理集中是必要条件。地理集中造成的竞争压力可以提高国内其他竞争者的创新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地理集中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将使四个基本要素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更容易相互作用和协调提高，形成产业国家竞争优势。波特在其竞争优势理论中指出，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关键在于产业的竞争，而产业的发展往往是在国内几个区域内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四）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产业集聚的产生做了解释。他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等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基石和假定是任何制造业产品都具有运输成本。这一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它包括看得见的运输网络形成的有形运输成本，也包括地方保护引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克鲁格曼在借鉴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思想和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之后，形成了规模报酬与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从西方有关产业集群理论看，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探讨集群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应当考虑到经济及技术发展水平对集群的影响，因此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科斯则从交易费用方面讨论产业集群得到的成本节约，进而增加效益，提高效率。而波特从竞争力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各要素的重要性。他的主要贡献在于钻石模型，他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仅依靠企业的力量，还要靠政府以及机会。克鲁格曼从区域经济方面来探讨产业集群的成本节约，在工业化时代，资源、产品的流动性较大，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但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这种成本的节约远不如从前。以上理论是西方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和上述背景有些相似，因此有些理论对我国产业集群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有一定借鉴意义。

三、产业集聚的作用

产业集聚对企业、产业、地区、国家的竞争优势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都可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产业集聚不仅能够扩大相关产业的规模，而且有利于扩大相应企业的规模，产业集聚的过程也是所在地相关企业和产业规模扩大的过程，可以给相关企业和产业带来规模收益。

其次，产业集聚不仅使许多特定产业的企业和相关机构集中在一起，而且使若干相关产业也集聚在一地，可以更好地满足集群内企业和产业对专业性技术、人才、劳动力、机械设备、零部件等多种要素和各种服务的需求，多方面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收益递增。

再次，产业集聚在特定地区聚集更多企业、机构和相关产业，能够更好地实行地区专业化分工协作，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经济效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最后，产业集聚使相关产业的许多企业、研究机构、技术和管理人才、劳动力聚集在特定地区，能够促进相互学习和交流信息、知识、技术，更有效地传播、普及新技术，扩散生产和管理经验，还会产生示范、模仿、刺激效应，启发、激励和推动产品、技术和制度创新；另外，产业集聚还可以促进产业在产品、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提高集聚地企业、产业和地区竞争力，带动集聚地和周围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因此，各沿海省市设立海洋产业（包括海洋生物产业）集聚区的做法是有理论基础的，其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