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篮佳话

步行团到达昆明。富于经验的黄团长和已经在昆明城的学校方面作了一个安排，使这次旅途的结束成了一个胜利的会师。余树森说：

到了最后一站是大坂桥，快到昆明了。其实，当天我们走到昆明是可以的。但要休整一下，要大家整理一下。第二天我们走到昆明，正好是上午10点左右进城。我们入拓东路，状元楼进来，绕进楼，然后从正义路、华山西路，到圆通公园。我们一到东站的时候，我们两个校长，蒋先生跟梅先生，还有我们先头从海上来的同学，蒋夫人还有梅贻琦的夫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生老师，他们从海路来的，欢迎我们。前面还给我们一个花篮，很大的。前面的人抬着旗子，绕昆明，从拓东路，到圆通公园，那举行了很大的欢迎仪式。

有一张照片，是黄师岳团长带队入城时，与前来迎接的梅贻琦常委紧紧握手。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时点完了名还有移交花名册的手续。学子教员，一个不少。

黄团长还点了一下名，把学生交给当时的负责人。那个学校改称西南联大了，交给我们联大的当局。我们安全到达了，他也总算是卸掉团长的职务了。后来我们整队，到昆华农校，我们一队人马就到农校，安插在农校。

在这组步行团的照片中，有一张风情别异，暗含花好月圆之意：在昆明郊区的背景之下，安放着一个硕大的花篮。旁边站着几位如花的少女。花篮是教授夫人们为欢迎步行团准备的，由潘光旦夫人等人用鲜花做成。几位身着花色旗袍的少女，正在翘首以望，期待着那些将要接受花篮的人们到来。少女们仪态大方，都有些书香气。这些等待着献花的都是教授们的女儿。

学校的事情，夫人和子女如此热情地参与，也在其中扮演一种角色，这在战前的北平，应不是常规。然而战争与流亡改变了人们，家庭与学校融为了一体。梅贻琦和常委们所期盼的步行团平安地到达昆明，这件事也自然地成为夫人与子女们投入的热点。从此大家哀乐与共，患难八年。

这样一张照片，使人们感受到，师生们之间，荡漾起一种家园与亲情的氛围。同时，也反映出一种终于稳定下来的安然。

这照片伏下了一个浪漫的插曲，步行团的小队长后来娶了送花篮的小姑娘。

在这张照片里，最前面的那个单独站着的穿格子旗袍的女孩，是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而后面高挑的较成熟的一位，则是她的大姐赵如兰。

很多年后，步入晚年的赵新那回到昆明，意外地看见这张照片，她兴奋地指着说：“这是我！”那时她尚年少，一切听大人们的安排。而相伴在她身边的丈夫黄培云同样兴奋，他当年是步行团的小队长。

2001年4月末，清华校庆六十周年。校友盈门。清华甲所里，熙来攘往，那些资深的远道而来的老校友们一个个着装典雅，面露喜色。时常在不宽敞的门厅里，听见那些久别重逢的快乐的惊呼。过去的时光，因为他们深情的返校，也一起回来了。他们日程紧迫，积攒了太多的约会，人到晚境，情意弥重。

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在甲所我与赵元任的三个女儿相逢了。

抗战时期，赵元任一家曾经在昆明住过短暂的时光。女儿们那时还小，都记得昆明被日本人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夜里所有的屋子都灭了灯火，一片漆黑。这时候，赵元任就教女儿们唱童谣，每个人唱一个声部，在静夜里非常好听。她们说，听着自己的歌声，也就忘记了害怕。什么时候日机轰炸完了，走了，灯火又可以亮起来了。所以歌声是她们战胜恐怖的法宝。

抗战早期，美军飞虎队还没有来到昆明。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曾经饱受日本飞机的屠杀与欺凌。

赵新那对我说，她们都非常喜欢昆明，因为正在进入青春期，也喜欢那里的大学氛围，有很多熟悉的人们，仿佛是另外一个北平。但父亲很快就带着家人去了美国。

赵新那与先生黄培云，是在美国留学时候认识的。婚后多年，都没有想到两个人早在昆明就暗伏了缘分。赵新那说，因为总是牵挂着抗战中的祖国，觉得熟悉的人们都在那里坚持，自己也应该回来。所以很快她和先生就回国了。

大姐赵如兰也是那张献花的照片中的佳人。她后来一直在美国，从事音乐研究，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三姐妹唱旧时歌曲，都是赵如兰指挥和领唱。赵如兰的丈夫卞学璜，也是西南联大学子。

那天晚上，赵新那对黄培云讲：“你们到昆明的时候，大姐跟我，我们四个人献花篮，你那时候认识不认识我？你什么时候知道那里头有我？”

黄培云说：“那还是后来了。”

夫人又问：“你看了那献花篮的四个人，印象是什么？”

先生道：“非常漂亮。”

历经山路崎岖与蛮荒的青年学子，突然眼前一亮，在昆明郊野出现这么美丽的花篮和少女，有一种青春的感觉、到家的感觉。重返都市繁华，一洗风尘仆仆。这种亮堂的风光，真是对步行团的最好欢迎仪式了。这一幕出自教授夫人们的创意，因为这里面有一种女性的细腻和风韵。

下一张照片，在昆明的街道上，一边是典雅的楼房，一边是浓密的林荫，接受了花篮的先头部队，又接过了学校为他们准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的标语，列队进城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旗号就这样首次被步行团打出来了。

正式的成立是在当年8月。学校不再称“临时”，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抗战的长期性。三校也做好了长期联合的准备。

 

人有的时候离历史非常近。

1981年夏天，我还在校读书。一天，忽然校办来人来通知，要我速去未名湖畔临湖轩，陪几位客人。那天大家都知道是王光美和赵元任先生来学校。

我当时在球场运动，等我到了那里，人去楼空。赵元任先生我是想见他的，那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我母亲喜欢唱。她一唱起来，声音总是那么年轻，纯净，是30年代的自然的吟唱式。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的白话诗，才情随意，有东方意境美。赵元任的曲轻轻淡淡，缠绵旖旎，格调实在高。真正的爱情，永远是年轻的。没有那些复杂和恨意。

母亲对我说：歌里的这个“她”，可以是“他”，也可以是“它”。这一诠释，又别有洞天，更加合乎人生与人性。人活着，总得有些放不下的念想。佛家叫“孽”。但看“孽”这个字，却也有生命之果的意思。

母亲说，这首歌是当年她在昆明市女中上学的时候，由那些南下的学生带来的。

近来见有文章，争议当年赵元任去国的原因。我其实替赵先生遗憾。在一个民族热情高涨的时刻，在一个艺术家最应该汲取营养的时候，在一个充满了丰富文化与激情的后方边城，一位造诣深厚，名动中国的音乐家却走了。

倘若当年他继续留在昆明这块抗日热土上，他一定还会创作出中华民族的好歌美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