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的睿智和情怀
——悼夏公
走过了人生的漫漫长途,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战线一位功勋彪炳的老战士——夏衍同志舍我们而去,令人深感切肤的哀痛。夏衍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杰出作家和电影艺术家,更是一位革命实践家,是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坚卓不懈地搏战一生的斗士,他那革命者的伟大人格辉耀一代文苑,对他同代人及后辈有着无可置疑的感召力和净化力。
笔者第一次见到他是1980年冬天。为了编现代作家资料丛书中的夏衍卷,我与北师大会林、绍武同志一起去朝阳门北小街夏公寓所。当我们走进他那间不到六平米的卧室时,老人正伏案赶校文稿。他一边与我们谈着话,一边似还在想着就要发出的稿件,有点心不在焉,因而这次会面的时间不长。记得当我讲到夏衍的剧本受到俄国契诃夫的影响时,他淡然一笑,不置一词,似颇不以为然,我即以作品为例作了一番说明。这时他以地道的杭州官话说道:“你讲得也有道理,可是不要忘记:契诃夫没有参加共产党啊!”这句话把我们逗笑了。至今我还能记起他说出这不无幽默的语句时,脸上是一种严肃认真的神情。
在文化界,夏衍一向以理智清明、思想执著而著称。直到耄耋之年,从国际国内政局变化、经济转轨、国民文化素质,到文学、影视创作,乃至女排、足球赛等等,他都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其见地之深刻警辟,令人为之惊叹。1986年夏公应邀到杭州大学与师生座谈,他在讲话中告诫大学生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基本功扎实,避免“食洋不化”和形式主义。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体制、文化教育方面不顾国情,盲目照搬苏联模式造成严重后果为例,要大家从中记取教训。这篇讲话经我整理成稿,并由夏公仔细作了删改、增补,准备于杭大学报刊出。一位编辑根据不对别国内部事务公开评论的精神拟请夏公删节有关段落。夏公阅后旋即在来函背面予以回复:“关于苏联模式的事,虽则未见诸 ‘红头文件’,但报刊上已不止一次有人提过,其实,对于斯大林,早在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已经提到过了,所以我以为让年轻人知道一点也有好处”,因此,“如认为仍有不妥,则可加注 ‘文责自负’字样,或退回,不打算再改了”。话说得如此明了,态度又很干脆,对于现状的明识洞见和一种无可推诿的历史职责感,于字里行间跃然可见。
夏衍自1932年奉党之命进入电影界,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以惊人的勤奋和毅力钻研和掌握电影艺术规律和表现技巧,为我国电影推出许多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辉的作品,饮誉中外影坛。然而这位电影界的一代宗师却不引以自炫。在谈及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电影事业时,他总是谨言慎行,严防过甚其辞,从不突出他个人的作用。1983年我将自己发表于《浙江学刊》的一篇评述夏衍三十年代电影活动的论文寄给夏公,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关于电影的文章也拜读了,文中有不少过誉之词。诸多事,都是集体做的,我不过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将来如成书出版,盼能更实事求是一些为好”。这几句话,我觉得很可窥见夏公居功不骄、淳朴不苟的本色。记得1985年我在京参加过一次纪念夏衍从影55周年的座谈会,著名导演水华谈到过这样一件事:《烈火中永生》是由夏衍执笔改编的,他作为导演也参与过一点意见,在影片署名时,夏公一定要将水华的名字也写上。后来剧本正式出版,夏公还特地让人将稿费送到水华家中。在座的电影剧作家黄宗江还说起,赵丹生前谈到过一次受夏衍批评后不服,当面顶撞了夏公,可“没想到老头子并没生气”,仍然耐心加以规劝。因此黄宗英讲“这是唯一可以得罪的 ‘祖师爷’”。就在那次会上人们众口一辞赞扬夏公早年为革命呕心沥血、出生入死的战斗事迹,夏公则一再提醒说那时他也“左”过,为了田汉不愿参加飞行集会还批评过他哩!苛于待己,厚于待人——这才是一位真正革命家的情怀。
任何崇高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常人,不仅具有先进的思想和恢宏的气度,也会有普通人的情感和处世方式。只要与夏公有接触的人都知道,在日常生活里他很坦率,也很平和,感情沉挚而细腻。1981年他到杭州主持电影金鸡百花奖颁奖,大会一结束他即领着儿子旦华到久别的故乡严家弄看望侄媳、侄孙们,随后又赶到南山公墓扫墓。轿车开到山脚后,他策杖步行上山。山路高低不平,棘草丛生,当身边人看他吃力要搀扶时,他口中念念有词:“渐趋平坦,渐趋平坦……”硬是一瘸一拐地独自走了十多分钟,抵达父母墓前才停下来。墓碑早在“文革”中被打碎,四周一片萧然,老人面对坟茔倚杖站立,默默祭奠着早已离开人世的双亲,初夏炫目的阳光映照着他汗津津的前额……同行的夏衍侄孙沈之雄告诉我,老人念念不忘旧日亲友,他从六十年代读中专时起,“小爷爷”(他对夏公的称呼)便一直不断地寄钱助他求学。1977年复出不久,夏衍到上海探望姑奶奶(夏公二姐),离沪时还特地托人汇款给他父亲;不久父亲病故,夏公得知又即刻汇来40元作奠仪。蔼蔼亲情,拳拳爱心,于此可见一斑。我以为,革命的思想品格与传统的道德风范融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夏衍丰富的独具魅力的精神境界。
去年底我将在沪拍的夏公三十年代旧居照片寄往北京,夏公女儿沈宁在复信中说到“父亲最近身体还稳定,恢复得还比较好”。却不料现在传来了噩耗,心中的震惊和悲伤难以言述。夏公,您离开了我们,然而您留下的精神珍宝是不会就此泯灭它们的光华的,不仅我们这一代人享用不尽,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将阅读着、观赏着您的作品,为您革命家的崇高人格所折服,从中汲取奋进的热力和智力!
1981年夏衍在儿子、侄孙陪同下到杭州南山公墓悼念父母亲
(原载《光明日报》1995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