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法合理性解释的制度性制约

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理解不仅仅是一种复制和单纯的说明，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注：参见〔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389页。）既然解释是一种创造，那么解释结论就是多样的和无限的。解释者通过解释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使社会变迁事实反馈到刑事立法中，进一步促进刑事立法完善，因而解释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为了保障人权，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刑法解释需要一定的制度制约，这种制约直接作用于刑罚权的边界。刑法的合理性解释，包括处罚范围的合理性和处罚程度的合理性。处罚范围的合理性，就是定罪的合理性，它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解释上，刑法和其他法律最大的不同也许就在于罪刑法定原则对其的制约，解释法律不能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注：参见薛静丽：《刑罚权的边界与刑法解释》，载《法律方法》，第1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第351页。）而处罚程度的合理性，是指量刑的合理性，它受制于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法定（注：《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自确立至今，经历了从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向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演进。）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它的宗旨在于限制刑罚权的滥用，使刑法的适用或解释在它的框架内实现刑法正义。这是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在某些案件中，刑法的解释需要一定的扩张性，对此，需要注意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之间的关系。怎样将二者间的张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使其达成调和与良性互动是一个关键问题。如何理解“罪刑法定”？所谓罪刑法定原则中的规定，是指刑法规范的明文规定，而不是指孤立的某个词语词组的明文规定，这样，扩大解释就获得了可能，因为它只是将刑法规范隐藏的含义揭示出来，没有突破刑法的界限，所以，它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注：参见刘志远：《刑法解释的限度》，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5）。）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表现在：刑法文本的基本语义划定了解释结论的大致范围。刑法用语的“可能含义”包括两种情况，即核心部分和边缘部分。刑法用语的核心部分特征是明确的，容易判断其构成要件符合性；在刑法用语的边缘部分，由于其模糊性，需要根据一定的解释规则考察其是否属于某刑法用语的范畴。客观解释论、实质解释论坚持在制定法与实质的正义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优先考虑实质的正义观念。从效果上看，实质解释论既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形式正义，也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实质正义。（注：参见周详：《刑法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载《法学研究》，2010（3）。）

罪刑均衡原则是指犯罪的严重程度与刑罚的严厉程度保持相当，这种相当不是直接从单个罪名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而是从罪名体系与刑罚体系之间的比例来得出结论。因此，罪刑均衡原则要求的罪名与刑罚之间的均衡比例关系，必须从整个刑罚体系来判断。在对某些刑法条文的语词含义出现不同理解的时候，或者有多个罪名可以适用的时候，以罪刑均衡原则作为解释或选择的依据是可行的。（注：参见廖斌、何显兵：《论罪刑相当原则的刑法解释机能》，载《人民司法》，2008（11）。）即某些案件有被多种规范类型涵盖的可能性，需要根据罪刑均衡原则（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找出合适的刑法规范。罪刑均衡原则的刑法解释机能，不仅仅涉及个案定罪问题，还能够据此考察某个罪名的罪状准确含义，特别是罪名之间用语有相似之处时，根据罪刑均衡原则来进行解释，能够对相关罪名进行界定或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