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交媒体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近年来，中产阶层已成为国内外学术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引起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专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然而，要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必然无法脱离当代中国的社会大环境。如今，网络在中国的发展与普及，以及各种新媒体的层出不穷，不仅引发传播领域的巨大变革，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对社会情境进行重组，并导致新情境的产生。这种新情境必然对社会秩序及人民的生活方式等都产生重要影响。由此，本研究选择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基于媒介变革的时代背景，考察中产阶层的社交媒体使用对该阶层的影响，而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地位获得及阶层发展的一个因素[1]，成为本研究考量社交媒体使用对中产阶层产生影响的重要维度。
（一）媒介变革影响人类社会的变迁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媒介化生存”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人们生活的逼真写照。媒介不仅是传播工具，也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组织媒介”[2]，成为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的，“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3]。
传播学者则进一步指出，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的联结方式、行动的规模与形态。媒介的每一次变革都会改变人们对外界的感知和理解方式，从而彻底改变社会。[4]从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的角度来看，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会产生三种结果：“改变人们的兴趣结构（人们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们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5]而且，他认为帝国的更替与兴衰也与媒介的演进密切相关。例如，古埃及依靠口头传颂联系整个社会，而文字的出现以及纸张的发明，促使文书阶级的出现及文官制度的发展，为埃及帝国最终形成统一提供统治工具。[6]可以说，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不但会催生众多新事物，而且会引发社会结构的变迁。
1900年，法国社会学家塔德（Jean Gabriel Tarde）在其著作中写道：“科技发展使报纸成为可能，报纸促进更广泛的公众的形成，而公众通过扩大其成员的忠心，造成一个互相交叉、不断变化的分类组合的广泛网络。”[7] 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普及使不同阶层的受众群体能够更大程度地分享信息。如今，网络媒介的出现和演进，不仅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而且对人们的人际交往模式、交谈方式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盛，直接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网络，甚至“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编织并使用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工具和平台”[8]。
追溯媒介演进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仅引人发问：社交媒体时代，中产阶层会如何使用微信等新一代的社交媒体技术，以及社交媒体又会如何影响中产阶层的关系网络，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结构。
（二）对中产阶层研究老问题的追问
2005年，南京大学周晓虹主持的“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都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课题组，就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有关中产阶层的翔实报告《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报告从认同、消费、休闲、社交等多角度对中国中产阶层丰富多样的生活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媒介使用、网络交往作为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进入了研究者的视域。
该报告将网络作为社会交往工具与获取信息的媒介载体，分别在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及传媒效用两个章节进行分析研究。报告指出，“在网络的世界中，出现了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阶层边界”。然而，将网络作为交往工具，研究发现：“中产阶层的网络交往行为远不如其社交行为那样带有明显的阶层边界。相反，在网络交往的空间里，没有中产阶层的阶层边界。”与非中产阶层相比，中产阶层更不喜欢花时间进行网络交往。他们上网的比例高，但更多的是使用网络的信息获知功能，而非娱乐交往功能。[9]
该报告研究的背景是十多年前，调查问卷的实施阶段为2004年1～6月，恰好处于Web 2.0时代的发轫期，网络已开始注重与用户的交互功能，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在中国，当时能为用户所用的网络交互工具主要是QQ、MSN、聊天室、BBS、博客和个人主页。而这些工具除MSN外，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匿名性”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交互对象对彼此的身份并不清楚，也不了解。这样的“匿名社交环境”因缺乏可信度而引发不同于当今的网络交往目的、交往动机以及交往行为。
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十多年间，网络交互工具在人们的生活中更迭替换，除了QQ仍屹立于即时通信领域，博客除很多公知等仍在使用外，其势力则逐渐被微博替代，继而又被2011年面世的微信应用推到了相对边缘的位置。如今，人们使用最多的“社交三剑客”是微信、微博、QQ。[10]虽然微博仍以“匿名”交往为主，但是QQ的“陌生人”占比已明显下降，微信则是以“熟人”或“认识的人”为主的移动网络交流平台。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6.49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人。微博用户规模为2.49亿人，网民使用微博的比例为38.4%；手机微博用户规模为1.71亿人，手机网民使用率为30.7%。博客用户规模为1.09亿人，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为16.8%。即时通信网民规模达5.88亿人，总体使用率为90.6%；手机即时通信网民达5.08亿人，总体使用率为91.2%。CNNIC报告未提供微信用户的使用规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5（2014）》发布的信息，截至2013年，微信用户已达6亿人，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超过20种语言版本，国内外月活跃用户超过2.7亿人。其中，24岁以下人群的使用率最高，占33.7%；收入结构中，占比最高的是月收入3000～5000元的中产阶层，占比为32.0%。微信海外版（WeChat）用户也已突破1亿人。
此外，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环境也发生了改变，作为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对互联网的信任提升显著。据CNNIC第35次报告，相比2007年有35.1%的网民表示对互联网信任，2014年这一比例提升至54.5%。
因此，在社交网络技术推动社会前进、改变人们生活与传播习惯的今天，重新探讨媒介使用对不同阶层社会资本的影响就尤为必要。本研究将问题锁定在：中产阶层的社交媒体使用对其社会资本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
有研究者提出，网络媒介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资本，它摒弃了出身、地位等差异，为个体提供了为实现自身理想而编织与传统地缘、血亲关系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11]的机会。那么，当网络成为一种新型社会资本媒介时，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否会构成一种阶层划分的新边界？换句话说，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让阶层的边界变得更清晰了，还是更模糊了？边界更开放了，还是更封闭了？这些都是本研究试图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