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量化研究是用粗笔描绘事件，虽然粗略却完整，不过，通常只观察到了现象，却无法探知事件背后的影响。质性研究则比较适于揭示现象之下的意义，给出问题背后的解释。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也指出，抽样调查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消解受众群体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复杂联系，只能生产有关个体受众的总体信息，进一步强化将受众行为视为个体消费活动产物的趋向，受众的群体特征被忽视或者完全湮灭。^[106]本研究主要是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对社交媒体对于社会资本的建构展开论述，即对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发展环境、新媒体环境下人的角色的改变，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应行为进行分析。因而选择在遵循严格的质性研究程序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观察法和案头分析法。

（一）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本研究旨在理解新中产阶层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如何建构其社会资本的，因而，通过深度访谈除了试图获取中产阶层使用社交媒体的一般行为，更注重获取不易通过问卷反映出来的社交媒体使用背后的态度、动机以及对社会交往的影响。就像一位质性研究者所言，通过访谈得到的是“有灵魂的数据”。本研究的半结构式访谈严格遵循对新中产人群的界定，进行样本选择。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深度访谈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就以下内容对被访者进行访谈：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时间、时长、频次、内容偏好、互动习惯）、使用动机、对社交媒体的评价；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状况（社交圈的数量、大小，所处社交圈的位置）；网络交往状况（社交媒体中的朋友圈规模、结构、成员关系强弱、群数量、群大小、群结构、互动内容与频次），以及线上与线下交往的互动与身份认同；等等。通过第一次访谈，笔者添加了大部分访谈对象的微信，并对访谈对象发布的微信内容进行观察。第二阶段根据访谈对象发布的微信内容进行观察并做补充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涉及更具体的媒介使用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例如，为什么会使用某种类型的头像？觉得自己换不同头像时，会对自己与其他人的网络交往有影响吗？为什么会选择发某条信息，发布这条信息时会帮助他或她与哪些人产生互动呢？等等。

1.访谈对象的选择

在半结构式访谈中，访谈对象的选择不依赖于抽样样本，而是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有目的、有意识地选择访谈人群。本研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请朋友帮助介绍符合新中产界定的访谈对象，并通过被访者再介绍，共进行面对面访谈31例。接受访谈的对象均同意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并整理成文字稿。所有访谈对象均有翔实的访谈日志与笔记。为了保护受访者的身份，在涉及受访人信息时，以个案代码+被访者姓氏大写首字母进行编码，例如个案N+X女士/先生，具体见表1-2。

表1-2 半结构式访谈名单

（1）年龄分布

据2007年《北京中产阶级的现状与特征》调查报告，中产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为中年人，主要集中在30～59岁。其中，30～39岁的占比为30.19%，40～49岁的占比为24.38%，50～59岁的占比为22.99%，30岁以下及60岁以上的分别占8.59%与13.85%。本研究访谈的对象年龄基本在这些区间内。

（2）性别分布

根据《北京中产阶级的现状与特征》，北京中产阶层的男女性别比例为50.97∶49.03，男性略高于女性。本研究访谈对象的男女比例也基本与之相符。

（3）职业分布

在职业方面，新中产阶层被界定为：领薪水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中高级行政办公人员。本研究访谈对象主要为党政/事业单位领导干部（2名）、党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1名）、国企管理人员（3名）、外资企业管理人员（3名）、民营企业管理人员（1名）、科研人员和教师（3名）、文化传媒专业人员（4名）、经济/司法专业人员（2名）、工程技术专业人员（4名）、医药卫生专业人员（2名）、个体工商户（2名）、自由职业者（3名）、NGO组织干事（1名）。

（4）受教育程度分布

受过高等教育是新中产阶层的典型特征，本研究访谈对象除1位女士早年高中毕业进入航空公司外，其他均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这也反映出新中产阶层受教育程度高的典型特征。其中，受过大专教育的有5位，受过本科教育的有7位，受过硕士研究生教育（含MBA及EMBA）的有12位，取得博士学位的有6位。

2.访谈开展及形式

为了找寻研究焦点，本研究于2014年9月在北京做了5个试访谈。随后根据预调查者的访谈情况，对调查问题进行了微调，正式访谈于2015年2～5月在北京展开。大多数的被访者是由笔者的朋友和熟人介绍的，除个别有过一面之缘外，大多数不认识。

（1）访谈时间

第一次访谈的时间平均在2～3小时，第二次访谈控制在半小时以内。对个别被访者进行了三次以上的访谈。为了使被访者放松，在访谈中间往往会穿插与访谈关联较弱的日常生活话题。在此基础上，对被访者就关键问题进行交流与追问。

（2）访谈地点

访谈地点大多安排在被访对象的工作单位、工作地点或居住地附近的咖啡馆，以便被访者放松交谈，同时无须顾虑时间。

（3）访谈形式

访谈形式主要是面对面、一对一的访谈。访谈为半结构式访谈，即在准备好的问题框架下，与被访者展开即兴交谈，并根据谈话内容进行追问。访谈双方的关系是平等、互动的，在个别访谈中，会有互相激发的思考与讨论。

（4）访谈内容

访谈中，笔者会适时做笔记，对被访者提到的重要观点，或者出现的某个有意味的表情或动作进行记录，访谈结束后对访谈录音进行文字整理，最后对录音整理文件进行标注与分析，旨在得出新中产阶层个体在微信等社交平台上的自我呈现、交往行为、线上交往与线下交往、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会资本建构的关系模式。

（二）案头调研

主要是根据本研究的问题，针对各种市场调查公司、专业机构发布的新媒体使用、社交媒体使用等相关调查报告进行收集、筛选。如WPP集团旗下凯度公司（Kantar）发布的《2014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社交媒体用户与城市居民比较》，零点调查发布的《网络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调查》等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与研究课题的要求有较大差别，因此在使用时主要是宏观数据的补充。

（三）参与观察法

借鉴虚拟民族志研究^[107]设计，本研究对微信的中产使用者分别进行了跟踪观察。通过添加访谈对象的微信，作为朋友，对其发布的微信使用行为及发布的内容进行观察。例如，对其头像使用、昵称、发布内容及频次进行收集和记录。针对有些内容，可使用截图、收藏等方式进行完整记录。为了保证与受访对象的真诚交流，研究者也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对受访者开放（将“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选项关闭），以保证彼此的信任。此外，针对非访谈对象，但符合新中产阶层界定的笔者微信朋友圈的朋友的微信使用行为进行观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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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研究认为，通过动员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各种资源，社会资本可以为社会成员带来各种回报，特别是社会流动过程中的地位获得（参见吕涛《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基于复杂因果关系的理论建构与经验检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李林：《媒介化生活的社交圈子与人际关系重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第B04版。斯蒂文·贝斯特在其著作中指出，“人们现在更多的是依靠技术交流而非现实交流来确认自我认同。媒介化交流逐渐取代了真实的交流状态，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136页）。

[3]John Dewey，Democracy and Education（New York：Macmillan，1916），p.5.转引自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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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一概括来自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詹姆斯·凯里的论文《加拿大传播理论：哈罗德·伊尼斯学派的延伸和说明》，转引自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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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lark，T.N.（ed.），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Collected Essays of Gabriel Tarde（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9），转引自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五版），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第65页。

[8]周宇豪：《作为社会资本的网络媒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第1页，前言。

[9]周晓虹主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52～182页。

[10]2015年Q2《互联网周刊》最新手机应用统计显示，2015年社交App排名依次为微信、QQ、微博、QQ空间、陌陌；2015年平台型App排名依次为微信、QQ、支付宝、UC浏览器、百度，检索于2015年7月21日美通社，http：//www.prnasia.com/story/archive/1461028_ZH61028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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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孙藜：《We Chat：电子书写式言谈与熟人圈的公共性重构——从“微信”出发的一种互联网文化分析》，《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第6～20页。孙藜认为，微信是一种“交谈和聊天”的工具，而交谈是一个经久不衰、无所不在的媒介，它渗透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但这种界定，难免过于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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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李林：《媒介化生活的社交圈子与人际关系重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第B04版。

[98]李林：《媒介化生活的社交圈子与人际关系重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第B04版。

[99]李林：《媒介化生活的社交圈子与人际关系重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第B04版。

[100]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第48～63页。

[101]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第48～63页。

[102]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第48～63页。

[103]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第48～63页。

[104]李景辉：《社交网站使用对线上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3，第36页。

[105]庄佳婧：《拓展人脉还是维护关系——社会资本视野下的SNS网站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

[106]McQuail D.，Audience Analysi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7），p.22.

[107]它是以网络虚拟环境为主要的研究背景和环境，利用互联网的表达平台和互动工具来收集资料，以探究和阐释互联网及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方法。该定义来自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217～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