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 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

上海，2017年2月26日

2017年2月26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在上海举办首期“金融与发展论坛”，论坛主题为“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会议就全球化的历史、“去全球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推进全球化的意义等展开细致讨论。与会专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加强区域合作的全球化，是非常实惠的全球化，是发展导向的全球化，是包容发展的全球化。为了推动“一带一路”扎实深入发展，首先要完善区域公共品的供给机制。

主要出席嘉宾：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杨燕青 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

殷剑峰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刘勇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左学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上海市政府参事

连平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赵颖 蚂蚁金服集团国际事业部总裁

主持人/杨燕青：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周末来参加我们的论坛。今天的会议是金融与发展论坛2017年的第一期，金融与发展论坛是一个新的品牌，是我们李扬院长领衔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每年举办的发展论坛。

我们今天的选题非常重要，是“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外交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包括60多个国家，接近50亿人口，将近40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的倡议。关于“一带一路”怎么理解，有很多官方的说法。今年是概念提出之后的第四年，已经四年过去了，全球的局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今天的这个时点上，我们重新探讨“一带一路”能够走多远。过去在民粹主义的时代，靠全球化推动的秩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老牌的资本主义领导国家正在退出全球化的阵营，这个时候中国成了全球化最主要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全球化找不到方向，民粹主义在主导全球，这个时候中国需要举起“全球化”的旗帜，那么“一带一路”就变成最重要的抓手，所以比起2013年、2014年我们讲的“一带一路”，现在的“一带一路”已经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在今天确实有可能成为中国外交最重要的抓手。

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带一路”有非常多的重要意义。第一，该倡议是中国式“全球化”的一个新的引擎和路径。第二，“一带一路”可以改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正在扮演更具主导性的角色。第三，“一带一路”提供了“中国制造”世界公共产品的可能方案。中国现在是全球产业链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和“一带一路”未来的发展又可以做非常好的契合。

关于未来“一带一路”究竟如何在实质上得到推进，而不像过去只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没有人知道具体怎么做。所以今天这个论坛变得非常重要，我们要来理清下一阶段“一带一路”究竟该如何推进。在我个人看来，有几个方面非常重要，我先抛砖引玉。第一点，企业要主导，企业是“一带一路”实施的主体，没有企业，单靠政府的推动实际上是难有成效的。第二点，“一带一路”的商业可持续和项目可执行是非常重要的，单靠口号和一些援助是不足以推动的。第三点，我认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实施过程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第四点，虽然刚才讲了“一带一路”的三大意义，但我认为金融市场会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我们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融资，能够与“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率先实现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反过来会推动贸易和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我觉得从这四个角度来讲，未来“一带一路”有非常大的空间。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论坛由金融业的人来推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下面进入正式议程，首先有请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博士为我们致开幕词。

殷剑峰：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大家周末来参加这个活动，说明这个活动非常重要。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是中央批准的首批国家高端智库之一，是唯一的金融智库。自成立以来，在货币政策、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理财产品、金融科技等各个领域已经做了几十项课程，相关的成果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及部委的高度重视。

今天这个论坛是金融与发展论坛的第一期，之所以第一期就选择在上海开，因为上海是我们国家的金融中心，而且正在变成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金融与发展论坛第一期在上海召开，意义非常重大。

今天的主题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这个话题，自2013年习主席提出以来，目前已经逐渐显现出它的成果。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和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合作有了非常明显的进展。去年，我们贸易额中有四分之一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的，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的增速都在两位数。同时，我们与美国、欧盟等传统贸易伙伴的贸易增速仅仅是个位数，大概只有2%～3%。那么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实际上是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知道，2017年主要的发达经济体除了美国之外，日本、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增速全面下调，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速全面上调。其原因除了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之外，就是人口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50亿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只有2%～3%，平均年龄是二十多岁，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庞大并且年轻的人口。在这些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我们看到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像日本、欧元区那样的通胀紧缩，所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合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领域。“一带一路”也是“二战”以后首个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经济全球化倡议，它不仅涉及经济方面，也对全球经济政治的治理架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而言之，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论坛，也感谢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谢谢大家！

主持人/杨燕青：

非常感谢剑峰主任。下面进入主旨演讲阶段，我们请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老师做主旨演讲。

李扬：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到上海来汇报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

刚刚主持人和副主任殷剑峰先生已经介绍了“一带一路”的一些情况。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在提出近四年的时间里，是一个外交的话题，是一个国际政治的话题。从研究界来说，我们也经常在北京开这种会，大家说经济学家始终对“一带一路”不感兴趣。这个问题在于“一带一路”是一个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倡议，经济学家要研究，要有范式，要有概念，要有外延，要有内涵，所有标准的经济研究的要素，在“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领域，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非常有效地形成。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逐渐成为一个受人瞩目，而且越来越做得实的概念了。我们体会到“一带一路”其实最能体现中国的智慧，堪比“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正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智慧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这个智慧就是要把握住最大的概念、最终的方向。

其实“一带一路”也是这样的，我相信你要找十个人讲“一带一路”，可能会有十种不同的说法，但大家最终的方向都是一样的。从“一带一路”只是概念到去年“一带一路”沿线的进出口已经占我国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再往前看的话，“一带一路”国家是人口最年轻的国家，而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大部分已经老龄化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智库、我们的经济学家有必要对“一带一路”倡议做一些专业性的研究，今天我们想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样一个事实，2017年1月17日，习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做主旨演讲，阐明了全球化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对于全球化的作用和意义，这个讲话引起了全世界极大的反响。其实习主席对全球化、“一带一路”的问题，过去都有论述，而只有这个论述引起了全球真正的震动，那是因为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国的新任总统正在讲“去全球化”，正在讲闭关锁国，而在这边，中国正在谈开放，进一步推动全球化，所以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这个关注使得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从一个说法慢慢变成一套成型的理论。我觉得习主席在讲话里再次清晰地向世界传递了这样的声音：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中流砥柱；第二，中国推进全球化，我们手中掌握的利器就是“一带一路”。当然不久前习主席在讨论国内外发展战略的时候，谈到了这样一个观点，“一带一路”不只是一个全球倡议，而且是会反过来规划、影响国内发展的一个倡议。总之，它是一个国内外融合的倡议。那么提到这样一个高度的话，我们必须对“一带一路”做一些深入探讨。我今天就做一点探讨，求教于各位，讲三个部分。

这么多年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说全球的事情，当然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为了把这样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说清楚，我们必须回顾历史。所以下面第一部分，就是回顾“全球化”。在回顾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过去忽略的，我们不知道的事实摆在那里，这些事实需要今天重新解释。第二部分，我们会讨论“去全球化”，当然我最后研究下来的结果是，我不倾向于用“去全球化”这样一个词，我宁愿说“全球化需要转型”，传统的发达经济体主导的那种全球化即将寿终正寝，而一个更加综合的考虑世界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全球化需要兴起。那么“一带一路”显然是在为这样一个新的全球化贡献力量。第三部分，我们就谈中国“一带一路”对于推进全球化的意义，会说到五方面意义，也会谈到它和传统的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究竟有些什么不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也是一个建议，就是在做了这样一些研究之后，在确定了中国可能会对未来的全球化产生积极的主导性作用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提供区域性的公共产品。我觉得现在还不能说提供国际性的公共产品，还是低调一些，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姑且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区域，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区域内提供若干公共产品。大家知道在国内的公共产品有道路、外交、公安、军队等，如果越过国界，这个公共产品范围是很广的，包括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保证“一带一路”的发展。所以，这应当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

我们先对全球化做一个回顾。我想，是不是要概括一下全球化的要点。第一，它的基础是什么？国际分工，有了分工就有了交换，就有了市场。而且经济学最基本的智慧就是在分工和交易中，所以国际分工是全球化赖以发生和持续发展的基础。第二，它的内容是什么？贸易和投资是构成全球化的内容。目前全世界多边、双边谈判中，最重要的谈判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可能有点变化，当年在进行谈判的时候，人们常常要拿它的内容和TPP相比，中国和美国正在谈贸易和投资，全世界都在等着中美这两大国就贸易投资达成协议，然后大家跟着。第三，它的载体是什么？载体是跨国公司。全球化不仅仅是物流的流动，物流依托什么载体在流动呢？依我们看是跨国公司。一说到跨国公司就有一套理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跨国公司才能做得到产品内分工。现在大家所熟悉的一个产品在一个国家的国境反反复复进出，最后才形成最终产品，只有在跨国公司主宰着全球化过程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最有效率地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第四，就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我们获得了在市场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地拓展和深化的动力。在讲到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我们谈技术进步，它的每一个步伐都是压缩时空的，都会使时间缩短、空间缩小，使得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全球化进行研究。

根据这四个维度，或者四个要点，我们说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第一个时期，白银资本时期，1400～1800年。白银资本时期的全球化，它的主宰者是中国和印度等一些东方国家。那个时候，工业革命尚未开始，这一阶段的全球分工主要是农业内部的分工，而且是以“互通有无”为基本格局。大家注意，现在谈到贸易、投资的时候，大家还是说“互通有无”，其实“互通有无”是最原始的一种分工，现在的分工不是简单地互通有无，而是寻找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那个时候，国际分工大致以水平分工为主，垂直的分工还不存在。我们把全球化的历史推到这个时期，还是想呼应一下如今我们成为全球化主导力量的事实，因为我们在历史上已经对全球化做出过贡献。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互通有无，而是获得货币材料，因为中国不产银，所以要通过贸易获得。近百年来，我们的货币供应就先后被好几个大国控制，人在家中坐，货从天上来，国内经济受此影响特别大。

第二个时期是和平时期，1815～1939年，这个时期是现代意义的全球化的开始。在明确国际分工的基础上，货物与资本实现跨境可持续的自由流动，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这样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第三个时期是“半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期在文献中被当作“全球化”来看待，但我们经过研究之后，觉得最恰当的概括是“半球化”，虽然说这个时代的起点是要形成一个全球的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建立的，但得到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这个结果发端于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关于铁幕的演讲，其揭开了“冷战”的序幕。当时，“冷战”战端一开，这个世界被分成两半，一半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另一半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40年中，这两大阵营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在两大体系对峙的情况下，说什么全球化肯定是片面的。所以，斯大林说这种情况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那么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对峙40年的基础上，我们只能将其称为“半球化”。1991年苏联东欧集团崩溃，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产，这些历史遗产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劳动力，当我们从供给侧结构性角度研究经济的时候，就会发现人是第一位的。受过教育的人、有活力的人是第一位的。那么东欧集团崩溃给这个世界贡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人。有大量的研究显示，那时候苏联东欧集团劳动力的年龄比资本主义世界要年轻，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大家知道英国脱欧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就是苏联东欧集团的这些人涌到那儿去找工作，这些人年轻、漂亮，外语又好，而且肯接受低工资，所以英国要赶快脱欧，堵住这些人，这个现象到现在还在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二个就是货币金融方面的遗产。其实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元已经风雨飘摇了。但苏联的解体，给它打了一针强心剂，因为原来苏联等东欧的国家都是用卢布的，解体之后，几乎一律地使用美元。再加上中国，中国其实是一个美元化的国家，我们现在还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元。整个东亚地区都是美元化的地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泰国、印度。所以这一下子拯救了美元体系，没有这样一个变化，不知道今天的美元体系会成什么样。这是我们说两大对峙的集团在产生变化之后，苏联东欧集团留下的遗产。那么西方集团留下的遗产是什么呢？就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真正的“国际公民”，它兴盛的意义在于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疆域界限，使分工的结构和范围进入产品内部各生产程序。只有通过跨国公司分工才可能深入产品内部，才可能出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么复杂的一种分工体系，这么复杂的一种交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么复杂的一些金融安排。跨国公司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体系，这套体系应该说是资本主义世界留给我们的。

第四个时期是“大稳定”时期，1991～2008年。1991年苏联解体，而且正好中国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那么在这个时期里，全球经济长期、高速、稳定增长，对此有很多的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就是所谓历史终结论。说的是什么呢？世界经济之所以在1991～2008年这个时期有这么好的表现，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太优越了。当然现在这个说法已经不攻自破了，但我们作为理论分析，还是要说它为什么错。我们从分工，从国际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它完全忽略了两个对立的体系崩溃所带来的一系列深远影响。所以我们说这个增长，与以中国和苏联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大规模地加入全球化的潮流密切相关。1991年之前，发达经济体占据了全球GDP的70%，新兴经济体占30%。但1991年有一个悬崖式的变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2013年两个曲线交叉。到今天发达经济体只占40%，而新兴经济体占60%。

那么我们把它的影响做一个概括，第一个影响是劳动力的全球化。这里列举了一些缜密的科学研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费里曼估计，如果苏联、东欧、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仍处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那么2000年整个资本主义的劳动力约为14.6亿人。而这些国家的加入，导致全球劳工人数上升到29.2亿人。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所以从那以后，全世界的劳工成本就下降了，全世界的工资就上去了，全世界的劳动生产率也上去了，而且从那以后，一直保持低物价，1991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说这样一个变化之后，劳动力进入，一系列的变化就发生了，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资本相对于劳动处在绝对的占优地位，也就是说利润比工资高，这也是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写的《21世纪资本论》中的结论，资本主义没有使得收入分配公平化，而使不公平愈演愈烈。我们在这里给出一个解释，因为资本相对于劳动来说更稀缺，于是它在分配中就占优，所以掌握资本的人，在整个分配中占的份额相对较大，这个情况中国也存在。劳动力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事情，刚才剑峰讲“一带一路”，只说了一个因素，就是人口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7年也提到相同的事情。

第二个影响是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融这些词我们都很熟悉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革命降低了交易成本，跨国公司的产品价值链进一步分解，将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生产和服务环节拆分成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当今全球产业价值链还是呈现以下结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牢牢地占据着价值链上高附加值、高利润率、低环境负担的两端——设计研发和服务营销；而其他国家更多处于低附加值、低利润率、高环境负担的价值链中段——生产制造，对上需要找市场，对下需要找原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第三个影响是储蓄和投资。宏观平衡的变量就是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在这个大的变化发生之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储蓄是小于投资的，所以才会有通货膨胀，而且是长期的通货膨胀，进而会有大量的债务。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印度进入这个体系，改变了这种状况。美国继续处在亏空的状况下，但现在的亏空可以由中国来弥补，我们日积月累的高额的外汇储备在国内用不完，就把这笔钱交给美国人去用，通过买美国国债支持其长期的贸易逆差。不管平衡的结果合理不合理，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总之这个世界平衡了，不像我们没有进去的时候，只能用滞胀的情况表现出来。第一个结果是物价水平开始下降；第二个结果是利率水平长期低迷，甚至到今天出现了负利率。负利率的根本是储蓄大于投资，而储蓄大于投资的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因为苏联等东欧国家和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进入了世界体系。我们在回顾全球化历史时，很容易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下面我们开始说“去全球化”。在讲“去全球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说为什么会发生“去全球化”的情况，一定是因为原来的全球化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主要的方面不令人满意。在发达经济体主宰的全球化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上。我们有一种概念是“中心-外围”结构，指的是这个世界是分等级的，有中心国家，有外围国家，中心国家里还有核心国家。核心国家主要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同时致力于“制造”并向其他国家输出各类的“规则”、“标准”、“秩序”和“最佳实践”。这些规则都由发达经济体生产，一个规则的变化马上可以引起数万亿的生产变化。“外围国家”主要是在承接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而且被动地接受国际惯例等基于发达经济体标准的规则。

这样一种情况不可能长期持续。如果这些“外围国家”没有飞速发展，这样的状况会一直持续，可一旦这些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以后，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我们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于是就会产生冲突，进而就产生了失衡，就产生了连绵不断的危机，每次危机都是因为有缺口。大家回顾一下这一二十年以来，发达国家存在大量的缺口，却没有实体产品来跟我们交换，于是最后用金融服务，乃至直接用国际储备资产与“外围国家”的制造业产品相交换。这种情况日积月累就出现了发达国家成为债务人而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债权人的局面。这就可以回到危机的起点上，过去的债务危机是只有穷国有危机，但这次的危机不是这样的，是最富的国家有债务，我们这些穷国去问它要债。美国有很高的杠杆率，中国有大量的储备、大量的现金资产，这是很荒谬的，穷人有钱，富人借债。既然荒谬，就不可能持续，所以就会产生危机。

之所以要“去全球化”，就是因为之前的全球化格局不可持续。我们通过具体数据可以看出“去全球化”确实在发生，1960～2015年全球贸易的平均增长率是6.6%，而同期，全球GDP平均增长率为3.5%，这样一种相对增长，就是典型的全球化的特征，因为每个国家都更多地依赖交易提高自己的经济增长。但这种贸易增长和GDP增长的差异，在2008～2015年已经开始缩小了，2011年以来已经持平了，各国经济开始“失联”。从2013年开始，全球贸易增长率低于全球GDP的增长率，世界开始“去全球化”。

那这一轮“去全球化”，谁是主力呢？我们发现是发达经济体。原因何在？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美国人说服中国加入WTO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中国进入WTO之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时中国在非常痛苦地讨论要不要加入WTO，美国人教导我们，你们要实行自由贸易，我们就实行了，他们又教导我们要降低关税，我们就降了，我们进入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个全球化实际上是对中国是大有裨益的，这个结果是他们没有料到的。二是他们没有料到全球治理因此崩溃了。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两套体系，一个是机构，另一个是这些机构制定的规则。“二战”之后，建立了很多专门的治理机构，基本上什么事情都由机构管，每个机构都有一套规则，这些机构加上这些规则，就是全球治理机制。这个全球治理体系是美国率领这个世界精心设计的，想要进入就需要谈判。那我们进入了，我们按照规矩办了，结果是我们发展了，他们发展得相对缓慢，于是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既不能应对传统的挑战，也不能应对新型的挑战。所以奥巴马在2015年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草签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当超过95%的潜在客户生活在我们的国境之外，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他要施行TPP，就是不想让中国主导，而大概就在这前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逐渐地成型，就是要在某些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主导这个世界。

我们把“去全球化”当作一个历史过程看的时候，绝对要注意到，它并非全是负面的。我们宁愿说，“去全球化”有其“不得不为之”的一些必然性。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要“去全球化”，其实不是直接反对全球化，而是说发展中国家也要负担维持全球化的一些成本。那么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有一个更深刻的变化，就是要转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纠正“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我们说科学发展观，说的是克服对外过度依赖外需、对内过度依赖投资这两大弊端，今天基本上都克服了。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看，要减少对外需的依赖，降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最高曾达到65%，现在降到30%。但这样一个事实，放在全球化的框架下看，是一个“去全球化”的行为，因为这减少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大家都这么减少的话，国际市场当然会出现萎缩，会出现贸易增长赶不上GDP增长的情况。那这是好还是不好？肯定不能一言以蔽之。只能说这么多年的全球化，积累了很多的矛盾，现在这些矛盾需要解决，不解决的话，就延续不下去了，这样说才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去全球化”还受到各国调整战略的影响。发达经济体引导的全球化，这么多年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新兴经济体进入之后，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发现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整，调整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的经济有一定的“去全球化”的倾向，所以应当对“去全球化”有这样全面的认识。

我们回顾之后，就有一个总结性的判断。与其说当今世界出现了“去全球化”趋势，不如说主宰世界200余年的传统全球化范式渐趋式微，已经不能符合变化后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这个世界正在呼唤全球化的新理念、新范式和新路径。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当口，“一带一路”倡议横空出世。

以领导人的讲话为线索回顾中国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早在2012年习近平主席就说，国际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全球化战略中，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核心概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战略目标，指出我们还要进一步开放。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要“做互利共赢发展理念的践行者、全球经济体系的建设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谈到要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

第一，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是怎样的全球化？发达国家将其国内的制度、规则、法律、实践等强行推向世界其他国家，推进过程是规则先行，强令接受和执行。这是一个“中心-外围”的框架，是发达国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化。但中国推行的全球化，是在承认世界多元、各国一律平等的前提下，追求包容与发展可持续的全球化。通过“一带一路”，力求使各个国家携手共进，共享全球化的收益。我们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接受什么条件，也许会推荐我们的做法，而且还要拿出我们的钱来帮助你去做，这是不同的。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各国，这是一个平等互利的活动，和过去发达国家所推进的全球化完全不同。所以，“一带一路”所体现的全球化，是追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发展的全球化。因此，它提倡各国因地制宜，根据本国情况探寻符合自己发展利益的具体路径和方法。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的时候，是一个平等的合作者。打造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个口号，更是实际的行动和范式。

第二，我们推行的是一个加强区域合作的全球化。“一带一路”体现的全球化承认差别、承认多元。传统全球化追求的是某种趋同性，只承认一个规则，所有的东西定于一尊，定于《华盛顿共识》，而且强烈地推行，不接受就马上对你制裁。中国在“一带一路”架构下推行的全球化，是在承认差别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寻找协调。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也是一个事实，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存在的40年间，在这样一个所谓趋同方向的架构下，产生了100多个区域经济组织，客观上有多元化的需求。在GATT发展成WTO的20年间，更产生了400多个区域经济组织。世界有趋同的倾向，但世界是多元的，忽略多元，那就是发达经济体的全球化，承认这个多元，再承认我们共同的利益，这是我们推行的全球化，这一点也是被世界所广为接受的。

第三，我们推行的是非常实惠的全球化。因为我们在推行全球化的过程中，把中国的经验很好地引到其他国家，这就是基础设施先行。中国有句话叫作“要想富先修路”，非常土却非常实惠。所以中国在推行全球化的过程中，最先引起世界响应的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世界都缺基础设施，美国基础设施曾经很发达，但今天已经陈旧了，而且跟中国相比，它没有技术。所以，我们推行的是一个夯实基础、雪中送炭的全球化，很实惠的全球化。过去美国人在教导我们要进入全球体系的时候，给出的全部是口惠而实不质的概念。中国是给实际的好处，使得很多国家因此获益。

第四，我们推行的是发展导向的全球化，是一个促进沿线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全球化。大家在说“一带一路”的时候经常有质疑，60多个国家都是穷国，人口占世界60%、GDP占世界20%多的国家没有油水，但这么多的穷国，在两百多年全球化的浪潮中被遗忘了。我们的全球化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化，所以“一带一路”大家都欢迎。世界第一次要把穷国的全球化放在第一位。过去的全球化是“中心-外围”，我们推进各国实现工业化、满足最广大劳动民众最基本生活需求的全球化，是帮助参与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全球化。我们不是只说一说，我们有很多很现实的东西可以介绍给其他国家。比如，以义乌小商品为代表的平台模式就非常有特色，它和跨国公司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它可以对接家庭手工业。发达国家全球化的生产销售模式是忽视小企业的，小企业只有在成为大企业的助手或大企业上下游的一个环节时才有存在价值。而中国的义乌模式则说明每一个普通的农户都可以成为这个平台的一部分，这就非常有价值。比如，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线上交易和支付模式，拯救了印度的经济；以经济开发区为代表的区域开发模式，“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都借鉴了中国的经验，建设了开发区。因为开发区相对隔绝，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国别风险。一般开发区都有特殊政策，可以免除很多东道国不很合理的政策对我们的冲击，比如用工的问题、资本的问题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例子是开发性金融，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是独特的创造。开发性金融中有政策性的因素，是一个连制度建设都包括在内的金融，这是非常独特的。

第五，我们推行全球化的特点是包容发展。中国的发展曾经有一个“先污染后治理”“先忽视人然后再开始重视人”的过程。今天的全球化，就必须把包容发展放在整个发展的起点上，重视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是我们“一带一路”倡议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以上五个特点使得“一带一路”确实初见成效，2015～2016年，我们的投资、对外承包工程都在稳步地推进。

最后我想说，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已经承担了新的历史责任。为了能够履行这个历史责任，我们还要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就全球化而言，我们要提升提供区域公共品的能力。既然说要引领这个过程，就要在所涉及的范围内处理一些公共事务。

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扎实深入发展，必须借鉴发达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在体制机制建设上做好功课。其中最重要的是完善区域公共品的供给机制。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已被包括若干发达经济体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欢迎和接受，所以提供区域公共品的任务必须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但提供公共品是一个制度、一套规则，要对外提供，让别人接受，就需要自己先做好。所以提供国际公共品的任务进一步引出了加快国内改革的任务。提供区域公共品的战略，必须同国内完善公共品供给机制密切结合起来，需要大力推动国内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要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了，“一带一路”的这些事情就也能做好。

下面大致地列举一下，让大家对公共品有一个认识。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经济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规模不断增长，所以，对国际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国际法律制度、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公共基础设施、动植物疾病防治与进出口管制、全球环境保护和控制气候变化等的需求，我们已经在设法满足了。第二，全球化使国内市场国际化、国外市场国内化，有建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需求。第三，要控制国际犯罪、控制国际尖端武器生产和扩散、控制国际环境污染、控制国际投机、传播真实信息等。第四，跨国人口流动大幅增长，对国际公共安全需求、公共卫生服务等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五，跨国人口流动不断增长，使传染病的防治，甚至教育服务等也都变成全球公共品。公共品的范围其实是很有弹性的，既然在一定范围内领头推动一件事，为了能够办好这件事，就要提供所需要的若干条件，承担主要成本，这就是我们面对“一带一路”广受欢迎局面的时候需要做的事情。

我就讲到这里，希望对此问题的探讨有所帮助。

谢谢！

主持人/杨燕青：

非常感谢李老师博大精深的演讲。李老师以卓越的学术功底给出“一带一路”的一个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是关于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讲全球化的人非常多，我是第一次听到用这么好的经济框架把全球化、“去全球化”用经济学的概念彻底讲清了。非常感谢李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精彩的演讲，把“一带一路”、全球化、“去全球化”彻底说清了。

下面有请国家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刘勇老师。

刘勇：

刚才尊敬的老师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对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高度概括，在座的各位应该对李老师的演讲已经理解得很深刻了，我想就开发性金融支持“一带一路”、支持中国“走出去”谈一些观点。我昨晚刚从纽约飞回北京，这段时间在美国参加世界银行关于非洲支持峰会的论坛，我作为中国唯一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世行总部，我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关于非洲支持的问题，可以借鉴中国的方式，中国的发展靠中国人自己不断地创造，叫作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第二，我提出一国一策，当然讲的是非洲国家，要把资源变成资产、资产变成资本、资本变成财富的一个系统转化过程，中国采取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

另外，李老师说了几个非常好的故事，我还想佐证几个故事。第一个是中美贸易问题。客观上要承认，中国是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占比最大的国家。2016年，中美贸易额是600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逆差达到3648亿美元。当然，这个数字由于统计口径不一样可能存在不同，但中国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我们改革开放是按照资本的禀赋进行转移，把低附加值和低劳动成本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奠定了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基础。而美国早年把耐克鞋、阿迪达斯鞋等引入中国，基于它的技术、标准、规则等让中国来做。实际上得到了非常大的利益，它是受益者。我记得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戴了顶红色的帽子，那个帽子就是“中国制造”。我说的意思是在中美贸易当中，我个人感觉，第一，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实际上中美两国之间货物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大家也都知道，在长三角地区，劳动密集的产品已经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包括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货物也在发生变化，包括附加值比较高一点的机电产品等。因此，美国要提出45%的关税等到底会怎么样？我认为贸易摩擦一定增加。因此，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方式强大以后，中国的领导力对世界的影响也会加强。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退出了TPP，其一直想排斥中国，现在又在通过以东盟为代表的RCEP来推动。总之，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的贸易摩擦，个人感觉可能会增加，但是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大，真正的贸易摩擦估计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开始显现，因为中美两国之间都在相互试探。因此，要抓紧目前的机遇，实现我们自己结构的调整和对整个世界的总体布局。

刚才李老师说了，国家开发银行是1994年3月成立的，到今年已经23年了。那么国家开发银行的23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23年。我也给大家报告一个总体的情况，国家开发银行到去年年底的总资产是14万亿元，是世界上所有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总和。为什么？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要政府的补贴，跟商业银行相比，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奉行保本微利。因此，我在世行所讲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实际上要通过对所在国投融资体制、财政和金融的再安排，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经常讲到的开发性金融，它具有大额、长期、批发的特点，所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它带动了一个制度性的变化。

因为今天的议题是“一带一路”，应该说国家开发银行早在2006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时候就开始介入，到去年年底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贷款余额为1139亿美元，当年发放的贷款就达到126亿美元。因此，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重点支持的仍然是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包括大家都知道的亚湾铁路、俄罗斯亚马尔LNG项目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园区的开发等。

我同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谈过开发区和城镇化的问题，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认为中国深圳的城镇化对于世界都有借鉴意义，所以这次来中国要进行这方面的探讨。我说，中国在城镇化道路上不仅有深圳模式，国家开发银行还在1998年创造了芜湖模式，就是通过政府融资平台的方式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结合在一起，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说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了探讨。我们实际上把园区的概念和国家产业结构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们也要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大力地引进，不能是中国人唱独角戏，我们希望在当今社会提出一个“共享”的机制，就像李老师讲的智库的概念。我们希望中国的资金、中国的理念和“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国情要有一个结合。中国在倡导“一带一路”时，不是说要采取强制的手段，而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愿不愿意接受是你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还希望能够将中国的资金作为种子基金，跟世界各国的资金有一个结合。刚才讲到“一带一路”的实施，表面上是资金问题，但我个人认为全球是不缺资金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机制，如何进行资源、资产、资本和财富的转化。我们也希望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上建立银联体，希望同行们加强沟通和协同，希望通过重大项目带动人民币“走出去”，比如贷给俄罗斯的外贸银行300多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采购中国的设备。再有，我们希望利用货币互换的方式，通过项目来带动人民币和外币更好地结合，减少外币震荡带来的影响。

开发性金融机构发展了二十几年，在中国这片开放的土壤上，成立一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大有帮助。去年11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国家开发银行章程》，明确了“开发银行定位于开发性金融机构”。2015年，中央给国家开发银行注资480亿美元，到去年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国际业务贷款的余额达到3458亿美元，已经超过中投公司的总贷款额。这些也是得益于把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模式带出去，和世界的组织建立了一个智库联盟。国家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在做一个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报告，就是希望用与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方式，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实际上就是把中国30多年发展的一些历程讲给沿线的60多个国家，同时也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应该和这些国际组织联手，用大家能够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不断地宣传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模式，既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也能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国家强大了，当我们走向国际的时候，受人尊重的感觉是油然而生的。这次，为了考察美国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我专门坐了一趟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跟我们京沪高铁相比不在一个层面上。我觉得，“一带一路”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选择。

从国家开发银行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把支持国家的战略和商业化的运作结合在一起。我也跟诸位报告一下，国家开发银行关于“一带一路”的项目都是按照商业规则来做的，国家开发银行不是慈善机构，所有的项目都必须经过评估，要考察它的经济效益，还要关心国别风险。作为一个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开行在支持“一带一路”上刚刚起步，我相信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国开行就能将刚才李老师所提出的五个方面，即我们中国版的发展目标变成现实。

刚才李老师讲了很多，我就把我想讲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虽然中国贸易总额的绝对值在下降，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并没有下降。相反，在贸易结构上我们也在进行优化，特别是关于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产能过剩问题也是我们在全球化当中应该思考和分析的一件事情，从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实现产能合作本身就是一个产业转移、国际分工的过程。今年5月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更加凸显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亲和力，并充分展示了我们对国际治理结构的领导力。

谢谢大家！

主持人/杨燕青：

非常感谢刘勇老师，我们也祝贺国开行在过去若干年做出了开发性金融的全球最佳案例。刘老师作为开发性金融研究的中国权威，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听到国开行全球开发性金融资产总和的数据，觉得特别骄傲。

刚才李老师为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框架。大家都在讨论今天的“去全球化”，都在分析原因是什么，刚才李老师给出了解答，第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不能再承担保驾护航“全球化”的成本，所以需要有人分摊。全球主要的失衡在中美之间，中国主导了全球的制造业，这是我们要“去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在全球贸易过程中，大家都分享了全球化的好处，但还有一些不可贸易的部门工资增长得比较慢，导致全球性的不平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劳动力相对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同时，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得非常快，但监管跟不上，所以出现了很多危机。此外，科技也在迅速创新，迅速占据全球的市场，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业标准和规则等还没有建立。实际上市场走在了全球化的前面，但全球化的很多基本架构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也是出现“去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推动者。但目前全球的很多跨国公司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跨国公司不足以承担过往全球配置资源、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销售中的成本，所以很多全球化的企业目前在回撤。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在迅速地全球化，包括蚂蚁金服。所以我还是想请各位老师从各自学科研究的角度，从自己理解的角度，也从自己实践的角度分享一下，您怎么看待未来十年我们可能面临的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大格局以及全球的不确定性。下面有请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上海市政府参事左学金老师进行分享。

左学金：

我感觉刚才李院长做了一个很深入的分析，分析最近几年“去全球化”的趋势，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个人的想法，第一，目前在全球化进程当中有些被冷落的区域，比如，一些亚洲区域，或者是中欧、东欧的一些区域，我们“一带一路”会推动它们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对它们有很大的帮助。刚才李院长强调的是新兴经济体，我认为把中国归入其中，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关。但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今后会怎样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贸易主要还是和发达国家如欧美、日本这些国家进行，将来的走向还是值得思考的。但我相信在我们“一带一路”的推动下，欧亚大陆的全球化进程会加快，这一点还是乐观的。但因为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已经面临一些问题，而且速度也在放慢，我们未来怎么处理和这些地区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考虑。

第二，过去全球化的垂直分工，很大部分是跨国公司在做。我认为现在中国对外可能也不完全是水平分工，也有垂直分工，像蚂蚁金服等跨国公司。因为是垂直分工，我们如何避免原来所谓的“中心-外围”的格局，能不能摆脱这样一个格局，还是需要考虑的。特别是有些报道对中国企业还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看到的是非洲企业的工资水平比其他外资企业低，在管理层当中，中资企业管理层的本地化水平更低一些，大量任用中国自己派过去的人员，然后对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相对标准低一些。我们如何摆脱原来造成问题的行为，也是值得考虑的。

第三，除了经济以外，还有很多宗教、文化、地缘政治对“一带一路”合作的影响，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后如何更好地给出好的案例也是很重要的。当然，这方面也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谈了一点不成熟的想法，谢谢大家！

主持人/杨燕青：

非常感谢左院长，他在全球化以及“去全球化”的背景下，把“一带一路”目前面临的问题，包括他的一些思考分享给大家。下面有请连总分享一下在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背景下，怎么来看待“一带一路”。

连平：

我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说实话不多，但来参加这个会议之前也对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做了一些梳理，尤其是李扬理事长刚才把整个“一带一路”的框架，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做了一个比较好的梳理，我听后确实也受到很多启发。

结合刚才燕青提的这个问题，我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第一，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和规律，总体上不可逆转。我认为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规律，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不断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基本上可以放在同一个层次上。现在应该不会有人说，人类社会不发展了，倒退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全球化也是这样一种规律，但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不同的因素，或者说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之后，受积累的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发展速度放慢，但不大可能出现非常明显的倒退。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第二，“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好，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来了，在这之后到现在大概四年的时间里，确实也有了很好的推进。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极具扩张的几何级数的拓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地在向前推进。这本身说明“一带一路”在整个推进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它提出的战略性的眼光，经过短短的四年时间，其实已经被证明其对于中国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简单一点，就是现在欧美“去全球化”这种民粹主义主导下的呼声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短期内，在欧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去全球化”或者说努力想办法把“肥水”放在自己境内，而不让别人得到好处的想法，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最终也难以获得真正的好处。就像美国的制造业由自己来做是不可能的，想要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达到这种低水平，最终结果可能是消费者对于一整套政策和思路加以唾弃。

刚才燕青说，未来5～10年会怎么样？我认为未来5～10年，从战略的角度来说，倒是新引擎发挥动能最好的时机。在目前的情况下，既然欧美是这样一种态势，那我们可以运用中国自己的实力带动一些区域的发展。我们还是有很强大的实力的，有资本实力，有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有强大的制造业的能力，再加上我们的货币国际化，这些都会形成整个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由中国向西发展，从西面向中东、中亚、北非等地区，还有东南亚，带动这些区域的整体发展，中国是具有非常好的条件的。但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各个国家有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宗教以及政权的更迭，它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问题是怎样让资本实力和实体经济的能力结合起来，同时结合当地的特点，走出我们自己的一条路来。比如李扬理事长在报告当中讲到的，这种公共的平台怎么发展，怎么能够在一个区域的公共平台上发挥功能，使得这种平台不太容易被否定？所以对于未来的发展，未来5～10年确实是一个全球化进入低潮的时期，但不等于说“一带一路”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正好是我们能够拓展空间的大好时机，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契机，关键是我们自己怎样把这个路走好。

我先说这些。

主持人/杨燕青：

非常感谢连总。连总对于“一带一路”的评价非常贴切，在未来更宽的框架中看待这个倡议，同时连总对我们推进的全球化好像也比较乐观。下面请出殷首席，从自己的角度做阐释。

殷剑峰：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现在看得很清楚，“一带一路”有50亿体量庞大的年轻人口，全球的经济增长一定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达国家如日本有四分之一人口是老年人，所以它有长期的通货紧缩。庞大的年轻人口，一方面意味着劳动力，另一方面意味着市场，但要变成现实的经济发展动力，我想需要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也是中国引领“一带一路”开辟新的全球化的三个必要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提供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三个公共品。第一个公共品是资本，庞大的年轻人口只有和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加入生产函数，形成生产力；第二个公共品是市场，必须要有出口市场；第三个公共品是生产出来的产品，有了GDP，有了财富，需要去储藏这些财富，需要有安全的储备资产。这三个条件，资本、市场和储备资产，正是1991～2008年全球大缓和时代，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三个条件。我们把从欧美来的直接投资和中国本地的年轻人口结合，然后形成生产、形成出口，才有了双顺差，有了储备资产。但这三个公共品，从目前来看，中国提供不了。

首先，资本。我们现在的资本是在输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多直接投资，但效果还不令人非常满意。在来上海之前，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内部讨论会，其中有一位经常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家就讲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认为中国是来送钱的，如果是这种认识的话，我想恐怕持续不下去。我们加入美国引领的全球化的时候，有很多外资进来，但那是在一定规则下进行的。现在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全球化，虽说暂时没有规则，但长期来看，要实现资本长期投资的可持续性，这个规则必须要有。

其次，市场。资本生产出了产品，这个市场我们能不能提供呢？能够提供，但还不够令人满意，因为虽然去年我们的GDP中消费贡献率为70%，但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才52%，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相比，我们只比利比里亚、朝鲜、新加坡这些经济体高一点。我们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多，这样一个消费的比例，怎么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市场？为什么消费不足呢？这里面有很深层的因素，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居民部门没钱，那么谁的可支配收入在上升呢？是政府，而且政府拿了钱没去做公共服务的职能，而去做转移支付、做投资。如果这种格局不变的话，我们不可能给“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需要的市场。

最后，储备资产，涉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2015年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很多人欢欣鼓舞，这实际上不算什么事。日元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SDR货币篮子成员之一，但日本的国际化是失败的，日元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份额只有不到3%，比英镑还低。所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并不能说明什么，核心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个庞大的资本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必须是开放的，这两个条件现在都不具备。2015年财政部推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发展得非常快，2015年到现在新增非金融债9万亿元，这些债都是融资平台，都是房地产。所以去年三季度，我们看债市崩盘，崩的是地方政府的国企、房地产。如果是这种结构，可能不具有投资价值。

从资本、市场、储备安全资产这三个条件来看，我们完全不具备引领“一带一路”国家走向工业化，走向经济繁荣的能力。所以“一带一路”要想成功，核心问题还在于要做好内部工作。

主持人/杨燕青：

非常感谢剑峰，还是一贯的批判性思维的角度。他分析的视角以过去美元主导全球时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来比拟今天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关系。他讲了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目前在中国还不充分，所以“一带一路”还需要中国做很多功课。目前的“一带一路”虽然我们觉得它看起来很美好、潜力巨大，能够代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中国崛起的路径，但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实际上比我们能想象的多得多。

下面进入今天着重讨论的第二个角度，我们的风险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推行“一带一路”最缺乏的是什么？邵宇博士是中国最领先的全球化研究者，下面请他简单地点评一下全球化的趋势，比如德国和法国的大选会怎样影响下一步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您怎么看待中国“一带一路”的问题？我们怎样克服这些问题？

邵宇：

第一，“一带一路”究竟是一个新的全球化逻辑，还是一个前全球化逻辑呢？在大航海时代，中国引领了“一带一路”，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这个“一带一路”有感召力，而且中国获益很多。为什么那时候停了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开始封闭了。我认为现在的“一带一路”只是复兴了中国在前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而已，它更多的是在亚洲区域。所以我们的目标不要定得太高，要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二，其实美式全球化里面，有两个梯度结构，一个梯度结构是中美，另一个梯度结构是欧洲，德国在欧洲相当于中国。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失衡，但失衡带来超常发展。大家看到特朗普就任总统的发言，都觉得他为什么要说那么极端的话呢？他说保护主义使得美国更加强大。同时我们的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欢迎大家来搭中国的便车。这个角色是不是应该对调一下？如果看去年的事件，有一两例黑天鹅事件，可以说是世界出了问题，而如果整个欧洲右翼都在崛起，全部都引发黑天鹅事件的话，那可能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出了问题。我觉得现在处于全球化3.0版本向4.0版本过渡期间的停滞状态。上一次停滞是1914年到1945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历史的大萧条，同时发生了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及货币战争，当时美国也出台了一个法案，让全球对美国的进口增加35%的关税，然后全球贸易就停滞了，美国经济在那之后收缩了30%，我担心我们正位于这个窗口。

主持人/杨燕青：

邵宇博士分析全球化的视野非常好，稍后有机会再继续讨论，我们还要把时间留给实践者。真正在身体力行地践行全球化，同时在推行中国“一带一路”的是企业，蚂蚁金服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企业。下面请赵总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蚂蚁金服在“一带一路”这件事情上做了什么？能够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赵颖：

今天真的是来学习的，能够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对“一带一路”进行梳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蚂蚁金服最早产生于支付宝，在经历了12年的积累之后，于两年前成立了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一路下来，我们积累了大量经验，怎样通过我们的技术驱动、数字驱动来完成传统模式下不可能实现的服务的经验。这是一个把看似高大上的金融服务，输送给普通百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通过我们的技术能力，可以使传统的金融服务低成本、低门槛而高安全地输送给普通消费者。因此蚂蚁金服定了一个愿景，就是要服务全球20亿消费者，不仅仅是中国4.5亿用户。因为我们一直倡导普惠金融，普惠金融面对的就是没有得到很好金融服务的全球80%的人群。

我们刚好看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包括印度、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它们的普通百姓恰恰是缺少信用记录而得不到金融服务的群体。比如，在菲律宾只有50%的人有信用卡，10%的人有信用记录，意味着其他人得不到任何金融服务。所以在一些没有信用体系，没有金融服务的区域，大家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在两年前与印度的一家企业进行合作，把我们在中国积累的电子技术服务、能力、模式输出给它。我们可以看到64个沿线国家的特点是20岁的平均年龄，这些国家非常复杂，但也充满了机会和活力，我们的合作伙伴有快速学习的能力，然后也会快速成长。用具体数字来说的话，最早我们合作的是印度，当时它已经有一个很小的电子钱包了，但每天的交易限额是十万笔，它期望在未来5～10年完成每天100万笔的愿景，但与我们合作之后，已经可以达到每天150万笔的程度。当然，虽然是合作伙伴，核心的东西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最核心的就是技术底层平台。要是从零开始做的话，可能要花十年也不一定能达到现在的程度，但在我们的平台上可以很快建造起适用于本地的功能，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给它的是基础设施，但上面的服务场景都可以由它自己去建，建出来的完全是本地化的。现在印度的这个钱包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钱包，服务了2亿用户。此外，我们去年在泰国刚完成了投资合作，进入调研阶段，了解具体情况，然后考虑如何提供最适合的方式。与菲律宾的合作是上个月，目前项目还没有启动。

坦白说，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少困难。在一个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心态。这是我们团队内部讨论最多的事情，最早我们觉得我们的团队在中国是最强的，所以我们出去可以帮其他国家做得更好，甚至我们可以做出和国内影响力一样的成就。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更多地考虑全球化，在无形当中尊重各个国家。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在这个过程中，什么叫作尊重？在全球化当中，“尊重”这个词要深度地理解。同时，我们要想得很清楚，到底要为人家解决什么问题。普惠金融不是慈善，也不是扶贫。所以过去两年我们也有很多经验教训，最早到印度的时候，有几百人在那里做事情，很有热情，但效果真的很好吗？结果不尽如人意。我们能够做一个印度风格的钱包吗？不能，你能做的还是中国风格的。所以你也会和合作伙伴有很多摩擦，有很多问题，好心未必会办好事。但后来对技术机密程度有所放松，将部分核心技术授人以渔，大家合作得更好了，它真的感觉你是在帮我，而不是入侵。

从政府的角度，我们的确需要国家在我们企业“走出去”的时候，给予大量投融资的支持，包括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比如说我们有的投资通过上海自贸区进行，但现在国家大形势是控制流出，所以我们的投资款可能会出不去。另外，也希望日后还有机会像今天这样很好地沟通，很好地学习。像刚才提到的国别风险，如果在国家大的方针政策下，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企业是需要国家帮助与支持的。如果有这些很好的国家产出，有很好的成果，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是莫大的帮助。

主持人/杨燕青：

我们进入总结阶段，刚才讲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过程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第一，商业上的可持续，这个刚才剑峰讲得非常在理，商业可持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人民币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承担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人民币可能也会因此面临更大的风险。第三，我们特别需要公共产品，这个公共产品是规则和标准，但我们中国可能最不擅长的就是规则和标准。第四，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合作过程中，是不是要扮演一个内需的市场角色？第五，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相结合，这个区域的金融市场能够一体化，人民币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安全的资产池或一类资产，人民币能不能扮演这个资产，目前看来是有难度和风险的。

我想请大家回答一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如果要成功的话，上述问题哪些是最重要的？

连平：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刚才赵总讲的，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怎样有一个合适的模式，既能控制风险，又能与当地结合，获得很好的发展。因为其他因素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而且都需要很好地推进。如果企业走不出这样的模式，而进行恶性竞争，并且也把国内的恶性竞争带到海外的话，我们在那里可能不会长久。

左学金：

我感觉“一带一路”政治账和经济账都要算，但商业的可持续是一个根本，这里可能对企业提出更多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中国主导的跨国公司，它掌握比较强的技术，并且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殷剑峰：

关于经济账和政治账，政治账实际上是以前的“一带一路”，即朝贡贸易，现在不行了，所以经济账一定要算。我觉得目前“一带一路”主要靠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是政府在“一带一路”推行过程中提供的公共品，还需要与贸易对手国制定好规则。

邵宇：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军力投射。

赵颖：

我认为在国际化当中，如果要持续发展的话，还是要靠商业可持续性，因为它背后意味着市场化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标准和规则的建立，只是现在还没有显性化。另外是人民币国际化，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走出去”，把人民币带出去。因为我们觉得这才是长治久安的因素，但人民币必须要有商业，必须要有一个立足点。最终，想达到理想的状态，就要共创、共享、共赢，大家都有活力，最后我们所达成的理想境界才能永远充满活力。

主持人/杨燕青：

感谢各位嘉宾，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大家光临和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