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大陆浪人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大陆浪人为代表的日本民间力量空前活跃。大陆浪人的成分十分复杂，其中有在华搜集情报的间谍，有潦倒的政客，也有地痞无赖等。他们大多有亚细亚主义思想倾向，与日本政界、军界和财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参与革命的动机大不相同。像宫崎滔天这样的无私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是少数，像川岛浪速这样支持清政府的日本浪人也是少数，在日本大陆浪人中更多的是以内田良平和北一辉为代表的国权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
1.宫崎滔天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与行动
宫崎滔天（1871～1922年），本名宫崎寅藏。他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的一个武士家庭，家境比较富裕，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其父宫崎长兵卫为人侠义，时常鼓励家中兄弟要立志成为英雄豪杰。宫崎滔天少年时期接受了自由民权主义、基督教博爱主义和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想。宫崎滔天的几位兄长都是自由民权主义者：宫崎八郎是自由民权运动者，跟随西乡隆盛起义，殁于西南事变；宫崎民藏是土地改革问题研究的先驱；心怀世界革命理想的宫崎弥藏是宫崎滔天投身中国革命的引路人。宫崎滔天1897年与孙中山结识，他为中国革命运动筹措经费、购置军火、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运动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奔走。
1900年惠州起义爆发。中村弥六侵吞了义军用于购买军火的专款并用废铁冒充军火，负责筹措军火的宫崎滔天饱受非议。惠州起义失败后，宫崎滔天深陷失意和苦闷之中。1902年，宫崎滔天在《二六新报》上连载了自传《三十三年之梦》，详述了自己的思想历程以及结识孙中山并投身中国革命运动的活动经历。
在自序中，宫崎滔天从世界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我相信人类同胞之义，故厌恶弱肉强食的现状，我信奉世界一家之说，故憎恶现今的国家竞争。厌恶之事不可不除，憎恶之事不可不去。否则，世界大同的理想就是梦想。于是我认同武力的必要性，遂以世界革命者自任。”[21]宫崎滔天对“国际竞争”的看法，与北一辉的“国家进化论”对国家竞争、对帝国主义的推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又说，要实现个人的自觉只有靠学习，因此要普及教育。“然而社会是不平等的，贫者多而富者少，而教育需要时间和金钱。希望让教育能够普及，又必须一改众多贫民的状态。于是我又以社会革命者自任。”[22]寥寥数语，阐述了其对侵略、贫困和压迫的憎恶，表达了其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为己任的志向。
其兄宫崎弥藏是宫崎滔天投身中国革命的引路人。宫崎弥藏认为，应当率先在中国进行革命，以此推动日本革命，进而在亚洲乃至全世界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三十三年之梦》中有一节“确定方法”，文中记录了兄弟二人一次充满热忱的讨论。宫崎弥藏提出，“社会改造论和土地处理法案等均已陈腐，无论是进而布人道于宇内，还是退而拥护人权，都唯有依靠武力”[23]。他认为应当首先在中国进行革命，他说：“中国以三代之治为政治理想，三代之治确实是政治之极则，与我等的思想相近。”“现朝已经执掌政权三百年，以愚民为治世要义，民困国危，终必自受其弊毒之祸而难以维系。”[24]宫崎弥藏认为，清朝统治腐败，这正是进行革命的大好时机。
宫崎弥藏激动地说：“空谈毕竟于世无益。愿共同赌上这一生深入中国内地，思想谋及百世纪，一心付与中国人，收揽英雄以奠定继天立极之基。如若能够复兴中国，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越南可起，菲律宾、埃及可救。诸如法国、美国这些稍重理想、希望建立主义的国家，不一定以我为敌。我认为广泛地恢复人权，在宇宙建立新纪元的方法，除此之外别无他法。”[25]宫崎滔天听后深以为然，备受鼓舞。兄弟二人确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即深入中国内地，广觅英雄加以辅佐，以中国为革命根据地向世界推行自由民权革命。
兄弟二人都认为空谈道理无益，有了计划就应该立刻付诸行动。1892年，宫崎滔天前往中国，计划滞留一段时间深入地接触和了解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囊中羞涩，他无奈返回日本。1895年、1896年宫崎滔天两度前往暹罗。根据《三十三年之梦》，宫崎滔天一行从神户出发，航行了五个昼夜后抵达香港，在前往暹罗的船上遇到了数百名华工。他这样描述：“这就是人们视同禽兽所谓苦力，一种连我们一行的农民都唯恐避之不及的污秽物。然而我却不禁对他们产生热爱之情，这是我要托付一生的中国国民，是要帮助我恢复人道事业的民众。如果我没有敌意，那么人们皆是我的伙伴。他们与我亲近的何其迅速。他们的言行何其无邪。”[26]宫崎滔天看到邻国民众的苦难境遇，并没有心生鄙夷，反而产生了同情之心，更坚定了在中国进行革命、实现平等和自由的理想。
宫崎弥藏与宫崎滔天的革命思想是典型的亚洲主义思想。之所以决定首先在中国进行革命，是因为二人认为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一旦革命成功，其影响力无疑是日本难以比拟的。此外，中国方面清朝的腐败统治中隐藏着革命的机遇，在中国进行革命比在天皇制统治牢固的日本要容易得多。“吾等移居此国，成为其国民，鼓吹自由民权主义，革命其国政，富国强兵，届时建设理想之国，向右握日本之手，向左提携朝鲜，救亡扶衰，进而蹴踏无视人道的狂暴国之鼻梁，岂不是人世间之快事！”[27]二人的革命计划虽然在今天看来过于理想化，但也有其合理性。作为日本人，选择中国作为第一个革命地而非日本，有其无奈的现实考虑，同时也反映了其亚洲主义的世界观和远大理想。
另外，在近代日本五花八门的亚洲主义思想中，二人的革命思想又有些与众不同。他们从中国儒家大同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四海兄弟主义、博爱主义发现了相通之处。他的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自由民权主义，更是建立在对西方自由民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之上。
1916年10月至1917年12月，宫崎滔天在《东方时论》连载了《支那革命物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迄今我等兄弟生于自由民权之家，接受自由民权之教育，决心一生奉行自由民权主义。耶稣教与自由民权主义绝不冲突。不仅如此，我等平生一直倡导的四海兄弟主义通过耶稣教而日益阐明。”[28]宫崎滔天在阐明他坚定的自由民权主义信仰之后，对当时西方双重标准下的所谓自由民权主义提出了质疑。“自由民权的宣传在中国和西洋也从很久之前就被志士学者实行而从未间断。然而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从未实行过，这是为何。特别是近世以来以自由民权的先觉者自居的欧美各国在本国实行而不在他国实行，反而以蹂躏他国人的自由民权为能事是怎么回事？如埃及、如印度、如南洋一带，如中国香港、越南，皆成为以文明国自居者的掠夺之地。他们是装所谓绵羊之态，藏虎狼之欲者。待俄国经营的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时，马上遭遇其毒牙的就是中国、朝鲜。下一个蒙受其祸的就是我日本。至此自由民权被彻底夺取其根基。”[29]宫崎滔天看到，西方国家一边以自由民权之国自居，一边肆意蹂躏他国民众的自由民权，在对这种虚伪和残暴的行径感到深恶痛绝的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亚洲共同体意识。
日本在欧化政策的指导下开始近代化改革，奉西方文明为“文明”，视东方文明为“野蛮”，很快走上了侵略亚洲邻国的帝国主义道路。对于“文明”，宫崎滔天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孙逸仙》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或曰现今社会乃文明社会也。较诸古时，吾人亦承认今日之文明。各科学艺得以进步，诸种器械得以发明，电铁得以广为利用，世界呈比邻之势。伟观则伟观也。然而如此等学艺、器械之进步发明相伴，兵器得以新造，战舰得以改铸，兵备日益扩张，战争愈发惨绝。壮观则壮观也。然而此等伟观壮观，可称得上真正的文明耶？予以此观之，今之文明乃野蛮的文明也。”[30]“日本为新进之国。然而过去三十余年的发达，实可称为世间无二。尤以警察兵马之术为然。是所谓野蛮的文明之进步。”[31]宫崎滔天肯定西方科学技术发达带来了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同时指出追求船坚炮利的“文明”是“野蛮之文明”，对日本推行的所谓“文明开化”、对日本引以为豪的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崛起提出了反思。
在近代日本人数众多的大陆浪人之中，宫崎滔天的高洁志向、无私侠义和特立独行都显得非常另类。他认为，日本应当帮助中国进行革命，不应当阻碍中国的革命，更不应该以任何理由侵略中国。中华民国成立之际，日本政府在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问题上大做文章。曾经为中国革命奔走的大陆浪人纷纷背离革命，露出了亚洲主义背后的侵略嘴脸。特别是一战爆发后，日本趁机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宫崎滔天对日本政府感到非常失望。
1919年2月、3月，宫崎滔天在《上海日日新闻》连载了文章《写于被炉之中》。回想起辛亥革命爆发以来日本的种种行为，他写道：“寺内内阁的对支外交庸俗至极。打着援助政策的旗号提供钱和武器，延长中国南北之纷扰，此外激化排日情感就是其全部。若再追溯到第一革命当时之事如何，签订了一千五百万日元的借款合同，日本中途违约，导致南京政府陷入被迫中止北伐并妥协的困境，然后愈益妥协。此时有人谩骂革命党真怯懦、真没出息，但是除了少数同情者之外，有谁谅解其苦衷、洒一掬同情泪呢？这样高喊日中亲善，重复千万遍又有何用呢？我断乎直言这完全归罪于日本及日本人。”[32]在宫崎滔天看来，日本一边高喊“日中亲善”，一边破坏中国革命，这种行为何其虚伪和愚蠢。
宫崎滔天所说的一千五百万日元的借款合同指的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解决财政危机被迫与日本签订的借款合同。其中以汉冶萍公司为担保向日本三井物产借款五百万日元，以招商局财产为担保向日本邮船借款一千万日元。日方在提供三百万日元后中止合同，后项借款不了了之。宫崎滔天认为日本的背信弃义是导致南京政府未能继续北伐的重要因素，对井上馨插手阻挠借款的行为更是愤怒不已。
让宫崎滔天感到失望和愤怒的，不仅仅是日本政府，还有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的普通民众。“他们通常称呼白人为毛唐，称呼中国人为清国奴。然而当面对白人鞠躬哈腰努力地讨其欢心，对中国人却如同对待奴婢一般，通常当面称呼其清国奴作为口头禅。总之是欺软怕硬的态度。”[33]“留学生一来到日本，第一个吸他们血的就是寄宿房东。通常以他们不熟悉语言和习惯为良机谋取暴利……然后是车夫。待他们实如秽多[34]也。而且肆无忌惮地谋取暴利。如此竟无一人保护他们，同情他们。”[35]“不仅在内地如此，在他国也是傲慢不逊也。对车夫苦力自不待言，在商贸交易中也是仰仗金力践踏他们，贪图私利。岂止某某洋行。此等不过是代表而已。”[36]寥寥数语，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日本人中普遍存在的欺辱中国人的状况。身为日本人，宫崎滔天对日本人对待亚洲同胞时的傲慢跋扈深感不齿。
2.内田良平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与行动
内田良平（1874～1937年），原名甲，号硬石，日本福冈县人。内田良平出生于福冈县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父亲内田良五郎和叔父平冈浩太郎都是狂热的国权主义、扩张主义者。内田良平的思想深受父亲和叔父的影响。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头山满等人组织“天佑侠”，内田良平等人赶赴朝鲜意图挑动东学党农民起义军与日本联手挥兵北上，进攻中国。[37]1901年2月，内田良平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日本右翼浪人在东京成立了“黑龙会”，内田良平担任组织的主干（即总负责人）。黑龙会的得名，表达的就是他们向中国黑龙江两岸的中国东北、蒙古及西伯利亚地区扩张的野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7日，宋教仁电请黑龙会总负责人内田良平支援革命运动。内田良平一方面向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日本政军界的实权者等展开游说，说明清朝即将灭亡的大势；另一方面积极斡旋，为革命党人联络资金支持和武器援助。内田良平在黑龙会主办的刊物《内外时事月函》上发表了《支那改造论》，写道：“革命者，中国之‘国性’也；中国之天下者，革命之天下也。中国帝国地占今日亚洲大陆之上游，拥古罗马帝国般辽阔领土，‘有四千年之历史，有四亿之民众，犹能存立于世界之所以者，无他，在国民之革命精神也’。”[38]内田良平肯定了辛亥革命是一场国民革命，并且热情地赞扬中国是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国家。
应清政府购买军火的请求，1911年10月23日，日本政府授意泰平公司代理店和日资商社北京大仓洋行与清政府签订了2732640日元的军火合同。[39]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内田良平写信给日本三井公司的总经理益田孝，希望通过益田孝劝说三井、大仓、高田等日本公司不再向清政府提供武器。内田良平的这封信还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翌年1月，内田良平牵头与日本三井公司签订了30万日元的借款合同，并用这笔借款为革命军购置了军火。[40]
1912年1月，在得知南北议和的消息后，内田良平立即派葛生能久前往南京阻挠议和，但是未能如愿。2月袁世凯逼迫清朝皇帝退位，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内田良平对中国革命的态度随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1913年7月12日孙中山兴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当月内田良平发表了《满蒙独立论》，一改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党人的称颂，称南北对抗是为了争夺政权，所谓主义、人道、名分等都是不值一提的粉饰。[41]他认为“保全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经过时，日本应当尽快策划和宣布“满蒙独立”。同年10月，在《支那观》一书中，他推翻了此前自己对辛亥革命的论断，彻底否定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真正意义的近代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他写道：“革命的动乱从一方面来看是中国国民的觉醒，破坏满廷，建立共和制，所到之处听闻皆民权扩张之讲说，其外观莫不似过去英法昔日。”[42]内田良平认为，虽然中国革命运动在表象上与英法等国的近代革命无异，但无论从革命爆发的原因、经过还是结果，都与近代革命有本质的不同。[43]
在《支那观》中，内田良平攻击中国人的社会构造和国民性，认为在中国这样政治社会与普通社会完全分离的“畸形国家”[44]根本不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革命。内田良平将中国社会分为三个层面：读书社会、游民社会和农工商社会，其中，读书社会是政治社会，农工商社会是普通社会。内田良平认为，唐宋以后中国读书人通过科举制度垄断了政治，占据了社会的上流，他们追权逐利、嫉贤妒能，并不关心国家的存亡和百姓的疾苦。虽然伴随着清朝的灭亡，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但是“黄金万能”依然是中国国民性的痼疾，政治家言清行浊的弊病也与古时无异。内田良平认为，农工商构成了中国社会中的普通社会，他们是彻底的个人中心主义者，只关心的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政治的是非毫无兴趣；游民社会的成员主要是从事盗墓、抢劫、赌博的人，他们眼里没有政府和祖国，也没有仁义和道德，他们只图自己快活，马贼和土匪属于这一类人，这类人代表了中国国民性中的狠毒。[45]内田良平认为，游民社会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支配着政治社会化和普通社会的势力消长。如果游民社会为政治社会利用，那么普通社会就要忍受暴政；如果游民社会与普通社会联手，那么就能使任何政权都无法正常运转。
内田良平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共和政治。在内田良平的笔下，中国人贪婪好色[46]、凶残虚伪、爱好赌博，擅长鸡鸣狗盗和欺诈，肮脏不洁。他甚至断言：“在世界上像中国人这般性情恶劣的国民实属罕见。”[47]对于中国人的政治素质，内田良平也给出了极低的评价。内田良平眼中的中国人在意识里有家无国，为了自家的私利私福能够忍受一切羞耻，却没有国民精神和敌忾自强的志气，也没有政治能力。[48]内田良平认为，在这样的国家建立共和政治“比缘木求鱼有过之而无不及”[49]，即使在形式上制定了宪法，选出了大总统，建立了新的共和政府组织，让中国的国民来运行新政治比水中捞月更难。
在日本的对华政策问题上，他主张通过强硬手段扩张日本的在华势力范围和侵略权益，并恬不知耻地将这种做法称为“父严子孝”[50]。他这样写道，除了日本，其他列强对中国一贯是借保全之名行瓜分之实，或是以租借之名侵占领土的政治蚕食主义，或是以利用铁路和借款进行垄断的经济蚕食主义。[51]他还认为，中国人出于“国民性”对日本保全中国的政策不仅不领情，反而恩将仇报，“我帝国屡屡对他们表示好意，或为此挑战强国俄国，或暗助其革命之举，但是中国国民反而恩将仇报，自愿陷入灭亡之境遇”[52]。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应当与列强一样采取与中国的国民性相符的冷血无情的政策，让他们自生自灭，对之采取高压手段，残酷地扶植我方势力，严密地攫取我方利益。[53]内田良平认为，日本应当放开手脚，抛弃“保全中国”的过时论调，以“不保全”来“保全”中国。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高压手段慑服中国的政治社会，二是以放任主义的手段保护中国的农工商社会。[54]
在《支那观》中，他建议日本政府将中国东北及蒙古的经营作为当务之急，同时掣肘其他列强国家的在华势力发展，向南方扩张经济势力。他急切地呼号道，“满蒙问题”的解决已经“容不得一日犹豫”，否则留给日本的只有列强瓜分后的“残羹冷炙”，日本应当在“满蒙地区”扶植傀儡政权，将其变成日本的保护国。[55]
像内田良平这样的大陆浪人，他们虽然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革命运动发挥过推动作用，但是，他们始终抱着侵略主义的心态“支援”中国革命，当他们发现无法换取预期的回报时，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中国革命的对立面。这也是在二次革命时不见辛亥革命时大陆浪人踊跃的身影的原因。
3.北一辉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与行动
北一辉（1883～1937年）出生于佐渡一个富裕的酿酒业家庭，原名北辉次郎。其父北六太郎是自由民权思想的拥护者，在家庭的熏陶下，北一辉很早就开始关注政治社会问题。1900年底因眼疾恶化从佐渡中学退学后，热衷于撰写政治评论。1903年发表了《国民对皇室的历史的考察》《日本国的将来与日俄开战》《咄，非开战论者》等文章，对日本的国体、帝国主义等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见解。1906年他自费出版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同年加入革命评论社，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以黑龙会通信员的身份来到中国。
北一辉将目光由日本投向亚洲邻国有其偶然性，也有其思想上的必然性。在投身中国革命前，北一辉的政治思想已经初具体系，在国际秩序方面提出了建立“世界联邦”的构想。他将目光投向中国，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政治抱负在日本屡遭挫折，而是与他早期的政治思想有直接联系。
1903年6月，北一辉在《佐渡新闻》上发表了《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考察》，对天皇国体论提出质疑。关于写作的动机，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吾人所以自知无谋而敢于打破之（指国体论。——笔者注），只因对三千年的历史，对代表黄种人立于世界的国家的面目和前途，实不堪惭愧恐惧。”[56]这表现出鲜明的东西方人种竞争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倾向。同年7月和10月，北一辉围绕日俄开战问题发表了《日本国的将来与日俄开战》《咄，非开战论者》等文章，鼓动日本发动对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思想逐渐形成。
在日本与西方的关系方面，北一辉提出了“作为对帝国主义的应战”的日本帝国主义。北一辉认为所谓帝国主义就是“国家为其私利而无视人类的幸福、世界的和平，认为以外交相欺，以兵力侵略，以贸易之名掠夺是所谓国家道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57]。另外，他将帝国主义视为国家在进化过程中经历的一个阶段，是历史上推动国家进化的“最有力的过程”[58]，从进化论的角度肯定了帝国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意义。“天则无徒劳和误谬，幕末的尊王攘夷实为所谓国家人格始以野蛮之形主张其权威。正如个人对其权威觉醒之时，即成战士，欲加自己的权威于其他个人之上，从君主等的所有权之下摆脱出来的国家对其作为实在人格的权威觉醒，结果就是无视其他国家的权威，将自己的权威加于他国之上——是所谓帝国主义。”[59]北一辉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觉醒后的国家主张其权威的结果，从进化“天则”的角度将帝国主义定位为国家进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北一辉坚称日本的帝国主义与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有本质的区别。10月北一辉在《佐渡新闻》连载《咄，非开战论者》，批判了幸德秋水、堺利彦等社会主义者的反战论。其主要论据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他在文中写道，“俄社会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大有道理，因为其帝国主义侵袭彼得大帝的旧梦，是出于好血军人和好事外交家的挑唆”，是为了“浮夸”的战争；“合众国的社会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大有道理，因为其帝国主义是为了满足富豪资本家的私利私欲”，是为了“贪欲”的战争；“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亦大有道理，因为欧洲大陆诸国于本世纪应结为合众国、德意志帝国那样的联邦国，各自的帝国主义阻挠了这个大势，停滞于不幸的国家竞争的漩涡之中”，是阻挠“大势”的战争。[60]他强调，日本帝国主义是保卫“四千五百万同胞与清韩五亿生灵”的帝国主义，是“对抗上述几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61]，试图从国家主义、亚细亚主义的角度赋予其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双重性质，将日本帝国主义特殊化和合理化。
北一辉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以“社会主义”之名主张帝国主义。他的逻辑是，日本只有在帝国主义的国家竞争中胜出，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从而实现社会主义。1903年，围绕日俄开战问题，北一辉发表《咄，非开战论者》等主战论文章。他在文章中“告白”：“吾人主张社会主义”，亦“不能舍弃帝国主义”[62]。他辩解说，帝国主义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社会主义是‘国民’的正义主张。帝国主义是‘国家’的正义主张。……如果没有了主张国家正义的帝国主义，实现国民正义的社会主义也止于梦想”[63]。
在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方面，他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侵略”。日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海外领土和权益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北一辉却坚称日本发动对俄战争是一场率先出击的“自卫战”，保卫的不仅有日本，还有亚洲。他一边疾呼拯救“四千万的兄弟、清韩五亿同胞”于“拉夫蛮族帝国主义”[64]的铁蹄之下，一边催促日本尽快将“满洲”、朝鲜和西伯利亚的东南部收入日本的国旗之下。[65]在侵略问题上，北一辉的主张存在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和逻辑矛盾。他试图利用日本的亚洲国家身份来化解上述矛盾，通告赋予日本保卫亚洲的使命，将日本的国家目的和利益等同于亚洲的目的和利益，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侵略”[66]。
在1906年出版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基于国家进化论，他提出了建立“世界联邦国”构想。“世界联邦国”构想反映了他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不满，以及面对帝国主义商贸竞争抱有的强烈危机感。《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在发行数日后即被禁。7月北一辉将其中的第三篇“纯正社会主义的哲学”单独出版。11月第一篇“纯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在发行之前即被禁。
正在北一辉为在日本难以施展抱负而苦恼之时，他加入了宫崎滔天等人为首的革命评论社。从中国革命运动中，他看到了实现“世界联邦国”的希望。1911年10月26日，北一辉以黑龙会通信员的身份前往上海。临行前，他曾拜访柏仓一德。关于此行的目的，二人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北一辉说，“若中国之革命成功影响必及日本。从这个意义上有援助中国运动的必要。”柏仓一德劝他说：“若主要目的在日本，没有必要特意绕岔路吧”，但北一辉不为所动。[67]由此可见，北一辉投身中国革命的目的并非为了中国，而是为了日本。这与他在《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阐述的“保全”亚洲、建立重整世界秩序的抱负也是一致的。
从中国革命的秘密结社时代到五四运动，北一辉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革命。1913年，他被日本驻上海领事勒令回国，三年内禁止踏入中国。1915年11月北一辉开始撰写《支那革命外史》，短短数十日即完成了前八章。12月写作中断，翌年4月至5月完成了第九章到第二十章。在序文中，他谈到撰写该书的目的时说：“与中国革命并行，讨论强调日本的对支政策及对世界策略的革命性变革。”[68]这句话不仅仅是这本书的目的，也是对他投身中国革命的目的的概括。
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北一辉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革命运动，中国命党人与清政府的斗争以及与袁世凯的斗争并不是简单的权力争夺，而是兴国阶级对亡国阶级的革命决战。[69]针对日本国内轻蔑地将武昌起义称为“开火演习”的言论，他反驳道，革命不同于战争，从古至今所有革命运动都是思想的战争，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军事上的胜败。法国革命史上除了与邻国侵略军交火的对外战争之外，为了革命本身的战役并没有几页，而日本明治维新的决胜点不是戊辰革命，而是频频发生的暗杀。[70]这与他在《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对革命的定义是一致的，即“所谓革命是完全改变思想体系，是否流血不在讨论之列”[71]。
北一辉认识辛亥革命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是国家主义。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因为中国的国家问题不在于民主王权之争，也不在于自由平等的理论，而是禹域四百州的存亡问题。中国革命爆发的直接目的和当务之急是拯救国家危亡。[72]反抗列强入侵，让中国革命带有鲜明的排外的国家主义色彩；清廷的腐败，让排满兴汉成为革命的重要任务。
北一辉认为，既然中国革命的直接目的和当务之急是维护国家的独立，那么中国革命党运动应当独立地开展，依靠外援的做法是危险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解决财政困境以合办汉冶萍为条件向日本三井物产借款。对此北一辉的反应非常激烈，在《支那革命外史》有这样一段话：“孙逸仙在国外生活，对国家没有执着之心，而且是当今革命的局外人，他将这项借款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这并不是为了目的的手段，而是为了区区临时政府的政治经费的一个手段而蹂躏革命爆发的大目的。反对粤川铁路借款从四川掀起的革命不能宽恕盘踞南京的革命党的首领的汉冶萍借款计划。”[73]北一辉认为，中国进行革命的目的就是排除外国的势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借助外国援助进行革命的做法严重背离了革命的初衷，即使作为权宜之计也无法原谅。
对于中华民族的觉醒以及随着这种觉醒而产生的力量，北一辉不吝赞美之词地感慨道：“我近亲眼见过革命青年仿佛不知道世间存在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一般的勇猛，不禁为从这种气魄中看到的一缕兴国的希望感到满足。”[74]但是，他认为这种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并不是中国人民自发的，而是源自日本。他在1911年11月5日给清藤幸七郎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日本的教育产生今之革命思想，因向多时一万五千、前后有数万留学生即四亿万汉人的所有执政阶级的代表子弟灌输了日本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才产生了排满兴汉的思想。”[75]他解释说，清廷为了巩固统治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国家民族主义”[76]，但是忽略了日本与中国在国情上的差异。日本国家民族主义教诲的忠孝道德是与亡我君、夺我国者不共戴天，由于日本在历史上从没有遭受过异民族的统治，这种国家民族主义于日本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的，但是传入满人统治下的中国后就变成了革命思想。
国家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北一辉亲近宋教仁、批判孙中山的重要原因。在提到宋教仁时，北一辉总是称赞他的爱国精神：“不肖能够与他相容并非如世人所说的那样因为他的足智多谋，也不是因为学识，也不是因为辩论文章。只因他是一贯的毫不动摇的刚毅诚挚的爱国者。”[77]他将国家视为进行生存竞争的单位，其国家主义思想带有鲜明的竞争意识和排外性。因此他认为模仿美国独立运动、利用国际矛盾和外国援助进行革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必须依靠本国的力量独立完成。他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向外国寻求资金和武器援助的做法极为反感，批评孙中山缺乏国家民族主义精神，不适合担任革命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