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问题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35而且，“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2]163 “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3]278 “真正的价值性质，是由国外贸易才发展的，因为国外贸易才把它里面包含的劳动，当作社会的劳动来发展”，[4]220所以，原计划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总标题，分“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六册著作，从微观到宏观，从抽象到具体，逐层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由此来看，国际价值理论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上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度发展，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阐释世界经济生产方式，揭示国际生产关系和国际交换关系所掩盖的国际资本无偿占有、转移、分配世界剩余劳动的理论基石。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揭示资本主义国际经济运行规律做出的努力。自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西欧萌芽、兴起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作为富国裕民的一种途径，就已经受到西欧谋求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普遍重视，这也引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兴趣。其中，以托马斯·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古典重商主义把对外贸易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亚当·斯密则把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原则应用到国际经济领域，提出了绝对利益学说，鼓励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通过政府管制单纯地追求贸易顺差的政策，要让资本自然地使用在最有利的用途上，从而可以实现财富的最大化和最快增长。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提出了比较利益说，支持扩大自由贸易，也就是说，只需要生产自己国内优势最大的产品以便出口，贸易双方都会获利。之后，随着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进一步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价格理论基础上构建的逻辑日益严密的国际经济理论体系对于完全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如何最优化配置各国的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从而实现世界经济的一般均衡发展，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讨论。尤其是自20世纪70～80年代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影响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多数国家。到了90年代，该思潮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也开始发挥作用，并引起我国学界关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之争。
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基于比较优势而不是劳动价值的国际分工理论只会不断强化资本原始积累较早的国家的比较优势，而使资本原始积累较晚的国家可能产生难以跨越的路径依赖，也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即为短期的贸易利益必须付出长期发展的沉重代价，比如核心技术的缺乏，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国际规则话语权的丧失等。而且，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多数工业制成品，尤其像飞机、汽车和计算机等资本密集型商品基本上实现了零部件采购、生产和营销的国际化。国际生产中的劳资关系既有本国劳动和本国资本的关系，也有本国劳动和国际资本的关系，同时蕴含着本国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关系，这种复杂化的演变趋势进一步掩盖了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国际垄断资本利用垄断优势采用控股、参股和合作合资等多种形式占有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而国际交换的不平等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比如，发达国家一贯推行双重标准的自由贸易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实施自由贸易，而对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提高技术标准等贸易保护主义，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就利用保护知识产权、夸大质量问题，以及威胁国家安全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据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差距在1967～1998年由14.9倍跃增到20.4倍。[5]国际不平等交换也进一步恶化了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导致这些国家长期难以摆脱贫困化的发展路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1990～2000年，世界上66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55个出现了贸易增长，但是60%以上是模糊贸易效应和恶性贸易效应。对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无能为力”，也就是说，理论模型越来越“漂亮”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并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以及应对之策。而2008年6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其后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急剧下滑。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降12.2%，是70年来最大的跌幅，比危机前2004～2007年8.6%的年均增长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其中，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23%，退回到2006年的水平；全球服务贸易额也下降13%，是自1983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更是直接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并导致全球掀起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高潮。
比较而言，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深刻剖析在欧美国家再次受到重视。比如，经济危机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中心—外围”的世界结构体系论、时空修复理论，以及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应用。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理论根基的国际价值理论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国际价值实体的存在性，国际价值量的表达式，两种含义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等，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其实，自从马克思提出国际价值思想之后，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形成之前，关于国际价值基本理论问题的论战并不激烈。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应用恩格斯发展的马克思平均利润率理论从政治上直接批判国际资本的剥削本质。到了20世纪50～90年代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时期，法国、西德、日本和中国等马克思主义学者才集中讨论国际价值的基本理论问题，但是，分歧较大，流派较多，而且还存在对马克思国际价值思想的误解或误读。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国际价值的研究几乎停滞不前了。而我国学界则一直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并积极探索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开放发展战略，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国际价值理论的讨论就未曾中断。在80年代之前，我国学界比较注重国际剥削关系的研究，支持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论和辛-普命题两种理论对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批判。到了 80年代，随着两大阵营国家之间经贸往来的增多，我国学界开始掀起一股比较研究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思想高潮。然而，也出现了分歧显著、流派众多的特点，而且比较注重定性研究。90年代，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学界关于国际价值研究的分歧进一步深化，甚至很多学者直接转向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路径。直到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化，新经济条件下关于国际价值的形成和变化，以及基于国际价值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等问题再次成为研究热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经济条件下国际价值理论的许多基本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也并不表示新经济条件下国际价值理论体系的构建，而是表明我国在对外经济发展中分享全球化“收益”的同时，也承担着国际生产、国际交换和汇率不稳定带来的高昂“成本”。比如，我国连续多年的货物贸易顺差带来的严重的外汇储备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国外市场。就是既不能自由交易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知识产权和战略资源等，只能承受外汇贬值带来的汇率风险，又频频遭遇国外“恶意”的反倾销反补贴。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数据显示，近年我国企业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337调查案件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比如，在2010年美国发起的58起中我国企业占1/3，在2013年前三个季度美国发起的34起中我国企业所占比重达到44.1%。另一方面来自国内市场。这加剧了我国的通胀压力、环境污染和经济结构失衡等经济问题。再比如，我国在吸引外来投资的同时也引起了各地区之间过度的恶性竞争，导致自然资源的廉价出口，以及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所以，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加剧的国际不平等交换，以及不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等现实问题，有必要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