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实践中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一种渗透力极强的社会文化活动，与其他社会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共生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展开的，必然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形态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会对其他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正是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马克思展开了对科学技术形态及其发展过程的剖析。
一、生产实践中的科学技术
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原始的实践活动形态，它既是孕育科学与技术的“母体”，也是科学与技术成长的“沃土”。在人类发展史上，生产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的，因而其发展也得益于科学与技术的进步。
1.分工、协作与劳动技术
劳动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观点，科学的劳动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统一的枢纽，也是唯物史观与技术思想的真正发源地。“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1]可以说，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劳动发展史。马克思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2]。技术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劳动决定的，劳动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基础上展开的，并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展的。
（1）分工及其技术。
分工是人类劳动的重要方式，也是马克思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环节。马克思十分重视对分工问题的研究，常常把对分工问题的剖析作为展开其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许多重要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对分工问题的专门论述。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需要、生产和分工”一节，在《哲学的贫困》的“分工和机器”一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一节，在《资本论》（第1卷）的“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两章的著述中，都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分工问题。马克思对分工问题的分析，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确立为背景的。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他详细讨论了由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历程，贯穿这一分析活动的主线就是劳动分工的发展，这也是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与路径。
通常，人们是在名词（division of labor）和动词（divide the work）意义上使用“分工”一词的，前者可看作后者运动的结果。“分工”一词有两层含义：“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一单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3]“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而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4]前者就是所谓的社会分工（一般的、特殊的分工），后者则特指对劳动过程的划分（个别分工）。其实，二者密切相关，前者是以后者为基础的。“（1）这种分工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只是由于在商品交换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的分化，不同的劳动部门才互相分离，使每个特殊部门从事专门劳动，在这种专门劳动内部又会发生分工，专门劳动的分解。（2）同样也很清楚，第二类分工又必然会发生反作用，扩大第一类分工。首先，因为第二类分工与所有其他的生产力的共同之处，就是会缩短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因而就为一个新的社会劳动部门腾出了劳动。其次，——这是第二类分工所特有的，——因为第二类分工能够通过它的分解过程把一个专业划分为若干部分，结果是同一个使用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现在可以被当作彼此互相独立的不同商品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同一个使用价值的不同种类，过去属于同一个生产领域，现在由于个别生产领域的分解而属于不同的生产领域。”[5]纵观人类发展史，劳动方式可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一是个体劳动方式，二是简单协作劳动方式，三是分工协作劳动方式。人类生产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活动，分工是人类生产劳动的社会化形式，是在劳动者的生理差异、社会商品交换方式、生产资料发展状况等条件下展开的，存在于社会生产活动之中，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演变。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分工以解决“如何划分和优化劳动过程”问题为核心，泛指分别从事各种不同而又互相关联和补充的工作，所形成的是分工技术形态。它是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具体特点出发，将二者合理分割、优化组合、有机串联，以谋求高效率地实现劳动目的的独特技术形态。“分工是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许多工人在一个资本的指挥下的协作，其中商品的每一个特殊部分要求一种特殊的劳动，即特殊的操作，每一个工人或每一组工人，只是完成某种特殊的操作，别的工人完成其他的操作。”[6]而且，“分工和结合在这里互为条件。一个商品的总生产过程现在表现为某种结合的操作，许多操作的混合，这些操作互不依赖，但又能够互相补充，能够同时并存地进行。在这里，各种不同过程的相互补充不是在将来而是在现在进行了，结果是商品在一端开始生产时在另一端就会获得完成形态”[7]。可见，分工协作具有劳动方式的特征，既涉及劳动的物质技术基础、劳动者技巧，又涉及劳动者之间的组织与结合关系，是一种比机器技术、劳动技能更为高级的技术形态。我们不能只注重劳动过程中的工具、机器、劳动技能等技术因素，也不能只看到具体的分工现象，而更应当看到分工的技术属性，把分工视为一种组织技术形态。
马克思认为，正是基于对分工技术属性与效率的认识，资本家才有意识地保留和推进分工技术的发展。“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表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据经验，好像背着当事人获得适当的形式，但后来是如何像行会手工业那样，力图根据传统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来，在个别场合甚至把它保持了几百年。”[8]
（2）协作及其技术。
马克思认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9]。协作是一种古老的集体劳作方式，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这两点使得这种协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协作。在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大多数以奴隶制为基础。”[10]
协作有两种基本形式，即简单协作与复杂协作（或分工协作）。简单协作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其特点是众多劳动者共同参与同一生产过程，协同合作，但彼此没有细致的分工；复杂协作以分工为基础，其特点是许多劳动者在共同劳动时，已经出现了对劳动过程或劳动对象的合理、有序分割，形成了固定分工。马克思系统分析了协作尤其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简单协作方式，指出与个体劳动方式相比，协作具有多种优越性。例如，“与同样多的人分散劳动相比，通过协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生产出同一些东西，或者说通过协作能够生产出在另一些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生产的使用价值”[11]；“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12]。
协作是人们为了有效地实现一定的劳动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具体劳动方式，具有技术属性与特点，可称为协作技术形态。例如，众多“瓦匠站成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各个特殊阶段”[13]。与今天的传送带运输技术形态相比，除运行原理、材料、构成等方面的差异外，这两类运输体系在功能上是一致的。为什么我们只把后者称为技术系统，而却不愿意肯定前者的技术属性呢？
从技术构成角度看，协作技术可表述为：为了实现一定的生产目的，依据劳动对象的属性或生产流程的需要，把众多劳动者按一定比例进行调配和并联排布，构成协同努力的集体劳作机制。“协作首先是许多工人为生产同一个成果、同一个产品、同一个使用价值（或同一个效用）而实行的直接的——不以交换为中介的——协同行动。……工人按上述方式集中在同一地方，同时进行劳动，从事同一种操作而不是不同的操作，但是要求他们同时行动，以便能达到一定的结果，或者说在一定的时间内达到这一结果。”[14]在简单协作过程中，虽然众多劳动者共同参与同一生产活动，围绕同一生产目的协同努力，但每一个劳动者所完成的动作系列，与他独立从事同类个体劳动时并无实质性改变。“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这是最简单形式的协作。每个这样的手工业者（可能带一两个帮工）都制造整个商品，因而顺序地完成制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他仍然按照原有的手工业方式进行劳动。”[15]
协作技术以单个劳动者独立完成生产全过程为基础，创造出了新的组织机制和生产力。“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16]马克思引述阿伯思诺特的著作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在收获时期和许多其他要求上述相对人数的紧急工作上，把许多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更快。例如在收获工作上，2人赶车，2人装车，2人传送，2人使耙，其余的人安排在禾堆上或谷仓内，他们一起干完的活要比同样多的人分成组分别在各个农场里所干完的活多一倍”[17]。“在简单协作中起作用的只是人力的总合。具有许多眼睛、许多手臂等等的巨大的怪人代替了只具有一双眼睛等等的个人。”[18]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究其原因就在于各劳动单元之间形成了协同耦合的运作机理。正如弓箭不同于弓、弦、箭的简单叠加，而是出现了弓箭的力学构造一样；协作也超出了个体劳动者的简单累积，形成了新的协作技术机理及其功能。协作的优越性或协作效应正是协作技术机理所赋予的。
在马克思看来，协作技术结构简单，是分工等社会技术展开的基础。“协作是一般形式，这种形式是一切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社会组合的基础，并在其中任何一种组合形式中得到进一步的专业划分。但同时协作本身又是一种与它更发展的、更具有专业划分的形式并存的特殊形式（正如它是超出它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形式一样）。协作作为一种与它自己的进一步的发展阶段或专业划分不同的、并与这些发展阶段相区别、相分离而存在的形式，是最原始的、最简单的和最抽象的协作形式，但是就它的简单性、它的简单形式来说，它始终是它的一切较发展的形式的基础和前提。”[19]
（3）劳动技术形态。
劳动总是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展开的。怎样劳动？如何劳动才最有效？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技术问题，劳动技术就是围绕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展开的。劳动在时间上展现出来的活动“序列”，或在空间中形成的活动“方式”或“机制”就是劳动技术形态。
劳动是一个多因素协同推进的过程，劳动技术就是这些因素的协同互动机制。“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0]有目的的劳动者是劳动技术的核心要素，“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21]。劳动者是劳动过程的发动者，他以自身的体力与智力组织和驾驭劳动过程。“现实劳动把工具作为自己的手段来占有，把材料作为自己活动的材料来占有。现实劳动就是把这些对象作为劳动本身的活的机体，劳动本身的器官来占有的过程。”[22]劳动者正是通过对这些劳动因素的组织与驾驭，才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
劳动资料是劳动得以开展的物质基础。“这种劳动能力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它与对象因素处于接触、过程和联系中，没有这些因素，劳动能力就不可能实现。可以把这些因素统称为劳动资料。然而劳动资料本身有必要分为被加工的对象，我们把它叫作劳动材料，和真正的劳动资料，即这样一种对象（这种对象无须是一种工具，它可以是例如化学过程），它被人类的劳动、活动当作手段置于自身和劳动材料之间用来传导人的活动。”[23]劳动资料也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24]。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对象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与原料。“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原料。例如，已经开采出来正在洗的矿石。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25]从社会劳动过程来看，一个劳动过程的产品也可以是另一个劳动过程的对象。“除了原料生产以外，劳动材料本身总是已经通过了过去劳动过程的。在一个劳动部门中表现为劳动材料，从而表现为原材料的东西，在另一个劳动部门中表现为结果。甚至大多数被看作自然产物的东西，例如现在被人们利用并重新生产出来的现有形式的植物和动物，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而发生变化的结果。”[26]
作为劳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劳动者全身心地投入劳动过程，既需要体力的支出，更需要智力、意志、技能等因素的协同与参与。“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27]“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28]其实，劳动可分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二者在体力与智力的消耗以及价值创造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29]其实，这一差异根源于劳动技术的不同。
劳动是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具有构思、设计、纠错等智能特征。“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30]劳动者的智力不仅体现在劳动的组织与优化上，而且也体现在劳动产品的构造与功能方面。“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实现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相同性上，而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劳动实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无限多样性上。”[31]“无限多样”的劳动产品都是劳动者智慧创造的成果。
劳动也需要劳动者具备必要的操作技能，而这些技能又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和训练获得的。“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32]同时，劳动者还需要意志、恒心等非智力因素的支撑，才能保证劳动目的的有效实现。“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33]
2.产业技术与管理技术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始终是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轴心，也是孕育和催生产业技术的温床。物质生产活动所建构起来的技术体系就是产业技术，它是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基础，直接决定着经济活动效益的高低。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出发，重点剖析了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形态，同时讨论了畜牧业技术、运输技术、建筑技术等产业技术形态，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技术思想。
（1）产业技术形态。
马克思生活在人类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农业对工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使马克思一开始就注重探究农业问题。农业生产就是变革和控制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因素，模拟和营造有利于农作物丰产的良好自然环境。农业技术则是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是农业生产经验的凝结与外化。
从内涵角度看，农业技术就是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出发，依据农作物繁衍规律，对农作物繁育过程或种质进行人工干预，由促进农作物丰产的耕作、栽培、管护、收获等环节，以及生产资料及其应用程序等要素构成的有机体系。“农业是一种特殊生产方式，因为除了机械过程和化学过程以外，还加进了有机过程，而对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只要监督和指导就行了。”[34]马克思曾在多种场合述及人们对农作物生长的技术干预，“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35]。
从外延角度看，农业技术因农作物种类、地域、气候等因素的不同，而表现为多种具体形态。尽管各类农业技术形态之间千差万别，但总可以把它们归结为农艺流程技术与品种技术两大类。农艺流程技术以农作物生长过程为组织线索展开，是由以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耕作、栽培、管护、收获等环节构成的有机体系，结构松散，可塑性与周期性较强，内容庞杂、琐碎。品种技术是指改良农作物种质的选种、育种方法，以及仪器设备及其操作程序等构成的有机体系，兼有农艺流程技术形态的特点，集约程度相对较高，科学性较强。[36]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农生产方式阻碍着工业生产的发展，阻碍着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是一种过时的生产方式。“在小块土地制度下，土地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纯粹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力随着土地被分割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越来越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分割的比例而递增。”[37]在马克思看来，以机器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当时先进的生产力，它要求以大农业生产方式取代小农生产方式，建构以机械化为标志的新型农业技术形态，进而实现农业生产的工业化。[38]“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39]“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40]
手工业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个体劳动为基础，使用工具简单，依靠手工劳动，从事小批量的商品生产。除对农业、畜牧业产品进行加工外，手工业主要围绕对生产工具、日用品、工艺品、奢侈品等的社会需求组织生产。它具有生产领域广泛，产品种类繁多，标准化程度低，劳动资料简单，生产成本高、效率低、周期长，资本有机构成低等特点。作为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前身，手工业的发展经历了小（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两个历史阶段。
手工业技术是在漫长的手工劳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以人力、畜力或自然力为驱动力，技术系统尺度也多限于可与人体尺度相比拟的范围，难于向超小型或超大型活动领域拓展，可区分为生产手艺技术形态与产品技术形态。生产手艺技术是在劳动者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外在的物化技术成分比例较小，是零星的物化技术因素逐步纳入操作技能序列的结果。以工具为核心的物化技术因素替代了肢体及其动作技能，改变了人们原有目的性活动的操作序列或方式，从而建构起以目的实现过程为组织线索的松散的历时性结构。手艺技术以劳动者肢体技能为建构基础，体系结构简单，可塑性较大，适应性较强。操作工具的动作技能（手艺）的娴熟程度，标志着该技术形态水准的高低。“改进手艺，不外是发现一种新方法，可以比以前用更少的人或者（也就是）用更短的时间制成产品。”[41]
在小手工业阶段，手工业者往往依次从事产品生产的多道工序，生产工具简单，生产手艺技术主要表现为生产流程中手工业者的手艺或操作技能。“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工业者，必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断他的劳动流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42]在这一发展阶段，分工很不发达，“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用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必须都会做……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43]。
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分工协作取代了简单协作。“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者同时进行。”[44]进入这一历史阶段，工人的手艺开始趋于专门化，生产手艺技术形态呈现为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工人操纵专门工具（机器）进行生产的技能等，这就促进了生产工具的定向化、多样化发展，为机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因此，“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这样，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45]。
机器大工业是在近代工场手工业“母体”里孕育和成长起来的。从18世纪中期开始，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了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46]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是劳动技术与生产组织方式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手工业技术为工业技术所代替，手工工场为使用机器的工厂所代替，从而形成了机器大工业。
工业技术形态是在手工业技术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划分为工艺流程技术形态与工业产品技术形态。机器或机器体系并入生产活动序列，不断替代手艺技术流程中的肢体动作或简单工具的功能，形成了以机器或机器体系为骨架的工艺流程技术系统。工艺流程技术形态运行的特点是：“生产的连续性（也就是原材料加工所经历的各阶段的连续性）；自动化（只有在排除偶然故障时才需要人）；运转迅速。由于使用机器，更可以进行同时作业了，例如，在制造钢笔尖时，机器在一次运转中就对钢‘坯’进行切割、穿孔和开缝”[47]。与手艺技术形态不同，在工艺流程技术形态中，工人的动作技能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而技能物化的机器或机器体系占据了工艺技术的主导地位。
机器技术形态源于对手工劳动者动作技能的模仿，是技术开发者巧妙构思、精心设计和精密制造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手工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48]。马克思还以对手艺技术形态的分析为基础，运用比较、类比等方法揭示了工具机与手工工具之间的相似性。“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下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那么再现在我们面前的，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变。不过，现在它们已经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因此，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49]。在以作业机械化为核心的工业革命进程中，工人的劳动技巧不断外化为机器的精致结构，工作机的运转代替了工人的手工操作，这是工艺流程技术的特征之一。同时，机器发明的大量涌现，迫切需要强大而稳定的驱动力。蒸汽机的改进以及并入多种机器体系，是当时工艺流程技术体系的又一重要特征。
工艺流程技术是循着产品形成过程而构成的多环节技术体系，其中物化技术的成分越来越多，对生产者操作技能的依赖也越来越弱。工艺流程技术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总是围绕着实现新产品的批量生产，或提高原有产品生产效率而展开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和完善过程。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曾专门考察了磨、纺织、造纸、铸字、钢笔制造等工艺流程技术及其演进。工艺流程技术不仅使工业生产成本下降、产量增加，而且也刺激了工业产品种类与规格数量的扩张。种类繁多、功能完善的工业产品，使人类结束了商品匮乏、价格昂贵的手工业时代，而迈进市场供给充裕、生活丰富多样的工业文明时代。
（2）管理技术体系。
在简单的个体劳动过程中，生产的组织与协调问题并不突出。然而，对于社会化的劳动过程而言，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社会化生产需要许多人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许多道工序相互衔接，许多企业相互配合才能进行；同时，用于生产的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资源，也需要通过市场进行合理的配置。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50]。如何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生产活动，就成为管理技术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管理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主要类型，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都离不开管理活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与管理，是以榨取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为目标的，这也是当时生产管理技术体系建构与运转的价值指向。“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同样，随着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51]可见，生产管理技术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也是资本有效榨取剩余价值的根本保障。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管理技术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对生产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尽可能多地获取剩余价值的资本本性，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尤为突出。这就使对工人劳动的监督成为生产管理技术的必要环节和重要职能，以保证生产过程的高效、有序推进。“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在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52]可以说，“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53]。
二是对生产过程进行组织和调度。随着家庭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生产资料、劳动分工和生产过程日趋复杂，加之原料的采购与产品销售涉及的市场因素复杂多变，迫切要求制订生产计划，按时组织生产活动，并根据原料、产品销售以及生产各环节的进度等具体情况，对生产活动进行动态调节，以提高生产效率。在机器大工业发展初期，与直接劳动过程中工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专门化相适应，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工场主为顶点，以不同合伙人负责各部门，并由少数熟练工人控制劳动过程的金字塔型管理组织。“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54]“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55]
三是对工人劳动进行规范。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劳动分工，虽然使工人的劳动简单化了，但对各工种的规范化、标准化要求却提高了。这就要求必须对工人的劳动进行培训和规范，使工人严格按各工种的操作规程劳作、有序衔接像机器一样精准。“一切在机器上从事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上去。”[56]“自动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57]
四是工厂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还是经验性的、不正规的，那么随着劳动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生产管理技术的规范化、科学化程度则明显增强。随着机器之间的简单协作或机器体系的推广应用，生产组织与管理问题趋于复杂，从而催生了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工厂制度是生产管理技术体系化、正规化、制度化的产物，是资本家意志的具体体现，也是组织和管理机器大生产的社会技术体系。“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体系相适应的劳动组织，就是工厂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在现代的大农业中——由于这一生产领域的特点而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变形——也占统治地位。”[58]
从社会技术角度看，工厂就是一架巨型机器，每一个生产组织单位都是其中的一个部件，每一个工人都是其上的一个零件，都有各自的任务与职责。这些部件或零件只有按照机器所赋予的职能努力工作，彼此协同，才能使工厂这架巨型机器高效运转。工厂制度的完善，其一，按机器体系运行的客观要求，建立起相应的劳动组织。“在各种操作分离、独立和孤立之后，工人就按照他们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59]其二，建立和完善各类规章制度。按规章制度组织和推进生产活动，使工人们明确各自的岗位职责，进而规范工人操作和生产组织运作。其三，推进企业的标准化建设。创设和引进各类生产标准，加强工人的技术培训，按标准进行系列化生产，是工厂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生产管理技术科学化的基本内容。
3.工艺学的自觉应用
工艺学的诞生是产业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工艺学成果的推广应用开始成为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自觉行动。如前所述，工艺学是以追求工艺流程技术形态体系的效果与效率为目标的一种技术认识形式，广泛存在于各类具体生产过程之中，是技术科学化的产物。不同门类的工艺学具体阐述了各种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流程，反映了人们对各种生产过程及其环节的认识成果。“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60]
从认识论角度看，工艺学直接回答了“怎样做”“如何做更有效”的问题，体现了知行统一的技术认识特征。科学所追求的是知识，力求达到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然而科学认识的目的却在于行；技术所追求的是行，它的根据又是知，从而达到知与行的统一。行中包含知，因而比知更具体。“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61]在工艺学中，科学认识转化为技术认识，是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运动。
工艺学源于生产实践，是一门以产业技术问题为研究对象，以生产应用为导向的实用科学。“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62]工艺学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对生产流程中技术体系的设计及其技术单元相互关系的揭示，进而形成最优化的程序、方法和操作规则，以规范和引导生产活动的展开。“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63]总之，在工艺学基础上建构的合理、优良工艺，能够充分保证产品的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在马克思看来，工艺学是对科学有目的、有计划的应用。它的出现是产业技术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及其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从此，产业技术的演进开始摆脱经验摸索的老路，走上了在理性之光照耀下的自觉探索之路。社会的合理化进程必然要求生产的科学化，而生产的科学化必然导致工艺学的兴起。近代以来，工艺学已成为适应社会发展，应对产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任何社会生产活动都有各自的程序和方法，普遍存在着追求最佳效果与最高效率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源于工业生产活动的工艺学原理，可以拓展应用到其他生产领域，“使生产过程转化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64]，引导和支持各类生产活动的不断优化。在技术科学化的进程中，各个生产部门都发展出了各种工艺学，机械制造工艺学、化工工艺学、冶金工艺学、造纸工艺学、建筑工艺学、农艺学、园艺学、牧艺学等的相继出现，就是这一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具体体现。
例如，农艺学是以农作物栽培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应用性科学。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随着化学、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农艺学逐步摆脱了传统的经验摸索模式，走上了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发展道路，成为孕育新型农业技术的温床。“随着自然科学和农艺学的发展，土地的肥力也在变化，因为可以使土地的各种要素立即被利用的各种手段发生变化……有的土地所以被看作坏地，并不是由于它的化学构成，而只是由于某些机械的、物理的障碍妨碍它的耕作，所以，一旦发现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它就变为好地了。”[6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才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66]。总之，农艺学的发展推进了农业技术的自觉开发，机器大工业为新型农业技术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从而使小农生产方式转化为社会化大生产，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工业化经营。
工艺学是科学与技术合流的产物，也是当代技术科学与工程科学的前身。正是由于工艺学的这一学科属性，马克思有时也直接用科学指代工艺学。例如，“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67]。其实，这里的“力学和化学”主要是在工艺学意义上使用的。进入20世纪以来，在科学与技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大背景下，工艺学又进一步发展为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形态。而现代意义上的工艺学，则蜕变为只是工程科学的一个具体门类，已经融入整个科学技术体系之中。
二、资本暴力下的科学技术
资本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巨大的渗透力与整合力改变了科学技术的面貌，并影响着其发展进程。作为价值增殖的“酵母”，资本在科学技术身上找到了完成自身使命的有效途径，通过资本的技术化，使资本按照科学技术的规则分配而高效运作。可以说，正是资本“绑架”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则迫于资本的势力而“入伙”。
1.与资本“联姻”、被资本“绑架”的科学技术
资本的形成以及向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全面渗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获取剩余价值为宗旨的资本运作冲击着传统社会体系，并要求按照资本的目的整合资源、建构资本主义的社会运行体系。“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在这种结果不是靠工人的过度劳动取得的情况下，资本的一种趋势就是：力图用尽可能少的花费——节约人力和费用——来生产一定的产品，也就是说，这是资本的节约趋势，这种趋势教会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用最少的资料来达到生产的目的。”[68]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不仅社会生产活动被纳入资本的运行体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了资本的调制与整合，成为资本扩张的主要“帮手”，出现了所谓的资本化倾向。
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与追求效率的技术之间具有同一性：提高认识水平与技术效率，必然会创造出比原先更多的价值，这正是资本所渴求的；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运作，肯定会优先支持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把科学技术纳入自己的运行轨道，这也是科学技术发展所企求的。马克思揭示了科学技术与资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69]。基于这种天然的联系，资本与科学技术很快“联姻”，二者的融合与互动促使人类社会迈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科学技术的关联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考察，一开始就是以对资本问题的探究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也正是在探求资本及其运动规律的过程中，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与科学技术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属性。
科学与技术是在资本形成之前早就存在的文化现象。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产物，具有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望、丰富精神生活等多重文化功能；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方式或机制，可以有效地实现人们的各种目的，支持着人类社会的健康运行。科学与技术兼具多重社会功能，体现出多维价值指向。然而，近代以来，在资本的渗透与扩张进程中，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却被逐步纳入了资本的运行轨道，受到了资本的选择与调制，呈现出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被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劳动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70]这里应当说明的是，产业技术处于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最后环节，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也是通过产业技术的形式间接实现的。
科学与技术的资本化就是从资本价值观念出发，按照能带来剩余价值的多少、快慢，评价和调控科学与技术发展的过程；或者说，它是科学与技术自觉地服务于资本运作，按照获取剩余价值的需要而调整自身发展方向的过程。马克思在批判尤尔为科学的资本化做辩护时指出：“尤尔还证明，‘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在资本与劳动的一切冲突中虽然迫使工人‘无条件投降’，并保证资本享有‘合法权利’，来充当工厂头脑并把工人降低到工厂的没有头脑的、没有意志的肢体的地位，然而资本招募来的科学并没有被用来压制‘被压迫阶级’。”[71]显然，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资本招募来的科学已经资本化了，是被用来压制工人阶级的。在科学与技术资本化的进程中，科学与技术的经济功能被摆到了首要地位，而其他文化功能则受到了抑制或阉割。从此，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开拓市场，创造利润，维护资本的统治地位，开始演变为资本选择和支持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主要依据。
科学与技术的资本化，改变了科学与技术的原有进程和本来面貌。马克思在论述科学技术的资本化时指出：“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72]他还指出，资本化进一步强化了科学与技术服务于生产的发展趋向，生产的拓展也反过来刺激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这样一来，“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73]。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科学与技术的资本化使它们沦为资本剥削工人劳动、追求剩余价值的帮凶。“尤尔在这里告诉我们，科学为资本服务，就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据他说，由罢工引起的发明就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74]。尤尔在这里所说的发明就是技术创造活动。“在这里，机器被说成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被说成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75]。在科学资本化的同时，技术也被资本招募为它的帮凶，共同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论述作为技术成就的机器的“帮凶”角色时指出：“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棉纺业中的走锭纺纱机、梳棉机，取代了手摇并纱机的所谓搓条机（在毛纺业中也有这种情况），等等，——所有这些机器，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76]。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机器是当时技术成就的典型代表，机器的资本化也是技术资本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马克思认为，在科学与技术资本化的进程中，科学与技术独立于生产的分化发展，也抑制了工人智力的全面发展，进而剥夺了他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这一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同时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77]“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靠经验传下来的知识、观察和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科学的应用是建立在生产过程的智力同单个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像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况且，工厂劳动使工人只能获得某些操作方法的知识；因此，随着工厂劳动的推广，学徒法废除了；而国家等为争取童工至少学会写字和阅读的斗争表明，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一小批较高级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149]
2.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在工业化进程中，机器与机器体系的涌现，改变了以手工作业为基础的传统劳动方式，形成了以机器为主导的机械化劳动方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然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产生了一系列对立的社会现象。“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78]马克思对这些问题非常关注，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它们也是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1）机器对工人的排斥。
机器的广泛应用使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然科学的自觉应用与技术规范代替经验规则，于是劳动简化了，人力和手艺就变得不必要了。在机器大工业生产过程中，“分工越细，劳动就越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需要投入紧张的体力或智力。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竞争者的排挤”[79]。马克思具体指出：“由于机器使用同一的、简单的、最多不过在年龄和性别上有区别的劳动，去代替有手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劳动专业化，它就把一切劳动能力都变为简单的劳动能力，把一切劳动都变为简单劳动，结果，劳动能力的总量就贬值了。”[80]“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为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向街头，而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方，机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81]
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机器排挤工人的内在必然性。“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82]为此，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反对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占优势的一种偏见，即认为雇用最大数量的工人似乎符合国家——在这里就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相反，这里的任务是：尽可能减少生产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和制造过剩人口。”[83]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建立在工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基础上，而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就会余出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许多工人就被机器变成了过剩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生产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拥向比较容易进入的工业部门，增加了供资本随意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更加便宜。“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84]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于劳动资料逐步为机器所代替，所以它在劳动过程中就转变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马克思指出：“使用机器的公式在于：不是相对地缩短单个工作日，缩短它的必要部分，而是缩减工人人数，即缩减由许多同时进行的工作日组成的总工作日，缩减这个总工作日的必要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把一定量的工人当做剩余劳动的生产上过剩的人而抛弃和除掉，更不用说消灭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专业化，以及因此而引起劳动能力的贬值了。”[85]因此，机器的资本属性表明，机器数量的增加与工人人数的减少是同步展开的。生产过程的智力与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化的集体性劳动面前，作为附属品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2）机器异化为资本统治的帮凶。
追逐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资本总是力图把所有的生产因素都纳入它的运行轨道及其统治体系之中，使它们服务于获取最大剩余价值这一根本目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隶属于资本家，被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被并入资本运作体系之中，充当资本统治的帮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劳动资料扼杀工人。”[86]在这里，机器（资本）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为资本家所拥有，机器技术进步带来的实际利益为资本家独占，工人的地位不断下降，处境趋于恶化。“由于工人的技能已转移到机器上，工人的反抗遭到破坏，现在工人失去了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还占支配地位的技能，他们不能奋起抵抗，而资本则能以非熟练的，因而也更受它支配的工人来代替熟练工人。”[87]“分工越细，劳动就越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需要投入紧张的体力或智力。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竞争者的排挤”[88]。伴随着机器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资本家对机器技术的依赖进一步增强，而对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的依赖却趋于减弱。在机器生产过程中，以往工人所拥有的高超技能等失去了用武之地，与资本家抗争的优势地位也不复存在。正如“在谈到新式织机的发明时，尤尔接着说：‘这样一来，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他们已被从侧翼包围，现代机器战术使他们的防御手段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89]。
机器分工使工人的才能片面发展，又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对机器、工场与资本家的依赖。“由于工人的劳动能力转化为就其总体来说构成工场的那个总机构中某一部分的简单职能，因此工人就不再是商品的生产者了。他只是某种片面操作的生产者，这种操作一般来说只有同构成工场的整个机构发生联系，才能生产某种东西。因此，工人是工场的活的组成部分，他通过他的劳动方式本身变成了资本的附属物，因为他的技能只能在一个工场里，只是作为一个代表资本的存在而与工人相对立的机构的环节才能发挥作用。”[90]“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91]。可见，机器技术进步使工人在生产活动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减弱，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下降，与资本抗争的实力也减弱了。
在机器技术的进步过程中，与工人地位下降同步发生的就是资本统治地位的不断巩固。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活动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处于支配与统治地位。一方面，他可以通过机器技术革新的途径，进一步替代工人的劳动技能，使工人不断失去与资本抗衡的基础与实力；另一方面，机器对工人的排挤造成了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可以无所顾忌地通过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等途径，占有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同时，机器分工也造成了工人能力的片面发展，对资本的依赖加深，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统治地位。因此，“企业主掌握着就业手段，也就是掌握着工人的生活资料，就是说，工人的生活依赖于他；好像工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也降低为单纯的谋生手段了”[92]。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驱动生产资料，进行商品生产，创造剩余价值。而工人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与劳动技能，才能获得生活资料，处于被支配地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处于对抗性的矛盾之中。然而，马克思注意到，机器的发明及其推广应用，弱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依赖，减轻了罢工给资本家所带来的损失，从而扭转了资本家应对工人反抗的被动局面。“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所有这些机器，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93]于是，“机器成了压制和破坏活劳动的要求的工具。……直接表现为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部分是用来剥夺工人的专业和消除以专业为基础的各种要求，部分是用来使工人服从工厂中精心建立的资本的专制制度和军事纪律”[94]。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工人劳动产品的机器与工人相异化，机器充当了资本家应对工人反抗的统治工具。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为资本家所拥有，机器的优越性为资本家所利用，进而转化为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利器。“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用加斯克尔的话来说，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95]因此，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机器是资本家阶级手中用以实行专制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96]。这也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人之所以捣毁机器的主要原因之一。
3.资本剥削的技术形态
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是通过剥削技术途径实现的，这些剥削活动目标明确，运作程序或方式稳定，符合技术原则和规范技术特征明显。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97]。在这里，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剥削技术”概念，但却揭露了资本剥削技术的机理与形态；资本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这些技术模式盘剥工人。
（1）剥削剩余价值技术。
资本剥削技术体系的建构是围绕攫取剩余劳动展开的。在榨取剩余价值方面，资本家总是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延长工作日则是剥削绝对剩余价值技术系统建构的基本目标。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总是采取多种方式与措施，力图延长工作日的长度，从而绝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例如，由于加班加点，不用增加工人人数就可以增加劳动供给；或者，一部分工人加班加点，而另一部分工人完全无事可做或只做半工。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劳动供给过剩，而且，这种由于另外一些工人过度劳动而造成的失业工人的劳动供给，又总是会使工资（其中也包括在业工人的工资）降低。”[98]
剥削绝对剩余价值的技术形式五花八门，“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99]。在《资本论》第一卷“工作日”一章中，马克思引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详尽分析了不同行业的资本家如何挖空心思、拼命延长工作日的种种鄙劣行径，从中可以窥见许多剥削技术形态的机制与轮廓。例如，“‘进行欺骗的工厂主在早晨6点前1刻就开工，有时还要早些，有时稍晚些，晚上6点过1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他把名义上规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前后各侵占5分钟，一小时午饭时间前后各侵占10分钟。星期六下午到2点过1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这样他就赚到……每周多出来5小时40分钟，每年以50个劳动周计算（除掉2周作为节日或因故停工），共为27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比标准时间延长5分钟，一年就等于21/2个工作日。’‘这里捞一点时间，那里捞一点时间，一天多出一小时，一年12个月就变成13个月了’”[100]。
再如，“‘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那么，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会遇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几分钟时间’，‘夺走几分钟时间’，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10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1000镑放进了我的口袋。’‘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101]。如此等等。
马克思还以伦敦的缝纫业为例，说明了资本家是如何通过劳动浓缩方式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在一年的几个月内，不但工作日最大限度地延长了，而且要狂热地赶着做活。在一年的其他时间内，工人大部分完全没有工作或工作很少。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工资，不是由这个劳动兴旺时期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按平均劳动时间计算，因此，[在劳动浓缩和延长的月份内]这样得到的工资，就占了全年工资的很大部分。在这里，劳动的浓缩是同工作日的延长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全部这种劳动时期不超过例如几个月或几周。这是对劳动进行剥削的最可怕的形式之一。”[102]
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则是剥削相对剩余价值技术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通过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的各种方法来缩短必要劳动。”[103]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就必须降低劳动力价值；而要降低劳动力价值，则必须提高生活资料生产部门以及有关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104]。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105]。
在现实生活中，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往往是通过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途径实现的。个别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而所有企业都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资本家普遍获得了相对剩余价值。“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他个别地所做的，就是资本全体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场合所做的。”[106]在马克思看来，协作、分工与机器都是剥削相对剩余价值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107]此外，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等也是剥削剩余价值技术的具体表现。
（2）加快资本周转速度技术。
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带来剩余价值，运动的速度越快，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资本增殖的能量就越大，增殖的程度也就越高。马克思从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两个层面分析了产业资本的运转，揭示了资本家谋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技术路径。资本的循环必须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都要停留一定的时间，两个阶段按时间顺序交替进行。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互相排斥，一定量资本的流通时间延长，生产时间就缩短，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部分也就缩小；反之，流通时间越短，资本的生产职能就越强，就越能自行增殖。“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108]可见，资本循环各阶段的时间长短，直接影响到剩余价值的获取。因此，尽可能缩短流通时间与劳动过程的休止时间，延长劳动时间，是谋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基本技术途径。
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的资本循环就是资本周转。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就是周转时间，它包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两个部分。资本周转的时间越短，一年内周转的次数就越多，周转速度就越快，一定量资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马克思指出，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主要有生产资本的构成与资本周转时间的长短。前者是指生产资本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它是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首要因素。一般地说，固定资本周转慢，流动资本周转快。在资本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预付资本总周转速度就越慢，反之就越快。后者是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构成，而这二者又有许多组成部分。不同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周转时间不同，因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资本运动速度。
资本家加快资本周转的主要手段是延长工人的劳动日，实行日夜轮班作业制度，以及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等。此外，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交通运输与通信设施，发展商业组织和信用制度，加强市场信息搜集等，都能大幅度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从而加快资本周转。“协作、分工、机器的使用，可以增加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同时可以在互相连接的生产行为中缩短劳动期间。例如，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收割机、脱粒机等等缩短了已经成熟的谷物转化为完成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期间。造船技术的改良，提高了船速，从而缩短了航运业投资的周转时间。但是，这些缩短劳动期间，从而缩短流动资本预付时间的改良，通常与固定资本支出的增加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可以单纯通过协作的扩大而缩短劳动期间；动用庞大的工人大军，从而在许多地点同时施工，就可以缩短一条铁路建成的时间。在这里，周转时间由于预付资本的增加而缩短了。在所有这些场合必须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更多的劳动力在资本家的指挥下结合起来。……信用会引起、加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聚，就这一点来说，它会促使劳动期间从而周转时间缩短。”[109]当然，这些技术手段往往伴随着工人劳动强度的提高，直接或间接地加深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3）节约不变资本技术。
资本周转原理表明，在生产资本构成中，不变资本的比重越大，资本周转速度就越慢，资本家的预付资本额也就越高。因此，为了谋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总是想法设法减少不变资本的使用量，构建不变资本节约技术体系。同时，资本又是靠牺牲工人健康来实现这种节约的。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受生活资料及其有关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限制，而不变资本在任何生产部门的节约，都会提高利润率。
延长工作日，一方面可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也使不变资本的支出相对减少，从而节约了固定资本。因为工作日延长所引起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只要求增加用在原材料上的不变资本的支出，并不要求增加用在机器设备、厂房这些最花钱的不变资本的支出上。对比工作日没有延长的情况，在同量利润的生产上，不变资本的支出减少了，利润率却提高了。马克思指出：“在可变资本不变，也就是说，按相同的名义工资使用的工人人数不变的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剩余劳动从而工作日的延长，——不管额外时间有没有报酬都一样，——会相对地降低不变资本同总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价值，并由此提高利润率。”[110]
在一定条件下，要剥削一个较大的劳动量，就只有通过增加工人人数，或者提高劳动强度，或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些场合都必然伴随着固定资本的相应增加。剩余价值虽然增加了，有助于提高利润率，但是它所引起不变资本的增加又会使利润率降低。如果不变资本增加的比例超过了剩余价值增加的比例，利润率甚至还会降低。而延长工作日不仅能节约固定资本，提高利润率，而且还能加速资本价值的再生产，节省监督费用、税收、保险费、常雇人员的工资等非生产性支出，以及减少机器设备的无形磨损。因此，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固定资本在不变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增大，通过延长工作日节约固定资本以提高利润率，就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技术进步也有助于节约不变资本。不变资本价值的减少不仅与本部门的社会劳动规模有关，而且还与向它提供生产资料部门的产品状况和劳动生产率有关。一是机器的不断改良所引起的节约。首先，制造机器的材料改良了，使它更加牢固耐久；其次，机器制造方法的改良，使它便宜了；再者，推动和带动机器工作的动力机和传动机方面的改良，使现有机器的使用更便宜、更有效；最后，机器的改良减少了废料。[111]这些技术改进都会使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的支出减少。同时，机器坚固耐用，修理维护次数减少，相应地也降低了机器的价格。马克思指出，这些方面的机器改良所产生的节约，“在大多数场合又只有在存在着结合工人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并且往往要在更大规模的劳动下才能实现，因而要求工人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达到更大规模的结合”[112]。这就是说，机器不断改良所引起的节约，也是以结合工人的大规模社会劳动为前提的。因为只有结合工人的实践经验，才能确定机器改良的方向和方法；只有结合工人才能实现对机器的大规模改良，而性能优良的机器，又必然会推动劳动社会化的发展。
二是提供生产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会带来不变资本的节约。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其产品更便宜，因而就会降低以这些产品为生产资料的部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进而相应地提高这些部门的利润率。“产业的向前发展所造成的不变资本的这种节约，具有这样的特征：在这里，一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113]显然，在这里资本家得到的好处，仍然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即社会分工制度的产物。“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114]
“提高利润率的另一条途径，不是来源于生产不变资本的劳动的节约，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150]工人的大规模协作，可以节省共同消费的生产资料，如厂房、仓库、取暖设备和照明设备等。一个资本在本部门的共同使用也是如此，它的节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活劳动的节约，即工人有酬劳动的减少；二是物化劳动的节约，即用最节省的办法来使用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在既定的生产规模上，用最少的费用，来实现对他人无酬劳动的这种尽可能大的占有”[115]。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或者是直接由本部门的协作劳动引起的，或者是由机器的使用价值即效率比其价值的增加来得更快引起的。资本家狂热地节约生产资料还表现在生产要素的掺假上。这种掺假使资本家获得了双重的好处：既降低了不变资本价值，提高了利润率；又能以次充好，在商品的实际价值以上出卖商品，掠夺消费者。
工人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生产条件大部分也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或生活条件。由于这种条件的节约能够提高利润率，因此，资本家往往不惜用牺牲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的方式实现节约。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露了工作日的无限延长，工作场所的极度狭窄，安全设备之缺乏，劳动条件之恶劣，对工人健康和生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116]马克思列举许多例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对生产资料十分节约，但对生产者的生命却非常浪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117]从社会方面看，摧残和浪费劳动力是从根本上破坏了生产力，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但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却是他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提高利润率的重要手段。
三、自由愿景中的科学技术
从青年时代起，马克思就确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他的社会目标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技术是人类谋求发展、获取自由的基本路径，科学技术进步则是人类解放的强大推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归宿就在于，追求人类自由与社会进步，谋求人类解放，最终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进。
1.科学、技术与人性
马克思对人性问题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些成果奠定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基石。早年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改造客体的自由劳动；后来他又接受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观点。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意识到人是“现实的人”，必须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中把握人的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劳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18]1845年，随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马克思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性问题，为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人性就是人作为社会的类存在物所具有的各种共同属性的总和，是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也是人有别于动物的根据。马克思认为，人性是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并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并不存在凝固不变的永恒人性。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性的发展史，“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19]。“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120]人既有物性的多重特征，又有物性所不具有的、超越物性的特质。人性的特殊性恰恰就是由这些超越物性的特殊要素构成的。意识性和实践性是人性的核心部分，也是人性本质力量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对人性的探究应当到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中去寻找。“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21]在马克思看来，人性主要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而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等都是产业技术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人性既取决于生产方式，更取决于人们所建构的产业技术形态，因而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
产业技术既是形成人性的基础，也是认识人性的重要途径。“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122]“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123]正如当代美国技术哲学家麦吉恩（Robert E.McGinn）所指出的，马克思对技术的认识是一种从人类活动方式上对技术的理解，更多地强调了它的形成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构成；马克思把技术视为实践者的精神系统的特定部分，它同人的活动和存在的所有方面相关联，包括技术实践的结果、目的、知识资源、方法和文化环境等。[124]
马克思对人性问题的探索是沿着简化还原思路回溯的：人的本质根源于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又源于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科学背景与技术基础上展开的。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和力量应该在劳动、生产、工业及其历史演变中得到诠释。“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25]科学技术进步必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26]。社会关系的改变势必带来人性的丰富和发展。
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如果有所谓人的本性，那也就是人以技术性的生产劳动改造世界；反过来，技术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则是人性的外在显现。“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27]正是基于对技术性在人性中的基础地位的深刻洞察，才促使马克思形成了所谓的元技术观念。
任何个体总是出生在一定的社会体制和人工自然之中，并在特定的科学技术世界中成长的。从衣、食、住、行、用到精神文化需求的实现，无一不受到科学技术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人们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科学知识，适应、引入和建构多种技术形态。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的人就被塑造成技术的人，技术模式就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事实上，每一种新技术的引入，都要求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每一种新技术都为人类打开了一扇通向新领域的大门，促使人的观念发生变化。从这一点上说，人的技术化又是人的社会化的基础，二者同步展开，互动并进。
在人的技术化问题上，马克思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性异化现象。在马克思看来，以机器为核心的产业技术隶属并服务于资本运作技术体系，工人劳动对象化的结果就是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128]不断被技术化的工人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牺牲品。
2.人类解放的技术路径
英文的“解放”（Liberation）与“自由”（Liberty）二词同根同源，“解放”意即“使其自由”。在这里，“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顺应和把握，意味着对各种限制或束缚的超越。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轴心，也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的终极目的所在。“解放”就是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与进步的过程，而“自由”又总是相对于束缚而言的。因此，“解放”与“自由”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所谓人类解放，就是将人类从束缚自身的各种枷锁中解救出来，就是人类自由与幸福程度不断增加的历史进程。
然而，离开了现实的自然、社会、思想观念等关系的承载与约束，也就无所谓人类的解放或自由。正如恩格斯所言：“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29]“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如马克思千百次反复说过的那样）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130]可见，自由与解放并不是要在幻想中摆脱必然，而是对必然性的自觉认识、利用和支配。科学技术正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基础环节。一般而言，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愈深入，对必然性的支配也就愈多；同时，技术发明创造愈多、效率愈高，人们所得到的自由与解放程度也就愈高。
事实上，人类解放总是在现实生活的诸多领域同步展开的，是一个立体推进的系统进化过程，涉及内容广泛。撇开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谈，它们的共同基础都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替代落后的科学技术，拓展人类活动领域，提高目的性活动效率。恩格斯在论述技术发明及其应用，对人类进化的积极意义时就曾指出：“肉食引起了两个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前者更加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为嘴提供了可说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后者使肉食更加丰富起来，因为它在打猎之外开辟了新的更经常性的肉食来源，除此以外还提供了奶和奶制品之类的新的食品，而这类食品就其养分来说至少不逊于肉类。这样，对于人来说，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新的解放手段。”[131]在人类文明的初期，石器的制作、弓箭的发明、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等原始技术的发明创造，既推动了人类肢体与大脑的进化，同时也把人类从多重自然束缚与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
技术是人的基本属性，始终与人类结伴同行。技术的工具角色表明，它是人类建构文明大厦的脚手架，技术世界是人类解放必须依赖的现实基础。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这一基础地位与积极作用，就决定了它是促进社会发展、谋求人类解放的基本路径。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有关人类解放的观点时曾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32]。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人类解放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是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或一次性完成。同时，他也认为，技术是人类解放的现实基础，技术进步是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没有技术进步的支持与推动，社会生产力就难于取得重大发展，工业、商业、农业乃至人们之间的交往模式就难以发展和更新，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
在广义技术视野中，作为主体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方式或机制，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进程息息相关。技术不仅体现出生产力属性，通过社会基本矛盾途径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而且还通过向人类活动诸领域的立体渗透，以及提高人类活动效率的基本途径，把人们全方位、多侧面地从自然、社会以及落后思想观念的束缚中不断地解放出来。社会发展史表明，人类的每一次解放都是在技术发明与改进的基础上取得的，都是在生产力的飞跃与社会体制的变革中实现的。例如，电灯的发明把人们从黑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电话、互联网等技术发明，把人们从信息的空间阻隔与禁锢中解放出来；广播、电视、微信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把人们从对领导人及其政治活动的神秘感中解放出来；在科学实验技术基础上取得的科学认识成果，把人们从宗教迷信的蒙蔽中解放出来；专家组、顾问团等社会分工协作形式的出现，把人们从各自学科的狭隘禁闭中解放出来；等等。如果看不到技术的巨大解放作用，就必然会无视人类解放与社会进步的成果。
在现实生活中，科学技术的解放作用随处可见，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科学最突出的实际效果在于它使那些丰富生活的东西的发明成为可能，虽然这些东西同时也使生活复杂起来——比如蒸汽机、铁路、电力和电灯、电报、无线电、汽车、飞机、炸药等等的发明。此外，还必须加上生物学和医药在保护生命方面的成就，特别是镇痛药的生产和贮藏食物的防腐方法。所有这些发明给予人类的最大实际利益，我看是在于它们使人从极端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这种体力劳动曾经是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宣称已经废除了苦役，那么我们就应当把它归功于科学的实际效果。”[133]在这里，爱因斯坦生动地揭示了技术的解放作用。不难理解，人类解放与社会进步就表现为不断挣脱束缚，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提升生活品质的历史过程，技术在其中扮演着支撑平台与发动机的角色。
尽管现代西方人文主义者对科学技术多持批判态度，但他们并不否认技术的解放作用。例如，舒尔曼曾指出：“解放了的技术于是就将能医治人们‘凭借自然’而生活其中的困难环境。它将提供一种对生活机会的扩大，减轻工作的苦痛和困难，抵御自然灾害，征服疾病，改善社会安全状况，扩大联络，增加信息，扩大责任，大大地增加与精神健康相和谐的物质繁荣，消灭自然、文化和人的异化。技术解放了人的时间，促进了新的可能性的发展。有了这些可能性，文化将会进展到新的揭示。技术也将为多面性的工作——为细心的、创造性的、充满爱心的工作提供余地。”[134]马尔库塞认为：“机械化、标准化的技术过程可以使个人的能量释放到一个超出必然性的未知的自由王国中。人类生存的结构将会被改变；个人将会从把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强加于他的那个工作世界中解放出来。个人将会对他自己的生活自由地行使自主权。如果能把生产机制组织和引导得满足根本需要的话，那么它的控制力可以很好地集中起来；这种控制力将不会妨碍个人的自主权，而是使得这个自主权成为可能。”[135]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学者都有类似论述。
人类的历史表明，科学技术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意味着一种更大自由的来临，但人类往往也会从这种大自由中感受到一些新的不自由。尽管现实生活中的技术形态展现出多种负效应或奴役性，但技术并不是万恶之源。反科学主义者所倡导的放弃现代技术成就，回归原始质朴生活状态的设想，是因噎废食的幼稚之举。它是以人类解放与社会发展的巨大倒退为代价，换取现代技术困境或奴役性的部分消除的。然而，意识到新技术困境的萌发，就意味着争取更大自由的开始。这种开放的、不断拓展的自由进化趋势表明，人类始终保持着一种谋求发展、自觉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价值取向。因此，人类解放的目标不是要放弃技术，而是要解决如何合理地、善意地开发和使用技术的问题。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人们将逐步扩大技术的功能或正效应，减轻技术风险与负效应，追求更多的自由、幸福、尊严与发展。
3.超越技术困境的曲折历程
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而科技进步正是人类不断获得自由的阶梯。人类解放与超越技术困境是在自由增加与束缚减少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受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困境问题的思索主要集中在技术异化问题上。而他们对技术异化与技术困境问题的剖析，一开始就是在人类解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马克思总是从具体技术形态出发，客观、辩证地看待技术的属性与发展趋势。例如，在阐述分工的必然性时，他既充分肯定了分工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社会分工技术的消极影响。这就是说，分工技术既是提高人类活动效率的基本途径，又必然使人类为分工技术所奴役和限制。这就是人类所处的分工技术困境。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困境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与演进的，是技术矛盾性的具体表现，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在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136]。同时，技术困境又是作为物种的人类所必须应对的现实问题，它的更替与消解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从长远来看，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消除技术异化，走出技术奴役困境的基础和前提。“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37]
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基础和重要形式。随着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消亡，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技术异化有望消除。“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38]“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39]在论述巴黎公社的进步意义时，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解放科学技术的历史使命。科学家们感到：“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140]这就是说，政治解放为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与技术的异化创造了必要条件。
分工技术所导致的异化现象是技术异化的重要形式。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与共产主义的兴起，分工技术的异化有望缓解，这一技术困境可望逐步消除。“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41]同样，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当分工技术发展到自由分工阶段，分工技术的异化也有望得到消解。“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142]特别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43]。这就是说，在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的未来发展将为固定分工的消亡创造必要的技术条件。
马克思从生产劳动的视角，论述了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基本条件。他说：“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44]。这就是说，要在物质生产领域获得自由，一方面要以“消耗最小的力量”的高级产业技术为基础；另一方面还要对产业技术的开发与运行进行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而要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并非易事，一要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二要有完善的社会制度；三要有人性的升华与意志的统一。这些条件在阶级社会里是很难满足的，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
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以及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必然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基础，以人性的完善为前提，以共产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前进方向。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解放与超越技术困境的高级形态。届时，“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145]。恩格斯也从人类解放的高度指出，只有共产主义制度的确立，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最终把人类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进。也就是说，只有到那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46]。而“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47]。
马克思认为，应当辩证地、历史地看待人类所处的技术困境及其演变。他在论述犹太人解放问题时指出：“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们互相对立的宗教只看做人的精神的不同发展阶段，看做历史撕去的不同的蛇皮，把人本身只看做蜕皮的蛇”。“只要这样，他们的关系就不再是宗教的关系，而只是批判的、科学的关系，人的关系。那时科学就是他们的统一。而科学上的对立会由科学本身消除。”[148]当然，这里的科学也包括作为科学应用部分的技术。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把人类所摆脱的具体技术困境“看做历史撕去的不同的蛇皮”，那么人就是“蜕皮的蛇”。在经历过一次次技术困境的磨难与考验之后，人类必将更加成熟，更为合理地使用技术，共同走向自由和光明的未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73.
[2]同①26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7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0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04.
[6]同①301.
[7]同①31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1.
[9]同①378.
[10]同①388.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2.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82.
[13]同①379.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89.
[15]同①391.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78-379.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75.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3.
[19]同②289.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8.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1.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4.
[23]同②61.
[24]同①53.
[25]同①209.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2.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82.
[28]同②57.
[29]同②58.
[30]同②208.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8.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0.
[33]同①208.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4.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87-588.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5.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2.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04.
[39]同①858-859.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55.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2.
[42]同①395.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7.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92.
[45]同②396.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6.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43.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3.
[49]同①429-430.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84.
[51]同①384-385.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6.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7.
[54]同①384.
[55]同①359.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4.
[57]同①488.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3.
[59]同①404.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9，脚注89.
[61]同①531.
[62]同①559.
[63]同①559-560.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20.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70.
[66]同①696-697.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40.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19.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99.
[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3.
[71]同②362-363.
[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8-359.
[73]同①356-357.
[74]同①359.
[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8.
[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87.
[77]同①366.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08.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5-356.
[8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8.
[81]同②356.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68.
[8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2.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21.
[85]同②351-352.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97.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76.
[8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5-356.
[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1.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19.
[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6.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43.
[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87.
[9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3.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01.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57.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
[9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2.
[9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1.
[1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8-279.
[1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81.
[10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2-325.
[103]同①583.
[104]同①366.
[1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73.
[106]同①370.
[10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7.
[10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42.
[10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1-262.
[1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1.
[111]同①95.
[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5-96.
[113]同①96.
[1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53.
[115]同①97.
[1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05.
[1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1.
[1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6.
[119]同①252.
[1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04，脚注63.
[121]同①147.
[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0.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6.
[124]Robert McGinn.What is Technology.Paul T.Durbin（ed）.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Greenwich,Conn.:Jai Press,1978：178-198.
[125]同①429，脚注89.
[1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2.
[127]同⑤57.
[1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43.
[1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1-492.
[130]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2-153.
[131]同①994-995.
[1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4.
[133][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35.
[134][荷]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李小兵，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382.
[135][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4.
[1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6.
[1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4.
[1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74.
[1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
[1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9-150.
[1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4-365.
[1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9.
[143]同②165.
[1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28-929.
[1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9.
[1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17.
[147]同②671.
[1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
[1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8.
[150]同①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