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能源利用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关系到江西生态文明战略能否走向成功，如何走向成功的问题。因此，探索能源利用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虽然江西省各市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在逐年降低，但是江西省能源消耗总量依然较高，而且存在以煤炭为主、能源利用效率参差不齐的特征。其中，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是吉安市和南昌市，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的是萍乡市和新余市，抚州市是江西省能源利用效率增速最小的城市，而且也是江西省能耗总量最低的城市，这可能是抚州市生态文明指数在江西省位居前列的主要原因。

本书对已有的能源利用与生态文明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系统分析了能源开发、利用等环节对生态文明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以及影响的机制和路径，现有研究文献证实能源利用和生态文明密切相关。从生态文明的内涵上江西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包括生态经济、生态意识（体现为生态行为）以及生态人居三个方面。在生态文明评价方法上ECCI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框架较为科学合理。本书通过理论推导、实例证明、文献总结等方式说明和解释了现有学者在利用熵值法赋权过程中忽视了对原有数据差异关系的保持。通过与极差法、变异系数法的重新结合，成功地对熵值法进行了改进，并利用改进后的熵值法计算了江西省各市1998—2014年的生态文明指数。在分析能源利用对江西省生态文明影响的过程中，以单位面积能耗这一指标来表示江西省各市的能源利用情况。

本书的研究结果显示，江西省11个市区中，生态文明指数都在不断增长，而且各个市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追赶效应。江西省各个市区不同等级下的单位面积能耗对生态文明的影响程度不同。虽然能源的利用会给生态文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新余市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新路子。新余市的经验值得其他市学习和借鉴。此外，本书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单位面积能耗的增速与生态文明的增速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单位面积能耗的增速是引起生态文明增速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是。能源利用对生态文明的滞后性影响是存在的，而且不同的市区滞后时间并不一致。

此外，本书通过考察发达国家能源利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为江西省解决能源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之间的矛盾冲突提供参考经验。本书选取了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法国五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其2001—2016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其开展能源利用与其生态文明程度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五个国家生态文明综合评分的变化趋势比较接近，它们都呈直线增长趋势；预测期（五年）后，英国的生态文明综合评分将会领先，随后依次是美国、日本和法国。同时，除了法国以外，其余四个国家均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虽然美国能源消耗总量最大，但其每万平方公里的能源消耗实际上相比其他四国并不高。总的来说，五个国家能源消耗水平除了澳大利亚以外均有下降的趋势。五个国家能源消耗与生态文明的相互影响有滞后性，滞后影响年限为3～6年。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能源消耗和生态文明为反向相关，而澳大利亚能源消耗和生态文明为正向相关。五个国家生态文明程度上的差异，主要与第三产业的比重、GDP均值和GDP环比增速密切相关。

本书证实在三级人均GDP水平（40000亿美元以上）下调整其他可再生能源消耗比例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边际贡献是最有效的；在二级人均GDP水平下（30000亿～40000亿美元）调整石油消耗量比例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边际贡献是最低的，然后是天然气的比例，而调整水力能的边际贡献是最大的；在一级人均GDP水平（30000亿美元以下）下仅调整其他可再生能源消耗及核电能源消耗比例是最恰当的，而且其他可再生能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是正向的，每增加一单位其他可再生能源消耗比例，将带来1.065比例生态文明综合评分的增加；而核电消耗比例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是负向的，每增加一单位核电能源消耗比例，将带来-0.905比例生态文明综合评分的减少。因此，在一级人均GDP水平下调整能源结构的最佳方案为：尽量增加其他可再生能源消耗的比例并适当降低核电能源消耗比例。

面板数据表明，能源消耗水平的增速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增速有明显的“弹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相对比较弱的。

本书构建了“产耗比”指标，即单位GDP能耗下降的百分比与第二产业产值下降百分比之比值，用以反映在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能源消耗与转换的关系。结果显示南昌市、赣州市、吉安市能源转化为经济的效率高，可按目前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经济。九江市和宜春市应在减少能源消耗为主要任务的基础上，再发展经济。新余市与萍乡市应该改变其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以保护环境、缩减能耗为主要任务。鹰潭市的第二产业产值虽小，但在产业结构中比重过大，单位GDP能耗偏低。鹰潭市应按目前发展模式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经济。上饶市与抚州市应在保护生态与保护第一产业的情况下，减少能源消耗，发展经济。此外，本书也在绿色消费方面提出了一些粗浅的建议。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袁辉、祝镇东、梁曲杰、曾嘉俊、王佳伟、高琳杰、刘羭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坤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