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经总义文献的源流与演变
舒大刚
“群经总义”文献是相对于“专经文献”而言的，此类文献的特征是综合论说或解释诸经，往往在同一种书中涉及两经以上甚至十三经的内容，今天我们通常看到的《群经概论》或《十三经概论》就属于“群经总义”。不过，此类文献不是今人的发明，更不是当下的专利，考之古史，“群经总义”文献起源甚古，而且数量庞大，体裁多样，其论说方式包括通论、通释、通考，或杂论、杂考、札记等等，蕴含有丰富的学术内容。历来谈文献者，却对此类文献关注不够，对其起源颇与流变更属茫昧，兹有专门探讨的必要。
一、群经总义的滥觞——先秦至西初
“六经”（或称“六籍”）特别是其中的《诗》《书》《礼》《乐》，很早就成为周代国学的教材，《礼记·王制》就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因此关于此四经的内涵和性质就最早得到揭示，于是产生了最早的“群经概论”。公元前633年（鲁僖公二十七年），晋作三军，谋元帅，晋国大臣赵衰推荐说：“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在此赵衰简要揭示出了《诗》《书》《礼》《乐》的精神实质（“德义”），应当视为古人关于此四种文献最早的“概说”，其时早于孔子出生83年。
不过，《诗》《书》《礼》《乐》尚属“旧法世传之史”的阶段，其中虽然有“先王之道”与“周召之迹”，但究属“先王之陈迹”，其教育意义还不是很明显。“六籍”从“旧史”到经典的升华是孔子以后的事情，《史记》说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不仅对“六籍”文字进行了文字修订，而且对“六经”精神也进行了系统阐述，于是“旧史”乃升格为“经”了，《孟子》载孔子修《春秋》之事，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就是明显的例证。孔子之前无“经”，六籍只是“旧法世传之史”，所记无非“先王之陈迹”，孔子前关于六籍的片段论述还不能算作真正的“经义”。只有经过孔子删修、寄意之后，旧史升格为经典，也才有经义可求，故《史记》说“《书》传《礼》记自孔氏”，也说是说，经学文献必自孔子始，群经总义文献也是如此。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用“六经”（“六艺”）教育弟子，于是对“六经”的意义也作了系统阐述。《史记·滑稽列传序》载：“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这段话可视为“六经总义”文献的滥觞。《史记》文字虽然出于西汉，但所记内容却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新出土郭店战国楚简《六德》就有孔子类似言论：“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从《诗》《书》《礼》《乐》《易》《春秋》排列顺序，到各经特定内涵和主旨的揭示，前后都吻合无间。《庄子·天下篇》也载：“古之所谓道术者……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将《诗》《书》《礼》《乐》《易》《春秋》明确指定为“邹鲁之士”所“明”，其关于“六经”的种种定义，无疑就是对当时儒家对自家经典性质认识的迻录。
稍后，《荀子·儒效》也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认为“六经”皆圣人所揭示的“天道”，每经各从一个方面反映其载道特征。益证《史记》所载远有渊源，是孔门自相传诵的学术箴言。只不过这些论述还处于片言只语状态，还只是些简单命题，还缺乏具体的论证和解释功夫。
《礼记》有一篇题名《经解》的文献，郑玄《礼记目录》说：“《经解》者，以其记‘六艺’政教得失。”似乎是解释“六经”教育功能的专篇文献。其开篇就说：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这是目前我们在传世先秦文献中所发现的讨论“六经”功能最长的文字，将“六经”教育对移风易俗、素质培养的作用讲得非常明白而深刻。可惜《经解》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没有继续讨论“六经”实现这些功能的原理和方法，而只是针对礼经进行反复申说，其他诸经则付阙如。既名《经解》就不能只讲一经，今所传者也许并非完本，可能是小戴在选编《礼记》时有所取舍，只保留了《礼经》部分，以致我们不能看见《经解》原本全貌，无法判断它是不是一篇完整的“六经通论”。
汉儒沿着先秦儒家路子，继续探讨“六经”的总体特征。贾谊《新书·六术》：“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司马迁师法董仲舒，在《太史公自序》中也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都将圣人以教化服人、以经典教民的意图，阐述得淋漓尽致，充分揭示了儒家经典的教化作用和治世功能，将经学与政治结合起来了。
汉成帝时翼奉更进一步说：“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示）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说“六经”是圣人用以载“道”的书，包括有天地之位、日月之行、阴阳之运、四时之规、五行之德等自然之道，也包括行政区划、君臣职守、声律历法和古今成败等王者之治，“六经”成了天道、地道和人道的总汇，人们要想了解天道，知晓人事，获得知识，提高执政能力，就非精研“六经”之文而莫属了！不过所有这些，都还是对六经的单篇甚至片段论说。
如果说此前有关“六经”的论述都还很片段，太过简略，还处于群经概论的萌芽状态的话，那么到了西汉后期刘向、刘歆时，经学概论的专篇文献就正式产生了。刘氏父子整理群书，对诸经文献都进行过系统整理，并且对各经都加以提要介绍，也对各类文献加有序论和概述，这就促进了完整的群经概论的产生。班固据刘歆《七略》改写的《汉书·艺文志》，每一略、每一类都有小序附于该类目录之后，这些小序原来都集中在一起（为《辑略》），编在《七略》首篇。其《六艺略》全面概述了“六经”起源、功能及其流传情况，这无疑就是一篇完整的“经学概论”了。如《易类小序》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以上这段话，自“宓戏氏仰观”至“世历三古”讲《周易》的起源和形成：从伏羲画卦代表物象，反映变化之理和万物之情；到文王“重卦”、孔子作《十翼》，最终形成了二经十传的《周易》。自“及秦燔书”至“费、高二家之说”讲《周易》的流传：从秦氏焚书而不焚《易》，汉代传《易》形成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于学官；民间又传费氏、高氏二家，与古文相同等。自“刘向以”云云以下，则讲《周易》的版本、异同及整理。有本有末，有首有尾，这无疑是一篇完整的“《周易》概论”了。其他各经小序也大致如此。如《尚书小序》首先讲《书》起源：“《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既而讲《书》经秦火散佚和在汉代的重出和传授：“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臧（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接下来讲《古文尚书》的发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鼔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最后讲汉代对《尚书》的整理和训释：“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又说：“《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诗经小序》也是首述《诗经》之起源和形成，既而讲《诗》学的流传与衍变。其他《礼类小序》《乐类小序》《春秋小序》《论语小序》《孝经小序》等也都如此。在分别讨论了“六经”（包括《论语》和《孝经》）的概况和流传后，还将“六经”作为一个整体，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哲学依据：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这里将“六经”与“五常”配搭起来，认为《乐》《诗》《礼》《书》《春秋》五经，分别代表了仁、义、礼、智、信这五种教化，而《易经》则又为“五经”提供了哲学的支撑。《汉志》将“六经”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这既是对孔子以来各家关于“六经”认识的继承，也是汉儒提倡“五行”相生、重视“五常”之教思潮的反映。这不仅使“六经”各自功能更加明确，也使“六经”这些儒家经典体系得到系统展示。如果将《六艺略》诸序独立出来，无疑就是一篇首尾完备、系统天成、理论独具的“群经概论”了。
《汉志》系据刘歆《七略》的改编，《七略》又是奉皇帝之命编成，《汉志》关于“六经”的评议，也就代表当时官方意见而得到广泛流行。后世史家也继承这一传统，凡是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的“正史”，都照例有大序、分序和小序，用来叙述他们对于“六经”的认识，同时也介绍各个时段“六经”流传、研读乃至经学盛衰的历史。这是儒学发展衍变的真实记录，也是群经文献不断发展成熟的表现。
班固《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从这番解释中不难看出，“六经”不仅是知识的府库、天道的密码，而且是伦理的教典、政治的法宝。儒家群经总义文献从萌芽到形成的过程，其实也是儒家经典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内涵不断得到深化、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当然也是儒家经典不断被圣化、神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借此来认识“六经”，也可以借此来观照经学历史，探究经学繁盛与政治盛衰之间的联系，甚至也可以借此来研究中华的思想和文化。
二、群经总义专著的诞生与流衍——东汉魏晋南北朝
群经总义的专著始于何时？《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五经杂义》7卷、《五经通义》9卷、《五经要义》5卷，俱注明是“刘向撰”，似乎在西汉刘向时就已经有群经总义的专著了。王应麟说：“刘向辨章旧闻，则有《五经通义》。”又于“汉诸经通义”条说：“诸经《通义》者，汉五经课试之学也。维汉以文立治，以经选士，鸿生传业，支蕃叶滋，阐绎道真，探索圣缊，决科射策，则有‘通义’之目。”
王应麟说，刘向考论先儒旧说，撰著了《五经通义》，是应汉世以经学教士、选士，士人阐释经书道理、参加选举射策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说法倒也合情合理。可是，据《汉志·六艺略·孝经类》所录《五经杂议》18篇，班固自注是“石渠论”，说明该书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诏令诸儒讨论五经疑义于石渠阁时的产物。据《汉书》所载，当时五经博士都有参与，宣帝亲自临问，诸儒献议，萧望之、韦玄成等“平奏其议”。这次讨论的成果，属于专经的已编为各种专书，《汉志》将其分别著录于各经目录之下，如“尚书类”有《议奏》42篇，“礼类”有《议奏》38篇，“春秋类”有《议奏》39篇，“论语类”有《议奏》18篇，自注都说是“石渠论”。此外还于《孝经》类下著录《五经杂议》，其内容可能事涉“五经”，无法分割，所以汇集在一起，总题曰《五经杂议》。
徐天麟《西汉会要》汇录了参加石渠杂议的群儒姓名，多达15人，其中固然有刘向，但是并未说由刘向负责整理讨论成果；《汉书》也只说由萧望之、韦玄成“平奏其议”，也未载刘向也在“平奏”之列。因此《五经通义》《五经要义》在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中虽有著录，但都未注明作者，更没有说是刘向，不知《旧唐书》依据何书将它们都归于刘向名下了？
王应麟说汉代经学因讲明义理的需要，促成了诸经通义文献的产生，有一定道理。不过汉儒多主今文，今文家主专经传授，恪遵师法，要撰著群经通义实属不易；欲撰诸经通义，必须兼修“六经”、心知其意，这就须等待东汉古文经学大兴之后才有可能。龚道耕尝云：“《后汉书·儒林传》所载经生，惟任安兼通数经，景鸾兼治《齐诗》《施易》，余皆以一经著称；古文则贾（逵）、马（融）、许（慎）、荀（爽），皆并通五经，其余通一二经者，尤指不胜屈。”可证群经通义的编撰，只有到了东汉古文盛行之后才最有可能。《后汉书·郑众列传》载：“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阳王荆……以缣帛聘请（郑）众，欲为‘通义’。”皇太子（即后来的明帝）和山阳王（明帝同母弟刘荆）都想聘郑众来撰《五经通义》，就因为郑众是当时最杰出的兼通诸经的古文经学大师。
王应麟在著录前述“刘向撰”三书后，又列举曹褒《演经杂论》120篇、《五经通义》12篇、沛献王辅（光武子）《五经论》（时号《沛王通论》）、班固《白虎通义》、程曾《五经通难》、《演经杂论》120篇、郑玄《六艺论》、许慎《五经异义》、魏王肃《圣证论》、晋束晳《五经通论》、谯周《五经然否论》5卷、戴逵《五经大义》3卷、梁鲍泉《六经通数》10卷、邯郸绰《五经析疑》28卷、元延明《五经宗略》23卷等15种。《隋志》又著录孙畅之《五经杂义》6卷，阮孝绪《七录》著录梁有《五经义略》1卷。以上诸书作者，都生活于东汉或之后，无一出于前汉者。《唐志》所谓“刘向撰”的三种群经总义，可能系出唐人误标，不可为据。
这些群经总义文献都是些什么内容呢？由于原书已佚，今天已无法详考了。不过佚文断句还散见于汉唐间群书所引，据此线索我们不难对这些书的内容和性质作出初步判断。如《后汉书·明帝纪》注引《五经通义》“冬夏至寝兵”；《广韵》注等引“二王之后不考功”，《世说》注等引“笏所以记事”，“弁高五寸，前后玉饰”等，是一些制度方面的解释。陶宗仪《说郛》卷五下，录阙名氏《五经通义》15条，其中有：“郑国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又：“玉有五德，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是关于风俗和玉器的说明。清代《五经通义》广有辑本，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三九辑得30余条，有“冬至，阳动于下，推阴而上之，故大寒于上。夏至，阴动于下，推阳而上之，故大热于上。”又：“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义取四方来观者平均尔。诸侯不得观四方，故阙东以南，半天子之学，故曰頖宫，頖之言半也。頖宫水雍其半，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水也。”又：“三王教化之宫皆名为学，曰学校者，校之言教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兼用之，乡为庠，里为序，家为塾。”又是关于气象和学制的解释。此外，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于各经下都有征引，约达50条之多。
《五经要义》也是如此，《玉海》引《隋·礼仪志》引《要义》曰：“笏所以记事。”《北史·刘芳传》引《要义》“社必植以木”。朱彝尊《经义考》据《艺文类聚》辑《要义》:“《周礼》钟磬皆编悬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谓之堵。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据《初学记》辑《要义》:“天子藉田千亩，以供上帝之粢盛。当孟春启蛰，既郊之后，身率公卿大夫而亲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立坛于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坛。”又：“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旁制万国者也。”与前举《五经通义》体例无别。
综观各种辑本，《通义》《要义》都是关于“五经”中名物、制度、礼仪、道理的解释。王应麟《拟序》说：“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开五十难，解释多者为上第，演文明者为高说，所谓博文明事，虽轶不传。然建武中，太子、诸王欲为‘通义’而聘郑众……观其名，可求其略矣。”意谓“通义”“要义”之类群经总义文献，是在经学教育制度下，诸儒申说典制、阐发经义的文字，是发明经书内容的专书。
前列其他各书的情况如何呢？首先看班固《白虎通义》，其书原本固在，内容是东汉章帝令诸儒讨论经义于白虎观的成果汇编，与西汉石渠《五经杂议》产生相似，重在“趋同”。《后汉书·杨终传》载终上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又《儒林传》：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
许慎《五经异义》，则是总录今文、古文学家关于五经制度的不同解释，重在“别异”。《后汉书》：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注疏引《五经异义》云：“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又云：“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但有时台、囿台也。”又：“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无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诸侯有主，卿大夫无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无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无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质，故不相变。既练易之，遂藏于庙，以为祭主。”“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说，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无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结茅为菆。”“主状正方，穿中央，达四方，天子长尺二寸、诸侯长一尺。”又云：“诸侯有妾母丧，得出朝会不？《春秋公羊》说：‘妾子为诸侯，不敢以妾母之丧废事天子大国，出朝会礼也。鲁宣公如齐，有妾母之丧，经书善之。'《左氏》说云：‘妾子为君，当尊其母，有三年之丧，而出朝会，非礼也。故讥鲁宣公。’谨案礼，妾母无服，贵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废事尊者，礼也。即妾子为君，义如《左氏》。”讲的都是礼仪制度，后一条更是并列了今文、古文两家的不同说法，后世据此可见当时诸儒之说，得窥今古文学说之异。
郑玄《六艺论》是关于“六经”性质及其流传的概论，又重在“统宗”。徐彦曰：“郑君先作《六艺论》，然后注书。”《六艺论》是其遍注群经前撰写的纲领性文献。郑氏《六艺论》曰：“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又：“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梳理了《毛诗》的来源，还对自己著《毛诗笺》作了说明。又说：“高堂生以礼授萧奋，奋授孟卿，卿授后苍，苍授戴德、戴圣，是为五传弟子，所传皆《仪礼》也。”——讲明《仪礼》在汉代的传授。又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对《礼记》之所以分大小戴作了说明。又：“尧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犹求于群臣举于侧陋，上下交让，务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又对《尚书》中尧举舜之事，进行了专门的解释。可见，《六艺论》不仅讲自己著书之旨趣，而且讲经典传授之序列，还解释了经典中的疑难问题，是有关“六经”的综合性研究。
王肃《圣证论》又据其所得《孔丛子》《孔子家语》以难“郑学”，主于“驳郑”。如关于古代帝王朝制，《孝经钩命決》云：“唐尧五庙，亲庙四，与始祖五。禹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以为尧舜是五庙，夏是五庙，殷是六庙，周则七庙。郑玄注《礼》即据此为说。王肃《圣证论》则主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卿三庙说，于是驳难郑注：“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迁之庙，权礼所施，非常庙之数。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庙，亦不以为数。……孙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家语》云：‘子羔问尊卑立庙制，孔子曰：《礼》：天子立七庙。'”又说：“自上以下，降杀以两，今使天子、诸侯立庙，并亲庙四而止，则君臣同制，尊卑不别。”
谯周《五经然否论》亦同此举，主于“驳难”。周别撰有《古史考》，与此书同为驳正前儒，《古史考》以驳《史记》，《然否论》则驳正诸儒。《大戴礼记》说文王年13而生伯邑考。《荀子》又说：“天子、诸侯十九而冠。”二者矛盾。《左传》说“冠而后生子，礼也。”如果文王未冠即生伯邑考，就是非礼之行了，这对于“宪章文武”的儒家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于是惹得诸儒纷纷为之解释。许慎《五经异义》曰：“《春秋左氏传》说曰：‘岁星为年纪，十二而一周于天，天道备，故人君于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许慎引《左传》说法，说天道运行十二次就是一个周天，“十二”就代表天道了，天子德合天道，所以十二岁就举行成人礼（冠礼）了。谯周《五经然否论》云：“《古文尚书》说‘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岁崩，周公以壬午岁出居东，癸未岁反。礼公冠记：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辞告也，是除丧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开金縢之书，时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后出也。许慎《五经异义》云‘武王崩后，管、蔡作乱，周公出居东，是岁大风，王与大夫冠弁，开金縢之书，成王年十四，是丧冠也’者，恐失矣。按礼传，天子之年，近则十二，远则十五必冠矣。”谯周引证《尚书》周公冠成王故事，证明天子年龄近则12岁、远则15岁，皆可以举行冠礼，可以成婚生子。
若乎程曾之《五经通难》《演经杂论》、晋束晳《五经通论》、戴逵《五经大义》等等，书虽不传，但风会之下，体必趋同，观其名义，其为五经制度或义理的阐释，举可知矣！以上都是东汉至魏晋时期群经总义的内容和体例，是对群经中的制度、名物、礼仪以及义理进行解释，其体例除了以一书而解群经外，实与其他解专经的文献没有太大区别。
到了南北朝，由于政权更迭，南北阻隔，又兼国异政，方殊俗，经异文，师异说，在经学领域出现了许多异本、异文、异义、异说、异音等等，儒者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新的问题，从事新的撰述，于是当时又出现了综合讨论各家音义、各种异文的文献，陆德明《经典释文》于是乎就出现了。该书“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六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这在东汉的群经总义文献外，产生了广列群经之音注、义训及异文之新体例。
南北朝时期，随着高谈有无、名实、言意的“玄学”和繁复论证的“义学”的兴起，群经总义文献数量激增，体裁也有所增多。阮孝绪《七录》载有王氏《通五经》5卷、周杨《五经咨疑》8卷、贺玚《五经异同评》1卷、《五经秘表要》3卷、无名氏《五经义略》1卷。《隋志》载有：沈文阿《经典大义》12卷、沈文阿《经典玄儒大义序录》2卷、何妥《五经大义》5卷、无名氏《五经通义》8卷（《七录》作9卷）、无名氏《五经义》6卷（《七录》作7卷）、雷氏《五经要义》5卷（《七录》作17卷）、邯郸绰《五经析疑》18卷、元延明《五经宗略》23卷、孙畅之《五经杂义》6卷、梁简文帝《长春义记》100卷、《大义》9卷、张讥《游玄桂林》9卷、鲍泉《六经通数》10卷、后周樊文深《五经大义》10卷、《七经义纲》29卷、《七经论》3卷、《质疑》5卷、《玄义问答》2卷。
当然，这一时期也还有一批征实的著作出现，如专明“六经”中数学问题的，有北周甄鸾撰《五经算术》2卷，“举《尚书》《孝经》《诗》《易》《论语》《三礼》《春秋》之待算方明者列之，而推算之”，成为后世“算经十书”之一。同类著作，还有南朝鲍泉的《六经通数》10卷。又有专讲五经音义、文字的，如徐邈的《五经音》10卷、刘炫的《五经正名》12卷等等。
由此可见，群经总义文献在东汉末年一经诞生，便很快流行开来，尽管中经魏晋南北朝300余年的分裂和战乱，群经总义还是得到发展，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文献，并且使这一体裁逐渐成熟，形成儒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群经总义的流衍与发展——隋唐
唐代，群经总义又出现新的气象，一是出于经学统一特别是经典文本统一的需要，产生了文字校勘、字体校正类文献。二是出于实用考虑，产生了经典格言类文献。
唐代由政府组织的《五经正义》《石壁九经》工程，都需要首先对经典文字进行校勘，以定一是，于是出现了《五经定本》《匡谬正俗》《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群经校勘性文献。《五经定本》《匡谬正俗》皆系颜师古所作，史载“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是即《五经定本》。师古除校正经典本文外，又撰《匡缪正俗》8卷，以匡正流俗讹误之字形。《崇文总目》说，该书“采先儒及当世之言，参质讹谬而矫正之”，其中专门解决经典讹误问题的就有4卷。《五经定本》为唐修《正义》、唐代科举明经考试，提供了标准定本；《匡谬正俗》则为唐人审视经典文本的正确性、考证文字的正俗体，提供了系统教材。
《五经文字》系唐代宗时张参所撰。《崇文总目》说：“参拜诏与儒官校正经典，乃取汉蔡邕《石经》、许慎《说文》、吕忱《字林》、陆德明《释文》，命孝廉生颜传经抄撮疑互，取定儒师，部为一百六十。非缘经见者，皆略而不集。”张参《自序》说其书“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可见《五经文字》也是专门考订经书文字正讹的。
《九经字样》是唐文宗时唐玄度所撰。唐文宗开成年间，刻成《石壁九经》，由于文字多讹，人们惮于引证，于是令唐玄度覆定九经字体，玄度依张参《五经文字》为准，将《五经文字》上设有的字体，分别辨其正俗，“取其适中，纂录为《新加九经字样》壹卷”，“附于《五经字样》之末，用证纰误”，为保证经典文献的正确性提供了标准字样。这类校正文字异同、正误的群经总义，在清代有重大发展，不仅校正经典正文，还校勘了十三经的注和疏，如顾炎武《九经误字》、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等，就是其中最有质量的代表作。
唐人治学，颇讲求实用，唐太宗初即位，“欲览前王得失”，令秘书监魏徵等撰《群书治要》50卷，“爰自六经，讫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举凡经典名篇、子史精华，统统征集其中，大得太宗欢心。唐人治经，亦复如是，这一时期编纂了许多群经格言类作品。《唐书》说，穆宗初立，韦处厚为翰林侍讲学士，因新皇帝“冲怠不向学”，于是与路隋一道，合抄《诗》《书》《易》《春秋》《礼》《孝经》《论语》，“掇其粹要”，“以类相从”，题为《六经法言》20篇。唐敬宗嗣位，崔郾自侍讲学士进中书舍人，亦因“侍讲历半岁”，皇帝“不一问经义”，使“天下之人不知有向儒意”，于是与高重一道，“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为10篇以上之，《唐志》儒家类著录《诸经纂要》10卷，即其书也。
此类经学“快餐”，由于节省了皇帝的时间，“以便观省”，因而常常得到皇帝赏识和厚赐。在韦、崔二书之外，还有颜真卿《五经要略》2卷、李适《九经要句》、慕容宗本《五经类语》10卷、李袭誉《五经妙言》40卷、郑澣《经史要录》20卷等。
同时，唐儒出于对统一化的《五经正义》的反思，又产生一批新经解著作，如《新唐志》“经解类”著录的赵英《五经对诀》4卷、刘贶《六经外传》37卷、张谧《五经微旨》14卷、裴侨卿《微言注集》2卷、高重《经传要略》10卷、刘氏《经典集音》30卷等，惜皆不传。还有仿照郑玄《三礼目录》作解题之书者。如李肇《经史释题》1卷，其序云：“经以学令为定，以《艺文志》为编；史以《史通》为准，各列其题，从而释之。”《崇文总目》提其要：“起九经，下至唐氏实录，列篇帙之凡，概释其题。”此外还有章崇业《五经释题杂问》1卷。
唐人还为整肃师道，重建经学师承关系，撰著了表明学术渊源的图谱性文献。韦表微有感于“学者薄师道，不如声乐贱工能尊其师”，于是著《九经师授谱》1卷，对忘师背本的行为予以讥诋。此外，还有刘
的《授经图》3卷。此类文献对后世“渊源录”“传经表”“学案”等谱系性文献的繁荣，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四、群经总义的成熟与定型——宋元
宋人治经，善于宏观思考、总体把握，故群经总义文献在此时形式多样，各体制作亦基本定型。《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代“经解类”文献30余种，《千顷堂书目》又为补录7种，两宋共有群经类文献40种左右。由于宋代是儒家经学的转型期，探经究典，甚至疑经惑传的思潮，促进了群经总义文献的发达。其辨析疑义者，则有刘敞《七经小传》5卷（论者谓“开南宋臆断之弊”）、王居正《辨学》7卷、张纲《六经辨疑》5卷、《确论》10卷、无名氏《六经疑难》14卷；其新释经义者，则有黄敏求《九经余义》100卷、程颐《河南经说》7卷、张载《经学理窟》3卷、杨会《经解》33卷、刘彝《七经中义》170卷、项安世《家说》10卷、李舜臣《诸经讲义》7卷、黄榦《六经讲义》1卷；其讲明音义者，则有许奕《九经直音》9卷、《正讹》1卷、《诸经正典》10卷。
还有专门反驳王安石《三经新义》的专著。王安石“熙丰变法”，不仅改变国法政体，而且改变经义经说，撰《三经新义》作为士子标准课本。可是其书违背传统，穿凿傅会，搅乱人心，无异邪说詖行。靖康、建炎以来，朝廷对王氏“邪说”进行了清算，罢免王安石配享孔庙，推倒其坐像，改回科举之法，在太学中设置《春秋》博士弟子员，稍稍扭转了世风和士习。可是王氏的崇信者仍然很多，他们“合力诋沮，所以摇正道者万端”，因此杨时特撰《三经义辨》10卷，“辨王安石《书》《诗》《周礼》三经《义》之失”。又有王居正亦撰《三经辨学》38卷，吕祖谦撰《王氏行状》说：“其学根极六艺，深醇闳肆，以崇是辟非为任己。”居正少年时代即不为王氏说所倾，“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觉世迷”。杨时著《三经义辨》成，在毘陵出示居正，希望他能继续深入辨析。居正于是“愈益感厉，首尾十载，迄以成书”。其书含《毛诗辨学》20卷、《尚书辨学》13卷、《周礼辨学》5卷、《辨学外集》1卷。吕祖谦说：居正书与杨氏书一起藏在秘府，“二书相经纬，孔孟之本指始明，士皆回心向道，如水赴壑，天下遂不复宗王氏”。
此外，宋人受前代以图解经方法的启发，编撰了一批群经图解类著述。以图解经，形象生动，此类文献在历史上萌芽甚早，而最终成熟于宋。在汉则有严彭祖《春秋图》、郑玄《三礼图》，在魏则有卫协《诗图》、阮谌《三礼图》，在唐则有沈熊《易谱》、宋璟《无逸图》、杨嗣复等《毛诗草木虫鱼图》等，至北宋而益发光大。如聂崇义之《三礼图》、邓名世之《春秋谱》、刘牧及朱震之《易图》，皆其著者，惜皆轶而不存。南宋有杨甲《六经图》6卷、叶仲堪《六经图》7卷、俞言《六经图说》12卷、赵元辅《六经图》5卷，亦多不存，今唯“杨图”存焉。
为适应科举考试中“明经科”撰写“经义”文章的需要，宋人还编有《九经经旨策义》9卷（不知作者）；为解释经书中比较专门的疑难，王应麟撰有《六经天文编》6卷（解决天文问题）；为适应“四书学”普及的需要，陈应隆撰有《四书辑语》40卷等等。其中“图说”和“专题”两种体裁，对后世群经总义文献的产生，影响颇大。
由于道统之学的标榜，宋人颇重视学术渊源考察和儒林师道的重振。建炎年间，程俱卧病里中，“读西汉《儒林传》，观其师弟子授受之严，所谓源流派别皆可推考者，窃有感焉”；特别是有感于“浮屠氏自释迦文佛传心法，与夫讲解之宗，至于今将二千年，而源派谱谍如数一二”，甚至“下至医巫祝卜、百工之技，莫不有所师”。可反观“吾儒师承之道，乃今蔑焉，所谓学官师弟子，如适相遇于涂耳”，深加慨叹！认为这是造成儒者“事业之不竞，语言之不工，名节之不立”的原因所在。于是“以汉儒授经为图，以想见汉兴之风范”，撰成《汉儒授经图》1卷。同类著作，还有亡名氏《授经图》3卷；李焘《五经传授图》1卷等。
金元时期，群经总义沿袭宋人体例，在诸多体裁方面有新的制作。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此期群经总义50余部，另有四书文献76部。重要的群经总义有：王若虚《五经辨惑》2卷、赡思《五经思问》、张䇓《经说》《四经归极》、黄泽《六经辨释补注》《翼经罪言》《经学复古枢要》、杜本《四经表义》、陆正《七经补注》、熊朋来《五经说》7卷（又名《熊先生经说》）、胡炳文《五经会意》、李恕《五经旁注》6卷、马莹《五经大义》、汪逢辰《七经要义》、雷光霆《九经辑义》50卷、唐怀德《六经问答》、陈刚《五经问难》等；还有牟应龙《九经音考》、赵孟玉《九经音释》9卷，在经典的音注方面，亦延一脉。
特别是李恕《旁注》之书，取《易》《书》《诗》《论》《孟》五者，加以“旁注”，杨士奇说它“简明切当，便于学者”。又有何异孙《十一经问对》5卷，黄虞稷说，该书“设为经疑，以为科场发问对策之用”；杨士奇说他著书目的盖“为小学设”，“所谓《十一经》者，《书》《诗》《春秋》《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大学》《中庸》《孟子》，不及于《易》者，非小学所及也”。
金元儒者为便于崛起于北方大漠广野中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快速地掌握儒家经典，撰著了更多的经典精华摘要书籍。至元三年（1266），姚枢、窦默、王鹗、杨果、商挺共纂《五经要语》一书，凡分28类。皇庆年间，欧阳长孺亦纂《九经治要》10卷，张萱介绍其书“采《九经》之要，辑为一书，自君臣以至朋友，自治心以至治天下，分为六门，凡七百九十三章”。至正九年（1349），元顺帝为教育皇太子，特开办端本堂，命翰林学士李好文兼太子谕德，负责太子启蒙教育，好文遂“取史传及先儒论说，有关治体而协经旨者，加以所见，仿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例，为书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经训要义》”。此外，还有王所的《五经类编》25卷、周闻孙的《五经纂要》等。
元代还流传着一种无名氏的《六经图》，为李用初所藏，朱善作序说：“六经有图，其来已久，然兵变之后，古书存者十无一二，况于图乎？豫章李君用初家藏《六经图》甚古，予尝得借是图而观之。以天文，则中星有《尧典》《月令》之异同；以地理，则疆域有《禹贡》《春秋》之沿革；以人文，则仪礼之有详略、官制之有繁简；城郭、宫室、宗庙、井田、会同、军旅、冠昏、丧祭、衣裳、弁冕、旌旗、车辂、笾豆、簠簋、圭璋、琮璜，凡文质之有损益；以物理，则昆虫、草木、鸟兽、鱼鳖之细微，又于《诗》为特详。”可见，《六经图》对经典中的天文、地理以及名物制度，都绘有图画。序又说：“若《易》，则伏羲《先天》四图……文王《后天》方位，……《易》图之外，益之以扬子之《太玄》、司马之《潜虚》、邵子之《皇极经世》”云云。可见《六经图》不仅图绘六经，而且兼及《先天》《后天》《太玄》《潜虚》和《皇极经世书》等术数易学。
由于南宋“四书”体系的确立，元代通解《四书》的文献迅速激增，多达76种，特别是其中提纲、图说和类聚《四书》者，更具特色。其概述《四书》纲领者，则有胡一桂《四书提纲》、熊禾《四书标题》、刘彭寿《四书提要》、陈樵《四书本旨》；其以图解说《四书》者，则有林处薛《四书指掌图》、程复心《四书章图》22卷、吴大成《四书图》、林起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诸图》等；其以分类来纂集《四书》者，则有赵惪《四书笺义纂要》12卷、汪九成《四书类编》24卷等。
五、群经总义的丰富与繁荣——明清
明清时期是中国儒学文献最为繁盛的时期，此时儒家群经总义数量最多，种类也最繁。《千顷堂书目》于经部“经解类”著录明代群经总义128种（《明史·艺文志》删存43种）；《清史稿·艺文志》经部“群经总义”类著录166种、《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补录80种、《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又拾遗补阙567种，共计清代有813种群经总义，这些数据显然比从汉至宋元的总和还要多。这一方面是经学发展、治经范围不断扩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印刷术发达后文献易于传播和保存的结果。综观明清时期的群经总义，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当然是解释群经义例的文献继续攀升，内容也多种多样。由于风气所扇，明清之后又出现一大批力矫朱子之失，独标“心学”之帜的著作。如王恕《石渠意见》（正编2卷、《拾遗》1卷、《补缺》1卷），四库馆臣说：“其书大意以《五经》《四书》传注列在学官者（程传朱义等），于理或有未安，故以已意诠解。而笔记之间，亦有所发明可取者，而语无考证，纯以臆测。”王崇庆《五经心义》5卷，苏祐列其目五种：《易经议卦》《书经说略》《诗经衍义》《春秋断义》《礼记约蒙》，谓其“深体往哲之精，颇定后儒之惑”。此外，还有王守仁《五经臆说》46卷、吕柟《经说》10卷、丁奉《经传臆言》82卷、王世懋《经子臆解》1卷、徐常吉《遗经四解》4卷、陈禹谟《经言枝指》10卷等。
出于对宋儒义理说的反动，明代也出现专门讨论经书“本义”的群经著作。如明蒋悌生《五经蠡测》6卷，有《易》1卷、《书》1卷、《诗》3卷、《春秋》1卷，馆臣谓“其说《易》多斟酌《程传》《本义》之异同”，“其说《书》于蔡沈《集传》多所订正”，“其说《诗》谓小序固有纰缪，而朱子疾之太甚，于诸篇同异务持两家之平。在元、明之间，可谓屹然独立，无依门傍户之私”。又有杨慎《经说》8卷（一作6卷或14卷），江瀚谓“是说极为正大”，“好诋朱熹”，“为明人经说之翘楚”。
其次是承袭汉学传统，发明经书训诂、句读。陈深《十三经解诂》60卷，宗崇汉学，自谓：“吾取传合之乎经，而不得，而弗敢强也；吾又取宋儒合之乎汉，而不得，而弗敢强也。”邵宝《简端录》12卷：有《易》3卷、《书》2卷、《春秋》3卷、《礼记》1卷、《大学》《中庸》合1卷、《论语》《孟子》合1卷。明自中叶以还，诸儒时学趋向“良知”之说，日就虚无，而邵宝所主，仍“笃实不支”，恪守汉学途辙，凡读书有得，即题识简端，积久渐多，其门人王宗元钞合成帙，因以《简端》为名。四库馆臣谓：“虽步步趋趋，尚未为沈酣经窟，然马、郑、孔、贾之学，至明殆绝，研思古义者，二百七十年内稀若晨星。迨其中叶，狂禅澜倒，异说
腾，乃并宋儒义理之学，亦失其本旨。宝所札记，虽皆寥寥数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同类著作又有：朱睦㮮的《五经稽疑》6卷，其人以三、六、九日午前讲《易》《诗》《书》，午后讲《春秋》《礼记》，虽盛寒暑不辍，以其所得撰为是书，“其考证古义，尚时有可取”。
至清初，则有武億《经读考异》（正编8卷、补1卷、《句读叙述》2卷、补1卷），力标《礼记》“一年视离章辨志”之说，以为“学者先辨经读”，“诚小学之所先事”，于是集其教授清化时所辨群经句读，著为是书，说多可取。如谓《易·乾九三》“夕惕若厉无咎”，“近读皆以‘夕惕若’为句，‘厉’一读，‘无咎’一读”；经其“考汉唐旧读”，发现“并连‘夕惕若厉’为句”；又《尚书·冋命》“怵惕惟厉”，句式“与《易》句并同”，故以为“古读似可依”。又《禹贡》“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谓《史记·夏本纪》从“暨”字断句，今《尚书》孔传从“暨声教”断句；考《后汉书·杜笃传》“朔南暨声，诸夏是和”，荀悦《汉纪》亦云“北尽朔商，南暨声教”，“据此，则汉人已以‘暨声’连句，《孔传》读当有所据”云云。
此外，清钱东垣《十三经断句考》13卷，无名氏《考补》1卷（稿本），并属此类。还有王念孙《读书杂志》82卷、俞樾《群经平议》35卷，是依据汉学家法，辨析考订群书文字音义的名著，是清代汉学的代表作之一。念孙之子王引之也是清代著名汉学家，所著《经义述闻》32卷，乃其幼承庭训闻于乃父者，故曰《述闻》。其书辨经析义，胜义迭出，故盛行于近代。
其三，明代中叶，在心学兴起的同时，考据之学亦随之而萌芽。一代才子杨慎首开其端（著《丹铅录》系列）、梅鷟（辨《古文尚书》）、陈耀文（订正杨慎之说）、胡应麟（著《四部正讹》）、焦竑（《澹园集》《笔乘》）、陈第（《毛诗古音考》）、方以智（《通雅）等，相继弘扬；至顾炎武（《日知录》《音学五书》）而成熟；及乎清代乾嘉，乃达于极盛。在这一风气下，也产生出一批风格迥异于前的群经考据著作。明有王觉《五经四书明音》8卷，为辨别音读之作；王应电《经传正讹》1卷，据《说文解字》所载经书古文字形，订正流传各本的讹谬；陈士元《五经异文》11卷，因其“读《十三经注疏》，及秦、汉、晋、唐书所载经语，有与今文异者，辄私识之，辑十一卷”。
此外，还有周应宾《九经考异》12卷、《逸语》1卷；清人毛锡縯《四书五经文字考》11卷、陈鹤龄《四书五经字辨》5卷、又《十三经字辨》8卷、毕沅《经典文字辨正》5卷、钱大昕《经典文字考异》3卷、阮元《经籍籑诂》并《补遗》100卷、周春《十三经音略》12卷、黄本骥《四书字诂》78卷并检字1卷、《群经字诂》72卷并检字1卷、曾廷枚《群经字考》4卷、无名氏《群经读为读若音义》（《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张维屏《经字异同》48卷、刘宗向《五经难字》5卷、陶在璇《音义合璧》14卷、吴东发《群经字考》10卷、韩智泉《经韵音义便览》4卷、冯肩《经传字音考正》4卷、彭玉雯《十三经集字摹本》等等。至如蒋麒昌《五经文字偏旁考》3卷，则又考证经书在文字自古文篆籀到隶楷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偏旁讹变。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另外，清代群经总义文献，还有议及虚词，考及通假者。其论虚词者，则有王引之《经传释词》10卷，其书“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语助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得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吴昌莹《经词衍释》10卷，补续王书；孙经世《经传释词续编》2卷等。
其论通假者，则有严章福《经典通用考》14卷、钱坫《九经通假字考》7卷（稿本）、《十经文字通正书》14卷（专考《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10经中的通假字）。
清代，与经书文字考证相辅而行的是，群经校勘也因之大盛，其从版本学角度校正经典的，如阮元之《十三经注疏校勘记》245卷、孙诒让之《十三经注疏校记》，文字皆达数十百万之巨。
其四，清人研究经学十分深入，除论述各经义理、文字外，还对各类名物制度设立专题予以考证。如陈懋龄《经书算学天文考》、雷学淇《古经天象考》12卷、《图说》1卷，都是讨论经典中的天文历算问题的；王显文《群经宫室图考》3卷，则是考证经典中涉及的宫室问题。郭枟《经义类考》20卷，又对群经中的掌故分门别类进行考述。
此外，戴清《群经释地》、周翼高《群经地释》16卷，则是就群经中地理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臧庸《皇朝经解》，也属于考证性专题丛书，其中有《孔子年表》《七十子表》《孟子先见梁惠王考》《齐宣王取燕十城考三条》《孟子编年略》附《年表》等，对经典中圣贤人物的生平时序进行了考订。
自宋代以来，便流行以图解经的文献，此类文献图文并茂，形象直观，是解经读经的最佳助手。明代有胡宾《六经图全集》6卷、陈仁锡《六经图考》36卷、杨维休《五经宗图》20卷，清代有焦循《群经宫室图》2卷、毛应觌《经图汇考》3卷（分天文、祛异、地理、徵今、井田、计亩等类）等等。
其五，群经类编文献，在明清也得到更大发展。明代有杨芳联《群经类纂》34卷（分君臣、敬天、勤民、节财、用舍、学校、礼制、乐和、刑罚、征伐、谋断、父子、兄弟、夫妇、朋友15门，类聚群经之正文）；陆元辅《十三经注疏类抄》40卷（对于注疏之文，为之疏通裁断，部分族居，大而郊庙朝堂之制、礼器乐数之品章，以及一事一物，禽鱼草木之微，无不综以纲维，归之条例）；沈存珩《十三经文钞》50卷（自序谓“凡造化之所以
缊蕃变，王道之所以崇效卑法，天德之所以精义入神，经制之所以因革损益，酬酢之所以常变经权，人物之所以升降进退，衡别之所以得失异同，类族之所以典常秩序”等等，类聚群分，“于以穷天下之事理，而致天下之大用”，以为“圣功王事，讵有不备乎此”，不徒“以资经生之占毕”而已）。
清代则有何兆圣《十三经类语》14卷、周世樟《五经类编》28卷和秦伯龙、秦跃龙《五经类纂》16卷，分类皆极其细密。
其六，清代还有一种群经“集解”性质的文献，如赵贤《五经汇解》，多达270卷，其书以经文为经，以众说为纬；列经文为标目，然后取各家解说，以次系于其下。自顾炎武至张文虎凡141家、为书287种，有光绪十四年（1888）鸿文书石印本。其书因卷帙过大，刊刻不易，故先刻“五经”行世。
此外，还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30卷，按各经排列，辑录古经解义，凡唐以前之旧说，有片语单词可考者，悉著其目。阮元《经郛》，仿元人陶宗仪《说郛》例，陶书荟萃说部小道，而此书则荟萃经说大义。上自周秦，下迄隋唐，于汉魏以前之籍，搜采尤勤，凡涉经义，不遗一字。其辑录大例共有10端：探原本、钩微言、综大义、存古礼、存汉学、证传注、通互诠、辨剿说、正谬解、广异文，囊括古今，本末兼赅。
至于经学丛书类，明、清诸艺文志亦列入“群经类”，如明郝敬《九部经解》165卷、蔡中《六经注疏》43卷、顾梦麟《十一经通考》20卷、清纳兰成德《通志堂经解》、阮元《皇清经解》1408卷、王先谦《续皇清经解》1430卷，则又著录过滥，兹不取焉。
其七，明清的群经总义还包括经学源流类著作，这主要有五个系列：一是传经表：较有影响者，明朱睦㮮《授经图》20卷、清洪亮吉《传经表》1卷、附《通经表》1卷、汪大钧《传经表补正》13卷、附《经传建立博士表》1卷、周廷寀《儒林传经表》2卷。二是经学史系列，如周廷寀《西汉儒林传经义》2卷、赵继序《汉儒传经记》2卷、《列朝崇经记》1卷、江藩《汉学师承记》8卷、方东树《汉学商兑》3卷、康有为《新学伪经考》14卷、廖平《今古学考》2卷、皮锡瑞《经学历史》等。三是目录学系列：明人卜大有《经学要义》5卷（辑录前人经解著作的序跋文字。徐栻《序》有云：“辑秦汉以下诸儒之谭经者，昭揭篇章，剔釐渊薮，嘉惠后学”云云）、朱睦㮮《经序录》5卷（所录经解诸序，上自周汉，下讫元明）、穆相《五经集序》2卷、清朱彝尊《经义考》300卷等，其中以朱彝尊《经义考》一书卷帙最为繁夥、体例也最为完备。四是总结群经条例和治学方法者，如清皮锡瑞《经学通论》5卷、廖平《群经凡例》16卷、李滋然《群经纲纪考》16卷、孙乔年《七经读法》、江藩《经解入门》等。五是石经系列，如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13卷、严可均《唐石经校文》10卷、桂馥《历代石经略》2卷、冯登府《石经补考》12卷等。
近代学术界，在上述经学源流和经学概述类文献基础上，参以当代学术规范，发明了“群经通论”类著作，如唐文治《十三经提纲》、章太炎《经学入门》、龚道耕《经学通论》、蒋伯潜《十三经概论》、蒙文通《经学导言》及《经学抉源》、范文澜《群经概论》、周予同《群经概论》等，多达100余种，既是中国传统经学的总结，也成了经学走向现代史学的开端。
六、余论
“群经总义”只是一个大概念、大范围，它只表明某书是关于多部经典（而不是专门一经）的解释。它们的名称，有“五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群经”等称；它们的形式，有“经解”“经说”“经训”“问对”等。有的还不以经名，而用他称，如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章如愚《群书考索·经说》、陈埴《木钟集》、臧庸《拜经堂日记》、程瑶田《通艺录》等，就其内容而言，实乃群经解说。据朱彝尊《经义考》著录，两汉有群经总义11种，三国至六朝36种，隋唐五代25种，两宋103种，金元79种，明代149种；《清史稿》艺文志的正编、补编及拾遗三书，共著录清代群经文献813种。通计各代，共有“群经总义”文献1169种左右。
在古代目录书中，对此类文献的部居也极不一致。汉代的经师主于专经传授，群经类文献很少，即使如韩婴兼治《诗》《易》，其训故之书也是各经各自成编，不涉多经。宣帝时石渠议礼，其关于专经的分别组成各种专经《奏议》，而杂议五经的才编成《五经杂义》18篇。当时数量不多，无法单独立目；汉人有一种观点，以为《孝经》可以统摄“六经”，郑玄《六艺论》就说：“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于是《汉志》将“五经”通论文献也归入其中了。
经过后汉、三国以及南北朝的发展，通论五经和通释五经之书已经不少，仅阮孝绪《七录》和《隋志》所录已达38种。但是《隋志》作者认为：“《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孔子既叙‘六经’、讲于洙泗之上”时的言论，与通论通解六经的著作有相同性质，因此仍将讲五经传授和孔子事迹的《孔丛子》《孔子家语》《孔子正言》（梁武帝），通释五经词汇的《尔雅》和《释名》（刘熙）等，通注五经音读的《五经音》（徐邈）、《五经正名》（刘炫）等，通说五经的《白虎通》等，通辩五经异说义的《五经异义》等，通解五经礼制的《江都集礼》等，以及通说“五经”其他方面的文献，统统附录于《论语》类下。不过当时已经意识到此类文献的特殊性，因此作者在《论语》类《小序》中已经对此类文献有“五经总义”的名称了，这说明当时对“五经总义”文献意识的觉醒。
《旧唐志》始在经部第十类特设“经解”一目，后来诸家（如《宋史》）著录多因袭之。不过单从“经解”一词，还看不出此类文献的基本特征，因为“经解”一词既可以指五经，也可以指专经，它还不是一个“兼括诸经”或“通解群经”的专名。又加上《旧唐书》原有讹文，其《经籍志叙》讲经部分类时说：“九曰图纬，以纪六经谶候；十曰经解，以纪六经谶候；十一曰诂训，以纪六经谶候。”三个子目都是“纪六经谶候”，显然错误。后面二目应当是“六经总义”“六经训诂”的意思。惜其讹误，当时史家对此类图书的具体定义，已经不得而知矣。
《明史》有鉴于“经解”指向不明，故其经部第八改题“诸经类”，用以表明该类目录非指单经注解，而系多经之通说。但是“诸经”名称，世不习用，亦无典据。考刘勰《文心雕龙·正纬》有“商周以前图录频见，春秋之末群经方备”的说法，用“群经”一词概指“六经”以及“六经”影响下所产生的传记论说（如“七经”“九经”等），典而有据。于是朱彝尊撰《经义考》，即采纳刘勰意见，改题“群经”，借以矫正“经解”“诸经”的含混称法。但是如果单举“群经”一词，也还没有突出其通说通解诸经的实质，甚至还有可能误解成多部白文经书的汇刊，因此清初徐乾学辑刻《通志堂经解》，又将此类文献题名为“总经解”，稍微揭示出了“总聚诸经解说”的实质。
但是“总经解”一词含义仍然不明，是一书而总解群经呢，还是总辑诸经之解呢？如系前者，当然属于群经通释的文献；如系后者，则应当是经解丛书了！何焯点校《经解目录》（沈廷芳刻）中就明确指出“总经解”一词纯系杜撰；阎若璩《潜丘札记》卷六更说：“新刋《经解》，复阅一过……至‘总经解’三字，不通之至！”因此“总经解”一词未能约定俗成，为世遵用。
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时，注意到《隋志》虽附群经诸书于《论语》类后，又在《小序》缀有一语：“《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说明《隋志》编者已有书兼“五经”、文属“总义”的概念，并且已有“五经总义”的称呼。馆臣于是采用《隋志》的名义，将群经解说类文献称为“五经总义”。同时又将“校正文字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于此，解说群经的文献在目录书中才有了独立地位和正式名称，名之与实，两得其宜。
不过，“五经”概念毕竟表达的只是汉代经学的历史，随着儒家经典体系的扩大，特别是后世经学研究的深入，“五经”之后又有“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等概念和词语；儒者之通解通说诸经，或三经、五经，或七经、九经，或十一经，或十二经，或十三经，或五经加四书。“五经”一词显然不足以代表整个儒家经典范式转换的不同状况，“五经总义”一词也不能概括后世儒者撰著此类文献的实际内容。清人徐时栋就批评说：“此类中所载各书，往往论解多经，断非‘五经’二字可该，即由诸书命名观之，如刘敞《七经小传》、毛居正《六经正误》、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钱时《融堂四书管见》、何异孙《十一经问对》之属，各自明标数目，此岂能以‘五经’二字统之者乎？……况功令明以《论》《孟》《孝经》为专经，《三礼》皆《礼》，《三传》皆《春秋》，尚各谓之经，总称‘十三经’，又岂可以‘五经’二字统该之乎？然则宜立何名，曰语求近古、义求其安妥，则与其准唐人之《隋书·经籍志》，不如采梁人之《文心雕龙》，而以‘群经’为号也。”因此《清史稿·艺文志》即用“群经总义”一词来取代“五经总义”，可谓名尽其变、义称其情。
大致而言，关于群经的论述，先秦时期仅有片段语言论及“六经”，至西汉始有专篇文章讨论“六经”，迄乎东汉乃有专著评说“六经”。六朝以下，群经总义文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逐渐增多，两宋时期群经总义文献的各种形式基本定型，至于明清，群经总义文献乃达于极盛。群经总义文献的内容和功能也极不一致，有的概述群经的性质义例和大义微言，此类文献或可称之为“群经概论”或“群经通论”；有的又考证群经的章句训诂、故实名物、文字音义、版本讹谬，这类文献或可称之为“群经通考”；有的又撷录群经的格言妙语，对群经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地编录，这类文献或可称之为“群经语类”或“群经格言”。也有目录书将诸家经解的汇录归入“群经总义”文献，这类文献则称为“经学丛书”更为合适。总之“群经总义”文献产生很早，数量庞大，而且体例各别，内容多端，是研究经学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