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果导向的评价指标

单纯从政府的立场上看，有无决策失误和是否发生群体性事件两个方面属于“稳评”质量的直接效果。但是，想要展现“稳评”效果的社会性、全面性和参与性，仍需在上述指标里增加新的测量维度。本文从“稳评”对重大决策本身的影响力、对公众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三个大的维度进行操作化（见表2），对“稳评”的有效性评价、改变性评价和社会性评价进行逐一说明。

（一）“稳评”对决策本身的影响力指标

评价“稳评”的结果，首先应从它对重大决策本身的影响开始。测量该项经过“稳评”的决策是否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包括：决策方向、政策的回应情况、公众观点被采纳的情况以及“稳评”的成本收益估算四个维度。

1．对决策方向的影响程度

该指标需要对比“稳评”前后重大决策方向的变化情况。作为旨在加强决策合法性基础的政策行为，“稳评”应该为决策的指向提供重要依据。不同类型的重大决策，其政策指向有所区别，尤其是包含多种风险的重大项目决策更要注意决策方向的多元性。比如，原来的重大项目决策主要政策指向是经济可行性，经过“稳评”后发现，该设施周边居民希望能从该项目中获得更多收益，则应该改变决策方向，增加决策的社会效益指向。评价“稳评”对重大决策方向的影响情况，可从决策方向是否发生改变和改变的程度两个指标进行测量。决策方向改变又可分为根本性指向改变和决策方向增减两类。根本性方向改变是指“稳评”后停止决策或者单一指向的决策完全改变，如原有决策是完全市场化导向的，“稳评”后改为政府投资管理的公益导向。决策方向增减是指在“稳评”后，决策添加了新指向性或减少过多的不能完成的指向目标。至于决策方向的改变程度的测量则可以从没有改变、部分改变和完全改变来进行区分。

2．决策回应的程度

决策的回应程度是在决策方向变化的基础上的更进一步的评价，包括“稳评”后相关重大决策是否回应了利益相关者的关切与诉求、对决策的哪些层面进行了回应、回应手段的多样性和有效性等几个测量维度。就“稳评”后决策回应的层面来看，利益相关者比较关注决策实施后的安全问题、决策实施的风险分担与收益共享问题、决策实施后的安置补偿问题以及决策实施带来的环境和健康问题等内容，回应的层面分为公布、解释、防范和协作，对这些指标分别做有无和程度的测量。回应手段的维度，可以测量决策机构在“稳评”后采取了几种手段方式回应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哪些手段是常用的形式，公众对这些手段在反映关切、答疑解惑、风险防范指导和诉求实现等方面的满意度。

3．公众意见被采纳程度

公众意见被采纳情况的测量可以从是否被采纳、在哪个层面上被采纳、采纳的部门、未被采纳的比例以及是否对未被采纳的原因做出说明等几个维度着手操作化。公众意见被采纳的深度是其中比较关键的指标，主要是看公众在“稳评”中提出的建议是被当作一般性建议处理还是作为重要决策考虑方向进入重新决策议题的。被当作一般性建议处理则说明公众意见被采纳的层面较浅；而能纳入决策的议题加以讨论，则可以从公众的视角检验前面提及的决策方向改变和决策回应的程度等指标的真实性。通常情况下，采纳公众意见的政府部门级别越高，其建议被重视的程度越高，被吸纳进入决策考虑范围内的可能性越大。而统计公众意见总数和被采纳比例以及未被采纳比例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有关部门纳谏的水平，尤其是对未被采纳的建议是否给出了解释以及公众对此的满意度做出评价，更能反映出“稳评”影响力。

4．成本收益核算

由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稳评”也不例外。一次富有成效的“稳评”必定需要投入相当程度的人财物力。对“稳评”活动的成本计算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而收益则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形式。一旦涉及成本-收益核算，就不能回避指标的可测量性，通常的做法是用可度量的货币形式表示。采取该方式进行评价，则意味着接受“稳评”活动及其结果是可以被转化为货币量的假设。“稳评”的成本-收益核算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是对比“稳评”的实际投入和产出，计算那些可以量化为货币的指标（如人工和时间的单位换算）；二是对比“稳评”前后的成本-收益变化，这又要与其他决策评价体系相互配合（如经济评价、安全评价、环境评价），核算方法更为复杂，需要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另外，针对学界对政策产出定价问题的争议，再考虑到“稳评”作为政策服务工作而发挥作用的初衷，可以采用成本-绩效指标来测量。成本-绩效分析只需要将“稳评”的成本转化为货币形式，收益用产出本身的单位来表示。例如，可以比较政府花10万元在大众媒体上做广告宣传邻避设施的好处后的居民的上访率同政府花10万元举办面对面的“稳评”公众参与活动后的居民的上访率，即可计算出每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资源成本，并加以比较权衡。

（二）“稳评”对公众的影响力

首先明确公众的范围，可分为受决策影响的一般公众和受影响且直接参与“稳评”的公众两大类。“稳评”对公众影响力的评价指标设计需注意决策影响范围内的以一般公众为测评主体的指标和以特定公众为测量主体的指标的区别。

1．公众认知的改变程度

“稳评”后公众认知情况的改变大体包括以下几种：“稳评”活动开展前后公众对决策的知晓程度的变化，对政府决策目标的理解水平的变化，对决策的受益群体的判断的变化，对决策相对受损群体的判断的变化，对决策所蕴含的各类风险及程度的判断的变化，对风险防范措施的了解程度的变化，公众对自身相关权益（知情权、同意权、参与权、申诉、补偿等）的了解程度的变化。在测量指标的设计上，可采用主观报告和客观测度两种方式进行。主观报告是指直接询问公众上述认知的变化情况，公众回答“改变了或者没有改变”，这种方式简单易行，但信度和效度有待验证。客观指标测量认知改变程度，则需要用一些可标准化或经验化的问题，如在“稳评”前询问公众认为的某项决策的受益人群有哪些，“稳评”之后用同样的问题再次询问相同的被访对象，对比前后两次答案，寻找其中的变化。又如，“稳评”前询问公众对某拟建公共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防范措施（技防、人防、心防等措施）的了解程度，“稳评”后再次询问该问题，对比前后的变化，等等。以“稳评”作为介入变量，客观指标测量可以直观反映出“稳评”活动开展前后的实际影响，测量效度信度都有保证。

2．公众态度的改变程度

态度是个体对特定对象所持有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通常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个部分构成。由于前一个指标单独测量“稳评”后公众认知水平的变化，因此这部分态度指标主要测量认知成分中的赞成反对因素，可以通过比较公众在“稳评”前后对于决策的赞成（和反对）程度的变化来完成测量。公众情感层面的变化指标主要包含个体针对特定重大决策的情感体验，如喜欢与厌恶、尊重与轻视、同情与冷漠等，可在“稳评”前后分别测量然后比对其中的变化，以说明“稳评”的影响水平。行为意向方面，主要测量公众对于拟实施决策的行动反应或准备状态，可以对比“稳评”前后公众对决策的接纳程度的变化，或者对比公众因政策的强行通过而可能采取的行动意向等。

3．公众参与能力的改变程度

“稳评”不仅为决策机构提供信息参考，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巩固社会团结的基础。作为一个直接体验性评价指标，该评价维度主要面向实际参与过决策“稳评”的公众主体。公众参与能力的变化指标主要包括：公众参与意愿、信息获取能力、理性分析能力和共识达成能力四个维度。参与意愿指标可以测量“稳评”前后公众在特定公共事务上的主观能动性的改变情况，尤其是要对比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自觉性水平的改变。信息获取能力的评价要对比“稳评”前后公众为论证自己主张而有意识地搜集、保存、整理相关材料证据的能力变化。理性分析能力是公众参与水平提升与否的重要指标，可以着重对比公众在参与“稳评”活动前后对决策的核心内容（如决策的收益和风险）的理解力的变化，或者对比“稳评”前后公众在观点论证方面的技能（如思维方式、推断逻辑）的变化。评价“稳评”影响公众参与能力的第四个测量指标是共识达成能力，包括对比“稳评”前后公众在承认对方也有利益诉求的意愿及程度，平等对话的意愿及程度，相互妥协的意愿及程度。对于公众参与能力的改变的测量，同样可以采取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设计。主观方面可以直接询问公众在“稳评”前后某项指标的高低水平，如让被访者选择“自己与政府在决策目标上的利益共同点有多少”，对比“稳评”前后该问题的选择变化。客观指标则可以询问“公众搜集资料时信息渠道有哪些（如政府网站、官办传媒、民办传媒、自己收集、道听途说等）”，对比参与“稳评”前后这些选择的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稳评”的影响力。

（三）“稳评”对社会的影响力

从更为深层次的角度看，“稳评”的效果好不好关键在于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问题是否得到妥善解决。社会对某些重大决策不支持、不赞同和不参与都是表象，而根源是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对决策目标的价值认识各异，由此导致的社会分歧和冲突也就不易调和，这又促使本已脆弱的公共信任进一步断裂，使决策更加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故而，开展“稳评”正是试图从根本上找出上述困境的症结并加以妥善解决的有效措施。评价该“稳评”的效果，当然也就应该从其社会价值分歧的弥合、矛盾的化解和信任的恢复几个方面进行测量评价。

1．价值分歧的弥合程度

人们在决策上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源自内在的价值取向。价值体系是分层次的，最内核的部分是那些本体论判断和带有信仰属性的社会规范。无论是什么类型的重大决策，也无论是决策方还是受影响方都会有一些基本价值观，如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自然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自由重要还是安全第一、舒适为先还是健康为要，等等。在所有的政策领域，都会首先考虑这些价值取向，而且这些内核价值具有相当程度的先验性、终极性且一旦形成就非常难以改变。如果“稳评”前后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在此项价值上的趋同化水平，则可以极大地反映出“稳评”的社会影响力。价值体系的中观层面则是一些策略性的规范和信念，这类价值更贴近决策实际。比如，对政府角色的判断是“掌舵还是划桨”、什么是公共利益的解读、是环境保护还是发展经济、技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以及社会哪个群体的利益最为重要，等等都属于此类。类似的，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在“稳评”前后都对上述问题做出判断，然后比较其中的变化，以度量社会价值在策略层面所受到的影响水平。价值体系的表层是那些为实现内核而持有的工具性表述。例如，对于大多数决策，是倾向于高压实施还是诱导说服、是精英决定还是公众参与、是零和竞争还是双赢多赢，等等。通过对“稳评”前后社会各群体在工具价值层面的判断对比，借以发现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偏好是否因“稳评”而发生改变，特别是要归纳出各群体在价值上的趋同性程度，进而反映出“稳评”的社会影响力。

2．社会矛盾的化解程度

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某些重大决策没开展“稳评”而被激化或引爆，那么通过科学民主的“稳评”是否化解了社会矛盾并缓解了冲突呢？如果答案是确定的，则可以认为“稳评”取得了实效。评价社会矛盾的化解程度可以根据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进行反推，具体的矛盾表现越轻微，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则反映矛盾被化解的效果越明显。本文参照张海波、童星教授关于社会矛盾的观点，将社会矛盾化解的指标分为暴力手段的使用情况的变化、诉求反映的合理化程度、社会不满情绪疏解水平和集体性敌视减轻程度四个维度。暴力手段使用情况的评测，可以在“稳评”前后分别询问直接利益群体“当重大决策有可能损害他们权益的时候是否采取极端或暴力方式维权”等问题来测量，也可以通过对比“稳评”前后公众实际使用的维权手段的暴力程度（如说理、吵闹、谩骂、肢体冲突、人身伤害等）来判断其改变的情况。诉求的合理性指标方面，可以对比“稳评”前后利益相关者诉求的主要内容，区分哪些是现实可行的，哪些是“无理取闹”的，亦可比较“稳评”前后表达诉求的方法，如司法诉讼、理性信访、闹访、聚众围攻、自我伤害、造谣等。社会不满情绪的测量，主要测量社会相关群体对于重大决策背后所谓的“强势集团”的不满情绪的水平。具体指标包括：对比“稳评”前后人们因政府的决策行为而产生的社会挫败感和相对剥夺感的水平。若“稳评”后人们的挫败感、剥夺感有所疏解，则反映出“稳评”对社会矛盾的实际化解起了作用。集体性敌视是从更为集群性的层面上测量社会矛盾，它体现了社会不同集团的认同区隔情况。可以用某些主观评价指标来测度，如调查人们是否用“弱势群体”“社会底层”进行自我身份归类，并用“官商”“天朝”“党国”等词语隐喻党政机构，对比这些称谓在“稳评”前后的变化，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各阶层在文化心理上的疏离和敌视的变化程度。

3．公共信任的修复程度

公共信任是指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体系的系统性信任，主要表现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公共信任的修复一般发生在公共信任受损后，是公共机构单方或者政府公众双方共同努力让公共信任重新回到积极的状态的一项工作。多数因互不信任所引发的不合作与社会冲突如果能凭借“稳评”活动的顺利开展而得以减少，甚至公共信任恢复到积极水平，那将是“稳评”发挥效果的充分体现。考察公共信任的修复水平，可以从信任的构成要素入手进行操作化。公共信任包括公众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认知、公众与政府的社会关系定位以及公众对制度情景的评价三个维度。根据这一构成，本文将公共信任修复的测量也操作为公众对政府决策能力认知的改变状况、官民关系的定位变化情况和制度评价变化的程度三个指标。认知维度的测量是需要对比“稳评”前后，公众对政府合法决策能力的评价，公众对政府维护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能力的评价，公众对政府进行此项决策意图的合理的判断等内容。关系定位维度的测量，主要对比“稳评”前后，公众对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其代表程度的判断，对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合格程度的评价，对政府决策程序的合法性、依规性的评价等内容。制度情景维度的测量，可以比较“稳评”前后公众对政府重大决策规范的改善情况的评价。比如，询问公众对增加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制度设置的满意度，对未来政府再次失信行为的发生概率的预测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