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泥版文书和隧道挖掘

早在19世纪40年代，考古就已经不再限于发掘失落的文明了。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和尼尼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他的工作也受到阻碍，因为他无法解读亚述宫殿墙壁上那些华丽雕刻所附带的楔形文字铭文。这些强悍的君主发动了战争，围困了城市，并在他们宫殿的大门前竖起人面狮身像——但他们究竟是谁？这位年轻的发掘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他并不是古代语言专家，他需要有一个人能够读懂墙上的铭文和他从壕沟里挖出的泥片上面的细小文字。在他的第一本书《尼尼微及其遗迹》中，他以为尼姆鲁德就是古尼尼微；但那只是猜测，后来这一猜测被证明是错误的。

考察库扬季克土丘和尼姆鲁德的想法，一直在莱亚德脑海里盘旋。与此同时，亨利·罗林森，一位驻巴格达的英国外交官，也在想着这件事。亨利·克莱斯维克·罗林森（1810—1895）是一名出色的骑手、神枪手和有经验的语言学家。他十七岁时加入过印度军队的“孟买掷弹部队”，担任士官。罗林森努力学习了印地语、波斯语和其他多种语言。

1833年，罗林森到库尔德城镇克尔曼沙赫参加一项军事任务，其间骑马去看了贝希斯敦大岩石。波斯国王大流士（前550—前486）曾命人在贝希斯敦一片平滑光亮的岩石上刻下一幅巨大的浮雕，面积111平方米。在离地面90米以上的地方，雕刻了大流士获胜后将高马塔踩在脚下的巨大形象——高马塔在公元前522年曾与他竞争王位。岩石上的碑文采用三种文字——古波斯文、埃兰文（一种曾在伊朗东南部一带通行的语言）和巴比伦文记录了大流士的胜利。

像之前的其他人一样，罗林森意识到这个刻在石灰岩悬崖上、几乎无法接近的铭文，其重要性不亚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罗塞塔石碑”。用字母形式来表现的古波斯文字早在1802年就已经被破译，罗林森攀上峭壁，临摹了岩石上的古波斯文字。罗林森又搭起简易的脚手架，冒着生命危险，爬到悬崖的另一边临摹了岩石上的埃兰文字。

罗林森的军事任务很重，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解读文本。所以直到1843年他到巴格达从事外交工作之后，才正式开始他的研究。新的职位让他有时间去琢磨楔形文字，有机会精确地临摹贝希斯敦的文字。他还与其他试图解读楔形文字的人建立了联系，尤其是爱尔兰的乡村牧师爱德华·辛克斯和法德语言学家朱尔斯·奥波特。他们三人后来都成为破译楔形文字的功臣。

当罗林森在1847年第三次到贝希斯敦去临摹难以接近的巴比伦文碑文时，事情有了关键性的突破。一个像山羊一样灵活的库尔德年轻人帮助他完成了碑文的复制。年轻人把攀爬用的绳子固定在岩钉上，爬过石头的表面，他给自己装了一个简易的座椅，然后把湿纸覆在铭文上，纸张干了以，那些文字的印迹就留在了纸上。有了完整的铭文，罗林森得以用波斯语来解读巴比伦的碑文。

罗林森把这个研究扩展到莱亚德在库扬季克和尼尼微发现的碑文上。他审视着位于库扬季克的国王辛那赫里布宫殿墙壁上的浮雕，确定浮雕表现的是围攻和打下一座城市的场景：亚述大军在城墙外安营扎寨，士兵们攻破防御工事、艰难地前进。尽管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这座城市最终还是被攻破了。国王辛那赫里布正襟危坐，审判战败城市的居民，把他们贬为奴隶。

罗林森可以读出浮雕旁边的题词：“辛那赫里布，万能之王，亚述之王，端坐在宝座上，拉基士之战的战利品尽展现在其面前。”这是在当时极为轰动的考古发现，因为公元前700年拉基士受到围攻一事在《圣经》的《列王纪》（下）中被描述过的。

当这些雕刻品抵达大英博物馆时，伦敦人成群结队地前往参观。这些藏品至今仍在那里展出，很值得一看。由于当时英国的学校里还很重视传授跟《圣经》有关的内容，所有这些发现都引起了公众对考古学的浓厚兴趣。

罗林森还鼓励其他人——其中包括驻巴士拉的外交官J.E.泰勒——去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进行发掘。罗林森派他去探索一个可能在《圣经》中提到过的城市，包括附近的纳西里耶镇上的一些低丘地带——这些地方经常被幼发拉底河[8]淹没。泰勒竟然真的找到了一个刻有文字的陶质圆筒——通过这些文字，罗林森确定这个被当地人称为“穆喀雅”的地方，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迦勒底王国的吾珥遗址，此地与《创世记》中的亚伯拉罕有关（见第二十章）。与北方的城市相比，此时的挖掘方法并没有得到很大改进，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发掘者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他们仍然无法处理未经烧制、脆弱易碎的泥砖。

大英博物馆在1852年任命霍尔木兹·拉萨姆（1826—1910）为罗林森手下的发掘部主任。拉萨姆是个亚述人，在当地颇有些人脉，他也曾当过莱亚德的助手（见第四章）。拉萨姆野心勃勃，严酷无情，喜欢争吵。他一心想成为一个别人眼里的优秀考古学家，坚信有重大考古发现就意味着成功。当他在库扬季克恢复发掘的时候，触及到了一个被指定分给法国人负责的区域，于是他就在夜里偷偷地对这块区域进行挖掘，果然，他在挖隧道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块绘有亚述国王在战车上猎杀狮子的雕刻作品，这让他惊喜不已。进过持续发掘后，他们揭开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是一场皇家精心安排的捕猎狮子的场面，画面上还有欢呼的旁观者和垂死挣扎的母狮。就像表现围攻拉基士的雕刻一样，你现在还可以在大英博物馆近距离观赏这件雕刻作品。

不幸的是，拉萨姆在发掘该宫殿的时候非常仓促和草率，他当时只留下了该建筑的一些绘图。这些绘图是由一个熟练的画家威廉·布彻完成的。罗林森把雕刻部分分配给了法国和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法国人把这些雕刻分装进235个板条箱，试图送往巴黎的卢浮宫收藏。当时，他们的货物与送往柏林的板条箱一道被放在了羊皮筏上，顺流而下再进行托运。然而，在巴格达南部一带，寻机作案的部落成员袭击并掠夺了筏子，他们把板条箱丢进底格里斯河，还杀死了筏子上的几名船工。最终，法国人在尼尼微上游霍尔萨巴德发掘到的东西，只有两箱到达了巴黎。不幸中的万幸，那些珍贵的猎狮雕刻是单独运送的，它们安全抵达伦敦。

亨利·罗林森在1855年离开巴格达。后来他积极参与了和印度有关的事务，经常访问大英博物馆。那时，该馆已经决定不再赞助亚述的发掘，因为在伦敦已经有足够多亚述王的雕刻。当时适逢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之间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公众对文物的兴趣也逐渐减弱；只有少数学者还保持着热情，继续研究从美索不达米亚运来的莱亚德、拉萨姆和其他人发掘到的泥片，还有馆藏中那些从古董商那里购买来的、非法发掘到的文物。

拉萨姆在清理库扬季克狮子室的地板时，还发现了一大堆黏土片。他当时觉得这些泥版并不重要，便匆匆忙忙地把它们堆放在包装箱里。这可真是错得离谱！三年前，莱亚德曾在两个小房间里（见第四章）找到了亚述巴尼拔国王皇家图书馆的部分馆藏。而现在拉萨姆找到了图书馆的其他收藏——当时因为天花板坍塌，这些泥版掉落在了大厅的地上。馆藏包括国王的档案中关于战争的记录，也有行政和宗教文件。其中一块泥版还记录了国王命令各地官员在全国收集泥版的经过。一个半世纪后，人们仍在为破译来自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180,000片泥版而努力。来自这些泥版提供的信息，足以编纂一整本古亚述语词典。

亚述研究的重点从田野转移到了博物馆和图书馆。屈指可数的几位楔形文字学者翻阅着来自亚述巴尼拔国王皇家图书馆的泥版。他们在狭窄的研究室里工作，也无法从字典和文法书中得到帮助。这些人中有一个安静且害羞的雕刻学徒，他叫乔治·史密斯（1840—1876），他小时候读过罗林森的著作，由此开始痴迷于楔形文字。

1872年，史密斯已经完成了对泥版的分类，其中有一类是“神话”。他偶然发现半块泥版的上面提到山上的一艘船的信息，也提到有一只鸽子被人派去寻找一个能让人休憩的地方，并被要求找到后返回。史密斯立即意识到这是《创世记》中关于洪水的故事。每个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诺亚把动物聚集到自己的方舟上，于是在洪水滔天中幸存了下来，然后派出鸽子和乌鸦去寻找陆地。诺亚和他的方舟把人类从濒临毁灭中拯救出来。想到这儿，生性平静的史密斯当即激动地跳了起来，兴奋地在房间里跳来跳去。

1872年12月3日，乔治·史密斯在“《圣经》考古学会”上发表了演讲，这是当时一个关注发掘活动、以便帮助经文学习的组织。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也出席了会议。史密斯的演讲非常成功，他翻译出来的故事关键部分与《圣经》的记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史密斯推测，这些关键部分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神话传说，这个传说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城的一个国王，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600年，远远早于《圣经》出现的年代。吉尔伽美什为了能够长生不老，四处求索，然而未能如愿。

记录了有关洪水故事的泥版，似乎证明了《圣经》内容的真实性。《每日电讯报》因此向大英博物馆捐献了1000个基尼[9]的金币，资助他们再去尼尼微发掘，来填补故事中的空白部分——但前提是让史密斯来领导这次发掘。令人惊讶的是，在位于库扬季克的那些被莱亚德废弃的土堆中，只用了短短的一周时间，史密斯就找到了有关洪水暴发的最重要的17行文字。

才挖了一个月，史密斯就动身回家了。四个月后，大英博物馆又派他去继续探寻亚述皇家图书馆更多的收藏。在之后三个月内，史密斯找到了超过3000片的泥版，他主要靠依莱亚德在城墙边挖的隧道来发掘房间里的文物。有一阵子，他还雇了600个人来帮助挖掘。史密斯在1875年第三次发掘归来时，因胃部感染而不幸去世，这对大英博物馆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库扬季克的发掘工作在霍尔木兹·拉萨姆的带领下再次恢复。他的团队清理了宫殿的地板，找到了更多的泥版。在一个黏土圆柱上，刻了长达1300行的碑文，记录了亚述巴尼拔国王的南征北战。拉萨姆后来又转移到了巴比伦进行挖掘。但像莱亚德一样，他的挖掘方式太过原始，因而无法找到泥砖质地的宫墙。

他急匆匆地这里挖一锄，那里掘一镐，最后来到了阿布哈巴——一个从前被叫作西帕尔的古城。他发掘出了约170个房间，得到了多达7万片的泥版，其中有一块泥版描述了一个名叫那波尼德的巴比伦国王对考古很感兴趣，曾在前人的城市中进行过发掘的故事。当拉萨姆离开西帕尔返回英国时，古董商们一拥而上，引发了欧洲不同博物馆之间为了收藏楔形文字泥版而进行的不体面的争夺——这对人类历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莱亚德、拉萨姆和罗林森是考古学的开拓者。尤其可贵的是，在当地部落纷争、动乱的条件下，他们在遥远的地方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发掘。尽管这是一种粗放的考古学，没有任何周密的前瞻性规划，但就是这样的考古发掘，证实了《旧约》中提到的许多实，让古代城市有了明确的历史记录。在考古学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岁月里，许多考古学家既是发掘者，也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当时这个领域中的巨人。正是有了他们宽阔的肩膀，一代又一代的专业考古学家们才一次比一次站得更高。